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鲁潜墓志与曹操墓最终解析》
贾雄雄
《鲁潜墓志》为青石质料，高20.7厘米、宽31.3厘米，魏书志文，共14行126字。1998年4月在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西北0.5公里处的机砖场里由村民徐玉超起土时发现，据史料《晋书》记载：该墓志中的鲁潜为十六国後趙国驸马都尉，该墓志因记述了鲁潜墓塟与魏武帝陵曹操墓的相对具体位置距离，而被称为2009年12月份发现的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二号墓“曹操高陵”的指路牌，因而受到人们的关注和质疑！
墓志内容；
趙建武十一年，大歳在乙巳，十一月丁卯朔。故大僕卿駙馬都尉，勃海趙安縣，魯潛年七十五字世甫。以其年九月廿一戊子卒，七日癸酉葬墓在高決橋陌西行一千四百廿歩。南下去陌一百七十歩。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西行卌三歩。北回至墓明堂。二百五十歩。上党解建。字子奉。所安墓入四丈神道南向。
质疑者认为；该《鲁潜墓志》中碑文"以其年九月廿一戊子卒，七日癸酉葬"，中日期不符。按九月廿一日是戊子，依次推算，廿二日是己丑，廿三日是庚寅，廿四日是辛卯，廿五日是壬辰，廿六日是癸巳，廿七日是甲午，第七日廿八日是乙未而不是癸酉，到哪里找这个"七日癸酉"去？[1]
而“挺曹派”学者认为；其实"七日癸酉葬"其实就是指的赵建武十一年十一月丁卯后的七日正好是癸酉日。而不是“九月廿一戊子”后的七日，因此并不能以此纪年就认为《鲁潜墓志》是伪。
而后又有质疑者认为《鲁潜墓志》中；魏武帝（土麦）被认为是“陵”古字存在问题，“在东汉时“陵”字左偏旁为“阝”，并非“土”旁，如东汉重要碑刻（156）《礼器碑》及至同时代晋碑均不用“土”旁。作伪者不通文字演变而故作高深地“造字”、“拟古”露了作伪马脚，这种伪作的“雨夹雪”书体，在其上下几十年间墓志绝无类似的风格”。[2]
“挺曹派”学者找出《北魏于夫人墓志》中“堎”字来辩解，认为“麦”与“夌”通，我们现在的“陵”古代写作“”。“质疑派学者”认为《魏于夫人墓志》中的“堎”字上部为土与《鲁潜墓志》中的；“（土麦）“明显不同，至于我们现在的“陵”古代写作”。但现存世古代后趙同时期《十六國後秦弘始4年辽东太守吕宪墓表》碑石篆刻中的 ，并没有发现变为“”（土麦）字。而《魏于夫人墓志》中的“堎”字，其实就是我们現有的“堎”而非“ ” 字。“由此也可证明《鲁潜墓志》中的 字，作伪者不通文字演变而故作高深地“造字”、“拟古”露了作伪马脚 ”[3] 。对于这个 字的质疑问题“挺曹派”专家学者至今没有令质疑者满意的答复！
“质疑派学者”又指出：鲁潜墓志称，鲁潜是勃海郡趙安县人。《晋书·地理志》载西晋泰始时，勃海郡辖十县，“南皮、东光、浮阳、饶安、高城、重合、东安陵、蓨、广川、阜城”，并无趙安县。而《太平寰宇记》称《十六国春秋》中记载；冀州的另一郡名为中丘郡中下注释：汉“中丘县”后趙石虎改为“趙安县”[4]。中丘郡距离勃海郡相隔几百公里，质疑者以《晋书•地理志》渤海郡所领十县中没有赵安县为据，《鲁潜墓志》上的地理错误明显，由此可以“锁定所谓《鲁潜墓志》是伪造。
“挺曹派”学者认为；石赵的地理沿革我们现在已经几乎没有多少资料可用了，渤海趙安县可能是渤海郡饶安县的改称。“挺曹派”学者还认为，渤海王司马辅封国遥领他郡之县，中丘郡乃是渤海王司马辅遥领之县。[5]
质疑派学者”又指出 ；《晋书•地理志》其中的饶安，在后赵仍为饶安，并无“改称”之事。[6] 封国遥领他郡之县——这段推测问题明显！首先所谓渤海遥领中丘自认为渤海后人，而后赵政权与西晋政权敌对，后赵改的赵安县，后赵时期西晋的司马氏子孙岂会得势，司马氏的历史渊源放在后赵指遥领岂非怪谈！[7]
笔者认为郡国可以遥领史料有载，籍贯遥领之说则需要史料补证。而鲁潜的鲁姓也有其地域性，在中丘郡赵安县地区并不是鲁姓之源，而勃海郡一带更靠近鲁国国姓之地。以上所述为《鲁潜墓志》挺质双方辩论的几个主要分歧点，下面笔者就 《鲁潜墓志》中几个主要分歧点结合自己知识面试着解析一下。
