爱华网批判胡适的“四条汉子”之罗尔纲
当批判胡适成为一种运动时，我们似乎也可以借助“更快、更远、更高”的标准，来考察一下这些“运动员”们。
反应神速、在第一时间就写出批判文章的，是周汝昌；扯得最远、最让人觉得莫名其妙的，是冯友兰；至于批判中站得最高的人，大概要算罗尔纲。这倒不是因为他的批判文章如何高屋建瓴，事实上这文章语言平和，批判起来也不疼不痒的。但是，由于他的特殊身份，这个一直对胡适佩服得五体投地、感激涕零的人，如今终于直起身来，站在胡适的上方，开始批判起自己的恩师。
漫天乱扯的文章，我们可以不关注——比如，冯友兰因美国和台湾妄图分裂祖国而更加痛恨胡适；又如候外庐批判胡适是混进“文化革命阵营中的大奸细”，像蒋介石一样想要篡夺“革命果实”。但是，对罗尔纲的批判文章，我们今天还是要加以分析，因为罗尔纲和胡适的关系实在太密切，毕竟他是胡适一生中最亲信的学生。所以，了解罗尔纲对胡适的态度，也可以让我们从一个反面来感受胡适——胡适如此器重罗尔纲，是不是看走眼、认错人了呢？如果说罗尔纲这个人就是胡适的一篇考证文章的话，那么这个乾嘉以后最大的考据大师是否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这个问题是残酷的。胡适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称罗尔纲为“我的朋友”，在私人信件中称罗尔纲为“尔纲弟”，那么这个朋友、兄弟兼学生的人，在后来的岁月里，是否为了自己的前途和利益，抛弃、背叛了胡适？对胡适来说，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出现重大的判断失误，又怎么让我们信服他的其他考证呢？
这样说似乎有点过分夸大和让人不堪，但是，在考察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有时就得如此分析：如果你身边都是卖友背师的人，都是踩着别人的身体一步步往上爬的人，那你又将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尴尬地位呢？
正是带着这种沉重的疑问，我小心翼翼地打开《胡适批判文集》的第二辑。在心里，我不愿意让我一向崇拜的胡适形象轰然倒塌，不愿意面对这个残酷的事实。还好，谢天谢地，我并没有面对所不愿意看见的东西。
在一堆充斥着“反革命”、“反动”、“腐朽”、“批判”字眼的标题中，我找到罗尔纲的文章，单从文字看，那是一个淳朴得无法让人相信的标题：《两个人生》。这篇批判文章混迹在一大堆充满政治性的漫骂文章里，实在显得有点另类甚至不伦不类。从文尾看，这篇文章写作于1955年1月，其时，批胡运动已经开展了较长时间，在这场“运动会”中，罗尔纲只算个中途入场者。
罗尔纲为什么在此刻匆匆赶来呢？是先前一直在暗自磨刀擦枪做准备活动，还是实在躲不过去不得已加入其中？由于缺乏更多的史料，我无法得出一个准确的判断，只能在此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文章内容来进行“大胆的假设”。
1955年1月，正是罗尔纲“春风得意马蹄疾”的好时光。那时，他已经是研究太平天国革命历史的权威，在南方各地办展览、鉴定革命文物，忙得不亦乐乎；在政治上，他不仅当选地方人大代表，还出任全国政协委员，对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颂扬，为他赢得了学术上的声誉和政治上的保险。所以，以他的身份，这次批胡运动大概是无法回避的。
不仅无法回避，而且还是个让人瞩目的“嘉宾”。要知道，在中国大陆，根本找不到第二个像罗尔纲那样和“苦主”胡适关系如此密切的人——让最被信任的学生罗尔纲批判作为学术界孔子（郭沫若语）的胡适，正如让以建立新儒学为己任的冯友兰出面批判古代的孔子一样，说服力是极为强大的。就这样，一直在场外转悠的罗尔纲，此时不由自主地走了进来——千呼万唤，舍你又其谁呢？
1949年后留在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中，和胡适最亲近的人，就是罗尔纲。他作为胡适喜爱的学生、工作中的助手以及孩子们的家庭教师，曾经长时间吃、住、生活在胡适的家里，如同一个亲密的家庭成员。另外，他写作的记录胡适言行、治学方法的《师们辱教记》（后来再版时胡适改名《师门五年记》），曾经十分流行，胡适到台湾后还印行此书作为礼品赠送他人。
