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国势与权谋：重评1592—1598年三国战争史中的沈惟敬
靳 大成（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提要：
四百二十年前，日本丰臣秀吉政权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史称壬辰倭乱，致使明王朝也被迫卷入，三国两方，历时八年，上演了一场国际舞台上的“三国演义”。是封、贡，议和，还是以武力驱逐倭寇、还复河山？八年中三国两方的交涉关系非常复杂。战场之外，谈判桌上与敌方的攻防交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对比，还涉及各方不同的利益关系与历史认知。在近代以前的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之内，国际政治、军事斗争是否还存在着个人权谋与政治交往的空间与不同的历史可能性？在政治斗争中不同势力集团的利益差异在起什么作用？历史的合力最终如何制约了复杂历史过程中个人的作用？道义（国势）与权谋是否处于同一历史的天平？这一系列的问题，直接关系到对沈惟敬这个非常奇特的人物的认识与评价。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历史文书中的不同人物、立场、利益需求和政治意愿，来重新分析他们对沈惟敬的不同评价，尽可能客观地解释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中出现沈惟敬现象的历史根由。
忠州是古代朝鲜王国的中原地区，屏卫京师汉城，有鸟岭天险，是朝鲜王京南方的战略要地。在“壬辰倭乱”发生四百二十年之际，来到这里和朋友们相会，纪念这个四百二十年前影响中、韩、日三国历史关系的重大的历史事件，心中充满感慨。在这个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时候，我想从一个特殊的人物谈起，重温那段惊涛骇浪般的历史。深入参与了这个历史事件的几个明朝重要人物，事后都没有得到客观地记述和真正的理解。象宋应昌，这位当时最为重要的政略家，战争第二年遭到批评而回国，以后退出官场，默默耕读于乡，死后甚至没有进入明史列传。而沈惟敬，这个重现了两千年前战国时期处士横议风气的平民外交家，为恢复朝鲜失地做出了重要贡献，却生前不得各方认可，落了个被污告而入罪的结局，死后也没有人再说他一句好话。这种情况，何以出现？
一
根据明史，明实录“万历实录”，李朝实录“宣祖实录”以及相关的文集，包括后来晚出的清史稿，清人文集，沈惟敬，这个人物，几乎是一个历史反面人物，奸诈小人，史上直接用所谓“江淅无赖”称之。不仅朝鲜李氏王朝的重臣们视之为恶人，将国家覆亡割让土地的罪责推诿给他，指他通敌，而且日军加藤清正集团也对他极不信任，进行了离间、挑拨的阴谋，明朝的武将和文臣，从经略宋应昌到总兵李如松，对之都取一个贬低、损挹、怀疑、利用的态度。明朝兵部尚书石星虽然假之以所谓“游击将军”的名号，但在明军中从上到下没有人真正看得起他，只是非常实用主义地利用他，最后，他的结局非常悲惨，死于明王朝的罪罚中。不仅如此，就连当代的文史学者，也往往非批判地沿续着这种看法，比如，2012年1月中国大陆最新出版的历史演义小说《帝国最后的荣耀——大明1592抗日援朝》一书，仍然沿用这些流行的评价，把沈惟敬说成一个闯江湖卖假药的骗子，一个大言炎炎的无赖之人。
对于这个颇具争议的人物，虽然见仁见智，评价各有不同，但如果我们仔细翻检当时的史料，重新回顾当时的战争形势与历史条件，会发现沈惟敬的出场，不但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而且历史上有关他的记述，留下了诸多疑点和误解。重新分析有关沈惟敬这个人物的史料，历史会给我们呈现出另外一道风景。