《鲁潜墓志》中的（土麦）“ ” 是不是“陵”字呢？答案是肯定的！它是代表“陵”字！证据之一：《晋书》卷一百七载记第七石季龙下“初，谶言：灭石者陵，寻而石闵徙兰陵公，季龙恶之，改兰陵为武兴郡，至是终为闵所灭。始勒以成帝咸和三年僭立，二主四子，凡二十三年，以穆帝永和五年灭。[8]”其中“石季龙”三字《齐东野语》卷四 避讳中写道：“唐祖讳虎，凡言虎，率改为猛兽，或为武，如武贲、武林之类。李延寿作《南北史》，易石虎为石季龙”[9]。而《晋书》为唐房玄龄（579-648）褚遂良等所著，《晋书》通篇中因避唐祖讳虎而易字，石虎字季龙《晋书》中去虎字而以季龙代之。上文中“石闵徙兰陵公，季龙恶之，改兰陵为武兴郡”中“武兴郡”其实是“虎兴郡”[10]《東晋南北朝輿地表》中载“石虎改陈留为建昌统於洛州改兰陵为虎兴…”。“避讳”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特有的一种历史和文化现象，有避帝王、长官、父母、祖父母以及其他所尊者的名字姓名的避讳①。也有如后赵石虎忌讳谶言：灭石者陵中“陵”字。避讳常用之法有三：曰改字，曰空字，曰缺笔。 ②“这里的所谓"避"，是指躲开，回避。遇到应该忌讳的人物的名字时，必须设法避开，用音同或音近的字来代替，或用其他办法来改说改写。”[11]“避讳有出于恶意者，唐肃宗恶安禄山，凡郡县名有安字者多易之。试以《新唐书·地理志》核之，凡至德元二载所改郡县名，皆因其有“安”字也。表如下：安定郡改保定，安化郡改顺化，安静县改保静。”[12]
后赵皇帝石虎因谶言：“灭石者陵”而改郡名，因兰陵郡有陵字而改为虎兴郡，虽然后期被养子石闵所灭，因石闵曾封为兰陵公而应验了谶言灭石者“陵”的这种迷信宿命论。
《鲁潜墓志》中的（土麦）“ ” 字，即为石虎恶“陵”（古为字）而改偏旁“阝”为“土”。这就要提到改偏旁的证据之二：《晋书》卷二十八五行中载有“咸康二年十二月，河北谣云：“麦入土，杀石武。”后如谣言。”[13]东晋咸康二年（336年）也是后赵建武二年，而“麦入土，杀石武”与“灭石者陵”如果不是与《鲁潜墓志》中的（土麦）“ ”字三者并列，笔者一直以为；《晋书》卷二十八五行中载有“咸康二年十二月，河北谣云：“麦入土，杀石武”后如谣言。”与《晋书》卷一百七载记第七石季龙下“初，谶言灭石者陵”。两处记载是不相关联的！而正是由于《鲁潜墓志》的出土佐证，使史料与出土墓志相互印证，补充，印证了“麦入土”就是“”字。《鲁潜墓志》为我们更多了解十六国后赵时期的人文历史，起到了补充史料的作用。
在《鲁潜墓志》中质挺双方争论的另一主要分歧点；“勃海郡趙安县”的地理错误。笔者也试解析一下：《鲁潜墓志》中的“勃海赵安县”是“中丘郡的“赵安县”吗？笔者否定这种说法。
《十六国春秋》中载：汉“中丘县”后趙石虎改为“趙安县”。笔者查阅到《東晋南北朝輿地表》徐文范卷之六冀州三中邱下载有：“中邱汉置后趙石靳改为趙安县后废入栢人”[14]，不论是石勒或是石虎改中邱为趙安县，趙安县不属于勃海郡而属于中邱郡是有史料佐证的！而后趙时期两个同为“趙安县”名称同处一朝两地的也绝无可能。其实《鲁潜墓志》中的“勃海赵安县”中的“”字，也是如“ ”字一样是变偏旁的字！与《鲁潜墓志》第一个“”字右“肖”部首明显不同，因此《鲁潜墓志》中的“
安县”与《十六国春秋》中邱郡“趙安县”是不同的县！虽然笔者没有在文献中幸运的如“ ”字般找到“”字的出处，但至少可以肯定“
安县”与“趙安县”是两不同的县。这个“”字不是“趙”字，具体是何字意需要深人探讨，问题还有待更多地下文物的出土和文献资料的考证，希望以后有更多的出土文献能佐证。
那么勃海“安县”在勃海郡辖十县中，“南皮、东光、浮阳、饶安、高城、重合、东安陵、蓨、广川、阜城”，何县改称为“安县”？“挺曹派”学者认为是饶安县改称，笔者认为“东安陵县”也许才是“
安县”的改称县。《東晋南北朝輿地表》卷之六 冀州 渤海郡 九 中载：“東安陵 晋置魏東魏去東字后废”。东安陵中的“陵”字是后趙石虎避讳的字，所以对于迷信谶言：灭石者陵的石虎皇帝来说，东安陵县名称必然如“改兰陵为武兴郡”一样改称。当然在没有更多地下文物的出土和文献资料的佐证下，这还是种推测，並不能作为最终定论。希望有更多学者参与研究论证。综合以上论证观点，可以肯定的是1998年4月，在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西北0.5公里处的机砖场里，由村民徐玉超起土时发现的《鲁潜墓志》是属于十六国后趙时期的墓志。虽然《鲁潜墓志》中的部分内容，如“安县”还需我们进一步通过后期文物的出土和文献资料来研究与论证，《鲁潜墓志》对研究十六国后趙时期的历史、地理、人文、文献、有着十分重要的文物历史资料价值。
2012年春分之季，据安阳方面新闻报道“曹操墓考古再添实物佐证：新出土三块千年墓志“锁定”曹操墓位置”，河南安阳县安丰乡附近一带的古墓群中，出土了两块北齐墓志和一块唐朝墓志。这三块墓志的记载内容中均提到了曹操墓的位置。考古专家表示，这一发现进一步佐证了曹操高陵在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的史实。