慢慢腾腾走进会场的罗尔纲，还是犹抱琵琶半遮面，没有像其他人那样一上来就扣动扳机猛烈扫射。这点，从他的批判文章《两个人生》中就可以看得出来。与其说这是一篇批判文章，还不如说它是罗尔纲的个人检讨书。我觉得，这文章从各个方面都应得到重视，尽管它看起来像个应景的命题作文，但字里行间所抒发的却是罗尔纲内心的感受，所以也是研究胡适的一篇不可多得的文字。
文章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叙述自己在1949年以前所中的两个毒，第二部分则是谈自己解放后研究太平天国革命历史的心得体会。对比以1949年为界线的前后两个人生阶段，罗尔纲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前一段人生受胡适的影响，脱离了政治，结果前途暗淡；后一段人生则因为“参加了政治，就有光明照耀着前进”。
那么，在1949年以前，给罗尔纲下毒的，究竟是哪两个家伙呢？真是令人忍俊不禁和匪夷所思，第一个偷偷摸摸跑到他身边使毒的，竟然是庄周！“那时侯，我正徘徊在人生歧路上，”罗尔纲说，“我选读了一门庄子课程，这一部反动哲学，就首先把我拖到幻灭的泥坑中去。”
正当不幸的罗尔纲在泥坑中挣扎时，他又遇见了更倒霉的事：胡适来到他身旁，下了第二个毒。“庄子给我毒，就是使我感到虚无，成为行尸走肉”，罗尔纲说道，“胡适反动学术思想给我的毒，却是一言难尽”。
胡适贩卖的这让人“一言难尽”的毒，究竟都包含哪些成分？又都是些什么货色呢？嘟嘟囔囔的罗尔纲，只说出两个来：一是历史观，二是方法论。前者，胡适告诫他，写历史必须超越政治和阶级，要客观、不偏不倚。具体来说，就是写太平天国历史时，不能只说光明的一面，而要看到太平天国的黑暗面。“我受了他的欺骗”，罗尔纲老实地承认道。
后者，具体说就是考证的方法。在这方面，胡适一直主张“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关于这点，罗尔纲似乎也说不清楚究竟“毒”在何处，只是说“大胆假设”是唯心的，最后容易变成“大胆发挥”。他举例说，他自己在考证太平天国历法时，是先有了二十多条证据，才开始“大胆假设”的，言下之意，有可能胡适是在证据尚不充分的情况下，胆子就陡然大了起来。今天在我看来，这个毒也还算一般，充其量只是治学方法的不同而已。因为通常就是在证据不够的情形下，才需要假设。一旦证据多了，那就很容易得出结论，还假设什么呢？
这本是个不言而喻的问题，难道连胡适所看重的学生、长期研究历史的罗尔纲都不明白吗？显然不是，可他只好这么写，否则，还要批判胡适什么呢？胡适还有什么值得他罗尔纲批判的呢？把这个不算错误的“错误”拿出来胡批乱判一通，也正说明罗尔纲的无奈和不愿意面对批判的真实心态。
应该说，罗尔纲是个心思缜密的人，他很有可能是故意找些无关紧要的事来敷衍了事。我之所以这样“大胆的假设”，也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只有空穴来风，我们才能捕风捉影。若这被“捉”到的影子又正契合我们所考察的对象，那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在解释自己为什么能下得了手批判胡适时，罗尔纲这样为自己辩解：他是在看了胡适小儿子胡思杜要和胡适划清界线的文章后，才“豁然开朗”：既然儿子都可以批判老子，我这个做学生的，又有什么不能批判老师呢？
这段貌似合情合理的话，说得十分微妙，很值得玩味。
首先，我们可以解读出：罗尔纲自认向胡思杜学习批判胡适是错误的。罗尔纲在《胡适琐记》里记录了一个小故事：某天胡适夫人江冬秀和儿子外出，碰见有家办丧事的出殡队伍阻碍了交通，那小孩就对母亲说：将来你死了，我一定不这样办。江冬秀十分生气，回家就对罗尔纲抱怨。罗尔纲当即表示，小孩子这样跟母亲说话是不对的，自己要去批评教育他。在这里可以看出，罗尔纲显然是反对子女说长辈不好的。那么，后来胡思杜批判父亲的言论，罗尔纲按理也应该去反驳、教育才是，怎么能跟着当年的学生学坏呢？
其次，罗尔纲找的这个批胡理由，还反映出他那五味杂陈的心态。我们知道，父子可以反目，但是，那天然的关系总还是切不断的——罗尔纲是不是想借这个理由来说明，虽然学生批判了老师，但师生间的感情是永远无法割舍的呢？
