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第四次文代会的前前后后■阎纲 阎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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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12月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年之后，召开“中华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可以想见其历史意义多么重大。
　　我当时在《文艺报》当编辑，有幸旁听大会，兴奋之情难以言表。
　　三中全会批判“两个凡是”，否定“文革”，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三中全会的主题，就是“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思想，也就是邓小平以此思想为纲在会上所作的主题报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据此作为今后各项工作坚定不移的根本方针，当然，也是发展我国文艺事业的指导方针。
　　胡耀邦领导和组织起草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这一极为重要的历史文献，紧接着，胡耀邦筹备召开中华全国第四次文代会。
　　为了开好这次大会，胡耀邦解放思想，精心筹划，大造舆论，确立大会的主旨，设计大会的框架。
　　三中全会闭幕后的第十二天（1979年1月2日），中国文联举行“迎春茶话会”，刚刚就任中宣部长七天的胡耀邦到会讲话。讲话首先否定“文艺黑线专政”，认为“文革”期间把全国文艺界办成了“管教所”。强调说：从今开始，建立党与文艺界的新关系，要把党的宣传部门建成文艺界同志的“服务站”，下设：一、“问讯处”（指出文艺的方针、路线，给文艺创作以指南）；二、“资料室”（提供过去和现在的资料）；三、“休息室”（歌手们渴了，有一杯凉白开喝）；四、“医疗室”（感冒、嗓子哑了，给搞些清凉剂）；五、“修理室”（乐器坏了，总得修理修理）。“医疗室”和“修理室”也就是文艺评论、文艺批评。
　　敢言把“党的宣传部门”建成“文艺界同志的‘服务站’”，也就是说，党的宣传部门要为文艺家“服务”，大胆的设想，明智的调整，惊人的“拨乱反正”，同时，又留下长长的“右倾”辫子，革命文艺史上破天荒！
　　胡耀邦建“服务站”讲话的第二天，即“1979年1月3日，在中央宣传部的一次例会上，胡乔木说：‘现在党内存在着“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观念”的三股风，局势和1957年初相似，甚至还复杂很多。’”
　　“事后，胡耀邦找胡乔木谈话，指出，他对形势的看法不正确，说有‘三股风’是不合适的。”
　　“胡耀邦的这种态度实际上是阻止了又一次反右运动的发生”（《我欲凌风归寥廓———吴江别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
　　胡耀邦建“服务站”讲话十六天后，即1979年1月18日，叶剑英建议召开的“中央理论工作务虚会”开幕，其目的在于运用“实践”“检验”“两个凡是”，同时检验党的历史，破除迷信揭盖子。邓小平说：“毛主席搞的‘文革’从理论到实践都是错的。”并指示说：“不要设禁区，不要下禁令。”胡耀邦强调说：不能重复“大批判”的错误，要敞开思想说真话。
　　筹备文代会的冯牧等领导同志私下向我们透露了务虚会上的内容，特别是领导同志的发言。如说：建国快要三十年了，现在还有两亿人吃不饱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个根本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毛泽东同志，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了，“文化大革命”的定性问题才能解决，“两个凡是”的问题也不必争论就可以得到解决；是不是可以说，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是主席他老人家唯意志论发展下来的结果？上层领导的错误是：拒谏爱谄，多疑善变，言而无信，绵里藏针；1957年反右怕的不是章罗联盟，而是怕党内出赫鲁晓夫；党取得政权后，和群众到底什么关系？怎样领导群众争民主、保民主？一位中央领导同志说：“我坐过六年国民党的牢，又坐了共产党九年半的牢。这是对过去党轻视民主、破坏法制的惩罚，否定民主和法制也就否定了自己！”
　　务虚会对于党史上路线斗争的评价，对于解放后三大政治运动的追问，对于政治与文艺的关系以及文坛几大冤案的追究，对周扬忏悔的眼泪（到底是谁授意甚至指名道姓要他抓人整人）欲说还休的无奈，尤其是对个人迷信的控诉等等，闻所未闻。文艺界人士窃窃私议，党的这次历史上长达三个多月的务虚会让人无比震惊和振奋。