在三块有关曹操墓记载的墓志中，一块是北齐《龙骧将军杜达墓志铭》，其记载：杜达“以大齐天保十年（559）三月廿二日，春秋八十有六，薨于邺城之西，乡闾动惋，闻者懔懔。即其年四月三日，窆于豹寺西四五里，其地葬垲，四望坦荡，高陵崇栢。”
第二块北齐河清元年（562）十一月十八日《王敬妃墓志》记载：此人“魏延昌四年卒，便以余岁月□迁居，宅兆窀穸，唯永与其夫具史君合葬邺城西北，窆于漳水之阳。东眺铜爵，睹宫观之佳蔑；西瞰高陵，见青松之箫瑟。”王敬妃于北魏延昌四年（515）去世，到北齐时与其夫合葬在邺城的西北。
第三块是唐代天宝五年（746）《邺郡邺县故人柏君（道）墓志铭并序》（简称《柏道墓志》）载：“君讳道字元一，魏郡人也……粤以其载（天宝五年）岁次景戌四月癸未朔壬寅卅日（与其夫人孙氏）合葬于邺县西南五十里平原礼也，左魏武陵，右天宫寺；前苍忙城，后衡漳水”的记文。
“考古队长潘伟斌认为，这些墓志位置的记载均为曹操墓的确认提供了准确的信息，可以说对曹操墓的考古工作有着重要的意义。从这3块碑文所记载的年号可以判断出其年代，碑文的内容又证明了高陵的位置，尤其是《柏道墓志》“左魏武陵，右天宫寺；前苍忙城，后衡漳水”的记载，更是说出了曹操墓地的具体位置。这说明在唐代以前，魏武帝陵所在地的记载就已经很清楚了”[15]
笔者也对此三块墓志一一解析：北齐《龙骧将军杜达墓志铭》，其记载：杜达“以大齐天保十年（559）三月廿二日，春秋八十有六，薨于邺城之西，乡闾动惋，闻者懔懔。即其年四月三日，窆于豹寺西四五里，其地葬垲，四望坦荡，高陵崇栢。”通过对墓志仔细比较，发现北齐《龙骧将军杜达墓志铭》中的“陵”字是“堎”，显然媒体报道失实。
第二块北齐河清元年（562）十一月十八日《王敬妃墓志》记载：此人“魏延昌四年卒，便以余岁月□迁居，宅兆窀穸，唯永与其夫具史君合葬邺城西北，窆于漳水之阳。东眺铜爵，睹宫观之佳蔑；西瞰高陵，见青松之箫瑟。”王敬妃于北魏延昌四年（515）去世，到北齐时与其夫合葬在邺城的西北。笔者认为这块墓志只能证明高陵在邺城的西北磁县方面，而不是在邺城西南的西高穴方向。
第三块唐代天宝五年（746）《邺郡邺县故人柏君（道）墓志铭并序》（简称《柏道墓志》）载：“君讳道字元一，魏郡人也……以其载（天宝五年）岁次景戌四月癸未朔壬寅卅日（与其夫人孙氏）合葬于邺县西南五十里平原礼也，左魏武陵，右天宫寺；前苍忙城，后衡漳水”的记文。
这块唐代墓志中的地理信息需要考证，唐代天宝年间的邺县是在安阳（相州），还是在故邺城（临漳县的邺镇），这是需要另外考证，学术界现在还没有定论。“唐隋之邺县，治所有二，开皇十年前仍北周末年治所（即西晋至北周时期之安阳城，原为邺县境），位今安阳城西南三里（见《元和志》）。北周末年，杨坚焚毁古邺城后，邺县随同相州，魏郡并古邺城居民南迀于此（见《旧唐书·地理志》河北道相州邺县条）”[16]。笔者在《临漳县志》卷2四十八古碛中发现记载有仓忙城在邺西的记载 [17]，而墓志中的“五十里”却是可以大致计算出柏道墓的位置，如果《柏道墓志》中的邺县是指邺城，那么西南五十里到了比安阳县（安阳县距邺城四十里）还远十里的地方，另外比安阳西高穴村距邺城三十里的距离还远二十里。而《柏道墓志》记载是五十里平原礼也，西高穴村西南方向五十里已到山区，所以《柏道墓志》的地理具体位置是指向何处还需考证，如果我们只是凭墓志寻找曹操高陵，《柏道墓志》与《鲁潜墓志》记载的曹操高陵是不在同一处的，我们知道在东汉魏晋时陵墓是不立墓碑的，《鲁潜墓志》和《柏道墓志》是如何知道它左右的封土塚是何人呢？应该是民间传闻和名人效应所致。但《鲁潜墓志》和《柏道墓志》可以印证它们左右周围有“封土大塚”，而墓主到底是何人则需考古挖掘验证，很多史料记载墓主身份的墓塚，通过考古挖掘反而证明不是史料记载的墓主。因此从考古证据学来说，应当以出土随葬器物来考证，而不应以民间传说和墓志、文献预先来推论墓主身份。在没有充分的考古挖掘论证的前提下，通过民间传说和墓志、文献、来预先推论墓主身份，是违反科学的考古学论证方法的。
下文我们来考证解析安阳西高穴一号墓和西高穴二号墓。从2009年12月曹操高陵被发现起，到今年2012年春分之季，曹操高陵的真伪之争还没有最终结论，挺质双方依然是“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的局面。而曹操高陵安阳西高穴，在考古方面也没有最新近一步的进展信息，反而是以曹操高陵“打假”闻名的阎沛东，最终以逃犯的身份爆光。“挺曹派”一方以胜利的姿态同官媒一致挺曹。而质疑曹操高陵的声音一时沉寂，现阶段双方在等国务院确认“第七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是否有曹操高陵。
