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到的达兰萨拉
题记:这是应杨早之约前年写的一篇稿子,本来有望成为我拿到最高稿费的纪录,不想草成后,自己觉得不堪用,又无心大力修改.现在电脑中翻出,简单过了一遍,存在这里纪念.零玖年夏天的旅行.
印度——印度
在我遇到斑鸠喇嘛的时候,已经将近一个来月没有吃中餐了。
因为同伴金是韩国人的缘故,经常混迹在一帮韩国人中间,没办法,印度境内经常能见到成群结队的韩国人,对于他们的国粹泡菜,我已经有着一种愤恨至极的抓狂。
来到新德里时,我们在印度境内的旅行,已近过半,从恒河边的瓦拉那西,到欣赏了壮观恢宏的泰姬陵,阿格拉,斋浦尔等历史名城,一路饱受高温的暑热,而满目街头坐卧的贫民,与印度风景中的男人站立小便的景观,从恒河边到印度首都新德里,见多识广,也就不足为奇。世间事,不以为羞,也就不足羞。五十年前奈保尔所著《幽暗的国度——记忆与现实交错的记忆之旅》中诸多现状,比如铁路沿线早晨看到上百人蹲在地上拉野屎的壮观景象,依然如故,在赞美印度人恒久地保持传统的呼声中,我一边很不厚道地想,他们为旅行客保留了原生态的非常观光,一边觉得这种想法的不道义。
八月的酷暑混杂着肮脏、杂乱,让我这个有十来年旅行经验的背包客,习惯苦中作乐的人,开始有些不堪忍受的烦燥,对原来仅仅到达兰萨拉看一看的想法,变成一种强烈向往,摆脱苦海的想往。
结识斑鸠喇嘛
到了新德里,因为有藏族人,我就可以奔向我美味之乡的中餐,于是,我们打了一辆AUTO,来到“西藏村”。这是在印藏人的一个聚集地,每天都有发往达兰萨拉的数次班车。当然,奔赴西藏村,奔赴达兰萨拉,奔赴炒菜馍馍,奔赴凉爽,也就是奔赴希望的圣地,
但是,偶还是很小心地想到一个问题,那些藏独的支持者,会不会对我怒目而向地把我围观起来。于是,偶想自己是不是被他们当成韩国人,更安全些。反正我随身携带了一个韩国人,不出声,别人也不知道,我把摄影包上的五星红旗徽章,悄悄取下。
西藏村里面,象极深圳的城中村,进入“村口”的一面墙上,一幅控诉“314”事件的版报上,有着几十个喇嘛的名字。
于是准备去打听中餐馆,不想该死的金说,“你们中国人,你去问”。我在心里咬了咬牙做恨恨状,稳了稳心神,跑去打听“chinesefood””。在别人的指点下,我来到一座七层小楼的“新和平饭店”,一层是餐厅,上面七层是住宿客房。后来从达兰萨拉回来,曾经住在这里,这座饭店的经理告诉我,这是庙里的资产。
看到久违的花卷,炒菜,第一次觉得,幸福来得那么快,我豪气地挥手点菜,一幅孟尝君大宴宾朋的气慨请金吃饭。在等着上菜时,一边打量到旁边两个也是过来吃饭的红衣喇嘛,居中一个喇嘛,接触到我的目光,很高兴地过来同我招呼,他就是班鸠。
班鸠会讲一些生硬的汉语,他是青海玉树人,刚从香港回来。他说,他今年本来打算要回国探望父母,因为去年“314”的事,不好签证,他拿他的印度护照给我看。他说,他很想去看一看坐一坐青藏铁路。于是,金拿出小相机给他看,里面拍的青藏铁路沿线,还有玉树的一些风景。他很兴奋,礼貌地同我们交谈着,听说,我们打算明天要去达兰萨拉,他说到时请我吃饭。他乘晚上的车回达兰萨拉。三人留了电话,一起合照留念,就此别过。
