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李柱铭——被误解的爱国者-爱华网

“你当真要写这些吗？”他停顿下来，脸上满是怀疑，似乎不理解，为何有人会对陈年旧事感兴趣。他正说的是父亲李彦和，一位昔日的国民党将领，“他真是个天才式的人物，一生正直”他又忍不住加上了一句。香港正是初夏，小雨浠浠沥沥，这半山上的公寓,落地窗外一片迷濛。他穿着白衬衫,整齐的束进腰带里，脚上的黑皮鞋光亮。他双颊消瘦、鼻梁上架着无边眼镜，精神铄，一眼望去，很难相信已经74岁。在香港，他的名字与形象无人不知，他与去世不久的司徒华一样，被视作民主运动的灵魂人物，人们不直呼他的中文名字李柱铭，而习惯叫他马丁（Martin），倘若你用更随意、更当地语系化的说法，干脆称他是“大状”——他是著名的大律师，在殖民地时代，这尤其是权势与声誉的象征。在国际舞台上，在这座人群、摩天楼与金钱涌动的城市，他是“昂山素姬”与“达赖喇嘛”式的人物。这类比当然不够恰当，他从不用遭遇监禁与流亡之苦，除去偶尔的街头游行，他总是坐在布置舒适、有冷气的房中。只有一次，他曾卷入一场无厘头的“暗杀风波”。当他要为香港人的命运奔波时，出入的则是欧洲议会、美国国会与显要政治人物的客厅，在电视与报纸上发表观点，领受荣誉。每个国家、地区追求民主都有不同的特性，寻求国际力量支援、温和的抗议、从法治延伸到民主，正是香港的特征。再没有一个人象他更能代表这种理性态度了——一位元热衷于逻辑的大律师，一位法治精神的笃信者。但在中国内地，他却鲜为人知。人们熟知李嘉诚、金庸、刘德华，他们作为香港金融与娱乐的标签深入中国社会。这座城市的政治身份却被有效的忽略了，很少有人听到李柱铭与司徒华这样的名字，即使在报纸上偶然出现时，也是作为被批判的对象。自从在1989年退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后，他就被视作某种“叛徒”，一名顽固的“殖民主义”迷恋者。除去2005年偶然而短暂的前往广东，他从不被允许访问中国内地。他与自己的同志们，不自觉的延续了孙中山以来的香港传统——在中央权力眼中，他们是“颠覆者”。很有可能，我是这二十年来第一个访问他的中国记者。我多少觉得紧张，不知该怎样开启谈话。他镇定、礼貌，却无形多出一分距离感，他可没兴趣或许也不知道，如何让一个客人放松一点。我们来自截然不同的世界，语言也不太相通，我始终难以掌握广东话。他先是用普通话，清晰却缓慢，似乎不太自信于自己的表达，突然间，他讲了一个英文词，然后一切顺利的滑向了英文，在发现我完全可以跟上他的叙述时，他又不由的加快了速度，我感觉的到，他获得了充分的自由。最终，一个北京人与一个香港人在英文里，谈论这个城市的过去与未来。交谈是笨拙的，我从老掉牙的回归问题问起。那时，梁振英刚当选特首不久，倘若邓小平活着，该怎样看待现在的香港。“我想，当他提出“一国两制”五十年年不变时，他是看到香港安定繁荣、有自由与法治，而中国刚开始开放，我想他希望中国也走这条路，他那时他就希望放弃共产主义，最终能向香港一样，在这50年过程，中国会向上，而香港则会被拉下一些，最终在某一个点汇合。”这是他一贯的观点，他对于邓小平仍有良好期待，而现在的情况则违背了他的初衷。我该说他富有洞察力，还是过分的天真，或者对于他来说，这两种品质永远在一起。我环顾四周，屋内的陈设简洁，是“西方与东方的相逢”，厚厚的地毯、白色沙发、茶几上的洋装的瓷娃，墙上挂的则是遒劲的隶书与狂野的草书，还有几幅关于早期香港的水彩画——该是英国人在19世纪中叶的作品，是再典型不过的殖民者眼中的“异国风情”。而每隔15分钟，菲律宾女佣就来添茶，倘若茶杯还是满的，就端走，换上新一杯。这也是英国式的。我忽然想起了他的父亲，一位国民党将军。在一些零星的记载里提到他与周恩来相熟，这种家庭对他造成怎样的影响。气氛一下变化了，我感觉到他的眼神的闪亮、神情的放松。