回过头来在看曹操高陵的考古挖掘始末，从2009年12月份发布曹操高陵被考古发掘之前，在1998年《鲁潜墓志》出土后的2000年1月，已经有学者发表文章以《鲁潜墓志》的内容来推论“曹操高陵”在西高穴村一带了。2008年安阳考古队潘伟斌研究员己经在台湾《故宫文物月刊》上发表文章《曹操高陵今何在》一文[18]。潘伟斌研究员在《曹操高陵今何在》一文中也是以《鲁潜墓志》的内容来推论“曹操高陵”在西高穴村一带，并且提到从盗墓贼手中收缴的“武王常所用”墓中随葬器物。这种在没有正式的考古挖掘前就预先锁定墓主的定论，显然违背科学的考古论证方法，所得出的曹操高陵的定论也必然是错误的。
一、 安阳西高穴二号墓年代和形制
西高穴二号墓的墓葬年代，因为直到西高穴二号墓挖掘清理完毕，也没有发现带有纪年铭文的随葬器皿，而曹休墓却有刻有曹休的印章，又如山东东阿鱼山发现的曹植墓,有 太和七年(233年)纪年墓砖。虽然西高穴二号墓据称出土了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的铭牌，以及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的石枕，但其石枕不是出土而是从盗墓贼处收缴而来，以及“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铭刻石牌的字理与字迹漏洞。笔者认为在存在争议与非考古挖掘出土的石牌、石枕应作为存疑证据处理。因此笔者认为；在西高穴二号墓葬年代的认定上既然没有确定墓葬纪年的随葬器、墓砖等，那只有与同时期出土的有明确墓葬纪年、墓葬形制、器物相近的与西高穴二号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相比对来确定西高穴墓葬年代了。
“挺墓派”学者与“质疑派”学者双方对西高穴二号墓葬形制比对的结论也不近相同。“挺墓派”学者认为西高穴二号墓葬形制属东汉曹魏时期。而质疑派”学者认为西高穴二号墓葬形制属魏晋时期，“挺墓派”学者大多是从事专业考古方面的专家，而“质疑派”学者大多是文博方面的专家学者。质疑派”文博学者在鉴定文物的真伪方面的知识经验，应当比考古学家更专业，因其长期与造伪作假赝品的文物贩子打交道，对假的文物鉴别具有丰富的经验。“质疑派”学者多数认为所谓“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等石牌和石枕都是伪造的赝品。而且质疑派”学者认为西高穴二号墓出土的带有“物疏”性质的石牌和《鲁潜墓志》都是假的，笔者对“质疑派”学者对“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石牌，“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石枕是伪造的论点持相同的观点。笔者对“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石枕的研究中发现，其刻字天头地脚的错误，“魏”字加刻的问题，以及潘伟斌在2008年9月发表在台湾《故宫文物月刊》306期中所写的“《曹操高陵今何在》”一文中，“武王家用”和2009年的《这儿是曹操墓》一文中改为“魏武王家用”前后两种措辞，对其作为一个专业考古者的专业学术素质产生疑虑！，使笔者对曹操墓出土的所有所谓“魏武王常所用”等几块石牌，作为“存疑证据”在“曹操墓”的认定上，应先不予采信。因此笔者认同“质疑派”学者对“魏武王常所用”石牌、石枕的赝品论点。但对“质疑派”学者认为《鲁潜墓志》和带有“物疏”性质的石牌也是伪造的赝品的论点。笔者认为质疑派”学者显然以偏概全，怀疑一切的论证走向了极端主义！
“挺墓派”学者大多是从事专业的考古学者，对墓葬年代、形制、器皿的断代上是有其专业权威，经验的。对于西高穴二号墓的墓葬形制结构、规格、西高穴二号墓考古队在2010年《考古》第八期发表的考古简报中认为：“西高穴二号墓与洛阳发现的曹魏正始八年大墓基本相同。如均为带有较长斜坡墓道的大型多墓室砖室墓，前室均有两个侧室，方向为坐西向东略偏南；前室平面为正方形，四角攒尖顶；都出土有铁质帐构架等户表明两墓年代应接近，并有明显的传承关系。从出土器物形制来看，西高穴二号墓出有东汉晚期的典型器物，如陶鼎、敦、壶、案等，具有明显的东汉晚期的时代特征，其时代应早于魏晋。另外，二号墓用砖为特制的大型墓砖，与洛阳邝山发掘的东汉墓砖也基本相同。因此，根据墓葬形制及结构、出土陶器形制，并结合所出东汉五殊钱、画像石的内容等多方面证据，西高穴二号墓的时代应为东汉晚期”[19] 。