沈惟敬的出场，是在朝鲜三都尽失，二王子被执，王室已退居义州，而明朝援军先锋祖承训部失利的非常严重的时刻。事实上，在日军先锋小西行长接近并最后占领平壤城以后，曾先后三次与朝鲜国王通信要求谈判，并在大同江上与朝鲜重臣李德馨有过不止一次正式的接触。而此时明朝兵部虽然已经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调拨、集结军队，准备出援朝鲜，但各部路途遥远，连主帅李如松还远在宁厦作战，根本不可能马上大规模地成军。因此，从兵部的战略安排来看，非常需要一个战略缓冲的阶段，以阻止日军前进的势头；同时最好能稳定住朝鲜国王李昖，打消他企图内附的意图。因为任何稍有政治、军事判断力的人都明白，此时此刻，如果朝鲜国王李昖真的内附，大明王朝如果真的接纳了他，哪怕他不住在北京，只是在凤凰城安居，这个决定对仍在朝鲜各地自发抵抗的义军、僧兵，甚至包括李舜臣所部的水军，对朝鲜人民，在政治上的打击实在太大了，会非常严重地影响朝鲜国内军民反抗的士气和决心。那将是灾难性的历史结果。从客观情势和政略安排各方面的需要来看，如果能有一个战略缓冲时间，对于明朝出兵援朝，朝鲜恢复元气、组织抵抗，缓解三京俱堕、八道瓦解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精神冲击，会有实际的助益。
这就是兵部尚书石星之所以临时授予这个起身于民间的布衣老翁（沈惟敬此时已六十岁了）以所谓神机营游击将军的虚衔命其入朝的真正原因。不论沈惟敬以什么渠道争得了石星的信任，在面对这样一个突发事件而毫无准备之时，遍观国内，无人真正了解日本这个敌国，廷议纷纷，徒逞口舌，满朝文武举棋不定之时，有人以一介平民的身份自告奋勇，主动出来承担与敌方沟通、侦讯、折冲的重任，甘愿冒此风险，以性命相托来完成使臣之命，石星没有理由拒绝，更没有理由不允许其一试。
有关沈氏的出身和早年经历，史上留下的材料并不多。我们且不论他在进入朝鲜之前的经历如何，仅从他进入朝鲜开始与朝鲜王室接触，与日军小西行长接触，最后以副使身份前往日本与丰臣秀吉会面谈判的的历史后果来做分析和判断，才是客观的，合情理的。这方面，明实录，李朝实录，柳成龙的《惩毖录》中的记载是最基本的史料。对这些基本的史料，我们应该采取批判的态度给予历史主义的客观分析。
李朝实录中记录的有关李朝君臣的对话，充分展示了对沈惟敬的不信任。勿庸讳言，就李氏王朝的利益出发，最好是希望“天朝”即大明王朝出兵，以武力尽快把倭寇赶出朝鲜半岛，恢复原来完整的疆域，为最大利益。李氏王朝统治阶层的腐败无能，不到两月丧失大半国土，仅组织了几次无效抵抗就土崩瓦解，内不能动员人民组织有效反抗，外不能对日本侵略军给予顽强的反击，一心只顾自己身家性命，急于“内附”，同时在对明的外交申援活动中，也不能有效说明敌情，解释事件来由，说明真实情况，提出具体建议。除了效楚囚哭秦庭的办法之外，再无别的作为。
李朝王室与重臣对沈惟敬的怀疑，不满，憎恨，均来源于与敌和谈这一行动。他们不懂得军事与政治斗争中，“和谈”与军事打击一样，也是与敌作战的一个重要方式。
“和谈”与“打仗”，是斗争的两个方式。遍观世界军事史，谈和打，相互交替，都是为了完成总的战略目的。打了谈，谈了打，甚至边谈边打，都是根据实际斗争的需要而展开的，并没有哪一种形式高下之分。首先，由于沈惟敬的出场，战线稳定在平壤一线，双方约定五十天内，日军不得越城西十里一步，朝鲜军也不靠近平壤城袭扰，双方保持一个暂时的停战状态，等待进一步的政治、外交斡旋。从历史后果来看，这有利于明朝与李朝下一步的军事行动计划，赢得了将近两个月的战略缓冲期。不仅明朝的军事动员得以完成，而且为李朝站稳脚跟，恢复和组织有效的对峙与反击，争取了时间。沈惟敬与小西行长的谈判与个人交往，构成了某种“信任”关系。这在李氏王朝来看，感觉是不愉快的，不可信的，厌恶的，有通敌之嫌；这是因为他们的政治与战略短视，狭隘的自身利益，使他们既不能从战争的惨痛中总结教训，改进社会组织与军事准备，动员民众，更不能稍微超脱历史当事者惨痛的经验和意识形态，只从空洞的“道义”而不能从实际情况来冷静、客观地分析看待沈惟敬的和谈活动的实际效果。
