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记得在70年代，在酒泉有一个名人，叫高尔泰；是大画家，也是右派分子，画画不打草图，拿起笔就画，当年酒泉地委和行署大会议室的画就是他画的，记忆中他是个大个子，穿的衣服上永远都有檫不去的颜料，画样板戏的电影广告信手拈来，在那个读书无用论的年代，真想能学到他那一手画画的本领，可惜，由于当时的政治因素，也只能是个梦想了；昨天上午参加保障了全国政协一领导参加兰州安宁区安宁堡东门村寿山大院的开明画院的揭幕仪式，在与一些同事交谈甘肃的画家中，人们提到了酒泉工作过的高尔泰，在谈论中，对他的了解大多是泛泛的，我在网络中找到了09年署名为“十年砍柴”的作者写的有关高尔泰的文章，算是对幼时记忆的一个补充吧。
----西北孤狼999
（砍柴按：这是高尔泰先生委托我在网上发布的三个文本。高尔泰先生和萧默先生都是我的父辈，他们经历过那个黑白颠倒、人兽共舞的时代，是中华的悲剧，更是他们个人的悲剧。对身处那段历史之中的个人，我想今人没有资格要求他们做圣人----事实上这个世界也没有圣人。人，皆有缺陷。对高、萧两先生的恩怨以及特殊历史时期的是非，我等没资格，也无法做出判断。将这三个文本公布，我以为对后辈人全面理解中华民族的那个时代或者不无裨益。）
（高尔泰按：早先，朋友们先后寄来了《领导者》杂志上萧某的文章及其跟帖、评论，建议作出回应。我舍不得时间，在一个答问中顺便提了一下，被朋友打回来了。于是在一篇废弃的散文草稿（写萧某的）上加了一个“后记”搪塞，还是不行。朋友们说，不足以说明问题，至多弄成个各执一词。不得已，硬着头皮花了几天几时间，就萧文的主要指控一一作了正面答复，得万把字，算是非生产性的开支。不料《领导者》杂志不予发表，不得已只能再网上公布。不懂电脑操作，全靠朋友帮助。谨在此向各位在鼎力相助的朋友，致以深深的谢忱。）
第一个文本：《领导者》杂志上萧默的文章《寻找家园以外的高尔泰》
著名美学家高尔泰先生，江苏高淳人，生于1935年，比我大两岁，1962年来到敦煌文物研究所，也比我早一年多。高尔泰的主要著作是《论美》和《美是自由的象征》，前者是1956年他只有21岁在兰州当中学美术老师时写的，被内定为批判材料后发表，次年即因此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送到现已驰名中外的人间地狱——夹边沟农场受苦。解除劳教后自荐于常书鸿先生，被常老收纳。1989年他在南京大学工作期间，与夫人浦小雨一起移居海外，现居美国。
赵士林说，朱光潜、宗白华、蔡仪、李泽厚和高尔泰，“是中国美学大厦的主要建筑师。他们的主要观点，建构了当代中国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中国当代美学研究概述》，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年）此语我无从评论，只借以说明高氏的影响。
高尔泰2004年在花城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自传性随笔集《寻找家园》，书的最后约三分之一共13篇六七万字篇幅，涉及他在敦煌文物研究所的生活，其中一些先后在《读书》上发表过，当时我就读了。这13篇文字可以称得上是“栩栩如生”，人物性格描写大多到位，有些段落相当精彩，令人记忆深刻，我可以作证，可信度至少在百分之八十以上。不可信者，是他在字里行间，总是把自己周围的人几乎都预设为自己的敌人，而有失公允。
实际上，在我与他几年的相当密切的相处中，发现他的确有一种明显的受虐心理，他也的确受到过极不公正的对待，这使他的心理遭受到了某种严重的扭曲，或许是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加上他本性中的某种劣质（至少我这么认为），而反应过度，将不公正又施于别人。所以，在高尔泰貌似豁达的表象后面，在他的灵魂深处，其实隐伏着一些阴暗的东西。
我敢说，如果有机会今天我和高先生在一起坦诚相见，他将不得不承认我说的全是真话。
“文革”中有一天，在高尔泰处境最艰难的时候，我偷偷溜进他的房间。他拿出一幅不大的油画给我看，笑着问我：“你看这画的是什么？”画上展现出一幅北国严冬的景象：一片倾斜的雪原上，有几株挣扎着的枯树和几丛被寒风压倒的枯草。背景是一片凄厉的冷色，一抹残阳，透出恐怖的血红。地平线上站着一头失群的仰头嗥叫的狼。我当然看得懂画里的意思，没有说话，他笑着等待，忽然他自己说了：“不，这不是狼，这就是我！”
是的，高尔泰是一头被追猎的狼，同时也是一头追猎的狼。
1963年冬我从新疆调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办公室在下寺院子左侧窗户朝南的一间小室。高尔泰当时远离人群，一个人住在下寺右侧的一间小室，窗子朝向东边，外面是一片称作“鬼拍掌”的粗壮的白杨林，大树上有许多开裂的口子长成的树疤，活像是一个个大眼睛，有点叫人害怕，也很有趣。远处可遥望三危山。我进到他住的房间，初次见面，他站起来向我点头，我说：“你真会选地方啊，这里真好。”算是认识了。
我得说，在我初到研究所的那天晚上，见到常老和常夫人李承仙，李承仙简单介绍研究所的同时，还专门提到他，但只是说高尔泰有点特别，你以后与他相处要注意一点。点到为止，没有多说。
屋子里窗明几净，书架上摆了一些书，托尔斯泰、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之类，还有一些戈壁滩上捡来的石头。他说：“好看得很，里面有化石，你要有兴趣，哪天我带你去拣。”他并不问我什么，以为我不过一个工程人员，没什么可谈的。我也不问他什么。
以后上班下班总要遇到他，我当时住在离下寺约一里的中寺后面，上下班的路线正好与他相反。他总是咧着大嘴笑着向我点头，上身滑稽地前弯，穿着不合身的衣服。我发现，他遇到谁都是这个样子。我还发现，他除了欠身点头，几乎不与人交谈，开会时也听不到他的声音。
但一两个月内，可能是我们经常在下寺遇见，交谈逐渐多起来了，我也不记得是从哪一天哪一个话题开始的，总之，我们时常在一起散步。他总是挑在莫高窟大泉对岸一座低山梁的背后，说这里没人看得见。他谈到夹边沟的生活，说那里的人最后都成了野兽，他们到处逮耗子，烧吧烧吧就吞下去了。有时为了抢耗子，他们会打得头破血流。有一次，一位难友接到上海家里寄来的饼干，居然一次吃了一大半，口渴了，喝了好多水，竟胀死了。其他的受难者弃死者于不顾，为抢夺剩下的饼干打得一塌糊涂，而他抢得最多。还有一次，一个大家都讨厌又拿他没办法的劳教人员正好和他一起抬东西，他把筐子装得满满的，用铁锨拍打结实，再加上几锨。他在后面，起抬的时候他总要把绳子朝自己方面拉，但临到起抬的一刹那就会把绳子推向前面，压得那人嗷嗷直叫。他催着多抬快跑，直到那人累得趴下为止。那人遭到管教干部的痛骂，而他却受到表扬。
我是带着非常沉痛的、敬重的心情写出这一些的。要知道，夹边沟的受难者，多数都是知识精英，包括大学校长、系主任、学者、教授、诗人、音乐家、画家和主编、编辑……甘肃省本来人才就不多，2400多位劳教人员（官方数字），几乎集中了全省的精华和社会的良知。
高尔泰的确身强力壮，高大而粗犷，颧骨高耸，嘴巴又大，平头，脸稍黑而粗，棱角分明，很有雕塑感。正是因着他的体质健壮，才熬过了夹边沟这一关。那时，莫高窟正在进行加固工程，不少工人也身强体壮，他找人摔跤，总是会羸，至少也打个平手。只有一次，工人们找了一位最壮的，体重看来超过高尔泰至少三分之一，他才认输了。高尔泰坚持每天锻炼，冬天不生炉子，开着窗子睡觉。应该说，从生物学来说，高尔泰确实是强者。
渐渐地，我感觉他在所里的处境并不好，人人都不与他过多交往。他解释说，这只是团支部书记贺世哲在盯着他才造成的。他说，他给我讲的这些话，从来没有对别人说过，对他的信任，我是挺感激的。
所以，他总是神秘兮兮的，有时到我住的房子，倏地一下就闪进来。出去的时候，也总是要先往外张望一下，活像一头饱受过惊吓的野兽，高度警觉。