“他们曾辩论了一整个白天，试图说服对方，在没有结果后，又谈了一整夜，到了第二天，握手致意。”他说起父亲与周恩来在里昂的一场见面。与周恩来一样，惠州人的李彦和，都出生于19世纪末，都不可避免的卷入了现代中国的戏剧，抵抗外侮、寻求民族富强是这一代人最重要的故事。因为两位杰出的革命者李石曾与蔡元培的所创办的项目，李彦和幸运的获得了前往法国读书的机会。与差不多同时赴法的周恩来、邓小平不同，李彦和是一个真正的求学者，他在里昂大学获得了药剂学博士，很有可能，这是法国的第一个华人博士。这不意味着他没卷入了正在兴起的党派之争，留学生远离家乡，对于民族崛起的期待尤甚，而1920年代的世界则充斥了各种意识形态。在周恩来等人被时髦的共产主义吸引时，他却没太动心，他是少数支持国民党的学生中一位，相信三民主义。你可以想像，李彦和与周恩来与彻夜辩论，不过是这些热情青年人无数个类似夜晚的其中一次，中国的命运激发出他们的最猛烈的热情，不管他们选择了怎样的道路，目标却是一致的，要赢得民族尊严。“我的父亲是很清廉，这在国民党中很少见”，他一再的说。李彦和归国后先是做过药商，然后从戎，加入了广东同乡兼拜把兄弟余汉谋的部队。清末民初的动荡，给两广子弟提供了意外的机会，青年人离开了学堂，就跨上了马背，革命、二次革命、粤桂之战、北伐、中原大战，这局部战争从未中止过，昔日的同志变成了今日的敌人，今日的敌人又匆忙达成了新的联盟……而党派之争似乎还没彻底摧毁私人情谊，据说在大肆清剿共产党之时，李彦和曾私下营救过不少党员。李彦和第一次跃入历史舞台是在1936年。这一年，广东的军政领袖陈济棠密谋一场反蒋行动，与日本人秘密联络。作为十二集团军政治部主任的李彦和说服司令余汉谋反对陈济棠，拥护蒋介石。反对同为广东人的上司，去效忠一位身在南京的浙江人，推动李彦和的必定是对于国家的忧虑——日本人已经到来，而大战迫在眉睫，这是民族大义。“我父亲劝说了余汉谋三次，第一次，父亲提出了日本人的证据，余汉谋拒绝了，他说自己是陈济棠的下属，必须忠心；第二次，父亲又劝说他，要忠于国家，而不是个人，又被拒绝。到了第三次，父亲拿着枪闯入了余将军的房间，对他说，这房间已被包围，集团军中九位师长中的七位正站在门外，他们都希望你能反陈拥蒋，如果你还不同意，可以把我交给陈济棠，枪毙我，但我还是希望你能加入我们。最后，余汉谋同意了。”一定从小就听过父亲的讲述，他说起细节来绘声绘色，带着一个小孩子式的兴奋。或许对于一个74岁的人来说，能这样回忆父亲，也是另一种重返童年，对这一路历程的再一次确认。政变改变了李彦和的命运，蒋介石召见他，请他吃了好几次饭，希望他能留在南京任职。为此，他剪裁了三套燕尾服来出入这即将沦陷的首都的社交界。他还是回到了广州，要继续与他的拜把兄弟在一起。日本人的入侵让这些中国的内部之争都暂时收敛起来，李彦和继续与余汉谋并肩抗日，出任过第七战区的政治部主任，授予中将军衔。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一定对他的正直与忠诚印象深刻，邀请他出任监察院的监察委员。这必定是不算愉快的经验。谁也未料到击败日本、众望所归的国民党政权，仅仅用了四年就丢掉了中国。“他不去台湾，国民党太腐败了，他相信它在台湾还会继续腐败，而他也不相信共产党，我们全家来到了香港。”李柱铭回忆说。与很多风云一时的人物，这位昔日的国民党中将在逼仄的香港落脚，以教书为生，脱下军装与官服，他还是个地道的中国文人，先后在官立文商学院、九龙华仁书院教授国文。他似乎安于现状，在这殖民地却很少感到民族主义的压抑。在李柱铭长大的过程中，只记得周围的同学纷纷前往台湾，多亏朝鲜战争，国民党在台湾站住了脚，开始召唤流落海外的昔日同志。而北京的新政权也同样要赢得这些海外华人的心，主管外交事务的周恩来当然不会忘记他在法国留学时的旧友。所以，李柱铭记得几乎每一年都要搬家，长大后才知道，这是父亲为了避开周恩来派来的统战者，想邀请他回北京，共商国是。