对于明王朝来说，这场突然爆发的远在国外的战争，威胁到了自身的战略安全，破坏了几百年的东部的战略秩序。朝鲜王朝在明王朝的外交体系中，居各国之首。相互往来最密切，外交礼遇也最高。滨下武志所分析的这个朝贡册封体系，维系了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进而东边的日本、琉球等国，相互之间的安全与贸易、交通的完整体系。现在，由于日本丰臣秀吉政权的侵略野心，这一秩序被打破，进而威胁到京师和东部沿海的安全形势。几十年前东南沿海一带遭受倭寇的侵扰，烽火硝烟数十年，言犹在耳。由于那时的倭寇是地方性的，具有海盗性的集团，尚且给中国大陆东南沿海一带造成了很长时期的困扰，现在，面对着日本有组织的国家军事行为，属国惨遭厄运的危机面前，明朝中央政府在经过了反复争论之后，终于意识到必须出兵援朝，帮助朝鲜王国恢复原来的版图，这将是双方共同的战备利益所在。
明朝的战略目的在于，恢复朝鲜王国原有的地位，保持原有的朝贡体系不变。而由于几十年前倭寇侵扰东南沿海的经历，如果能够通过外交谈判达到退敌的目的，避免在军事行动中蒙受国力的损失，是最理想的。所谓的“许封不许贡”，其真正的战略意图即在于此，也就是说，恢复原来的朝鲜半岛的形势，日本势力从半岛退出，许“封”意谓着还原旧有的和平的国际秩序；“不许贡”，意味着日本国所处的地位，仍先原先一样，低于朝鲜王国，并且并不和中国发生实际贸易往来。因为，几十年前倭寇扰乱东南沿海的经验证明，这不是一个可以和朝鲜同样对待的“贸易伙伴”。
日本战前的有组织动员，针国朝鲜王国的八道分别经营，事先的使节往还，一路所向披靡。但日军内部，小西行长一派，与加藤清正一派，双方之间存在相当严重的矛盾。这是日本地方大名之间的权力斗争，也是丰臣集团内部斗争的表现。事实上，丰臣秀吉战前在给朝鲜国王的信中所谓“一超直入大明”，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战略讹诈，希望给对方施加压力，达到双方结合为战略同盟的目的。为解决日本内部的社会矛盾，为转移各地大名之间的利益冲突，把战争引向朝鲜，包括朝鲜背后的大明，这只是一个相当虚幻的，模糊不清的臆想。为了解决眼下的具体矛盾和冲突，不得不把各地大名的实力引向海外，用未来虚幻的美景，转移人们对当下的实际困难的注意力。小西行长显然与丰臣秀吉不同，他比较了解朝鲜的实际情况，由于和明朝贸易的前景诱人，加上与他关系密切的对马岛主宗义智部长期与朝鲜的交往，事实上他更希望和朝鲜王国与大明国建立一种新的贸易关系，从中获取利益。战争总是有风险有代价的，如果能够通过和谈来达成这个战略意图，日本西部与朝鲜和明王朝的贸易关系一旦建立，这里边会有巨大的实惠。这也就是为什么小西行长部一到汉江、大同江即开始寻求和朝鲜王朝对话谈判的原因。与丰臣秀吉面对复杂的国内矛盾，声言占领朝鲜，进而统治中国的夸大其辞相比，军事上的一时顺利得手，并没有让他这个比较了解朝鲜情况的人头脑发热，他的目的要具体和实际得多。因此，最先发出和谈要求的，不是李朝，不是明朝，而是小西行长。因为这更加符合他的利益，他在同明、朝鲜的贸易中，看到了巨大的商机和实惠。