他的耳朵不好，右耳更不好，总要我走在他的左边，听我说话时还要把头偏过来。但他平时也不想听到什么，所以也没有感到有何不便。可他却有一个极明显的特异功能，所里人都知道，就是不管在哪里，每当有人提到“高尔泰”三个字，他的听力马上便恢复了大半，这几乎已成了他的一种本能。我感到，我面对的是一个受过重伤的灵魂。
闲谈中，他提到了一位叫唐素琴的女士。但不知道为什么，一向记性并不太好的我，却特别记住了这个名字，而不太记得他谈的事情了，也许是名字被多次提起，而事情重复得不多吧。只记得唐素琴是他的一位同学，也受了很多苦。印象深刻的只有高尔泰向她求过爱。高尔泰说：“想听听我是怎么求爱的吗？”我说愿闻其详，他说其实也没什么过程，只是在走廊里直走过去，当着面说一声“我爱你！”就完了。但以后两个人几乎都同时受难了。
但在《寻找家园》这本书的“唐素琴”一文中，却压根儿没提这档子事，只说是两个人受难以后再次联系上时，唐向他有过表示，他没有接受，而唐也很理解云云。
我认为高尔泰在两种场合说的话都是真实的，并没有存心撒谎，问题是要看怎么理解了。事实应该是，高尔泰并没有向唐求过爱，但唐素琴在他的内心深处却一直是一位精神上的真正的爱人，占有不可替代的位置，这种柏拉图式的爱情刻骨铭心，以致在某种情况下，高尔泰做起了白日梦，把想象当成了真实。而这种梦游式的爱情，比真实的婚姻更加令人着迷。
问题是，把想象当成真实，毕竟是一种病态，它可以制造出美，也可以制造出丑。
在敦煌，他看中了县邮局一位挺白挺好看的年轻女士，丈夫因事故死了。高尔泰与我商量，我建议他不妨通过他城里认识的人先从旁试探一下，果然有了结果，那位女士同意见面。但他却不希望她带在身边的一个小儿子常在他的身边，让那位原本可以作他岳母的老太太一怒之下追打到大街上。贺世哲召开了一个小会批评了他，事情没有弄成。
我在新疆的女友不能履约以后，他听说了，立刻兴奋起来，见没人，跑到我办公室，力主我应该马上到新疆去。他说：“挽回是绝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但你还是应该马上就去，因为这是一场难得的人生体验，失恋的体验不是人人都可以遇到的。”我不想去，他说：“人生是什么？人生就是体验，体验才能留下记忆，没有体验和记忆，走的时候一片空白，这一辈子就白活了。”我觉得他说得有理，还真去了，但目的主要是挽回。回来以后，晚上他又一次偷偷溜进来，还带了一枝蘸了墨汁的毛笔，在当时我还装在镜框里的原女友照片两侧的玻璃上，笑迷迷地对称地写上了“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祝贺我获得了“体验”，鼓励我直面现实，追求新的未来。我觉得他挺有人情味儿的。这种人情味，也正是我欣赏的，在别人身上，也是难以得到的，我一直很珍惜它，直到今天。
常老传话来要我到他办公室去一下，我去了，同样给了我亲切的安慰，说必然不是她情愿变心，而是这里的条件太苦了，也是可以理解的。要有所追求，就必须有所牺牲。长者之言，令我感动。
过春节了，厨房里准备了好多饺子馅和饺子面，分发给每个人，说这三天不开饭了，要大家自己过年。给单身汉还另外发了肉、菜、米、面和作料，还有几种做好了的菜。高尔泰没了辙，把所有的饺子面擀成一张大皮，包着所有的饺子馅，做成了一个其大无比的“包子”，放到大锅里一起煮了。看来好像熟了，捞出来，发现里面的皮和馅还是生的，只得把外面的一层皮削下，当作削面吃了。然后再煮，再削，最后索性全煮成了说不上是什么的一大锅汤。几乎全所的单身汉都站到大灶边看着他的实验，全都乐不可支，开怀大笑。
大年初一那天，他特意到我的房间里，说是要请我吃红烧羊肉。我们又随便聊起来，忽然他猛地跳起，连说坏了坏了，跑向美术部办公室，打开他的红烧肉锅盖，里面闪出红光，肉和锅底全没了，只看见了炉火，红烧肉真的成了“红烧肉”。他悻悻地说，为了这锅肉，他忙了一上午了。从一早起，就把发给他的令他发愁的一堆冻得硬梆梆的连骨肉堆到石头地面上，举起石块一顿乱砸，砸成一大堆七大八不小的带肉骨头块，说石器时代的老祖宗肯定也是这么干的，他得好好“体验”一下。他把这些骨头肉块洗了，放到一个大钢精锅里，在炉子上一起煮了，来到我屋子请我，不想一聊就忘了时间。
他还有好多类似这样的故事。比如，他说在当美术老师时，上课铃响了，而他忘记了带模型，跑到教室，急中生智，脱下一双皮鞋，权作模型，叫学生们画，自己光着脚（他很少穿袜子），满教室辅导。
他起得很早，每天都是第一个到办公室，自然，冬天的劈柴生炉子的事就都由他包干了。有一次遇到一个树根，实在难劈，他一边劈一边骂：“真他妈特殊材料制成的。”有人听到了，运动一来，便成为一条罪状，说他辱骂共产党人，因为斯大林说过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有时他也喊两嗓子，带着明显的苏南口音，比如“我们走在大路上”这句，在他唱来，便成了“我们住在大楼上”，好在大家都知道这一点，并没有给他再加上一条歪曲革命歌曲的罪行。
总之，此公极富个性，特立独行，我行我素，“体验”第一，率真而有趣，而过目不忘，文思敏捷，才华过人，虽然远不是共产党人，却确实十分特殊。其实，他搞的只不过是美学，并不是政治，他与我也从来不谈政治，当时的我对政治也丝毫不感兴趣，如果他能够拥有一个像现在这样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组织”也不要对他太过关注，他自己也不必过度惊恐，本来是可望在敦煌艺术的研究中，从美学这一侧面，作出很大贡献的。他在给常老的自荐信中，也特别提到了这一点。而在这一方面，即便从现在的敦煌研究院来说，人数从我们在时的不到30扩充到两三百人了，可以说也还没真正起步呢！
高尔泰的美学属于唯心主义，认为美是主观的，美感就是美。有人把他与吕荧归为一派，有人认为二者还有区别，但不管怎么，唯心唯物，不都是学术上的看法不同，为什么非要和政治连在一起呢？高尔泰不过是更强调个性的张扬而已，比起当年北京的青年“右派”的言论，又算得了什么？而这些言论，比起今天的探讨，也算得了什么呢？
最近读到一直申诉却始终没摘成“右派”帽子、现在也不再想摘的林希翎前不久在巴黎说的一段话：“我的最大的错误是什么？我这个思想老超前，说话都说早了。看过一本书，叫《原上草》，北大的，包括谭天荣那些右派的言论集。你现在翻开再看看，有哪一点错了！基本上都是对的，就是说早了。”我们现在说的理论创新，有些说法，早就超过林希翎、谭天荣们多多了。
1966年初，县中毕业的一位女士李茨林走进他的生活，他们结了婚，才算是结束了单身汉生活。其间，他也和我商量过。听说，所里的年轻人为他们操办了一场婚礼，还挺热闹的。但我当时在酒泉参加集训，没有参加。李茨林十分善良，给人非常好的印象，生下了一个女儿，取名高林，小时候我见过。李茨林的生活才刚刚开始，就不幸去世了。
“文革”来了。在工作组面前，高尔泰与贺世哲之间爆发了一场气吞山河、波谲云诡的战争，贺世哲先生，以后并连同夫人施娉婷女士与高尔泰一起，谁也没得到好处，都被工作组揪出来了。但我们今天看看高揭发贺的材料，又算得了什么？无非是贺夸过高能够独立思考、说战争是残酷的，还编了一本据说全是“封、资、修黑货”的《敦煌研究》创刊号。姑不论真假，也不过如此而已。难道独立思考有罪，盲从就对吗？难道战争竟是快乐的旅游吗？可就凭这些，再加上以后广罗密织的各种“罪行”，就把年纪轻轻就出生入死、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以后又培养成党员大学生的两位有为青年葬送了。
施娉婷“解放”得较早，胳膊却在斗争会上被人扭断了。贺世哲被“三开除”，送回陕北老家监督劳动，几年以后才平反回所。多年后我见到他们二位，施娉婷说，在新树林（莫高窟窟区北端大泉对岸一片新开的小林地），他们真的多次想过一切都结束算了，但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在《寻找家园》中，高尔泰坦承他是借着工作组令他写交待材料的机会，以“交待”自己反对过当时被工作组任命的所文革组长贺世哲的错误为名，写出了贺私下对他说的话，才把贺揪出来的。高尔泰还承认揪出贺世哲以后，“一丝复仇的喜悦，刹那间掠过心头”。高先生未免太矫情了，我敢肯定，岂止是“一丝”，一定是喜之欲狂的，就像狼捕到了猎物一样。