李彦和不信任共产党，来自一个朴素的道理。“父亲说共产党是没有未来的，家庭是中国社会的基本单元，但共产党是破坏家庭的。”他这样回忆。从父亲口中，他还知道自己差一点成了孤儿。当他们全家在1949年移居香港时，父亲与母亲商量好，倘若共产党军队进入香港，他们就跳海，希望共产党人能放过孩子们……失望于国民党、又不信任共产党的李彦和，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在香港接受自由的教育。当李柱铭有意修读中文预科课程时，父亲却坚持让他选择英文——在这个殖民地，它更有出路。李柱铭在1956年考入久负盛名的香港大学，主修英文，多年后，他在立法会中毫不费力的引用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一定与此经历有关。毕业后，他在当了三年中学教师后，前往伦敦的林肯法律学院修读法律。他从小想做飞行员，外交家，最终因为喜欢辩论而成为律师——最好的工作，有人为他的辩论给钱。林肯律师学院是英国历史最悠久的法律学院，处于在金融城与威斯敏斯特之间。这三年的时光深刻塑造了这个香港青年，除去研习法律，他还要竭力去除香港口音，像一个英国绅士一样生活。回到香港后，他在雪厂街9号一间借来的办公室里开始了律师生涯，带着那顶滑稽的白色假发出庭，为他的代理人争辩。他的职业生涯正遭遇多事之秋，在1966－1967年的香港骚动不安，它既来自于这个殖民城市内部的管理不善，更来自于红色中国的影响——文化大革命正试图把火焰烧到香港。他对于社会公正的信念超过了政治意识，作为一名年轻律师，他主动为左派的工会辩护，或许这一点，使得他北京日后对他产生兴趣。而他对香港的态度也因这骚乱而得到确认，“我的帐上只有3千元，若有10万，就带着父母去台湾，我自己教英文为业”，他日后说。幸好他没有离去，台湾少了一名或许不错的英文教师，但香港却多了一名杰出的律师与社会领袖。接下来的十多年中，他与香港社会共同成长，法治精神、正像是这个城市优良海港、蓬勃的创业精神、新闻自由一样，造就了令世界惊叹的繁荣。与它治下的其他殖民地不同，英国从未决定把民主引入到香港，但它却创造了一种令大多数满意（尤其是那些不断涌入的内地难民）“贤能统治”——它有一个有效的政府管理、有一套能吸纳本地精英的政治生态，市场行为与社会生活都保持着某种自治，很少遭遇来自政府干预，尽管这个殖民地社会充斥着种族不平，但法治系统却仍大体是公平的。这城市是建立在商人的冒险之上，政治是勉强的配合者，一直到1970年代，这特性依旧显著，洋行的大班们在行政局世袭式的位置，而本地的华人精英也同样被吸纳其中——尽管，这常是装饰性的。1979年，他以41之龄当选为“御用大律师”，1980年－1983年，则出任香港大律师工会主席，他已达致了一名专业人士的职业生涯的顶峰，殖民地精英中的精英。倘若不是中英和谈，他是断然不会卷入政治。他的父亲是一名忠诚的爱国者、一名老派中国君子，曾在国民党出任中将，在1949年举家迁来香港时，对中国政治失望透顶——国民党太腐败，而共产党则不可信任。他希望子女能过另一种生活。他继承了父亲的正直，决定在香港又一个前途未测之时，承担某种角色。这也香港人第一次参与关于他们命运的决策。多年来，这个城市夹在英国与中国之间，城中人都觉得自己不过是过客，无力也无心参与自身的命运。这批新型的殖民地精英，随即就发现在伦敦与北京之间，自身的力量、对这复杂的政治与外交世界的理解的匮乏。他记得1981年第一次前往北京时，不知道“统战部”是什么，他也担心儿子刚出生，他与妻子都在北京，若说错话，会有危险，那个时刻，他低估了北京收回香港的决心，多少期望“香港是历史遗留问题，到适当的时候解决，但永远都是不适当的，就永远不解决，不了了之”。在接下来几年中，他和同志们奔波于北京与伦敦之间，为香港的命运忧心忡忡——谁也不清楚，当主权从资本主义的英国到共产主义的中国后，香港会变得怎样？