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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中的侯宝林在家中最后一次接受我的采访
侯宝林同我谈起他的三个太太时，那张饱经沧桑的脸上表情很复杂，虽然看不出他内心的真实想法，但他的语气却时而激昂时而低沉，带出明显的情绪波动。
侯宝林说，当年我那三个太太都不错，尤其是大太太，那可是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呀，唉，说句心里话，她们三个我是一个都舍不得。在一块儿过惯了，热热闹闹的一大家子人，忽然就剩下两人了，你说别扭不别扭。那种冷清劲儿，我好长时间都不习惯。
我说，从那以后，你与大太太和二太太还有来往吗？
侯宝林把脖子一梗说，夫妻一场的，能断的那么干净吗？嘿嘿，不过即便是与她们来往，也不能像过去那会儿大摇大摆了，总得避个嫌吧。你们这个岁数的人不知道，旧社会那会儿，结婚并不像现在这样儿，必须到政府去登记。那会儿只要有个媒人撮合，再找个中间人证婚，然后置办上几桌酒席，这个婚就算是结了。至于你想娶几房太太，那是你自己的事儿，没人限制。那会儿当官儿的有钱的，但凡是个大户人家，哪个不是三妻六妾？娶不上媳妇的那是穷人，因为穷人家的闺女，都上赶着往有权有势的人家嫁，宁肯给人家做小，也不愿意嫁给一个穷光蛋呀。所以啊，那会儿也就无所谓离婚不离婚的。当家的要是嫌弃他媳妇了，写上一纸休书，您就得老老实实卷铺盖回娘家。一般夫妻过不到一块儿了，也不叫离婚，而是叫散伙儿。你想啊，两人原来不是在一个锅里盛粥喝吗，一旦过不到一块儿了，不是得各找各的饭折吗，因此两口子说散就散了。
如今回想起这件事儿来，有个问题我一直没弄明白。不知为什么，那天听他谈起与三位太太分手的经历时，却从没有谈到他的孩子。因此，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侯宝林一共有几个孩子。谢东的事儿是我后来听圈内人说的，而且说的有鼻子有眼，说是侯宝林当年与唱京韵大鼓的马增蕙经常在一起开会，而且一开会两人就往一块凑，因此便有些风言风雨传到他们的耳朵里。一来二去，侯宝林就与马增蕙开玩笑说，明明咱俩没这事儿，人家偏偏要把咱俩往一块捏股，你说咱冤不冤啊。马增蕙便随声附和说是够冤的。于是，侯宝林就来了个假戏真作，说，既然没这事儿咱也背着罪名，不如咱俩就真好一回，也算是对得起他们嘛……据说，两人就那么一回，马增蕙就怀上了谢东（唱《笑脸》出名的歌手）。这自然是后话，而且我也是在侯宝林去世后才听说，因此也无法与侯家核实，如果不是王朔因为谢东吸毒被拘之事而侯家兄弟又不闻不问因而站出来打抱不平，带出这件事儿的话，我也不会谈及此事。我觉得，王朔的话讲得也有点太楞了些。因为，这件事与耀华耀文两兄弟没什么关系。以我对侯宝林的了解，他是绝不会在生前把这种事讲给他们的。因此，他们哥俩未必知情，又怎么可能站出来拉“兄弟”一把呢？
侯宝林生在天津，“四岁时由舅舅张全斌从天津送给北京的侯家，此后改姓侯”。他在北京曾经住过很多地方，像地安门内的织染局、龙头井胡同、羊角胡同、东煤厂胡同、尚勤胡同、藕芽胡同2号、扁担胡同、福寿里19号、南钱串胡同6号旁门等，我只去过其中的两处，但后来把东四三条的房子辟为侯宝林故居，我觉得还是颇为牵强的。因为，他即使是在生病期间，大多数时间也是住在医院和木樨地24楼。因此，现在的所谓“侯宝林故居”徒有虚名。除非那个院子以前是他三位太太中某一位住过的，否则就更不靠谱了。
1983年12月，侯宝林一家住进了木樨地24楼，享受起“部长级待遇”，因为那座楼就被当地百姓们称为部长楼，楼中大多数住户也确实都是部级干部，但也有像侯宝林这样的文艺界名流，而且不是他一家，仅我去过的就还有京剧演员张君秋家。事实上，与部长们同住一楼的情况此前就已有先例。与24楼毗邻的22号部长楼盖起来时，丁玲、姚雪垠、鲁迅的儿子周海婴等人都住了进去，可见文艺界知名人士在中国的政治待遇一向很高。
说起我与侯宝林是怎么相识的，依然离不开工作需要。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1981年初由国家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当时出席那个会议的人大多是专家学者，像北京大学的王力教授等等（我手头有一份详细的名单，至今保存完好）。此外，还有一些与语言文字关系密切的知名人士，侯宝林算一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男播音员夏青也算一个。