但对于贺先生，我也得说，既是高尔泰的受害者，也是自己的受害者，是过于执着了。从来受的就是狭隘至极的教育，眼界不够宽阔，对所谓“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假马克思主义深信不疑，也自有可议之处。比如，他对于常书鸿先生一直固着的、无端的和非理性的强烈反对，就是值得贺先生深自检查的。如对常老提出来的要开一个新洞窟，塑上领袖像，画上革命壁画的主张，我也是从不认同的，认为时间、地点和对象全都不对头，但贺先生为何非要将之硬上纲到“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高度呢？为了反对常老，矛头更及于为新洞窟日夜辛劳创作画稿的高尔泰，最后祸延及己。行笔至此，不知贺兄、施兄以为如何！
以上有关贺、高的一段纠葛，并非亲历（当时我不在所里），仅止于个人感受，就此停住。
1969年，高尔泰因酒泉地区办展览，需要研究所派画家支持，趁着这个机会，他调到酒泉，天天画画，算是从此脱离了险境。我为他庆幸，但更深为敦煌艺术事业惋惜！
后来听说他成了酒泉的名人，因为他在作画时老是忘乎所以。画完一笔，要换颜色了，他懒得换笔，就在屁股上乱擦。一天下来，他很吃惊，想不通一条新裤子怎么就完全变了样子了？还有一次，他站在高架子上画大型领袖像，要退后几步看效果，他就一直退、退、退，要不是被路人及时喊住，他就要摔下来了。这类事在我听了，觉得对他来说简直是太自然的了，但酒泉人却从来没见到过这号人物，不免声名鹊起。
我希望读者不要把这些只当做笑话来看。从高尔泰身上体现出的一种率性、敬业、乐观和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及品格，不客气地说，是当代许多青年所不具有的。
1971年，研究所在酒泉地委先后派来的两位革委会主任孙一心、钟圣祖的主持下，大抓落实政策，许多被揪人员都解脱了，业务工作也逐渐重新开展起来。而由原派性群众组织头头转化而成的革委会两位副主任、原属同派的、左得不能再左的何山与苏永年却开了打，闹得挺凶，甚至扭到了省委书记冼恒汉那里。大家都不明白就里，也不关心，无非争权夺利，由着他们闹去，大家还清静一些。1972年，听说嘉峪关、酒泉新出土了一批北魏壁画墓，大家很感兴趣，认为可能与敦煌壁画的源头有关，除了何、苏以外，全体业务人员高高兴兴来了一次多年没有的参观，我也跟去了。
参观结束，钟头儿要我留下来测绘酒泉博物馆所藏新出土的一批北凉小石塔。工作之余，我高高兴兴去找高尔泰，想象着环境宽松了，两个老友别后重逢的喜悦。
找到他，他也很高兴而且意外，我们在大街上漫步。没多久他忽然说：“我揭发了你！”
我的确非常吃惊，因为所里人人都知道我与谁都不敢交往的他有说有笑，但在整个运动中，他必定知道我没有对他有过任何的揭发，“文革”开始时我还在厕所偷着叮咛过他，一定不能有任何反抗，等待形势的变化，要相信中央（虽然我也搞不清楚“中央”到底想搞些什么）。他把耳朵几乎贴到了我的嘴边，连着点头。我还冒着风险去看他，给他以鼓励，无论如何，即使心理扭曲，也不至于把矛头指向我呀！何况，我也没什么可揭发的。我的情绪从高峰一下子跌入了低谷。他见我不说话，又说：“我说你偷听敌台！”
闪电般地，我一下子想到了两年多以前在离莫高窟几十里外的山沟里一段放羊的历史。我放羊，高尔泰和几个“牛鬼”打地埂，他与我同住一间土屋。
一天晚上，高尔泰进来，见我把半导体凑在耳边，问了一句：“听什么？”
“敌台！”我回答。
他大吃一惊，瞪着大眼，大嘴裂到腮帮子了。要知道，《公安六条》规定，偷听敌台可是要按现行反革命治罪的。
我问：“你要听吗？”把半导体递给他。
他更加惊讶，后退了一步，双手乱摇，忙说：“不不不，我不听，我不听，我耳朵也不好。”说明他也是深知敌台是听不得的，偷听只能小声，他也听不到。
“文革”以后，家里人问我，你当时真听了吗？我说，真的是听了。那是在选台时，偶然听到了我熟悉的苏联歌曲，用中文唱着：“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到处都是田野和森林；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自由地走来走去！”但山沟里信号不好，一下子又没了。高尔泰进来时我正在找别的台，其实是一片杂音。
那我为什么要告诉高尔泰我听了敌台呢？过后回想，一则是我与高尔泰一向是玩笑开惯了，虽说“文革”了，人前装着好像不认识，人后却依然故我，这次是我要故意吓一吓他，看看他是个什么反应。二则是我太相信高尔泰是绝对不会把我怎么样的。再则也怪我自己，有时候确实是有点过分地玩世不恭了。
可我真的一点也没有想到，我对之毫不设防的高尔泰竟会这样。我吓坏了。
我又想起，去年几个月我所感受到的屈辱，原来根子竟在这里呀！我心里盘点着还有什么值得他“揭发”的事，幸好，我烧了在新疆写的上百首诗的事他不知道。出于本能的警觉，我感到身边的这个人忽然变得如此可怕，我必须得有所戒备了。
我问：“为什么你揭发了我，又来告诉我？”
“这不，我……我……我们不是朋友吗？”我显然明白，他告诉我这些，只是为了他自己，以图减轻一点良心的不安。我无法原谅他，决定不给他这个廉价的机会。
“朋友？难道你现在以为我还会把你当朋友吗？”
我再不说话，但并没有加快步子，甩他而去，在别人看来，我们似乎仍然是一对好友在散步。我是想看看他到底还会怎么样，心底里却在流泪。他也没有走开。我们就这么无声地走着，他几次想说什么又没说出来。就这么尴尬着，一直走回招待所，我进了屋，他没进来，迟疑着说了一句“那我就回去了”，带着询问的口气，我没答理。他走了，到大门口，回头望了我一眼。
我一下子被彻底击倒了，体验到被出卖的巨大悲哀。不，还远不止这些，多年的情谊，戈壁滩上的漫步，倾心的交谈，学问的沟通，风趣的玩笑与相互间的关怀与同情，这一切，顷刻间全都化成为一场闹剧。我太看重这些。我投入的太多，失去的也太多。我想不通的是，如果说他对贺世哲的出卖，还可以解释为一种报复，那么，为什么他要出卖我呢？这完全是一种对恶势力的摇尾乞怜，以献上朋友为代价，求得自己的减罪，这是一种人间最不齿的卑劣行为。他难道不知道，就凭着他的一张纸，我就可能死无葬身之地吗！
我忽然想到，有人曾告诉过我、而我一直不相信的一件事：1965年阴历四月初八浴佛节庙会前，甘肃师大美术系青年教师陈克俭来到所里，创作“四月八”油画，不知深浅，曾与高尔泰有过接触，谈了不少。陈克俭我见过，瘦瘦的，戴副眼镜。他在所里呆了五六天，画了不少速写，作为素材。但还没等他回到兰州，高尔泰的揭发材料就寄到学校了，把陈克俭说的例如“一池清波煮成粥，照得师生水中游”形容挨饿时期的打油诗，加上高尔泰自己说的“反动话”都写上，通通算作是陈的反动言论，把自己洗刷一净。高尔泰一时失言，必是觉得后怕，与其别人可能揭发他，不如先把别人宰了，就像曹操杀吕伯奢一样。想象中的危险，又一次被白日梦般地化成现实了。
以后我听说，当时对陈的冲击还不是很大。“文革”一来，陈克俭说不清，竟上吊自杀了。陈的夫人是一位牙科大夫，在阿干镇开诊所，有三个小孩，我妻子认识。
我掂量了一下形势，高尔泰揭发了我如此之大的罪名，两年多都过去了，所里却对我没有任何举动。后来我被感受到的虽不公开却十分明显的岐视实在压得受不住了，曾冒险跑到军宣队队长李治安那里“自首”，要求把我明明白白揪出来得了，同时又宣称自己并不知道自己有何罪行，也被老李一番温言好语劝住；看来高尔泰的揭发并没有被认同，这事大概已经过去了（以后一年我才得知果然是这样，这事在所里曾引起了一场隐藏在幕后的特大风波，把军宣队、工宣队和革委会全卷进去了。工宣队队长郑绍荣老人为了救我，真是费尽了心力，最后以“证据不足”为由否定了高尔泰的揭发）。心里有了一点底，镇静了许多。