为了确认墓葬形制及结构、出土陶器形制，河南方面先后邀请了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河南大学、郑州大学有关专家，专家们结合墓葬的形制、规格、出土文物的比对、认为西高穴二号墓从墓葬形制、结构、等多方面证据比较，显示其墓葬时代应为东汉晚期曹魏时期。综合这些专家们对西高穴二号墓与其它东汉曹魏时期墓葬形制，出土文物的比对的结论，笔者也认同西高穴二号墓确定为东汉晚期曹魏时期的墓葬年代的断代，而对专家们“墓主身份确定为曹操”的认定持否定态度。
二、墓主人身份的认定
在西高穴二号墓中大墓中发现3个人头骨, 其中一个位于前室靠近甬道处, 另两个头骨位于后室。根据鉴定, 前室门道处的头骨为男性,60岁左右; 后室的两个为女性,年龄分别为50岁左右（最先确定为40岁左右）和20岁左右。挺方以男性头骨与曹操66岁的年龄相符，认定为曹操遗骨 [20]。但对二女性头骨身份的认定上却无法与史料相符，《三国志·魏书·后妃传》：“至太和四年春，明帝乃追谥太后祖父广曰开阳恭侯，父远曰敬侯，祖母周封阳都君及（恭）侯夫人，皆赠印绶。其年五月，后崩。七月，合葬高陵”[21]。河南安阳西高穴二号墓发掘中并没有享寿七十岁的曹操妻子卞皇后遗骨，而出土的二女遗骨中最大年龄也就四十岁左右（后来又补测为五十岁左右），卞皇后太和四年去世，与曹操合葬高陵，卞皇后二十岁嫁曹操，是曹丕生母，曹丕享寿四十岁，卞皇后此时就已经超过六十岁，之后到太和四年去世，享寿七十岁。在西高穴一号墓考古挖掘前考古队寄希望于一号墓为卞太后的附葬墓，结果只挖掘出土了一把铁剑！女性遗骨的年龄鉴定，使在墓主的身份认定上，让质疑者否定墓主为曹操的最有力的依据。“质疑派”一方的方北辰、张国安等学者认为墓主身份是魏元帝曹奂。但“曹奂说”[22]却无法与西高穴二号墓墓葬形制年代相符合，曹奂（246－302）逝于西晋中后期（虽然方北辰、张国安等学者认为西高穴二号墓墓葬形制为魏晋年代，但缺乏有力论证，专业考古学者并不认同）。如果西高穴二号王侯级的墓室墓主不是曹操和曹奂，在魏晋时期有史可查的葬于邺的王侯级墓主，可以肯定的说没有第三人选了。
专家们认定墓主身份的理由：
（一）是对西高穴二号墓中形制、规格、出土器皿上判断，判断其为东汉曹魏时期的王侯级大墓。
（二）是对出土的《鲁潜墓志》、“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及曹操高陵历史文献的比对分析作出了其为“曹操高陵”的认定。
（三）是对东汉、魏晋时期有史料可查的邺城周围从东汉到魏晋时期邺城周围可能的墓主身份的排除，只有曹操是符合墓主身份的判断[23]。
三、笔者考证的新墓主身份
在西高穴二号墓的考古挖掘中，对墓主的身份认定上，西高穴一号墓墓主身份的认定其实很重要。西高穴一号墓虽然出土一把铁剑，但其所含的信息却不容忽视。正是安阳西高穴考古队对此剑所含信息的忽视，以及对一号墓与二号墓的关系的忽略，使其安阳西高穴考古队错失了对西高穴一号墓主和二号墓主的认定结果。西高穴二号墓室中前室北侧室里的盗洞，长有36米+1米，从北侧室向北挖向西高穴一号墓。从卫星图片俯视图中使用距尺测量36米的盗洞已经挖到一号墓的北墙，也就是说这个盗洞已经贯穿了一号墓主的棺椁。
可以想象到盗墓者从西高穴二号墓，前室北侧室开始挖盗洞，盗墓贼所挖的土方，以及在一号墓中挖到的随葬器物和土方，也一起通过盗洞运送，全堆积在了西高穴二号墓前室中。这个通过出土的西高穴一号墓铁剑与二号墓出土的铁剑刀柄的形状样式相同，就可以判定其中的关系。而西高穴一号墓却无墓主遗骨，考虑到一号墓是土坑墓如果盗墓者挖盗洞，一号墓主的遗骨也许也随着盗墓者的挖掘被挖到了西高穴二号墓前室里。通过对西高穴二号墓前室中的男性头骨的伤痕判断，有可能是盗墓者在挖掘盗洞，运送土方的过程中对一号墓主男性头骨造成的损伤。而西高穴二号墓中的铠甲等随葬器物，也应当是西高穴一号墓的男性随葬器物。这也让笔者疑惑的为什么男性头骨在二号墓前室的疑问得到了解答。
那么西高穴二号墓中真正墓主身份，应当是从后室中出土的两位女性头骨及部分骨骼。这也解开了为什么具有“物疏”性质的出土石牌，大多以女性用品为名称如：长命绮复衫丹文裗一、紫绮大襦一刺补自副、竹簪五千枚、文锸母一、紫臂褠二具、木绳叉一、刀尺一具、降白复帬二、胡粉二斤、镘莱蔮二、白练单衫二、白练单帬一、紫绡披衫黄绡裗一、黄绫袍锦领袖一、勋二绛绯、漆浆臺一、白缣画卤薄游观食厨各一具、五尺漆薄机一食单一、渠枕一、墨画零状薦苹蒻蕈一具、樗蒲牀一、木墨敛二合八寸机一、一尺五寸两叶绛缘镘屏风一、墨画衣枷一、三尺五寸两叶画屏风一、香囊卌雙、镜臺一、漆唾壸一、沐具一具、木墨行清、女澡豆一具。在古代胡粉是化妆用品，香囊卌雙应当是在墓室中悬挂的帷帐四周使用的香囊，镘莱蔮有学者认为是装饰发型之首饰。