他们最初希望能延续新界的合约，然后又期待以主权换治权，当这一切都不可能后，他们又希望能保持香港现行的制度与生活方式。邓小平同意了，而且慷慨的给出了50年，但这可信吗？自从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创建以来，它就许下过无数诺言，它们不仅无法实现，而且常走向反面。如今慷慨大度、大权在握的邓小平，不也曾三起三落，在江西的一家工厂里苦苦的等待的命运的转机，自尊丧尽的给毛泽东写去效忠信。不过，在那个悬而未决的时刻，人们倾向于乐观。经过了文革的动荡，共产党力争表明出开明的一面。而且，正因这起伏跌宕的命运，香港的民主化意外的因此而开始。北京期望说法香港人，我们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而英国人为了表现出并非拱手把香港交给一个极权国家，也准备开放了压抑了已久的民主进程。而李柱铭也在这过程中，第一次清晰的意识到民主的重要性。最初，他以为“只要司法制度健全、法官独立，就可以保障自由”，这正是他的目标所在。但他很快意识到，香港的自由靠是英国的民主，而北京没有民主，这让同样缺乏民主的香港如何保证自由？1985年，他成为了59名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中的一员，这似乎既是因为他是一名杰出的香港律师，也是因为他当年为左派工会的辩护，或许还与他那个归隐却著名的父亲有关。在委员中，他很快就以直言不讳著称，与另一位司徒华委员，成为了某种“异议分子”，都希望在英国与中国之间，为香港争取更大的民主空间。他们漫长的合作也由此开始。“与共产党打交道要谨慎，当他们想利用你时，可以给予你一切，如果你失去了利用价值，他们不但会抛弃你，还会从你身上踩过去。“在去世前不久，也就是1989年初，父亲对于李柱铭说。历史很快证明，他是对的，共产党从未真正改变过。天安门前的坦克立刻将香港推入了巨大的愤怒与恐惧中。这也意味着中英双方在1985年1989年通力合作的结束。本来充满希望的香港，突然变成了一个孤儿，它悲哀于“中国不可信，英国不可靠”。而李柱铭则要扮演起一个更为鲜明的角色。他在6月23日的美国众议院人权委员会听证会上说：“英国人将550万香港人交给中国，就像二次世界大战时将550万犹太人交换给纳粹德国。”7月5日，他又在另一个场合说：“我们不能假设联合声明像圣经一样不可违背。英国与中国英国重新检讨，为香港达成一个比1984年时所订的声明更好的协议。”他期望用大胆的言论，而激起世界对香港命运的关注。他几乎立刻成为了北京眼中的“叛逆者”，被驱逐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他一方面扮演香港的民主诉求的国际代言人，另一方面则成为迅速集结的民主运动的组织者。而彭定康的到来，催化了这种进程。1992年后，香港迎来了一个民主的青春期，在这位不合常规的港督的鼓励下，被压抑多年的民主欲望，被激发出来。“民主”也既是某种基本需求，也变成了某种神话——用来对抗即将到来的共产党政权。而他担任主席的民主党在回归前年迎来了影响力的顶峰，它在1995年的立法局直选中，民主党在30席中赢得19席，成为局内第一大党。而最终到来的97年，也未成为想像的分水岭。在1998年的选举中，民主党在地区选举，几乎赢得了全港三分之二的选票，继续保持第一大党地位，他也重回立法会。但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一切却并不乐观。民主进程被不断延宕，而他最珍视的法治则被不断残食。在1999年内地孕妇在港产子的居港权一案，香港法庭的判决被推翻，他感慨说“法庭不是立法机关，更不是政府的工具，绝不会因为一些环境因素，而在法例上加上新的条款限制……一个经常“打倒昨日的我”之司法制度，又还有什么公信力可言。”