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远非党员也与党毫无关联的高尔泰，此时的编制却在地委党校。当时“文革”还远没有结束，我本是可以给党校写一封信，告他一个与我进行“黑串连”之罪的，但我没有，只是给所革委会写了信，主题是汇报在酒泉工作的情况。但这原是不必写的，因为我很快就要回去了，也许比信还快呢，关键只在最后似乎无心捎带的一句话：“还有些事回来再当面汇报”。
回所以后，我想，如果没人找我，此一“黑串连”之事便算作罢，有人来找再说。果然，第二天，革委会副主任苏木匠就打发新调来的办公室主任吴小弟来叫我了，下面是一段有趣的对话。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拒不交待，死路一条；鲁（“老”的音，西北方言）实交待，菜丝（“才是”的音）出路”，甫一进门，苏木匠就带着浓重的兰州土音，祭起了这段著名的二十四字真言。吴小弟拧开钢笔，铺开纸，准备记录。我不说话，静等着。
“你还等什么，交待呀！”
“交待什么？”
“你在酒泉都干了些丝母（“什么”的音，下同）？”果不其然，高尔泰的又一封检举信真的先我而到了。
我打算详细介绍北凉小石塔发现的经过、价值和我的测绘工作，只要他愿意听，我可以发表长篇学术演说。但只开了个头，苏木匠就打断了我：“不要讲只（“这”的音）个，问你还干了些丝母？”
“丝母也没干呀，一测绘完，当天就往回赶了”，我故意装糊涂，还学起了他的口音。
“你见到丝母人？”
“在酒泉博物馆，除了馆长、讲解员，还见到省博物馆的张宝玺，也在测绘这些东西……”
“我问你的丝（“是”的音）在酒泉见到了佛（“所”的音，下同）里肥（“谁”）一个”，声音大起来了。
“所里的谁？那多了，钟头儿、马世长、段文杰……”我细数起来，准备要玩就玩个痛快，对付这位木匠我还是有把握的。我说的这些人都是这一回同去参观的，在嘉峪关分的手。
“不是这些人，是还见到了佛里什么人？”
“所里的人……还见到……”故作冥思苦想状，继续逗他：“没有了呀！”
他一拍桌子：“再想想，给你最后一个之（“机”的音）会。”
他没想到，我也拍了一下桌子，不过比他拍得轻一些：“想什么想，没有就是没有。你这是想干嘛？”我准备坚持到最后一秒钟。
“高尔泰！”苏木匠大吼一声，以为这一下我就得马上缴械了，没想到我却哈哈大笑起来：“啊——”我把“啊”字拖得老长，还拐了个弯：“你说的他呀！你怎么不早说呢，你这个老苏，你老问我见到过所里什么人，高尔泰现在调酒泉党校了，早就不是所里人了。你看你，要问就往清楚点问嘛，干嘛老问所里的人。高尔泰呀！那当然，见过见过。”
“你们佛了啥一个？”他把“说”和“所”一律称之为“佛”
“你看，我正要向你们汇报呢，革委会收到我的信了吗？”
“收到了”，吴小弟说，把信翻出来。
“老吴，请你读读最后一句话。”
老吴读起来：“‘还有些事回来再当面汇报’。”
“你看你看，我不早说了吗，有些事信上写不清楚，要当面汇报的嘛！老吴，麻烦你记录，尽量详细一点，免得我再写材料。”然后我就把高尔泰如何想与我进行“黑串连”，如何遭到了我的抵制等事一一说了，我没有义务再为他打掩护了。可以自夸——毫无破绽，滴水不漏。因为高尔泰揭发的这些事去年早就闹腾过了，郑绍荣已经作了结论，苏木匠一下子失了底气，再不说话了。
经过这次“交待”，足以确证高尔泰对我的两次揭发，都白费了心机，我又安全了。至于他们是否把我说的寄给地委党校，就不关我事了。
运动确实锻炼人。
高尔泰《寻找家园》中的“荒山夕照”一篇写得特别好，景境、情境、心境尽出，对于太熟悉那个地方和那些人物的我来说，读来更觉有味。读者可曾记得，在该篇结尾，对于“牛鬼”们擅自在山中打黄羊的事，高尔泰只描写了当范华提出不必让革委会知道以后各位“牛鬼”的表现，说明世事人情之险恶以外，并没有明确交待回所以后他们当中是否有人向革委会举报了。我读了以后，可以打赌，一定有人举报了，而举报者不是别人，绝对肯定正就是高尔泰本人！
原来，人情世事之险恶，最典型的体现者就是高尔泰。
1984年，在兰州举行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及学术研讨会，我最后一次见到了高尔泰。我那时已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他也调到了兰州大学，我们被分配在一个组。他到了两次小组会，大会没来。第一次小组会上，相隔十多年我们第一次碰面，他一直盯着我，我却对他来了一个“脖子不给”（兰州土话：不予理睬）。会议结束我随着大伙进饭厅，他施施然走了。第二次会上，中间休息时他迎向我，站在我面前，似笑又不敢笑地问：“你好吗！”
我说：“我还好，你可能不一定太好吧！你不是在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呆过吗，那个单位多好，在北京，可以甩开膀子搞你的美学了，李泽厚也在那里，为什么不呆下去呢？”他一时说不上来。
“可能是呆不下去了吧，人家‘送瘟神’了？你那个爱揭发人的毛病也得改改了，你走到哪里都是这样，人家讨厌，对你自己也不好。”
“你怎么知道的？”他惊奇于我的消息灵通，也证实了他确实又揭发了什么人让人家赶走了。
“丁一你认识吗？”我问。
“这你就不用知道了。”
“我……我……‘文革’中的事情……”
“你不用说了，‘文革’中好多人都犯过错误，包括我在内。但有些错误是可以原谅的，时代造成的；有些是永远不能饶恕的，是人格堕落的表现，你就属于后一种。你的身子已经生活在20世纪了，头却还在中世纪，脖子拉得那么长，你活得累不累呀！你实际上是一个弱者。当然，我们之间曾经有过的那一段真挚，我是会记住的。你的‘体验’说也很有见地。”
然后我转向别人说话，他悻悻地走了，以后就再没来过。在两次会上，他没有和别人说过话，更没有发言，显然，他从住处赶来参加这两次会，仅仅是想见见我。
从此，20多年了，我们就再没见过面，在《寻找家园》中也没见他对我这个在研究所与他关系最密切的人有过只言片语。有人描述他现在已经是“过肩的白发扎在脑后”了，我现在真的希望能再见上高先生一面。至少，我希望他能够读到这篇文章。我会打听到他的地址，给他寄去的。对于高先生明显优秀的一面，我仍然怀着敬意，真想抛掉过去的所有恩怨，就像我们在大泉对岸小山梁背后的戈壁滩上一样，倾心地再谈一谈。
但对于刘宾雁说的“高尔泰是当代中国一个难得的奇人。无论就人格、才华和贡献而言，他都应该被列在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的前三名”（见《中国时报周刊》记者访谈），我却大不以为然，至少就我所了解的人性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复杂性而言。
（相关简介：萧默，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建筑艺术历史与理论学者，著有《敦煌建筑研究》、《世界建筑艺术史》丛书，主编国家重点项目《中国建筑艺术史》）
第二个文本，我的未能发表的答复
昨日少年今白头
一头狼给一只狗的公开信
高尔泰
朋友们先后寄来《领导者》杂志上你的《“寻找家园”以外的高尔泰》一文，和该文的一些跟帖，
劝我做出反应。看来，为关心此事的读者提供一些查证和判断事实的依据，是必要的。故有此信。
你说，“高尔泰是一头被追猎的狼，同时也是一头追猎的狼。”我想这两句话，是来自诗人黄翔。黄翔著名的《野兽》诗，就是这样开头的：“我是一只被追捕的野兽……我是践踏野兽的野兽。”你把后句紧接着“践踏”二字的“野兽”二字去掉了，很有意思。所有的狗，都有一种同野兽划清界线的需要。
没想到的是，你会以我的亲密朋友的身份，来划这线。所谓“研究所里关系最密切的人，”所谓“多年的情谊，戈壁滩上的漫步，倾心的交谈，学问的沟通，风趣的玩笑与相互间的关怀与同情”，所谓“文革中有一天在高尔泰处境最艰难的时候我偷偷溜进他的房间”，这种凭空虚构的逆向迂回，已超过了划线的需要。那些半真半假的趣闻轶事，隐私八卦，掺杂着骇人听闻的道德指控，在不了解真相、特别是不了解文革真相的年轻读者那里，也真的可以造成，一个老朋友在怀念故人的印象。而这个故人，是一头“身子在二十世纪，头还在中世纪”的、到处乱咬的恶狼。