　　可以断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央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召开，是党内第一次思想大解放，其历史意义堪称空前。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也成为私下昧之又昧的话题。赫鲁晓夫长达四个半小时的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揭开了斯大林问题的盖子，在国际社会掀起狂风巨浪，对中国党的震动不言而喻，但是国人毫不知情。
　　事情正在变化！两个多月后的3月30日，邓小平为理论工作务虚会作总结报告，题目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郑重提出：“中央认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号召全党“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是不是理论工作务虚会开着开着发现有人怀疑或者背离毛泽东思想和无产阶级专政，因此始而反“左”最后反右？邓小平讲话的次日，理论工作务虚会宣告结束，简报全部收回。
　　我在京西宾馆聆听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心情有些紧张。畅所欲言，突然煞车，是不是记取西单民主墙“一放就活、再放就乱”的教训，总结“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经验？大的跌宕之后人们不禁问道：风云际会，风云突变，为什么？“哪里出问题了？”
　　邓小平明确提出“四项基本原则”，“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不动摇，并且教导全党同志：“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大家明白，这是党在危难时期左右开弓校正方向的根本原则，是中央及时敲响的警钟，今后，均将以此作为一切的准则和指南。这一纲领性的转变事关重大，是转折期敏感的信号，是今后党的事业包括文艺创作的风向标。
　　为了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的顺利召开，胡耀邦于同年3月底召开“文艺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座谈会”，会后签发的《联合通知》要求更彻底地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将历来错误处理、戴上各种帽子的诸如“文艺黑线专政”“四条汉子”“《海瑞罢官》”“三家村”“黑戏”“黑会”“黑画”“黑线回潮”“修正主义分子”“黑线人物”等而受审查、点名批判被错误处理或被株连的，一律平反昭雪，不留尾巴，“文革”前被当作“毒草”批判错了的文艺作品，也都应该平反。
　　时过不久，《河北文学》　第六期发表了淀清的《歌颂与暴露》和李剑的《“歌德”与“缺德”》，挑起一场惊动中宣部直到胡耀邦的大论战。
　　李剑的文章充满了杀机，说什么“现代的中国并无失学、失业之忧，也无衣食之虑，日不怕盗贼执杖行凶，夜不怕黑衣蒙面的大汉轻轻叩门。河水涣涣，莲荷盈盈，绿水新池，艳阳高照。当今世界上如此美好的社会主义为何不可‘歌其德’？”“社会主义文学都应一律地歌颂社会主义之德，歌无产阶级之德，歌工农兵英雄之德；否则便是‘缺德’。”河北文艺界紧张了，说“春天刚来，倒春寒就来了。”甚至预感到这是“反右的信号”。
　　由此发生了激烈争论。7月20日，《光明日报》发表王若望的文章《春天里的一股冷风》，痛斥李文“比江青还江青”，“比张春桥十三年还十三年。”一下子让事态升温。接着，上海文艺界召开座谈会，《文汇报》《人民日报》　等多达二十四家报纸进行声讨，群起而攻之。
　　9月4日，中宣部在钓鱼台国宾馆召开小型座谈会。9月6日胡耀邦讲话。胡耀邦说：“全国十六个省市参加了讨论，是粉碎‘四人帮’三年后文艺战线第一次比较大的风波。”他讲了四点：
　　一、应该采取同志式的、讨论的方法，平心静气的方法。
　　二、李剑同志的文章确实有毛病，是不恰当的。青年人犯错误是允许的，我像你那年岁———二十九岁前，犯错误比你多。不要紧张，只要不是反对社会主义的敌人。王若望是老同志了，出来批评是对的，但气太大了些。
　　三、李剑的错误为什么在三中全会之后而且在河北出现呢？因为三中全会澄清了历史上的大是大非，转弯幅度大，容易转向。“拔西瓜”的事出在河北，形势变了，正定的某些同志还停留在原来的位置上。李剑的错误不是偶然的。
　　四、接受教训，团结起来向前看，把河北的文艺事业搞好。
　　最后说：“你们回去……千方百计把河北的文艺事业繁荣活跃起来。”（六年后的一个深夜，高占祥对我说，他不忘耀邦同志此次讲话给河北工作的这一叮嘱，要千方百计、团结一致向前看，一定把河北文艺搞上去。）
　　此次钓鱼台会议平等协商，坦诚宽松，力图扭转戴帽子、打棍子、无限上纲的批评恶习，无疑为一个多月后第四次文代会的召开铺平了道路。
　　1979年10月29日第四次文代大会召开的前一天，召集党员代表开会，胡耀邦再次强调“充分发扬民主，解放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的会议精神。
　　经过三中全会召开一年多以来清扫道路和紧锣密鼓的筹备过程，1979年10月30日，有三千名代表出席的“中华全国第四次文代会”隆重开幕。文艺家艰辛历尽，风尘压身，劫后重逢，满眼含泪，不无感伤却异常兴奋。