回到我们住的酒店时,我研究班鸠给我的卡片时,同金说,“他会不会是spy?”金用怪异的眼神看看我。当然,我的理由如下,班鸠拿的手机是诺基亚最新款的掌上电脑,我好象记得新闻上公布售价折合人民币八千元左右,他卡片列了六个办公地址,除了香港,还有新加坡,马来西亚,台湾等地,后来,他与我失约时,告诉我,他有三个手机。
我与斑鸠喇嘛的合影
达兰萨拉的中餐
次日,我们乘夜行客车,离开德里。在离开德里的第二天清晨,崎岖的山路,强烈的颠簸,把我从朦胧的睡梦中震醒。印度的公路质量,尚处在中国八十年代状况,这些山路更是不成样子。从三四十度高温,也渐渐下降到十来度的凉爽,我赶紧披上一件外套。
达兰萨拉小镇是两个区域的名称,我们要去的是达赖喇嘛的老巢。下车时,有些小雨霏霏,我们取出背包里的衣物,赶紧找旅馆安歇。
一个揽客的印度人,向我们推荐他的只要200卢布的旅馆,我先打听了就近的洒店,要数千卢布的,决定跟着他走。后来,在邮局附近,沿路下行的山腰处,来到我们的住处,闲坐在阳台时,坐看对面山中风云变幻,倒也幽静干净。很快班鸠的电话过来,约我们邮局见中午一起吃饭。
那间所谓的邮局,不过是间不足十平米的小屋,有两个印度工作人员。我等得百无聊赖,同旁边的一个摆地推的长发嬉皮青年,聊了几句,他听说我来自中国。同我说,他在中国云南呆了半年,那些小首饰,全是自己手工制造的。当我确认他是印度人时,还是稍有意外。如同自己近年的境外旅行,如混迹在一帮欧美背包客,听说我是中国人时的诧异。因为少见而多怪。
终于等来班鸠,他带我们来到镇上的中餐馆,也是达兰萨拉小镇的镇中心。达兰萨拉很小,真得就一个小镇状,两条主要的街道,一会儿功夫,也就逛到头。沿街有一些摆摊的藏族人多卖一些小食品,辣酱等来自自国内的调味品。有两个摆档的藏族妇女,听到我的汉语,后来每次见到我,就会扬声叫“馍馍”,也就是从汉族人学来的饺子,现煎现卖。她们的热情与友好,如同零二年我游历西藏遇到的藏族民众一样,热情明朗的笑声还有眼中纯净的善意。
我在饱餐了炒菜馍馍后,才开始同班鸠的交谈。他说,汉族人不喜欢藏族人时,金连声附合,说他在藏区时,怎么同游的汉族游客对藏族老乡的无礼与不屑。我实在难掩愤怒,在桌下狠狠地踩了金一脚。抓紧解释。那不是汉族人不喜欢藏族人,而是有点钱的人会歧视比他穷的人,城里人歧视乡下人。我告诉他,我身边不少朋友为藏族希望小学捐款,还有人积极去藏地支教。因为我的情绪突然的高昂,餐厅里的几个藏族人,一起开始注视起我,我忘记紧张惧怕。无论政治是怎样,老百姓要生活,应该用一颗善良的心,对待所有。我看到他们眼光中的嘉许。不过,后来几天,我同他们说汉语时,他们又摇头说不懂。
班鸠说,中国政府比印度好,印度每年冬天和夏天,都要冻死和热死不少人。他提起胡锦涛的名字时,熟练地如同说起老板。他认为达赖死后,达兰萨拉就完了。其实拜于我一惯信息强迫阅读症,知道流亡政府已选举了达赖新的继承人,某某喇嘛。我佯装不知,问班鸠,那会怎么样。班鸠玩笑地说,那就是我了!