好在任何事情，都有个历史背景。“横扫一切”时发生的事，“化消极因素”时不会发生。红卫兵着旧军装走遍全国时发生的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不会发生。“揪军内一小撮”时发生的事，“还我长城”时不会发生……你的许多历史言说，放在当时的客观背景中来看，还是可以证伪的。比如你说你在文革中我最艰难的时候偷偷溜进我的房间与我相会，你可能是忘记了，那时我人在牛棚。房间已被查封。
我爱画狼，这是真的。但是这个真，不能为你那个假作证。那幅油画，抄家时已经失去。抄家是群众性的，你也来了。你提到了那幅画，没提抄家。这种任意剪接情况——不提的事比提到的重要——文中常见。你的剪刀很大，历史被整段整段地剪掉。提到八三年，不提“清污”。提到社科院，不提八十年代……这些切断了因果链条、绝缘于泛文化背景、加上虚构细节的小故事，漏洞多，矛盾大，不待与事实对比，你早已自我证伪。
这里权且指出几个，就文本所及，说一些事实。不作评价，也不作评价的评价。
第一个，你说你1972年从嘉峪关到酒泉看我，散步时我告诉你，我揭发了你偷听敌台。于是，“闪电般地，我一下子想到了两年多以前在离莫高窟几十里外的山沟里一段放羊的历史。我放羊，高尔泰和几个牛鬼打地埂，他和我同住一间土屋。一天晚上，高尔泰进来，见我把半导体凑在耳边，问了一句：听什么？敌台，我回答……我又想起，去年几个月我所感受到的曲辱，原来根子竟在这里呀！我心里盘点着还有什么值得他揭发的事，幸好，我烧了在新疆写的上百首诗的事他不知道。出于本能的警觉，我感到身边这个人忽然变得如此可怕，我必须有所戒备了。”
1972年的“两年多以前”，是1970年。1972年的“去年几个月”，是1971年。你又忘了，我已于1969年春天离开了敦煌。时间和地点都对不上号，这是一。1969年以前的三年，特别是事件发生的1967年，阶级界线判若水火，革命两派你死我活，没有可能一个造反派战士和一群牛鬼蛇神同住同劳动。事实上你是作为看管阶级敌人的民兵监押着我们来回的，这是你所谓的“放羊”，这是二。那个山沟叫苦口泉，只有一个窝棚。那次去的人很多，大家都在里面过夜，很挤。你不会在那样的场合“偷听敌台”，听什么也没人敢问你“听什么”，这是三。
我确实揭发了你。你说此事时，可曾想过，应该向读者交代一下原委？那天你背着手在工地上走来走去，监督劳动，我们牛鬼蛇神挖土。我挖着挖着，浑身燥热起来，就把上衣脱光，晒着太阳挖。你走过来，告诉我不许赤膊。我问为什么，你说不许赤膊。我又问为什么，你还是说不许赤膊。我没有听从，你勃然大怒。喝令我立正低头，问我“是不是要向无产阶级专政示威？”“是不是以为在这野山沟里只有一个民兵，就治不了你？”直到我穿上上衣，还没完。晚上我们做完请罪仪式，你给大家训话，又专门训我一顿。我们每次进山劳动，都有个民兵监押。对我们宽严各异，没人像你这样。
时值两派恶斗，所里无政府。你在“革总”，对方是“革联”。回所后，我找到革联的苏永年，告诉他文革前有一次到你屋里，你正在收听苏修节目。知道没有旁证，最终不能定案。知道革联处于劣势，一时管不着你。知道如果革总找我算账，革联不会相救（谁救阶级敌人）。但是没有涵养，又别无选择，顾不上那么些了。事后两天，在院子里遇见你，大声地对你说，“你偷听敌台，我揭发了你”。你站住，我绕过你走了。
你剪掉了你在苦口泉发飚的事件，把我说“我揭发了你”这句话的时间，挪到1972年，地点挪到酒泉，并宣称在这之前，你毫不知情。这就与情与理，与历史事实，与你此文的下文，都对不上号了：“我掂量了一下形势，两年多都过去了，所里却对我没有任何行动。后来我被感受到的虽不公开却十分明显的歧视实在压得受不住了，曾冒险跑到军宣队队长李治安那里自首，要求把我明明白白揪出来得了……被老李一番温言好语劝住……以后一年我才得知，这事在所里曾引起一场隐藏在幕后的特大风波，把军宣队，工宣队，革委会都卷进去了，(尔泰按，如果真是这样，那是因为你的投诚者的身份，在对方阵营中的地位使然)，工宣队队长郑绍荣老人为了救我真是费尽了心力……”这就在无意之中，提供了一个不同的时间坐标：军宣队、工宣队时代——六十年代后期。和一个不同的地理坐标——敦煌，使得那一脸无辜如梦方醒痛心疾首的表演破了功。
那次在苦口泉劳动，不是只我一个。目睹你发飙的同事们都还健在。你激动得面红耳赤暴跳如雷，相信你终身记得。文中绝口不提，该不是选择性遗忘。然后你说，“为什么他要揭发我呢？这完全是一种对恶势力摇尾乞怜，以献上朋友为代价，求得自己减罪，这是一种人间最不齿的卑劣行为”，作为旁证，接下去你说，你到酒泉时，“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远非党员也与党毫无关系的高尔泰，此时的编制却在地委党校。”暗示我得到了“献上朋友”的回报。这个谎，就撒得太随便了。从历史常识来说，“立功赎罪”的支票从无兑现，遑论嘉奖？从个人的履历来说，我的编制从来没有到过党校，一天也没。你怎么能编造别人的履历，来适应自己的需要？
那次你来酒泉之前，所里另外两位同事，刘玉权先生和王炳先生刚刚来过。是所革委会派他们来了解1967年我那个揭发的，要我提供一点旁证。我没有，他们也就算了。想不到他们前脚刚走，后脚你就来了，说是来看望我的。有过互相伤害，难能不计前嫌，你这么远跑来看我，我有些感动，告诉你刘王二位刚走，所里在调查你，你要注意。万万想不到，你的回答竟是，“你不应该告诉我这个，朋友是朋友，组织原则是组织原则”。我像吃到一个苍蝇，只有冷眼看你。你站起来走了，我随即砰地一声，用力推上了房门。声音太大，惊动了隔壁的赵存福，一位杰出的摄影师，过来问什么事，我都告诉了他。想不到三十六年以后，你会说我送你一直送到旅馆。
刘玉权先生是考古学家，正派诚实。王炳先生管后勤，也是老实人。二位至今健在，不难找到查询。他们当年的酒泉之行，是你我那次酒泉冲突的关键。你的酒泉故事中没有他们，该不是选择性遗忘。三十六年以后，你把我与他们的接触，说成是我对你的第“两次揭发”，并说凭着我告诉你所里在调查你这一点，你也可以“告他一个与我进行黑串联之罪。”你写道，你回所以后，“我就把高尔泰如何想与我进行黑串联，如何遭到了我的抵制的事说了……可以自夸——毫无破绽，滴水不漏。”你的故事前面根本没有提到刘、王二位，怎么后面又冒出一个第二次揭发和黑串联之说？思路一时迷失，邂逅了一段你已经剪掉的关键性环节，你不尴尬？
第二个，你指控我出卖了贺世哲和施娉婷，导致贺被开除送回原籍监督劳动，施被扭断了胳膊。我同贺、施之间发生的一切，都在《寻找家园》中写了。我写的，你也已经仔细研究过了，没有提出异议。但是你关于这件事的说法，却是这样的：“文革来了，在工作组面前，高尔泰与贺世哲之间爆发了一场气吞山河、波诡云谲的战争，贺世哲先生，以后并连同夫人施娉婷女士与高尔泰一起，谁也没有得到好处，被工作组揪出来了。但是我们今天看高揭发贺的材料，又算得了什么……可就凭这些，再加上以后广罗密织的各种罪行，就把年纪轻轻就出生入死、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以后又培养成党员大学生的两位有为青年葬送了。”
你十分清楚，早在工作组进驻以前，贺世哲就以“揭开敦煌研究所阶级斗争的盖子”为号召，发动群众对我这只“夹边沟铁笼子里逃出来的恶狼”穷追猛打，“解剖麻雀”。工作组进驻时，我早己被解剖完毕，斗倒斗臭，成了阶级敌人的现成标本。那时的贺世哲，是所里“文革小组”组长，权倾一时，一言九鼎。你怎么对此只字不提？你怎么不说，是他们葬送了只有三十一岁的我的前途呢？难道我没有入党，没有抗美援朝，因此算不上有为青年，就可以随便葬送吗？
你十分清楚，那是1966年六月的事。同年十月，工作组宣布，我降三级，贺取消党籍，施免予处分，算是结案了。宣布大会上，你上台教大家唱样板戏《红灯记》，该不会忘记。不久形势逆转，各地奉旨造反，两派武斗比忠，贺、施再度崛起，成为“革总”的头头——
你的领袖。你写了很多大字报，自称“红卫兵”，“超龄团员”，“韶山战斗小组”，为之摇旗呐喊，该不会忘记。后来“革总”失势，贺、施被打成重伤。所里一半以上的人都进了牛棚，你“乘着革命大联合的东风”，和革联的人们一起，依然红色战士，该不会忘记。