会议是在北京政协礼堂举行的。与会者共有二十多人，应邀出席的记者很少，只有两三个。记得，我走进会场的第一眼就看见了侯宝林，然后就情不自禁地朝他走了过去。他见我走到他面前站住了，看看他，又看看他身边空着的沙发，就善意地一笑，也是人们常见的那种既滑稽又亲切的笑。我也一笑，然后问他，这个位子有人坐吗？他笑嘻嘻地说，你坐下不就有人了吗。一句话就把我给逗乐了。随后我就同他聊了起来，并与他交换了名片。他一看我是新华社中新部的记者，顿时高兴地说，这个会你可有得写呀，语言这东西学问大啦。你看，说着，他用嘴朝会场里一呶，今天来的可都是大家，用我们的行话说，就是名角儿。不过，只有我是来凑数的。我说，您太客气了，您在我眼里可是顶呱呱的语言大师呢。听我这么一说，他咧嘴一乐，然后侧过身对着我的耳朵小声说，不过，你别看我的名片上没写，可我还是北京大学正式聘请的客座教授呢。聊到这儿一看离开会还早，他又指着身子右边的一位男士主动向我介绍说：他你不一定认识，可他的大名你保证知道。
我说，他是谁呀？
侯宝林索性把身子向后一仰，让我与那个人面对面说，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就是著名的夏青先生，这位是新华社的小甄。夏青急忙伸出手说“你好”。我也说你好，心里却惊诧不已：文革中，每逢重大的政治新闻发布，包括两报一刊社论的发表，中央台的男女播音每次都是由夏青与葛兰搭档，全国不知道他们名字的人极少。让人意外的是，我仅看了他一眼就被他的长像吓了一跳：他不仅瘦小单薄，还长着一张不招人待见的瓦刀脸，看上去心里甭提多别扭了，怎么也不愿意把眼前的这个人与脑海中的那个声音雄浑、气势磅礴的夏青往一块儿靠。因为凭想象，他的声音绝对会给人一种巍巍泰山的高大感觉，做梦也想不到声音与一个人的长相会有如此大的反差。
侯宝林在那次会议上作了一个简短的发言，他集中谈了谈社会上“语言污染”现象泛滥的看法和建议。对此，我在当天发出的新闻通稿中只提了一段，可海外的一些报刊还是把侯宝林讲语言污染那一段单独摘出来见报，可见他在国外的影响也不小。最让人难忘的是，侯宝林发言时的那副面部表情——严肃认真一本正经。然而，他的表情越严肃，效果就越是适得其反，现场的与会人士无论男女，都在忍不住地低下头偷偷地笑，那种感觉和现场气氛好玩极了。
侯宝林家搬进部长楼不久，我就去他家探望。他的现任夫人，耀文的母亲在家，而且是见面熟，一听侯宝林说小甄来了，她就大大咧咧地对我说，小甄坐，然后叫家里的佣人赶紧去泡茶。她喜欢边走边说，人虽瘦小，声音却很宽厚，一听就是个有唱功底子的人。
耀文母亲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的烟不离口。甭管是哪回见面，她都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而且只抽大中华。她说，别的牌子的烟她抽不惯，一抽就咳嗽。知道我也抽烟，每次我去时她都会拿大中华来招待我。她抽的烟从来不要过滤嘴儿，因为她说那种带咀儿的抽着没劲。再一个就是方便一支烟接另一支，长长的烟灰总是挂在她的嘴边儿上。那会儿的烟草也好，不用化肥，烧出的烟灰雪白，且不容易散掉。最让人不能理解的是她在吃饭时也烟不离嘴。侯宝林曾经留我在他们家吃过饭。我亲眼所见，夫人吃饭时也是烟不离嘴，吃一口饭，抽一口烟，真是不可思议。出于好奇，我在饭桌上忍不住问她，您什么时候才不抽烟呢？她哈哈一笑，像个豪放的女侠说：“除了睡觉，只要一睁开眼，我这烟就得点上”。
我说，那您一天要抽几包烟啊。
她说，没数，少说也得四五包吧。
我心中暗暗吃惊：这也就是侯宝林的太太，别人想都别想。虽然八十年代那会儿，一包不带过滤嘴儿的大中华是六角钱一包，若是按五包算，她一天光是抽烟就得花掉三块钱，一个月30天下来那可就是90块钱呀，而那会儿人们的工资，普遍都不高，一个月不过几十块钱，像学徒工上班头一年，每个月只有十六块钱。相比之下，侯家在那时就是大款了！（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