还有一点，罗尔纲是个读书人，他要给自己批判老师找个正当借口，完全可以更加冠冕堂皇。比如，梁启超看不惯康有为的做法，就有了著名的“谢本师”；章太炎不同意俞樾的那一套，也有一个“谢本师”。那么，以此来看，若是罗尔纲真的要和胡适割袍断义，他大概不会想不到这个故事吧。
当然，这些都是揣测之词，虽未必符合特定时代特定人物的真实想法，但多少对我们理解罗尔纲在批胡运动时的复杂心情有所帮助。人心虽然有顽固、不可动摇的成分积淀在深处，但终究是现实的折射，不可能不受现实的改造。拿罗尔纲来说，他在1949年后所进行的工作，无疑是和胡适的教导背道而驰的，他不仅违背了胡适的教诲，而且，还享受着这“背叛”所带来的政治待遇。这些，我想，对他内心深处长存的感恩之情，不会一点影响都没有。
在文章里，罗尔纲大多数笔墨都在检讨自己的错误，即在解放前研究太平天国史时，“没能从原则上提到太平天国的革命是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革命”。罗尔纲认为，这是胡适对他的毒害，是胡适让他既要看见太平天国光明的一面、也要看到其阴暗面所造成的。
在这里，我们暂且不去探讨太平天国的“反封建、反侵略”的革命性质；也不去分析胡适所提出的写作历史要作到不偏不倚的观点。对这些，我想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会有一个越来越清晰的普遍性结论。我们所要关注的是，罗尔纲是否真的与胡适分道扬镳，以及在此后的岁月里，罗尔纲是否完全走出胡适的影响，并在学术上超越他的老师。因为罗尔纲日后的发展、成就，直接关系到胡适的知人之明。
1930年，中国公学学生罗尔纲面临着毕业后的去向问题，他和吴晗一样，也提笔给校长胡适写了封，请求帮助。
那年6月，罗尔纲搬到胡适家中，正式成为他的助手和家庭教师，开始了长达五年的亲炙受教生涯。在这段时间里，胡适所教给他的，用罗尔纲自己的话说，是让他终身受用的“不苟且”，即一丝不苟、谨慎勤敏的治学精神。回顾起那段日子，罗尔纲饱含深情地说：“师恩如春阳，我好比一株饱受春阳煦育的小草，怎叫我说得出自己的感情呢？”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辉”？可以看出，只比胡适小十岁的罗尔纲，是把胡适当作再生父母来看待的。所以，当后来胡思杜开始批判父亲后，罗尔纲也就毫不顾忌地跟进，道理似乎很简单：反正都是儿子，亲生的可以批，不是亲生的，怎么不可以呢？
在生活中，胡适对待罗尔纲，也的确令人感动。有一次罗尔纲从广西到北京来，因为不知确切火车时间，胡适竟然连续两天跑到火车站去迎接，就在罗尔纲到达的当天，胡适还在打电话问车站具体的车次。这份情感，就是放在60年后的今天，为人父母者所能做到的，也不过如此吧。对那种能够穿越时空的情感，我们有理由表达由衷的敬意。
在学术上，胡适的训练也让罗尔纲刻骨铭心。胡适是公认的开风气的考据大师，许多学术史的无头公案都由胡适发端而至脉络清晰，如《红楼梦》、《水浒传》和《六祖坛经》作者的考证，以及对《醒世姻缘传》的研究，这些学术活动都给罗尔纲极大的启发，因而，他开始从事学术活动，也是在胡适直接指导下，从考证入手的。
罗尔纲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清代文人好利风气的由来”，胡适对此文给予严厉的批评。胡适认为，什么才算“好利”，清代文人是否普遍地形成此种风气，都是有争议性的，这个论题的提出，显然有先入为主之嫌，是不严谨的。此事让罗尔纲深刻地认识到，治史者可以做大胆的假设，但是决不能做无根据的概括性论断。
罗尔纲的学术生命十分漫长。1949年后，还延续50多年的时间。半个世纪以来，罗尔纲一直作为最权威的太平天国历史专家受到世人尊重，他的煌煌巨著《太平天国史》更是这一领域最全面、最重要的著作。可以说，罗尔纲的名字，是与太平天国历史研究密不可分的。
那么，罗尔纲在这一领域的成就，是否完全脱离了胡适的影响呢？用罗尔纲自己的观点来看，这是毫无疑问的，在这条道路上，他完全背离了胡适当初给他树立的指路牌，走到了截然不同的方向。比如，他在《两个人生》里说“历史乃是阶级斗争的科学”，太平天国革命是“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革命”，这个立论前提就注定他只能写作太平天国光明的一面，而不去关注那些负面内容，显然，这就直接背弃了胡适要他客观考察历史事件的原则。