李朝统治阶层的偏狭在于，他们不但承平日久，民不习兵，自身的腐败无能，造成了军事上的完败。日本在安土、桃山时代，百年战国时期，军事斗争频仍，到丰臣秀吉统一日本时，他的军事斗争实力远超朝鲜。朝鲜王室并不关心身边邻国发生的情况，也不了解丰臣统治集团的军事实力。在明朝与日本之间，采取的政策并不明确、果决，为了自己的利益，左右摇摆，不断变化。就连是否向明朝通报日本有通信使来，将要入侵明朝，这么重大的事件，也缺乏政治敏感，未能及时通报。这已在当时与明朝的微妙、紧张的关系中，棋缓一招，在政治互信上先输一局。到了申砬兵败弹琴台，失去了鸟岭这个最重要的战略要地后，王京的破城，平壤的失守，使李朝统治集团失去了信心。他们没有能力及时组织民众发动游击战争作有效抵抗，一心为了自身安全和私利而考虑放弃，内附明朝。应该说，在严重的危机面前，这是他们所能做出的最坏的政治选择。如果不是明朝的不同态度，柳成龙等一批重臣的反对，加上小西行长在平壤准备接触和谈，全国义军的蜂起，南方李舜臣水军的胜利，李氏王朝的覆灭几乎要成为事实。
沈惟敬与小西行长的会谈，在第一阶段为明军主力进入朝鲜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同时，也麻痹了日军的警惕意识。在这个意义上，必须承认，平壤大捷，不仅在于明军的实力，而且与明军在军事动作上的突然性和日军的疏于防备有关。任何冷静的观察都会承认，这与沈惟敬的活动有直接的关系。在日军从王京退出后，第二阶段的谈判开始，双方开出的条件与价码，经过反复折冲，日本方面放弃了所谓划汉江为治，平分朝鲜，以王子为质，大明公主下嫁的无理主张，最终回到了历史的起点：即日本如何进入以明王朝为中心的这个朝贡册封体系之内？不论其讨论的具体仪式化过程，礼仪，名目，那些符号化的具体内容我们可以暂且略去不提。事实上，关键在于，日本丰臣集团的最高统治者的虚妄野心，和大明王朝依照历史惯例维护原有国际关系体系的决心，是相互冲突的。当军事上的战斗无法推进时，外交和谈，即谈判桌上的战争必然要开始。我们知道，在那个时代，与今天的国际条约体系不同，双方在谈判桌上所能动用的资源，除了国家实力外，主要还有继承的历史，文化，传统，天下观，朝贡册封体系等等。在这个没有战火硝烟的战场上，双方使用何种手段来达到目的，都是合理的。天道，道义，是说给对方的。如何让对方接受自己的条件，施展何种手段来达到目的，属于权谋。权谋中无真正道义可言，虽然它也必须打着道义的旗号。
二
由于历史事件中行动的人，历史事件的当事者，具有的不同历史认识，造成了在不同利益冲突中，不能真正全面客观地理解对方立场和意图的障碍。
让人感觉到疑惑的是，李氏王朝的统治者之昏庸无能，丧权辱国而不知自察，却一味只知依靠他人之力代为解困，同时对沈惟敬的出场和活动、努力所取得的果实，概然不见。统治阶层的短视与偏狭自不待言，明朝的历史当事人，包括事后的记录者，似乎也对沈惟敬绝无一句好话，完全不能客观地分析与评价。这里面存在什么原因？
在攻克平壤之前，对于明军来说，只有祖承训三千人脆败于平壤城的经历，再无别的经验可循。他们需要重新集结部队，等待主力大军的到来。李氏王室则躲在义州，并无力于中原和全罗左道水军的战事。而日军则分驻汉城，开城，平壤，加藤清正还远在咸镜北道，与女真“蛮族”相望。此时，保持战线稳定，争取新的军事机遇，这个重要的历史关节点，恰恰由于沈惟敬的出现而得以完成。在历史上，也存在着能使历史发生变化的政治杠杆原理，由于历史力量的巨臂恰巧支在了一个合适的支点上，就会以非常小的力量来撬动巨大的重量，改变历史活动的方向。
在一五九二年末的平壤，沈惟敬与小西行长，宗义智，宗义调，和尚玄苏，宗逸等人的外交会谈，时逢其会，恰恰是各种历史合力的一个支点，改变了整个朝鲜战争的形势走向，为后来明军的南下创造了有利条件。
我们从各方史料的记载来看，有些人认为沈氏是一个只会说大话吓唬人的人，对日本，李朝，明朝各方，都说了许多的大话，特别是夸张明军实力和战略意图的大话。但这些负面的评论，看似客观，其实是完全不懂外交权谋机变的肤浅之论。自孙子以来，所谓兵不厌诈就成为流传千古的兵学基本原理，会用兵，知兵，就必须得会用诈。沈氏的大话首先威压住了当时军事上顺风顺水的日军前锋，为其后的外交谈判讨价还价，确立了实力的和历史道义的后盾。军事上起到了先声夺人的效果，也给了朝鲜官员和军民以心理安慰的效果，增加了他们战斗的信心。宣祖实录中李朝王室诸臣对沈惟敬一片猜疑不信之辞，然而，仔细分析他对李朝重臣和国王说过的话，并无欺瞒之意。反倒起到了安抚人心，舒缓紧张情绪的作用。我以为，柳成龙《惩毖录》中对他的描述，特别是最后专门对其所的评论，并附录有沈惟敬致金命元的书信，可以说是在当时，特别是当时李朝诸臣中，最为客观，最符合实际情况的一个评论，这里有必要稍加分析。