敦煌的武斗，是全国武斗的缩影。得宠者胜，失宠者败。得者复失，失者复得。全在皇上一念，谁都没处捉数。我辈阶级敌人，皮青肉肿看戏，更是眼花缭乱没处捉数。但是，是谁打折了施娉婷的胳膊这样的具体事件，你们局内人应该知道得很清楚。知道而不说，剪掉了多少历史？不管你的剪刀有多大，我一直是勤王两派共同的专政对象，一直都在监督劳动之中，身在局外，不可能参与其事，这一点，你是剪不掉的。
第三个，你指控我出卖了陈克俭，导致陈自杀。你写道“1965年阴历四月初八，浴佛节庙会前，甘肃师大美术系青年教师陈克俭来到所里，创作四月八油画，不知深浅，曾与高尔泰有过接触，谈了不少……但还没等他回到兰州，高尔泰的揭发材料就寄到学校了，把陈克俭说的例如“一池清波煮成粥，照得师生水中游”形容挨饿时期的打油诗，加上高尔泰自己说的反动话都写上……文革一来，陈克俭说不清，竟上吊自杀了。”言之凿凿，骇人听闻。但是谎言越具体，越容易证伪。且不说陈是水彩画家，不画油画，也没有在1965年来到敦煌；且不说“破除迷信”十几年，那时已无浴佛节庙会和任何庙会，更不会有以此为题材的任何文艺创作；且不说“粒米煮成十碗粥……照得全家水中游”之句，是五七年鸣放时兰州市女子师范许植本老师在大字报上写的（《寻找家园》中有提及），挪用不到其他人头上……且说事实：
1962年，我初到敦煌，分到住房前，住在招待所，与陈克健和李巍（甘肃人民出版社美术编辑）一室。三个人晚上闲聊，说起当时的饥荒，李说，中国农民胆小，不然要造反了。陈说胆大也不会，因为国家有军队。我说不是国家有军队，是人民没有组织。军人来自人民，会把人民的体验带进军队，一定条件下会站到人民一边。条件是出现某种组织性力量，比如独立农会，比如民间宗教，现在都没有可能……不是发昏，都想透口气。时值“三年困难时期”，政治相对宽缓，以为在这个沙漠孤岛上，天高皇帝远，可以随便些。
李巍大大咧咧，在食堂里（招待所没有食堂，在研究所食堂吃饭）谈笑风生，有一天忽然手抚我背，说我“脑袋瓜子好使”，“天才就是疯子”。这是不着边际的话，本来没有什么。但是环境特殊（这一点你很清楚，我也写过），有人就找他“闲聊”。后来支部书记李承仙找我谈话，说，听说你在客人面前放毒，怎么回事？常所长调你来，费了很大劲，对你期望很大，你怎么一来就给我们惹麻烦？让范华在会客室里给开了个临时床铺，让我当天就搬过来暂住，说清楚了以后，别再胡说八道了。
我交待了谈话的内容，作了自我批判（认识到党是为人民服务的，是党指挥枪，不是枪指挥党），且不敢通知陈、李。这是丑行劣迹，我一直心存愧疚。好在一切如常，大家都平安无事，他们在所里待到1963年，先后离去。1965年春，我被借调到兰州甘肃省博物馆搞“阶级斗争教育展览”，陈也在那里，又同住一室。谈起这事，他说在敦煌时，李承仙找他谈过。他当过团干部，也处理过这种事。同样一句话，要看是什么人说的。特别是三年困难时期，社会上牢骚很多，顾不过来，一般人说句错话，基本上不会追究。但如果是地富反坏右说的，性质就不同了。你们那里水深，没人追究你，要感谢李承仙。
陈的厚道，李的保护，我只有感激。因所里搞新洞窟创作，我不久就回了敦煌。陈继续搞展览，以后没再见过。文革后我到兰州，听说他在文革中自杀了，很意外，很惋惜。你说他是因我而死，“高尔泰一时失言，必是觉得后怕，与其别人可能揭发他，不如先把别人宰了，就像曹操杀吕伯奢一样，想象中的危险，又一次被白日梦般地化为现实。”一个“必”字断案，干脆利落，就像说施娉婷的胳膊是因我而断一样，显然不是判断力和记忆力的问题。为了和文革挂上钩，把1962年发生的事挪到1965年，该不会是无意的吧？兰州文革中的情况，我不清楚。但是一个人自杀，应有较大原因，应有档案记录，应有当事人和知情人的记忆。现在甘肃师大还在，艺术系还在，当时的不少老师和同学还在，要了解真相，应该不难。你此文的跟帖中，有一则就提到了这个问题，“你们个人之间的是非恩怨也说不清道不明，但陈克俭老师之死是谁人所致，真相早已大白，不是凭高的几句话就能决定的”，应是知情人所写。你既然要做这文章，又不先了解一下，哪像个吃考古饭的？
第四个，你说我的《荒山夕照》，“说明世事人情之险恶以外，没有明确交代回所以后他们当中是否有人向革委会举报了。我读了以后，可以打赌，一定有人举报了，而举报者不是别人绝对肯定正就是高尔泰本人！原来，人情世事之险恶，最典型的体现者就是高尔泰。”前面的“打赌”，“一定”，“绝对”，加上后面的“原来”二字，立即就变成了事实，以及对事实的道德判决。实际上那次回所以后，革委会主任何山听了范华的汇报，说，下一次他要亲自到大泉“带头劳动”。指示范华多准备几个铗铑，以便“改善生活”。从大历史的角度看，这是新生的革命政权以权谋私的一个小小萌芽，值得一写。但那是另一个主题，我怕文字杂乱，决定割爱。想不到留下这个悬念，竟使你如此亢奋。
第五个，你说我“谈到夹边沟的生活，说那里的人最后都成了野兽，他们到处逮耗子烧吧烧吧就吞下去了。有时为了抢耗子，他们会打得头破血流。有一次，一位难友接到家里寄来的饼干，居然一次吃了一大半，口渴了，喝了好多水，竟胀死了。其他受难者弃死者于不顾，为抢夺剩下的饼干打得一塌糊涂，而他抢得最多……”，如此等等，比我知道得还多，描写得很细致，如同亲身经历。你读过《寻找家园》，应该知道，我在1959年初，就离开了夹边沟。在我离开以前，还没有发生你所说的上述情况。我也没在盐碱地上见过耗子。九十年代以后，开始有一些幸存者的见证和勇敢作家的调查问世。我想你是读到一些，搬过来充当“寻找家园以外”的知情人的。显然你又忘了，1960年以后发生的事，安不到1958年去。
并且你在这里，不动声色地制造了一个虚假的对比：你很尊敬夹边沟人全都是社会良知，而我骂他们都是野兽。用心之深，令人生畏。但是我对夹边沟难友的看法，早已写在书里。有我的书作证，不是你可以随便涂改的。你毫无亲身经历，怎么又从“人性和知识分子的复杂性”，得出了这么一个全称肯定？
第六个，1983年（你挪到1984年，为什么？），敦煌吐鲁番学会在兰州开会，我应邀与会，遇见不少敦煌的老同事，握手如仪，还是有些旧情。唯独你，酒泉一别，已形同陌路。楼道里遇见，没打招呼。会议中间休息时，你挤过来坐在我旁边，说，“我到艺术研究院了你知道吗？”我说不知道。你问我“你怎么样啊你？”我说我很好。时值“清除精神污染”，我是批判重点，被停课禁书，拒绝检讨，拒绝约谈，处境恶劣，无人不知。你明知故问，毫不掩饰幸灾乐祸，我像又吃到一个苍蝇，掉头不再理你。你转身走时，丢下一句威胁：“齐一你知道吗？我和他很熟。”显然你以为你心目中的庞然大物，必然也是我的。
关于这次偶逢，你的版本是：“相隔十多年我们第一次碰面，他一直盯着我，我却给他来了一个脖子不给（兰州土话，不与理睬）……他迎向我，站在我面前，似笑又不敢笑地问”你好吗！我说，我还好，你可能不一定太好吧，你不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呆过吗！那个单位多好，在北京，可以甩开膀子搞你的美学了，李泽厚也在那里，为什么不呆下去呢？”他一时说不上来。“可能是呆不下去了吧，人家送瘟神了？你那个爱揭发人的毛病也得改改了，你走到哪里都是这样，人家讨厌，对你自己也不好。”“你怎么知道的？”他惊异于我的消息灵通，也证实了他的确又揭发了什麽人让人家赶走了。“丁一你认识吗？”我问。“是他告诉你的？”“这你就不用知道了。”“我……我……文革中的事情……”“你不用说了，文革中好多人都犯过错误，包括我在内。但有些错误是可以原谅的，时代造成的。有些是永远不能饶恕的，是人格堕落的表现，你就属于后一种。你身子已经生活在20世纪了，头却还在中世纪，脖子拉得那么长，你活得累不累呀！你实际上是个弱者。”
这一长段话，形象伟大，气势昂昂，不像会议休息时稠人广众中短暂的招呼，倒像是八十年代以前居民委员会里带红袖章的老太婆对阶级敌人的啰嗦训话。这种架势和口气，革命知识分子也有，但须得对方像老鼠见了猫那样战战兢兢配合才行。所以这种节目，七十年代已少，八十年代已无。语境既已转换，舞台、道具也不再和角色配套，你无从吸取能源，单靠文字过瘾，难免底气不足。刚一提出指控，立刻转了话题。借编造的我的结结巴巴回答，从社科院的不知什么事，一下跳到敦煌（文革中的）的不知什么事，上下文毫无关联。故事的主线索，就这麽断掉了。从此再也没有提起。这里面的空白，可不是剪接所致。