谷霁光在《太平天国史》所写的序言中，有一段话很能说明问题：“肯定还是否定这次农民阶级斗争的性质，实质上是肯定还是否定近代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问题，也是肯定还是否定近百年中国民族民革命的问题。罗尔纲同志对太平天国史研究所作出的贡献，不仅是学术上的，而且是政治上的。”
在今天，我们已经认识到太平天国的历史有可能被人为地、有目的地夸大、神化，无可讳言，在这个过程中出力最大的，就是罗尔纲。我们回过头去看看，罗尔纲在研究太平天国历史的过程中，是否重蹈了当年胡适所批评的“概括性论断”的覆辙？“太平天国的反封建反侵略”与“清代文人的好利风气”，在议题上，难道性质不是一样的吗？
胡适曾经告戒罗尔纲：“文字不可轻做，太轻易了，容易流为‘滑’，流为‘苟且’。”对罗尔纲厚厚的四大本《太平天国史》，也许我们无法说这是“浮华”和“苟且”之作，因为里面毕竟有大量史料的整理、史实的订正和史事的发端，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部耗费罗尔纲毕生精力的研究成果，其实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白话文学史”一样，都是半卷著作，它所缺乏的半卷是显而易见的，即太平天国运动的另一面。
除了研究太平天国，罗尔纲还一直进行《水浒传》的考订工作。胡适是《水浒传》版本、作者研究的开拓者和先行者，具有“开风气”的领先地位，罗尔纲自然近水楼台先得月，直接继承并发展了胡适的研究成果。1991年，罗尔纲考订的《水浒传原本》面市，让人感兴趣的是，他竟然公开宣称，其《水浒传》研究，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学术成果。这不免让人好奇，这个和太平天国研究划上等号的人，不是在公然否定自己的光荣历史吗？一部小说的重要性，难道超过那“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革命？
不管怎样想，罗尔纲本人坚持认为自己最大的学术贡献，是搞清楚了《水浒传》的最初版本，即七十回本。这真的是有点突如其来和意想不到，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的宣传者，竟然在晚年又重新回到故纸堆，做起了铅黄校雠的学究营生。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们应该相信罗尔纲的话，他把《水浒传》的版本排到太平天国前面，是他真实的反省和认识。从他的这个认知里，我仿佛又看到墓木已拱的胡适，他那祥和但一丝不苟的目光，正注视着已是风烛残年的罗尔纲。
回归到《水浒传》的罗尔纲，其实也就是重新站到胡适的桌前。白发苍苍的老学生，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又回来了，这一次，胡适会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审视自己的成果呢？
胡适已走，哲人其萎。但我可以想见，若胡适地下有知，一定还会再度批评罗尔纲。
对罗尔纲而言，这是无法避免的难堪。“骓不逝兮奈若何？”在罗尔纲心中，始终有一匹跟着老主人不愿离开的马，这“马”的名字叫“反封建”，它一心一意要干的事，就是进行“农民革命”。罗尔纲把《水浒传》也定义为一部反封建、反压迫的作品，“是一部热烈歌颂农民起义，反抗官府到底的小说”。显然，在这里，政治因素先行的意味还是很强的。
今天我们纵观罗尔纲一生的两大研究重点：太平天国和《水浒传》，可以发现，他其实只是在炮制同一个标签——农民革命。是不是贴上这个标签，就永远地具备了免疫功能，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去他1949年以前所中的毒？
罗尔纲为什么如此钟爱“农民革命”这个标签呢？我们还得从他自身因素去找原因。