柳成龙与其他王室成员和重臣的看法不同，他能够比较客观地看待沈惟敬发挥的重要作用。用他的话讲，“沈惟敬自平壤出入贼中，不无劳苦。然以讲和为名，故不为我国所喜”（《惩毖录–录后难记》）。这个话真正点到了问题的要害处，他既客观评价了沈氏的“劳苦”，又指出李氏王朝诸人不喜欢他的原因。这就是议和为名。李朝君臣无一日不指望依靠明军尽早驱赶日军下海，全不明了战争的具体形势，实力变化，双方力量对比。明军因种种困难进军速度稍有迟缓，就不满意，背后一片责备。其实，政治家，军事家，全局在胸，进与退，攻与守，谈与打，无不是手段，是策略，是服务于总体战略目标的战术。那些目光短浅的人，根本理解不了和谈也是必要的手段和工具，而且在某一阶段是唯一可行的方法。沈惟敬在平壤阶段和后来的汉城阶段、釜山阶段，与日方的谈判，依靠明军主力的声威，在相当程度上对日军主将起到了震慑和威压的作用，促成了日方从汉城撤军的决定。不论是明军总兵李如松还是经略宋应昌，都没有把攻克平壤，收回王京，归还二王子等事，与沈惟敬所起的作用联系起来，只是自己表功请赏。这是相当不公平的。我们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很明显，这里有自身利益的因素。柳成龙在《惩毖录》的最后，附录了沈惟敬致金命元的一封书信。这个附录，有深意在，恐怕不是一个偶然的行为。从我们前边的分析来看，柳成龙是李朝诸臣中最为清醒的一个，他对沈惟敬所发挥的作用，有自己比较客观的评价，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也是能够以同情之理解的态度，来看待沈惟敬。面对明朝、李朝一片攻击沈惟敬的声音，“世人皆曰可杀”，无一人替其做客观的辩护，柳成龙能够在自己的文集中保存这封重要的书信，足见其用心良苦。
沈惟敬的这封信，为自己做了申辩。他不但没有答应过日方提出的以汉江为界，分四道给日本的无理要求，而且具体指出，事实上，在汉城未复之前，是李德馨找到他哭求，甚至说过“苟得一京，实出望外，汉江以南，小邦君臣自能尺寸，支撑不难也。”可见，不是由与日军谈判的沈氏提出了出卖朝鲜利益的谈判条件，反而是李德馨非常不恰当不得体地说过这样的话，被沈氏制止了。他还在信中提及，“俄而老朽舟次汉江，王子临海君等自清正营遣人奔语老朽，云倘得归国，汉江以南不拘何地，任意与之。老朽不从。”这段话说明，朝鲜王子临海君在未脱离日军加藤清正的牢笼时，曾来向沈惟敬求救，为了脱身甚至答应可以让出汉江以南任何一地。朝鲜王朝统治阶层不会有人在事后承认这一点。沈氏对李德馨的评价，始信其言，以为是李朝诸臣中“大有力量，大有识见伟然一柱石也”。然而，对照其言行，和实际行为，“似觉其文章、功业不相符合”。他在批评了李氏王朝诸臣举措不当，无力支应的时候，还是相当给朝鲜诸臣留有余地，留足面子。同时指出他曾四会国王，双方谈得非常通透，直出胸臆，合于时宜，毫无假借，毫无虚谬。“国王之心，老朽之心，彼此洞鉴”。对于还自加藤清正营中的松云和尚，听信清正的挑拨离间，上报明庭，致沈氏于危地，他也做了有理有据的反驳。细读此信，对照史料，可以明白沈惟敬所说的基本上符合事实，诸人加于他头上的种种不实之词，包括日方清正的造谣，实在是冤案。他不是朝鲜的罪人，实是朝鲜和明朝的功臣。