后来,他带着我同金,在街头闲逛,一路那些摆摊的藏族人,好象都是在同她抱怨没有生意。于是他在每一家都买了黑白毛线编织的“九连珠”手链,并不讲价,送给我同金各一条,自留一条,并顺手结在手碗上。我后来问他,他说,不认识他们的,都是家乡来的,生意不好。
实在无事可做,因为刚才吃饭,班鸠坚持买单请客。我决定请他去喝咖啡,在一家小咖啡馆坐定,我们俩谈起的佛教知识,聊起辨经,还有,班鸠说他喜欢足球,可是这里没有场地,很多年没有踢球了。他同金约定,去韩国时,金带他去玩,金要求他不要穿僧衣。两个男人笑得很开怀而又心照不宣得有两分诡密。
阳台上的风景
街遇
第二天,我当然要去吃中餐早餐,其实我是希望金去吃他的韩国饭的,不想,他说他也要喝粥。在一家小小的仅三张桌子的小餐馆,我们叫了两碗白粥,两个馍馍,还有随奉的咸菜。小餐馆正中供奉的除了达赖画像旁,另一幅画像很象班禅大师。因为不能确认,我问吃饭的一个阿叔,他同我说,是班禅大师呀。并且很骄傲地同我说,他还见过班禅大师的汉族老婆。他自来四川甘孜地区,他说,当然家乡好,等女儿读完书,就回去了。另外两个吃饭的藏族年轻人也告诉我,他们读书的很多同学都是汉人,关系很好的,汉族好,是中国班府不好。当然他们都很想家,觉得家乡比这里好多了。后来进来的一个包扎的右臂的年轻人,同我说,他是拉萨的,他的胳膊是去年的事打伤的,他强调是枪打的。他说拉萨当然是藏族人的拉萨。我只是委婉的笑笑,不与辩解。想起出境前,隔了七八年后又来到拉萨,大昭寺八廓街,附近出现全国各地做生意的藏族、回族、汉族人,一幅繁闹市景。遇见绕着大昭寺磕长头的,我拿出钱布施时,竟然有的挥着手同我说,“不要钱”的感叹。
而在八角街的一个小值班点,有两个坐着值勤的藏族警察。突然转经的人群一阵骚动,拥向一个提着壶的汉族老人,每人都双手掬在一起,接一捧水,喝一口,然后,用一只手拍在脑门。我在旁边呆呆地看,那藏族警察已快步过来,脱下警帽,接手,拊掌。然后指示我,也来,我只接了水,没有准确拍在脑际。他又再次指导我,再下一回,没关系。后来,同他聊了几句,他告诉我说,那个老人是汉族人,他每晚都去大昭寺求圣水的。在拉萨时,有时不由地流泪了,为他们不舍的长头,因为他们眼中的关爱与善意。
第二天,同金去徒步,不过沿着盘山道的几里路,少有运动的我,有些气喘,在最后面对目标,一个几百米的小小山顶时,我在一个喝茶的小厅子驻脚,同他说,我不要爬了,我要喝杯茶。他无奈地一人冲顶。
很快,一个藏族少年过来同我攀谈,他是出生在达兰萨拉的。
金继续去周围徒步。我对累得气喘吁吁地跑到小山顶上看云雾,没有兴趣。于是打电话,约班鸠中午一起吃饭。当然,还在那家著名的中餐馆。
洛桑的故事
我在中餐馆,等快了一个小时,班鸠还没来。而我没带电话,也没有他的号码。正等得决定百无聊赖的决定放弃时,洛桑来到我的桌前,他坐下来,象要同我长久的攀谈。由于经常单身旅行的经历,我也习惯这种攀谈。反正闲着,聊聊天也不错。于是,点了菜,顺便请他吃饭。
洛桑说他以前,在这里工作过,他同我说,那个厨师是有厨师证书,他夸耀他的菜炒的怎么好,当然,在我看来,也就是能吃,能在异国他乡安慰下我的中国胃的相思。
洛桑是昌都人,在二十岁时,被父母“骗”到达兰萨拉。洛桑的发型与矫健的身形,有点象“李小龙”。他说自己运动很好,被选派上了体校,因为打架被开除了。家里人觉得管不了他,就决定把他送到这里。所以他说他是被“骗”来的。
吃完饭,洛桑主动带我去著名的达赖的寺院游览。因为知道达赖最近不在达兰萨拉,我只不过一个见佛行礼,乐施小善的边缘佛教徒,假如能顺便见见达赖,也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如同景点参观。达赖嘛嘛的照片卡片,如同此地的吉祥物,随处可见,我也买了两张,寄回国内,竟然顺利收到,也是难得。
达赖的寺院,同我遍游藏地的金碧辉煌的藏地寺宙,有天壤之别,犹如一座中型的社区活动中心,钢架结构的顶棚,非常简洁现代。在一楼入口处,有一个安检口,有两个藏族工作人员,要求检查随身物品,如携带刀具、打火机等,会被要求寄存在那里,走时取走。过了安检,对待男性来访者,会被“拥抱”搜身。再日,我同金再次前往,他也享受了这个待遇。