那么西高穴二号墓墓主身份是谁呢！答案只能是：魏明帝曹睿的生母“文昭甄皇后”的朝阳陵。
西高穴二号墓确认为文昭皇后迁冢的朝阳陵的几大证据：
（1）西高穴二号墓墓葬形制、规格、出土器皿，判断其为东汉曹魏时期的王侯级大墓。与甄妃迁葬朝阳陵谥为文昭甄皇后的陵寝规格相符。
（2）西高穴二号墓在后室靠后部发现六个石葬具痕迹，推测应有石棺床一具，其上放置木棺。发现头骨两个以及部分骨骼，散落于整个后室内。经鉴定，均为女性，一个50岁左右，另一个20左右。而最初鉴定年长头骨为40岁左右，后来质疑者认为与卞太后的年龄（70岁）相差悬殊，又派王辉（社科院人骨鉴定专家）从北京专程重新鉴定为50岁（这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研究），即使改为50岁也与卞太后年龄不符，而40岁的头骨却与甄皇后的年龄（182年－221年）39岁年龄相符合。另一个20左右年龄头骨应是迁葬朝阳陵时陪葬的侍女。
（3）西高穴二号墓出土的具有“物疏”性质的石牌，石牌有“镘莱蔮二”、“文锸母一”、“白练单帬一”、“黄绫袍锦领袖一”、“胡粉二斤”、“长命绮复衫丹文裗一”等，出土了金、银、玉、珠首饰，具有女性陪葬用品特征。
（4）元代纳新《河朔访古记》记载：“魏武帝高平陵在邺镇西南三十里，周回二百七十步高一丈六尺”[24]。其中高平陵为魏明帝曹睿的陵名，而“挺墓派”学者常引用此条文献，来证明西高穴二号墓为魏武帝陵。現在看来其中的“高平陵”说明西高穴二号墓与魏明帝曹睿有关联。而《彰德府志》卷之六古蹟中记载：“甄皇后陵在县南灵芝村”[25]。现在灵芝村也有甄妃墓遗迹，从西高穴的地理位置与灵芝村相比，西高穴地理位置明显比灵芝村海拔高。这也证明魏明帝“以后旧陵庳下，使像兼太尉，持节诣鄴，昭告后土，十二月，改葬朝阳陵。”[26] ，说明灵芝村的甄妃墓也许就是旧陵。
（5）西高穴二号墓中的画像石（水陆征战图）与出土的画像石碎块中的画像石雕刻手法分属不同的风格，显示为多名不同雕刻手法的匠工所刻。最可能的原因是为赶工期而使用多名雕刻风格的匠工，而水陆征战图却是保存最好的，虽然断为三块但图像内容完整。“水陆征战图”也有称“七女为父报仇图”，在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店子发掘的东汉壁画墓里，中室至后室的甬道上方,画有此类画像, 并有“七女为父报仇”的题榜。林格尔新店子东汉壁画墓的“七女为父报仇”画像上, 在桥上木柱朱栏下有“渭水桥”榜题，山东武氏祠前石室也有“七女为父报仇画像”。这种“水陆征战图”画像石与山东东汉孝堂山郭氏墓石祠的画像石内容也相同。综合四种画像石内容有几个共同点（一）孝堂山郭氏墓石祠“水陆征战图”与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店子发掘的东汉壁画墓中的此类画像。画像都处在墓室过梁，三角过梁、甬道（甬道也属梁桥）的位置刻画，画面内容桥梁与墓室中过梁相互呼应。（二）四个地区的“水陆征战图”都发生在汉京城咸阳，如题榜“渭水桥”“长安令”“咸阳令”等。都有车骑仪仗队伍，而汉代咸阳渭桥之北为汉武帝诸王陵寝所在，四块东汉壁画、画像石的内容，应当是绘画雕刻汉武帝丧葬车马仪仗过渭桥驶往陵寝的场景。在山东东汉孝堂山郭氏墓石祠的“水陆征战图”中，桥上车马前蹄昂立，车中人跌入桥下水中。桥下舟中人持长戈打捞，水中之人双臂上下伸缩漂浮于水面，手中无兵器。西高穴二号墓“水陆征战图”水中咸阳令手中也无兵器，双臂也上下伸缩，而桥上车马中只有一御者向桥下张望状，咸阳令脚下并无船舟。而山东武氏祠前石室也有“水陆征战图画像”水中人手中有武器而且站立于水面，显然山东武氏祠“水陆征战图画像”故事情节失实。（三）笔者考证这种“水陆征战图”也属于“车马仪仗送葬图”，记录了汉帝王从京城咸阳过渭桥到渭北陵区的场景，应当是送葬途中有一小插曲，也许是我们现在通俗讲的阴阳界奈何桥故事的源头，阴阳相分离之桥。应当说这种画像石中的故事内容图，流行于东汉至魏晋丧葬文化中，也是当时二千石以上官员丧葬的标准丧葬图案。