　　大会开幕，让人痛彻心肺的一幕，是阳翰笙宣读向被“四人帮”迫害致死的文艺家致哀的长长的名单，每一个名字让代表们心痛一次。
　　周扬作主题报告，肯定三年来文艺取得的巨大成绩，特别是《天安门诗钞》以来出现的诗歌创作。大家知道，周扬的报告曾由胡耀邦发给百多人进行激烈讨论、修改而后定稿，听者特别激动，使劲地鼓掌。
　　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向大会《祝辞》。《祝辞》旗帜鲜明地否定“文艺黑线专政”论；将“文革”前十七年文艺路线“是正确的”，改为“基本上是正确的”；重申“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为工农兵服务”，不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这是继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政治领域“拨乱反正”之后在文艺领域的“拨乱反正”，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
　　《祝辞》　最具突破性的论点，是“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重申“双百方针”，明确党领导文艺的政策，堪为经典，整个人民大会堂沸腾起来，掌声雷动，经久不歇。
　　周扬在大会上正式向丁玲、江丰等被错整了的文艺家们道歉，刘白羽插话说周扬的道歉也代表了他，会场上立刻出现喊声：“不代表你！”喊声伴随着掌声，会场骚动。
　　作家们议论纷纷。蒋子龙对我大诉其苦，说：《乔厂长上任记》在你们《人民文学》发表以后，乱箭齐发，《天津日报》　接连十四版文章大加讨伐，让我实在想不通，我到底错在哪？我说：梁斌同志冲锋陷阵，令人不解，一股冲击波，造成社会震动，子龙，你是由头，背后是政治，批的是“走资派还在走”。冯骥才的《啊！》引起震动，冯牧一面肯定它是“文革”题材中相当深刻的一部，却又提示冯骥才说：“要是再有一个与善于讹诈的贾大真相对抗的正面人物出现，将更有思想高度。”冯骥才向我示意，表示为难。我说：“冯牧人好胆小，怕犯忌，他的意见你可以不听！”心灵的虐杀是“文革”灭绝人性的本质，那样的时代，能有敢于同贾大真这种东西正面作对的人吗？如果愣在作品加上一个正面人物，小说的悲剧力量不全玩完了！
　　大会发言很快推向高潮。蒋子龙说：对《乔厂长上任记》的批判使我陷入困境，他发言的头一句话就是“我是从寒冷的冬天来到春天的温暖里”。萧军发言，说：我是三十年代的人物，竟然埋在土里，冬眠了三十年，现在成了“会说话的‘出土文物’”。三十年文艺界有春天也有冬天。“在周扬同志等人说来是春天，在我说来就是冬天。”“我不打算来算旧账，向谁去算呢？……但旧账总是存在的吧？”
　　本来以党员身份、后经胡耀邦拍板才以正式代表身份参加大会的丁玲，发言中对历史问题耿耿于怀，愤懑之情溢于言表。
　　刘宾雁发言语惊四座，张口就说：不能想象，成吉思汗要是装上电话世界会是什么情景，当今世界要是没有电话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大家一时回不过味来，笑声压过掌声。
　　廖沫沙在湖南团的发言得了个满堂彩。他当着丁玲、萧三、康濯、张庚、贺绿汀、白杨、王人美的面，说：“四条汉子”中就有两个湖南人，还有贺龙、彭德怀，文的武的，湖南死了多少人！“文革”太残酷，但是我很感激，是它把我捧成作家；“文革”破坏很大，至少五十年内，谁想搞也搞不起来了！
　　白桦说：“我呼吁民主！”“作家、艺术家的团体如果不能实行民主，还有什么行政部门和组织能够实行民主呢？”又说：儿子写信劝他不要再干这一行了，他却对儿子说“我还要干这一行”。儿子说“这一行危险。”他却满怀信心地说“虽然危险，但很光荣！”
　　文艺得解放，创作自由，代表们欢欣鼓舞，兴致勃勃。兴奋之余，难免心存疑虑，盼望“不是发号施令”、“不要横加干涉”能够落到实处。茅盾强调说：“我们的口号应当是文艺民主下的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没有文艺民主而空谈‘双百’，是南辕而北辙。”陈登科呼吁立法：“必须把‘二百’方针作为文艺宪法固定下来。”
　　代表们的担心事出有因。思想解放必须破除迷信、摒弃权威，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遇到过重重阻力，大人物起而反对，说是“针对伟大领袖”，而且下达命令：“中央明确指示《红旗》杂志不介入。”邓小平批示：“应介入。不介入本身就是介入。”理论务虚会畅所欲言，邓小平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题作了总结报告。即便是在明确指示“不是发号施令”、“不要横加干涉”、让代表们欣喜若狂的《祝辞》中，同时也有以下坚定不移的指令：文艺工作者要“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同各种妨害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习惯进行长期的、有效的斗争。
　　要批判剥削阶级思想和小生产者守旧狭隘心理的影响，批判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克服官僚主义”。