柳成龙处于非常微妙的位置，在他的不利处境下，面对众声喧哗，他尽可能做了客观的评价。他认为：沈惟敬这封申辩信所谈的内容，“观此书，王京以前，则凿凿可征矣。釜山以后，未免支辞隐语，然功罪自不相掩。后之论惟敬者，当以此为断案”。又补充说：“沈惟敬游说士也。平壤战后，再入贼中，此人之所难。卒能以口舌代甲兵，驱出众贼，复地数千里，末梢一事参差，不免大祸，哀哉”。我们从字里行间，从中可以品味出，事实上，他在重重压力和顾虑下，也只能婉转含蓄地为沈惟敬说这么多了。沈惟敬信中为自己的申辩，其中所涉及的王子，重臣，种种情事，只有亲历者，历史的当事人，才会明白其中真假。事实上，明眼人一眼即知沈惟敬的冤屈。他不是死在日方加藤清正的挑拨与反间计，而是死于自己阵营中那些庸昏、自私的权力者手中。
以江淅一带的白衣平民参与大国高层政治斗争，并玩弄双方权势者于股掌之上，有时甚至起到比几万军队流血奋战还要大的作用，这恐怕是谁也不愿意看到的场面。布衣身份更使他绝对不在权臣、高官和世袭将军的眼里。而编辑整理明史的，是在清代，既无关自身的痛痒，又没有历史现场感，更谈不上为一介平民的遭遇去重新检阅史料，仔细辩析了。加上中国自秦汉以后，对先秦舌辩之士的压抑和贬损，沈氏的行为当然不入治史者的法眼了。可是，重审这段历史，会发现一个六十多岁的江湖老者，在那个时代竟发挥了那么大的历史作用，几乎可以说是重现了苏秦、张仪之流的风采，这个现象，值得研究。而历史上的反对纵横家的正统派们，似乎从来不考虑，孔子死后，儒分为八。其中，子贡一派，早于苏秦、张仪，游说各国，玩各国君主于掌下，难道不是纵横家的先河？对此我们必须重新分析和思考，是一种什么样的历史观与价值观，特别是意识形态，让我们从来不曾面对这个最基本的历史事实？
附件是柳成龙后代在家乡保存的关柳成龙评价沈惟敬的手页:
图1
沈惟敬
沈惟敬中原人或云浙民壬辰倭寇我国
进至平壤连遣使告急天朝时兵部尚书
石星愿求知倭事者探倭情以惟敬居浙
近倭惯海□事白遣之衔为游击
将军以其军九月渡鸭绿江□顺安时明
将祖承训以五千兵攻平壤新败倭贼声言
朝日将西下义州惟敬遣家丁入平壤遗
书贼将平行长云大明游击将军沈年奉
圣旨朝鲜有何亏负于日本日本缘何擅
兴师旅以伐责问行长行长复书请与
相见惟敬率五六人往会于平壤城中
里外降福山下倭迎甚恭言日本
欲通贡于中原□（吾）朝鲜故□（但）是以兴
兵惟敬因与定约五十日当归报奏呈
上表报其间两军慎勿交战遂于城
外西北十里立标为界曰倭兵勿出标外
樵采朝鲜人亦勿出十里标内与
图2
倭□既去五十日间倭果不动既而期
遇不至倭疑之屡言将动兵人甚惧
每以惟敬将至中路荷马□未速行各
言绝倭令勿动十二月天朝大发兵以□
背李如松为大将□月初进围平壤倭
出□意不能支遂逃走天兵遂收复
平壤自平壤以南治□列屯诣撤
是月天兵至开城讨贼收兵还入弃城
□固守计李如松进屯彼何独以□
骑遇贼碧蹄驿奉各倭□败遂退（近）开
城府又退平壤不敢进兵既而如松闻
倭有亡粗意更遣沈惟敬往说之
四月二十日倭遂弃都城南去是日提
督率大军入京城犹畏贼不即追贼
退屯于釜山海边求封更惟敬往来
约誓六月倭□还王子临海君顺和
君及长□君黄廷□护军黄赫等
图3
独谷与骑牛李先生相好一日往访不遇书
于门扉曰德彝不见太平年八十逢春更（页）
谢天桃李满城香雨过谪仙何处酒家眠
又于少时赵侍中邀座主开宴独谷即
于席上作贺诗曰得士方知座主贤侍中
献寿侍中前天教好雨留佳客风送飞
花落舞筵左右皆叹服昌宁府院君闻
而责之曰士之忌才甚于妒妇汝何不让
敢先赋之其不思保身之术乎当时叔季
人多忌才相害故其言及此
图4
惟敬自倭营挟倭使小西飞入中原于
是我国□（愤）天兵不□剿贼而议和以此
咎惟敬石尚书亦以西夏用兵□罢又始
东后不可再举欲假此而退兵于是中朝
言事者亦争咎石星章奏曰上星不得主张
但许封而不许贡及杨方亨等还自日本
惟敬犹言倭但责礼于朝鲜言（无）他意行
且退兵我国不信之遂遣书金命元其书曰
本文发表在韩国第二十四回中原文化国际学术大会论文集《壬辰倭乱和韩中日国际关系考察》，2012年，6月，蘂城文化研究会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