西高穴二号墓中这块“车马仪仗送葬图”的上部分，与其它东汉类似的“车马仪仗送葬图”一样，上部分一般绘有与墓主身份有关的信息。西高穴二号墓“车马仪仗送葬图”上方刻绘有“使者车”、使者持节、左上首刻有“首阳山”榜题，上方右首刻绘有“侍郎”、“侍史”、“纪梁書”、“纪梁”题榜。右首刻绘一圆冢，圆冢上刻绘一不知是人头还是牲首。首先从“侍郎”、“侍史”、使者持节的职官考证“使持节”源于西汉，如苏武持节出使匈奴，汉张骞出使西域，西汉旌节简称节，“以毛为之，上下相重，取象竹节”。持节者是钦差，权力极大。朝廷命将，以节为信以指挥军队。汉末三国都督的节，因所加方式不同而分为使持节﹑持节﹑假节三种。西高穴二号墓“车马仪仗送葬图”中使者持节与汉旌节不同，汉节上部为三节，如徐州雎宁九女墩出土的东汉时期的画像石。画面右面为持节羽人及瑞兽、仙草等。持节羽人斜拥节杖，节杖上部为三旌节[27]，而西高穴二号墓出土的“车马仪仗送葬图”上部使节为二节，这也反应了汉节与魏晋时期的节不同之处。而“侍郎”，汉代郎官的一种，《汉书·百官公卿表上》：“郎中令”，秦官，掌官殿掖门户，有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禄勋。属官有大夫、郎、有议郎、中郎、侍郎、郎中，皆无员，多至千人”。《晋书》职官志“给事黄门侍郎，秦官也。汉已后并因之，与侍中俱管门下众事，无员。及晋，置员四人。”“侍史”侍奉左右，掌管文書的人员。“纪梁書”纪为：记载。“纪”是帝王本纪，“传”是其他人物的列传。如《三国志》魏书中武帝纪、文帝纪、明帝纪，还有丧纪等。梁字通粱，如梁肉，《管子·小匡》“九妃六嫔，陈妾数千，食必梁肉，衣必文绣。[28]“首阳山”位于河南洛阳市偃师市邙岭乡，为邙山在偃师境内的最高处，因“日出之初，光必先及”而得名。魏晋帝后之陵，多埋葬于今洛阳市偃师市境内的首阳山。以魏文帝曹丕首先选中的寿陵，也是伯夷、叔齐耻食周粟，隐居于首阳山之地，采薇而食，有妇人曰：“子义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二人羞愤，绝食而死，葬于首阳山。全国的首阳山尚有多处，也有伯夷、叔齐墓，然其附近既无孟津、扣马等与伐纣有关韵地名，更无“回师息戎”的偃师。故曰：偃师首阳山乃伯夷、叔齐真隐居所也。魏明帝曹睿（204--239）所作诗篇：《步出夏门行》
步出夏门行
步出夏门。东登首阳山。
街亭之战嗟哉夷叔。仲尼称贤。
君子退让。小人争先。
惟斯二子。于今称传。
林钟受谢。节改时迁。
日月不居。谁得久存。
善哉殊复善。弦歌乐情。
商风夕起。悲彼秋蝉。
变形易色。随风东西。
乃眷西顾。云雾相连。
丹霞蔽日。彩虹带天。
弱水潺潺。叶落翩翩。
孤禽失羣。悲鸣其间。
善哉殊复善。悲鸣在其间。
朝游清泠。日暮嗟归。
（⻊戚）迫日暮。乌鹊南飞。
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卒逢风雨。树折枝摧。
雄来惊雌。雌独愁栖。
夜失羣侣。悲鸣徘徊。
芃芃荆棘。葛生绵绵。
感彼风人。惆怅自怜。
月盈则冲。华不再繁。
古来之说。嗟哉一言。
在这首诗词中描述了魏明帝曹睿从洛阳都城北门大夏门出行，前往北邙山区祭拜首阳陵，诗词中表达了明帝祭陵时的悲伤情节。其中诗词中“雄来惊雌。雌独愁栖。夜失羣侣。悲鸣徘徊。”四句诗句词意中以雄鸟与雌鸟暗喻父皇曹丕的薄情寡义，以及对母亲文昭甄皇后悲悯情感。还有“孤禽失羣。悲鸣其间”二句诗词中对母亲文昭皇后独葬邺都，不能陪葬于首阳陵西的悲戚。
西高穴二号墓中这块“车马仪仗送葬图”上部画像石中，刻画了魏明帝曹睿“使司空王朗持节奉策以太牢告祠于陵”，“以后旧陵庳下，使像兼太尉，持节诣鄴，昭告后土，十二月，改葬朝阳陵。[28]”的历史事件。太牢（牛、羊、猪三牲全备为“太牢”）“纪梁書”就是侍史记载“牛、羊、猪（梁肉）祭祀于陵”记载于史册。西高穴二号墓中这块“车马仪仗送葬图”上部画像石中的“首阳山”与“纪梁”有学者认为是指伯夷、叔齐耻食周粟，隐居于首阳山的故事，问题是史料并无记载有皇帝遣使持节去拜伯夷、叔齐。而且伯夷、叔齐时期的官职并无“使持节”官衔。“纪梁”有学者认为是指春秋战国时期杞梁字殖（植），在与莒国的战争中战死。其妻哭夫于城,城为之崩,最后也投淄水而死的故事。首先“纪”字与“杞”字并不相通，还有侍郎与侍史的官衔在春秋战国时并无此官职，以及服饰、旌节的变化也与春秋战国服饰不符，显然此种解释太过牵强。
四、西高穴一号墓主身份推测
西高穴一号墓在从布局上看，与西高穴二号墓同属坐东朝西，形状呈刀字形，墓道呈斜坡状，陡峭狭窄，墓道两旁分布有方形坑。但一号墓规模远小于二号墓，规格也不高，仅是一个坚穴土坑墓，墓室上部没有砖石券顶，墓底也没有砖石铺地，与曹魏时期的墓葬特征不相符。西高穴一号墓共清理出7个盗洞，其中一个盗洞通往二号墓，被盗、破坏十分严重，仅在墓道通往墓室的地方出土了一把铁剑。一号墓几乎是一座空墓，没有发现骨架。考古专家认为很可能是个衣冠冢，由于在一号墓中发掘出一把铁剑，也有人认为一号墓是个兵器冢。