寺院建在山间,有大树环绕,建筑中间竟有一棵树,被巧妙地绕过,怡人安然。下面,有几个磕等身长头或禅坐的人,竟然有一多半是欧州人。不过据说,自达赖喇嘛到了当地,周围的一些印度人,也有的开始信奉藏传佛教。在游览经堂时,见到三五个着纱丽的印度女人,在佛像前诸个行礼,近身奉上卢布供奉。
经堂里没人,很安静,中间就是达赖喇嘛讲经说法的宝座,约有两米高,一个用黄色绸缎缝制的布罩罩着。佛堂并不大,也许只有五百来平米,在我看来,也就是一个非常小型的礼堂。这座寺院,非常不象寺院,但有着我喜欢的幽静平和。一般的汉地或藏地寺院,为了彰显佛法无边,佛象庄严,无不把佛祖装裹金碧辉煌的俯视俗世男女。
后来在二楼庭院处,同洛桑依着栏杆着闲聊,听他说他的“理想”,还有投奔达兰萨拉藏人的生活状况。他指给我看对面,就是达赖喇嘛的府邸。他说,不能随便靠近的,达赖喇嘛有几十人的保镖。
洛桑告诉我一个达赖说法的故事。
一个来自国内的间谍,在一法会上,被达赖发现,目不凝神,心有所思,断然定喝,众人大惊,目光顺着达赖所视,一片茫然,其人也做四顾状,达赖指向指此人,众保镖上前擒获。
洛桑对达赖喇嘛的崇拜与爱戴,毋用质疑,因为那是藏族人活着的神。但是毕竟从小生活在国内,个人境遇所见,他希望他能回国,好好工作,孝敬父母,赚多点钱,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也就是一个很骄傲的人,这是他的原话。这个称不上理想的理想,应该是很容易实现。但是,现在他回不去。当年,他同十来个藏族孩子,从日喀则徒步一个月零四天,来到尼泊尔,有流亡政府的接待站,再把他们送到这里学习。因为不是正规途径出来,要回去就非常麻烦,除非有足够的钱,买护照回去。有些家境好的孩子,就回去了。而大多数少年,读了两年书,在达兰萨拉的小镇上闲逛,到处去接识来自欧美的游客,希望能有一段罗曼蒂克的爱情或者什么特殊境遇,好到别的国家开始正常的个人生活。他说,反正出去生活,三年以后,谁知道你的“政治身份”。达兰萨拉的一位非常有名活佛,觉得这个问题的严重,使很多藏族青年流失在国外,于是给流亡政府,呼吁不发护照给这些学生。原来洛桑们到达兰萨拉四年后,可以领到印度的护照。因为这个原因,那些读书的学生,进行了数次的游行抗议。现在,这个问题还没解决。对于在达兰萨拉的年轻人,当时被鼓动来到当地,在当地学校读书,而学校师资并不好,多是一些欧美人的义务教学,有的学生上了一阵子,就自动退学,在街头闲逛。而达兰萨拉,虽风景怡人,有一些游客到访,并没有什么工作的机会,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在学习英语,希望出国,如同中国八十年代上海北京那些专门去涉外场合搭讪老外的年轻人一样。这也是,在达兰萨拉的日子里,只要我一个人在街头溜达,一定有藏族青年来找我搭讪。
达赖寺院前,贴着一个黑白版刻般的宣传画,上书1959——2009,有一个人略显狰狞的表情,洛桑同我解释说,他是一个勇敢的,勇于牺牲的喇嘛,去年314时,将自己的手臂点燃,听到这句话,犹如自己被烫了一下,心猛地抽憷一下。
回来的路上,洛桑带我去一个很好吃的凉粉摊,竟然是早上一起吃早餐的阿叔开的,很高兴地大声招呼,呼呼地吸溜掉一碗凉粉。
后来,洛桑带我去参观流亡政府的接待站,也我们住处的路边。一个黑洞洞的三层小楼,就象中国以前的小招待所。当时,有刚到的七八个女生,正在分发垫子,在他们的衣着上能看出,基本都是来自城镇的小孩,用洛桑的话说,“他们都是被骗来的”,不是被流亡政府,是被父母。不过那些父母送他们过来,有些以前的八十年代,很多学习不好,不服管教的孩子,被家里想方设法,送去当兵的那种感觉。当然,对于那些孩子,多少接爱一定都市生活洗礼后,如果不是出于政治热情的原因,能在达兰萨拉愉快地生活下去,是想而易见的。
一楼和二楼都是大通间,摆着一些睡觉用的垫子,三楼是一间间有门锁的小房间,据说是一些需要看病的病人,由流亡政府予以免费医治。不知为什么,可能因为室内的黑暗,我想到麻疯病人。
我的旅行,仅在达兰萨拉待了一周时间后,就转向南印度了。达兰萨拉,只是其中的一站。
禅坐的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