大约还是上中学的时候，我就知道罗尔纲这个人。在一本叫做“治学集”之类的书里，有罗尔纲写的自转性文章，大意是介绍自己如何开展太平天国历史研究工作的。那文章很奇特，说自己大学毕业后，去帮人家做抄写工作，然后这人家就指导他开展研究工作。文章中左一个“这人家”，右一个“这人家”，当时我就想，这既好心又博学的人家，究竟是谁呢？后来，又看到他写的《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才知道原来“这人家”就是胡适。
除了对“这人家”颇感好奇，我还对罗尔纲的哭印象深刻——总觉得这是个小心谨慎、内心柔弱的人。比如，在他写的纪念好友、同学吴晗的文章里，说见到吴晗的妹妹，忍不住流泪，见三面哭三次；在另一篇文章里，他说在家乡见到解放军入城，也激动地流下热泪；此外，在阅读自己所写的《师门五年记》时，也流下“感激的泪”；在胡适差点遭到国民党阻击后午宴上，想到自己差点陪着胡适一起丧生，觉得对不起母亲，也流下伤心的泪水。
以罗尔纲如此敏感的神经，他在那些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中所受到的刺激，是可以想见的。想到这些，我们对他一直牢牢贴着“农民革命”标签的举动，也就不难理解了。
胡适是《水浒传》研究的开山祖师，设想一下，他若见到弟子所呈上的带着标签的研究成果，会怎样来批评罗尔纲呢？胡适是个宽厚的人，他也许会轻描淡写地问罗尔纲几个问题，比如啸傲山林的好汉，是怎么反封建的呢？绿林兄弟间的生死义气，算不算“封建”意识呢？排定座次的一百零八个好汉，有几个是先前是在家务农的本分农民呢，这些，罗尔纲回答得上来吗？
在《太平天国史》的自序中，罗尔纲写道：“新中国成立后，党教育我，栽培我，给我研究太平天国史以最适合的环境和最好的条件，使我得尽我所能，做我力所能做的工作。党给我的恩德，是终生感戴不尽的。”也许正是处于这样感恩的心，罗尔纲才不厌其烦地一再高高举起他的“农民革命”标签。
不过，无论如何，罗尔纲的通用标签，也隐隐约约地告诉我们另外一个事实：即他的一生都还是生活在胡适当年所给他的“毒”中，这个毒恐怕他无法彻底除去，不是这样的话，为什么至死还牢牢贴着那些标签以求自保呢？再者，于人生暮年回归《水浒传》研究的罗尔纲，也清楚地表明，他的老迈之躯，其实又已回归到胡适的身旁，他犹如一支带着橡皮筋的箭，射得再远，也甩不开身后的起点，而且，最终还是回到原来的地方。
他用了近50年的岁月，证明当初那场批判胡适思想运动，是徒劳无益的。
身在台湾的胡适，也没有“置身事外”，他一直在关注着罗尔纲。罗尔纲的批判文章发表后，他表示自己不相信那是罗的真心话，还把罗尔纲早年写的《师门五年记》当作礼品赠送给朋友。这个举动也表明，胡适坚信自己没有看错人，他始终认为罗尔纲是个值得信赖的学生。
1962年2月24日18时35分，胡适与世长辞。就在那天的中午，在午饭的时候，他还张罗着要把《师门五年记》送给吴健雄等人。可以说，在胡适生命的最后时刻，罗尔纲还在他的身边。
罗尔纲是否对得起胡适如此的厚爱呢？判断不好随意妄下，我只能说，罗尔纲最后还是以自己的行动证明自己一直是胡适的学生，至于这学生后半生的学术成果如何，为什么没能达到老师对他的期望，为什么没能比老师更有创建性，那就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不幸，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了。
写作参考：
1.《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罗尔纲著，三联书店1995年5月第一版
2.《困学集》，罗尔纲著，中华书局1986年4月第一版
3.《太平天国史迹调查集》，罗尔纲著，三联书店1958年5月第一版
4.《太平天国史》，罗尔纲著，2000年11月第一版
5.《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胡颂平著，新星出版社2006年10月第一版
6.《胡适传》，白吉庵著，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一版
7.《胡适思想批判》第二辑，三联书店1955年1月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