笔者认为一号墓与二号墓相隔20多米（这可以通过卫星图片准确得到数据），通过考古挖掘简报看，一号墓墓葬形制与二号墓葬形制、规格不同。一号墓为坚穴土坑墓，一号墓如果是二号王侯级墓的陪葬墓，那么一号墓墓主的身份应当也是高规格的砖石墓，而不应该是坚穴土坑墓的规格。因此一号墓与二号墓可能并不存在相互关联，不排除一号墓比二号墓为年代更早或更晩的时代墓葬。而西高穴二号墓前室出土的60多岁的头骨，剑柄，铁铠甲、铜符等，因为一号墓与二号墓出土的剑柄相同，而且二号墓与一号墓盗洞相通，并且二号墓墓主为女性的可能性与二号墓出土的女性随葬器物相互印证。因此也排除了二号墓主为男性的可能。所以笔者认为二号墓前室出土的60多岁的头骨，剑柄，铁铠甲、铜符等应当是盗墓贼通过盗洞把一号墓中的头骨、铁剑挖掘至二号墓前室，这也解释了一号墓成为一座空墓和男性头骨破损的原因。那么一号墓墓主60岁左右的男性是何人，只能等待以后进一步的发掘、考察。
综合总结、
通过以上几点分析论证，西高穴一号墓与西高穴二号墓之间的关系，显然并不是相互独立的两个墓葬，而是因为人为因素的原因而证据链相互交叉。正因为大家对此的忽视而最终导致对结果的误判。从西高穴二号墓出土的随葬器物及墓葬形制、规格来判断，与文昭皇后陵（朝阳陵）墓葬等级相符，女性头骨鉴定年龄（40岁左右）与甄后年龄（39岁）相符，二号墓中出土的“物疏”性质的石牌内容显示为女性随葬品为主，及出土的金，银，玉佩，等女性饰物。还有二号墓出土的“车马仪仗送葬图”画像石（水陆攻战图），画像石上部的墓主信息明确。因此判断西高穴二号墓墓主身份为文昭皇后陵（朝阳陵）。当然以上论证最终还需要更多的科学的论证，如女性DNA的比对、器皿年份的鉴定等，期待着更丰富、更详尽、更有力的资料使上述认识得以被纠正、补充或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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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鲁潜墓志》造假，铁证如喜马拉雅山！》作者: 白平 | 2010年08月25日
[2]《《鲁潜墓志》河南伪造 》作者： 李路平
[3]《《鲁潜墓志》河南伪造 》作者： 李路平
[4]《地理错误是“鲁潜墓志”作伪的铁证》作者：邱鸣皋
[5]中国文物信息网：《《鲁潜墓志》之“渤海赵安县”小考》 作者：王冰
[6]《地理错误是“鲁潜墓志”作伪的铁证》作者：邱鸣皋
[7]《曹操墓吧》《鲁潜墓志》之“渤海赵安县”小考 －－曹刿之徒网络辩论
[8]大河网
[9]唐邺县两治所考附_隋邺县两治所 ：张之 《文物春秋》1996年第二期
[10]《臨漳縣誌》 ： 周秉彝 周寿梓 李耀中 年代： 清光緒30[1904]
[11]《姓氏·名号·别称》汪泽树
[12]《史讳举例》陈垣著 第二十一恶意避讳例
[13]《晋书》卷二十八 五行中
[14]《東晋南北朝輿地表》 徐文范年代：清光緒24年[1898] 卷之六 冀州 三 趙安县
[15]《東晋南北朝輿地表》 徐文范年代：清光緒24年[1898] 卷之三 州郡表 雍州 七 石安县
[16]《東晋南北朝輿地表》 徐文范年代：清光緒24年[1898] 卷之六 冀州 渤海郡 九 東安陵晋置 魏東魏去東字后废
[17]《临漳县志》卷 2 四十八 古碛 周秉彝 周寿梓 李耀中年代：清光緒30[1904]
[18]《故宫文物月刊》台北故宫博物院主办 第306期
[19]2010《考古》第8期 作者：潘伟斌、朱树奎
[20]2010《考古》第8期 作者：潘伟斌、朱树奎
[21]《三国志·魏书·后妃传》
[22]《曹操墓应为曹宇、曹奂父子王原陵》方北辰 《西高穴2号墓不是曹操高陵》张国安
[23]《曹操高陵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刘庆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北京 )
[24]元代纳新《河朔访古记》
[25]《彰德府志》卷之六古蹟
[26]《三国志》魏纪 后妃传
[27]《考古发现的东汉时期“天帝使者”与“持节使者”》胡常春( 日本名古屋大学文学研究科)
[28]]《三国志·魏书·后妃传》
参考文献：
① 《姓氏·名号·别称》汪泽树
② 《史讳举例》陈垣著
（附记 考虑到当前的学术语境，此文己投稿于台北《故宫文物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