剧本还没完，脚色就变了。恶狼受命卸妆，扮演多情贱鼠。追猎改为追随，遭抛弃了还恋恋不舍跟着：“我们就这么无声地走着，他几次想说什么又没有说出来，就这么尴尬着，一直走回招待所，我进了屋，他没进来。迟疑着说了一句，那我就回去了，带着询问的口气，我没搭理，他走了，到大门口，回头望了我一眼。”或者“他一直盯着我……他赶来参加这两次会，仅仅是想见见我……”。好家伙！这些自恋者的意淫，使我想起chiwawa，一种很小的宠物狗。它以为自己很大，而且魅力无穷。狼也萧默，鼠也萧默，你站在这么一块左右摇晃的垫脚石上面，高则高矣，稳当吗？
在《“祁连山下”以外的常书鸿》一文中，你写你以民兵身份，押解所革委会的头号敌人常书鸿外出治病（自称“董超、薛霸”，貌似调侃，实际上是给自己涂脂抹粉，）对医生训话的口气，也这么气势昂昂。要说这气势的源泉，说白了还是你所依附的权力。压下者，必然媚上。所以另一方面，你又“孙头儿”“钟头儿”叫得和从前的“常所长”一样亲热。在军代表、工宣队长面前撒娇更绝，要求“把我揪出来得了”。博得前者“温言好语”相劝，后者“费尽心力”相救”，嗲劲儿难以想象。主也萧默，奴也萧默，可知道在这二者之外，还有别样的人格？
你问我为什么不在社科院哲学所待下去，假如我是你，自然能待下去。但我不是你，我和你心目中的那位庞然大物合作写书不成，闹翻了。我被“清除精神污染”，也是因为写异化问题和人道主义问题，逆了龙鳞。一个人再怎么邪恶和愚蠢，也不至于一面激怒当局，一面又向当局告密，太阿倒持授人以柄。即使至于（比如两面派、双重人格），上下左右那么多人盯着，也绝无可能保密，当时就会身败名裂，还等得到二十七年以后，由一个与社科院毫无关系的你来说？
你说我惊异于你的消息灵通，因而也证实了我揭发了人。你拿出来的证据就是你所谓的我的惊异吗？为什么你不把那些灵通消息及其来源抖出来作为证据呢？
你说我是因为“爱揭发人”被赶出社科院的，为什么不说出我揭发了谁？向谁揭发的？揭发的是什么？
你说渺远往事，充满具体细节绘声绘色，怎么说到近事，反而含混起来？
如此严重的指控，怎么能闪烁其词？
现在社科院还在，当时的人们还在，你只要说得出来，自会有当事人作证。为什么不说？
如果你说不出来，是不是撒谎？
你虚构了一个“丁一”，以维持气壮如牛，实际上并无其人。如果有，必无躲藏之理。藏也藏不了的，起码互联网能搜索得到。如果没有，是不是撒谎？
你写此文时，已经年逾古稀，还撒谎，不知道是为报旧仇还是昔日的派性发作？不知道是玩世不恭还是想抹黑或攀附别人以引起人们对自己的注意？不知道是前红卫兵的历史乡愁使然，还是高级宠物的特殊心态？
不论是什么，都不奇怪，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说话要负责任。何况用虚假的名字，进行真名实姓的指控，并且公开发表，问题的性质，岂止是撒谎而已？
撒谎二字，不是可以随便说的。我敢于负这个言责，是因为有你的文本在。不论如何阐释，白纸黑字，作为既成事实，它已经不能修改。
文本所示，此为焦点。焦为热之聚，即小可以见大。四十年间民族灾难深重，你由看门狗晋升到宠物狗一帆风顺，岂是偶然？现在有头有脸安富尊荣不但毫无反省，还美滋滋地写了不少名流轶事烘托和美化自己。花边趣谈、隐私八卦，周恩来的关注，郭沫若的嘉奖……靡不毕集。时或在昔日的意识形态碎片中掺入一些“恶势力”之类时尚字句，或者貌似附带地宣称自己写了一百多首诗烧掉了……不管时代怎么变反正正确是你的机会是你的好处是你的。假如有一天，看到你在没有危险的情况下连署某个请愿书或者走在某个游行队伍的前面，一有危险就缩回到安全的宠物窝，我将毫不奇怪。
如此人文景观，其实非常普遍。米兰昆德拉早就在他的《玩笑》一书中，把这种没有忏悔的“与时俱进”，写得淋漓尽致。但是玩笑一普及，就变成了严肃。正如谎言一普及，就变成了真理。若要与之周旋，正好陪着玩儿。你说我“实际上是个弱者”，没错。否则，哪会一辈子被群狗追咬，连躲在深草丛中静静地舐一舐自己的伤口都没有可能？十几年亡命天涯，还要被追着抹黑，拉着垫脚，以衬托别人的高大？哪会被迫辩诬，别无选择，只能把本可以用来叩问存在寻找意义关注身外事物的有限能量，虚耗在渺小个人卑微琐碎的自卫斗争之中，显得时间和精力都毫无价值？
这玩儿对于你，是有趣和有利的。对于我，纯属生命的贬值。迫使我陪你来玩，这本身就是你的一个胜利。但这胜利，未必是强者的证明。强者之强，首在独立。否则没有自我，存在就是虚无。虚无之胜，也是虚无。“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腐皮之上，毛何持而强？一个人的历史是自己创造的，一个人的价值也是自己创造的，此外持什么都是空的，何况腐皮？何况抹黑别人抬高自己的游戏？
我使用“抹黑”二字，不是说自己干净。澄清某些史实，不是说我好你坏。事实判断，不等于价值判断，任何渺小短暂的个体，都不是真理的化身，都没有资格充当道德法庭的终审法官。我比你优越之处在于，我明白这一点。面对暴君的奴役，检讨认错、鞠躬请罪，我什么丑没有出过？画了那么多毛像，画了那么多歌功颂德的宣传画，我什么脸没有丢过？对于贺、施和你的报复，手段也邪乎得可以。特别是反骨难换，祸延亲人，留下创深痛巨不可弥补。用残损的四肢，爬出那黑暗的隧道，满身污泥创伤，早就不像人样，敢不谦卑？敢以清白自居？硬要充个胖子，也只能说，我纵有狗性如你，也还能因而知耻，。知耻，故能找回来一丁点儿自我，那个自省的主体。
你责怪我在《寻找家园》中没有写你，那是因为已写了类似的事例。此外，社会底层那些不施脂粉、以真我面对人生的普通人的命运，也比你更值得写。漂泊天涯，谋生不易，很多想写的，都没顾上。有太多的没顾上，至今感到遗憾。就你而言，四十年后的这个后续发展，倒是赋予了题材以一种此前没有的写作意义。但我如现在来写你，文字会像辩诬，更加要不得。
但诬既有之，不得不辩。只能直接写个公开信，向读者做出交代。这是弱者的悲哀。你的诬不止这些，所辨只限于比较严重、有案可稽，有旁证可以鉴别真伪的部分。有关谬托知己、隐私八卦、心理推测、趣味花絮，以及不在一个层次上面无法进行的所谓“学问的沟通”，不辩也罢。不辨不等于默认，也是弱者的悲哀。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一个人处在要为自己辩诬的地位，就已经是屈辱的了。何况在受了实际的伤害之后，还要来辩诬？
整个八十年代，你一声不吱。现在写作此文，却用上了那时穿靴戴帽的方法：以“如果有一天我和高先生在一起坦诚相见，他将不得不承认我说的全是真话”开篇，以“我现在真希望能再见上高先生一面……真想抛掉过去的所有恩怨……倾心地再谈一谈”结尾。双手捧心，令人错愕。
见文如见人。我不觉又体验了一次，前两次久别重逢的况味。
“劝君更尽一杯酒，昨日少年今白头。”
第三个文本《领导者》杂志编辑部的回信
尔泰先生：
您好，我们认真看了您的文章，编辑意见如下：
旧的时代造就了旧的故事。鉴于毛泽东的斗争时代已经远去，我们希望倡导一种包容理性的文风。我们虽然愿意发表您的回应，但希望您能有所修正。
作为一位学养丰厚的美学家，您若能从时代、文化等角度去反思整个经历，与萧默先生对话，可能会对我们的读者、对新生代更有价值。不知您能否修改您的回应文章，字数一万左右？
一切安好！
《领导者》编辑部
证人高尔泰
北岛
某些人很难归类。他们往往性情古怪，思路独特，不合群，羞怯或孤傲。一般来说，这种人不大招人喜欢，特别是政治家，无论是专制者还是民主派，都会因为他们难以归类，不便管理，而把他们看作天生的敌人。高尔泰就是其中一个。
我一到纽约就跟他们联系。高尔泰耳聋，一般总是他的夫人浦小雨接电话。在小雨柔弱的声音中，突然听见高尔泰的大嗓门："北岛，欢迎你来！"随即就消失了。他只使用电话的话筒部分，因听筒部分对他毫无用处。
头一次见到高尔泰是一九八七年，在成都的一个画展上。我们握手时，他的手大而有力。我从手注意到他的体魄，健壮、敏捷，且不善言辞，和著名的美学家、大教授身份极不相称。我们闲扯几句，我记住了他那略显阴郁的眼睛。其实那大概是他一生中最顺的日子......暴风雨短暂的间隙。