　　邓小平代表中央正式打招呼了，要否定“文革”，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狠批“两个凡是”；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决批判“非毛化”倾向，“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不动摇；又明确表示“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不是发号施令”、“不要横加干涉”———以上三者如何统一，具体怎么操作，今后的路到底怎么走？与会的有些代表惴惴不安。
　　王蒙在《四次全国文代会》一文中追忆说：“在四次代表会上有所响动的文艺家人数有限。更多的人保持听喝状态，观察、思考，留有余地，告诫自己不要跳得太高。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东方式的道德标准。枪打出头鸟，东方式的低调哲学。少说话，多磕头，东方式的政治经验。二十多年的另册，谁扭转得了乾坤？是邓小平，王某怎么可能不感恩戴德？”又说：“第四次文代会是一个标志，它毕竟埋葬了文化大革命。”“我的发言是低调的，我的角度是极左的一套离间了作家与党。我必须在热烈的情绪下立于不败之地。”“如果你寻思的是充当人民的领导者、领袖，呼风唤雨，改天换地呢，你让我想到了孙猴子跳不出如来佛手掌的故事。”“一慢二看三通过。”“谨防大言欺世，这是我一辈子的经验，我的黄金定则，不二法门。”
　　果不其然，对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的召开上层褒贬不一，评价针锋相对，持续很久很久。文化部长说这次大会执行了一条宗派主义路线，以周扬为首的几个人要把他搞掉，他要卖画为生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党组副书记坚持“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质问：“大会为什么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只讲‘思想解放’‘二百方针’，不解决问题。为什么不鲜明地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且对大会赞扬“悲观、绝望的‘伤痕文学’———甚至就是　‘手淫文学’”大为不满。
　　大会召开将近一年之后的1980年9月24日，“胡耀邦收到胡乔木来信，来信就9月间波兰全国范围罢工表示了独特的看法，认为波兰事件说明：持不同意见的人利用社会的经济政治矛盾，可能使其达到激烈的程度和爆发的形式。信上说，我国也有持不同政见者，他们一旦与心怀不满的群众相结合，就可能成为一股巨大的力量，爆发波兰事件不是不可能的，希望中央引为殷鉴，研究对策。”“胡耀邦对中央党校少数人(我也在内)说起这件事，认为波兰事件说明了波兰人民不满苏联霸权主义，积极要求改革，我们在波兰事件中要‘引为殷鉴’的应是加快改革开放的进程。”胡耀邦“实际上是阻止了又一次反右派运动的发生，保护了改革开放事业的进行”（《我欲凌风归寥廓———吴江别集》）。
　　胡耀邦收到胡乔木来信数日后，发生了“突破”事件。《雨花》主编顾尔镡在会上作了《也谈突破》的发言，说：“政治上的突破，最主要的是‘四项原则’。四项原则，我们要坚定不移遵守的，怎么又要突破呢？首先，‘四项原则’本身也是在发展的；其次，我们对‘四项原则’的认识也是不断加深的。突破的问题，就由此而产生。”这些话并不违背哲学发展观，但是，有人反映到中宣部，状告“顾尔镡要突破‘四项原则’”。于是，顾文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作。我所在的《文艺报》受命发表批判文章，后来又莫名其妙地被叫停。事后有人透露说，胡耀邦知情后，立即托人转告江苏省委“不要斗顾尔镡了。请省委传话给顾尔镡同志，要他振作精神，抬起头来，搞好今后工作”。
　　半年后的1981年4月，《解放军报》批判电影《苦恋》的文章无限上纲，像是文化革命又要来了似的。叫停“批斗顾尔镡”之后，胡耀邦又忙于平息恶批《苦恋》的事件，发表了顾骧撰写、署名“顾言”的文章　《开展健全的文艺评论》。邓小平出面干预，指出：思想战线的领导“存在着涣散软弱状态”，《苦恋》让人联想起右派分子那种杀气腾腾的气氛。《苦恋》还要批！邓小平的谈话和附有胡耀邦的“自我批评”作为中央正式文件下发全党，其后才有《文艺报》唐因、唐达成历时三月写成的《论〈苦恋〉的错误倾向》发表，再后是白桦言不由衷的检讨。
　　凡此种种，不由自主地让人联想起年前的第四次文代大会上白桦所说的话：儿子写信劝他不要再干这一行了，干这一行“很危险。”他说：“虽然危险，但很光荣！”可曾料到，不到一年工夫，果然应验，他白桦干的这一行既不光荣，又很危险。
　　（本文部分内容引自刘哲、邓可因的记录以及顾骧　《顾骧文学评论选》《晚年周扬》。）
　　【阎纲更正】我在8月29日《周报》发表的《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的记忆》一文的第五版，从“私下里，”到“笑声压过掌声。”共三小段，系误置，应全删。是我粗心大意，谨向编者、读者深深致歉。

  
全国文代会 第九次全国文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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