而他参与组建的香港民主党的先天不足，也迅速暴露出来。在某种意义上，90年代初的民主浪潮，是被给予的，它欠缺坚实的社会基础，也缺乏必须的组织能力。他的个人缺陷也暴露无疑，他从不是个成熟的政治家，他在政治上缺乏创造性，更不是一个好的组织者，他像是悬浮在香港社会之上。不过，他仍坚定的扮演着精神领袖的角色，寻求国际支持，对抗一个越来越强大的北京，与越来越显著的干涉，“一国两制”正迅速转变成“一国一制”。在1985年成为立法局议员时，他把一国两制比作跷跷板游戏，中央是大人坐在一边，特区是小朋友坐在另一边，大人一定要迁就小朋友，让他尽量向末端坐，而自己主动前移，才可能导致平衡，享受游戏的，但现在，大人越坐越后，而小朋友则向前，这游戏不能玩了。而一个越来越显著的事实是，倘若北京没有发生变化，仍是一个极权政体，那么香港很难保持自己的期望的民主与自由。他成为一个越来越直接的北京的批评者，他在2007年再度引发轩然大波，在这年10月的一期《华尔街日报》上，他发表了文章《中国的奥运机遇》，呼吁美国总统应利用奥运会，促使中国改善人权与自由。他引用北京副市长刘敬民在2001年申办时讲的话：“申办奥运不但是为了推动城市发展，亦可推动民主及人权发展……有助中国发展和谐、更民主的社会，及帮助中国融入世界”，但几年来，中国的人权状况却在倒退，国际社会有必要直接参与中国人权事务。他引发一轮对他爱国与否的争论，但当别人攻击他不爱国时，他用孙中山来辩护，他也寻找外来者的帮助，他难道不爱中国吗？香港的地缘，国际化程度，必然依赖国际干涉。2008年，他宣布不再参选，正式退出了政坛。但是，他却仍扮演着某种道德领袖的角色，在大游行的街头，仍看到他举着募款箱，像一位退休的中学校长看着自己的学生们的运动。“个人的力量微不足道，但这不意味着个人不能尽力而为。而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假如，对前进道路达成共识，最终实现目标。”在谈话快结束前，他又再度提到父亲给他的启发。他相信，梁振英的当选意味着回归进入了第二个阶段，是一个北京直接控制的时代到来，而在短期内，中国与香港的未来都不会好。但长期却未必，他不必一定要看到民主这一天，虽然他仍希望看到。他74岁，每天做50个俯卧撑，在山上步行，以保持精力的充沛。他在香港的角色，无意中帮助共产党统治下，让香港人更舒服。他知道自己非常幸运，“还活着，没有进监狱，必须承认运气很好。”离去时，我突然想起英国记者乔纳森·丁伯利在20年前对他的评价：“（李柱铭）外表看起来相当温和、谨慎，有点苦行僧的味道，行为表现上，完全没有那种政治家应该具有的个人魅力和演说天分。但他文质彬彬和政治诚恳的态度，再加上那种类似殉道者的勇气，使得他成为代表香港未来命运的最好象征。”而现在，一个新时代到来了。香港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心理再度发生改变，新的楷模式人物正在涌现。不过，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只有它的历史遗产被恰当的评估与对待，它的未来之路才能更富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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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李柱铭——被误解的爱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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