听说过他的一个故事。一九八三年高尔泰在兰州大学教书，赶上"反精神污染运动"，被定为全省批判的重点。有一天校党委书记通知他，省委书记要跟他谈话，并给他张条子，写明时间和地点。可到时竟不见踪影，急得党委书记团团转，四处寻找，直到第二天才找到他。书记暴跳如雷，问他到底躲到哪儿去了？高尔泰平静地说，他没有躲，只是在画室画画。书记厉声问他既然接到通知为什么不去？他答道，我是接到了通知，可我并没有答应。
高尔泰，江苏高淳生人。五七年因发表《论美》一文而被打成右派。大概是高家天生的反骨，父亲和姐姐也遭此厄运。不久，被劳改的父亲在出砖窑时跌倒，再也没爬起来。高尔泰在戈壁滩的劳改营目睹了无数的死亡，自己也差点饿死。
五九年他被一只无形的手从死亡线上挑出来，送到甘肃省博物馆画十年大庆的宣传画，逃过一劫，使他有一天作为证人，记下那远比古拉格群岛残酷十倍的苦难。他离开劳改营的当天，头一次和押送他的警察共进晚餐，他嚼都不嚼，大口吞下太多的肉块，以致到今天还常常胃疼。
我再次见到他是在洛杉矶。八九年夏天，他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在南京被捕入狱，被关押了半年多。出狱后他和小雨通过地下通道逃到海外。我们的舞台由于一次事件转动了。亲朋好友，天各一方，甚至永远不再想见。没想到事隔八年，我和高尔泰竟在地球的另一端重逢，真是又惊又喜。他变化不大，原来眼睛中的阴郁竟然消失了，代之以明朗，像洛杉矶的天空。他耳背，跟他交流很困难。每次我说话，都是由小雨大声重复一变，有点儿像通过口译，只不过是从中文到中文。好在我们都不认为谈话是重要的，大家在一起坐坐，共享那温暖的时刻。小雨是高尔泰的学生，曾在北京的首都博物馆搞美术工作。她性情温和，心甘情愿地跟老师浪迹天涯。他们当年靠给西来寺画画维生，日子简朴而充实。告别时，我有一种冲动，想搂住他那厚实的肩膀。不，我想不是哀怜，而是骄傲，为他而骄傲。
以后陆陆续续读到他的回忆录《寻找家园》，让我记起那一瞬间的骄傲。中国不缺苦难，缺的是关于苦难的艺术。高尔泰的故事把我们带回历史的迷雾中，和他一起目击了人的倾轧、屈服、扭曲和抗争，目击了生命的脆弱和复杂，目击了宏大的事件中流血的细节。他的文字炉火纯青，朴实而细腻，融合了画家的直觉和哲学家的智慧。他告诉我，他是压着极大的火气写的。我却没有这个感觉，可见他功力之深，把毕生的愤怒铸成一个个汉字。
我们去看望高尔泰夫妇。从曼哈顿出发，穿过荷兰隧道，进入新泽西。我的朋友学良开车。车是跟他弟弟借的，又破又小，新装上的轮胎还有问题，车身发飘。我们离开都市，穿过人烟稀少的旷野，春风吹绿了大片的树林。
他们在新泽西南部的一个老人住宅区花五万美元买了个小房子，这笔钱在曼哈顿最多只能买间厕所。我是建筑工人出身，房子一看就是低成本的。两室一厅，一间卧室，一间是高尔泰的书房，还有间相当敞亮的花房，作小雨的画室。这里太安静了，静得耳朵嗡嗡响。他们生活简朴，很少与别人来往，除了画画写作，唯一的乐趣就是到附近森林里散步。
高尔泰和我所见过的中国知识份子都不一样。他外表更像农民，眼睛眯逢着，脸色红润，总是带着敦厚的笑容，好象望到了一年的好收成。我和高尔泰聊天，小雨继续充当"口译"。后来发现我坐的位置不对，正好对着他那只聋了的左耳，我调整了一下，靠近他的右耳，谈话畅顺多了。我突然想到，他不戴助听器，显然是有意切断和世界的联系。当他关上一扇门，就会打开另一扇门——通向内心之门。我夸他的散文写得好，这回可让他听见了，他乐得像个孩子，接着问我别人还有什么看法。又连忙从书房取出一本影集，里面不是照片，而是一张张比火柴盒稍大些的发黄的纸片，仔细看去，上面竟是些肉眼难以辨认的字迹，细密得像古瓷上的纹路。他告诉我，每张纸片都有一万多字，是他在牢改营写的。为安全起见，他把钢笔尖磨得比针还细，趁没人时写在纸片上，再把这些纸片藏在棉袄的夹层里。一件棉袄竟有十几层大小口袋，装满这些危险的秘密。文化革命抄走了他所有的手稿，唯独这些记述了他更隐秘的思想的小纸片被抄家者当废纸踩来踩去，没人注意，得以留存。
晚饭前，他带我看看他和小雨的画。他们的生活压力很大，去年他们给庙里画了三十幅画。六十年代高尔泰在敦煌文物研究所临摹壁画多年，老天再次成全他，这本事成了他在海外谋生的手段。他告诉我，有时写作会突然想到挣钱湖口，只好忍痛放下笔。
客厅墙角有一副做俯卧撑的木架，是他自制的。我常去健身房锻练，连撑二十下，不免有些得意。没想到他连撑五十下，面不改色气不喘。他毕竟今年六十二岁了。五十年代，他凭天生的体质，平过百米短跑的全国记录。也许老天给了他这副好身子骨，就是为了让他熬到别人熬不到的那一天，为人间的苦难作证。他告诉我，"六*四"后他在狱中，狱霸像对待所有新来的犯人那样对待他，忍无可忍，他三拳两脚就把那家伙摆平了。
同行的朋友咪咪反客为主，转眼间做了一桌好饭菜。高尔泰端出坛上等黄酒。席间，小雨又成了客人们的回声。上路时，高尔泰握着我们的手，大声说，"很高兴你们来！"这句客套话，被他还原其本来的含义：他真的很高兴。
夜色深了，我们的车走错了方向，又绕回来。他们还站在那里，大概要去散步。我似乎看见他们手挽手，穿过没有月光的森林，一直走到黎明。
高尔泰简历：1955年于江苏师范学院毕业，分配至甘肃省兰州市第十中学任美术教师。1957年二月，因在北京《新建设》杂志上发表论文《论美》而遭到批判，后反右运动中被打为“右派”。1957年冬天被开除公职，发配到位于甘肃省酒泉地区境内的“地方国营夹边沟农场”进行劳动教养。1959年在兰州为甘肃省博物馆创作十年大庆宣传画，而免于一死。
1962年春天解除劳动教养，经时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的常书鸿帮助，于6月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1966年因文化大革命爆发遭到批判斗争。后在五七干校劳动。1977年平反。
1978年春天调至兰州大学哲学系，主持美学专业。1978年年底调至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1982年回到兰州大学任教。1984年因时任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苏恒的邀请来川师任教。后又先后在南开大学和南京大学任教。
1987年年底与浦小雨女士结婚。
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在南京大学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羁押，先后被关押在南京娃娃桥监狱和成都四川省看守所，1990年以“结束审查”名义释放。
1992年6月经“黄雀行动”悄然离开成都，7月11日抵达香港。1993年辗转抵达美国，现居拉斯维加斯。
2004年5月，中国大陆的广州花城出版社出版了高尔泰的自传式散文集《寻找家园》。尽管文章内容经过了部分删改，但这是他去国之后大陆首次出版他的文集。其中部分作品此前曾在大陆的《读书》杂志发表。
中国电影《夹边沟》http://video.baidu.com/s?url=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ExNjI3NzIw.html&fr=bk_mov&word=�б߹�&id=29708&f=1001
夹边沟记事：李祥年的爱情故事A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048ac60100f5yi.html节日读--夹边沟记事之上海女人1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048ac60100f5lf.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