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他为人“峭直刻深”，咄咄逼人，逮住了理就不依不饶。他头脑中只有“该不该做”，不考虑“能不能做”，以及是“现在就做”，还是“将来再做”。这些性格特征就注定其很难完成特殊的历史使命。......但问题是，晁错这个人虽然有学问、有才华、有思想、有能力，但是他只适合做一个政论家，不适合做一个政治家。就是说，他发议论是可以的，出主意是可以的，真正做事、搞政治是不可以的。为什么呢？晁错首先暴露出来的问题，是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当他还在太子府的时候，和朝中的大臣关系就不好。我们看《史记·袁盎晁错列传》里面有这样一句话，说袁盎及诸大功臣都不喜欢晁错，很不喜欢他。你想想，他在太子府里面不过做个舍人、门大夫、家令，并不是什么职权很大的、很重要的官员，只不过喜欢发发议论而已，大家就已经不喜欢他了；一旦他进入中枢，担任重要职务，结果就可想而知了。果然，汉文帝驾崩，汉景帝继位以后就重用晁错——因为汉景帝觉得晁错是一个智囊，所以他一上台，第一件事就是任命晁错为内史。内史是个什么官呢？内史负责的是京城地区所有的行政工作，相当于现在一个首都的市长——所以晁错是越过了副部级，直升正部级。这样一来，晁错恐怕是有点得意忘形，至少是有点趾高气扬了。仗着汉景帝信任他，不停地提意见，不停地提建议，今天要改这个，明天要改那个……汉景帝是言听计从，一一采纳他的意见，这一下子弄得朝中的其他大臣就不太高兴了。......那么，晁错为什么不得人心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政见不和。他主张削藩，其他人主张不动——“道不同，不相与谋”。第二个原因是性格不好。《史记》和《汉书》讲到晁错的时候都用了四个字：“峭”、“直”、“刻”、“深”。峭，什么意思呢？严厉；直，什么意思呢？刚直；刻，什么意思呢？苛刻；深，什么意思呢？心狠。一个人又严厉，又刚直，又苛刻，又心狠，能讨人喜欢吗？不讨人喜欢。谁会喜欢这样的人呢？谁会跟这样的人成为好朋友呢？这样的人怎么会有一个好的人缘呢？而没有一个好的人缘，你怎么能在政府里面混呢？这就是晁错性格上的原因。......
晁错是这样表白的：父亲，儿子是从政之身，当仁不让！削藩是利社稷安国家，关系到大汉朝千秋万代、长治久安的大事。儿子义不容辞！父亲，儿子忠孝难以两全！这个情节表现了什么？表现了晁错的忠心耿耿。晁错是一个既忠心耿耿又深谋远虑的人，按说他实在是一个国家栋梁，但是晁错的忠心耿耿和他的深谋远虑都有一点问题。什么问题呢？晁错他是为国深谋远虑，但是为自己一点儿都不深谋远虑，所以《汉书》对他的评价是：“锐于为国远虑，而不见身害。”就是说自己要倒霉了，他都不知道。这样的人，按照我们一般来说的道德标准来看，是一个大好人啊：大公无私、一心为公、一往无前、奋不顾身，这不是很好吗？怎么会不好呢？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不能为自己考虑的人，他往往也不能为别人考虑；不懂得民情的人，不懂得那些人之常情的人，也往往不懂国情。国家是什么？国家是由具体的人民构成的，人民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你不了解人，你就不能以人为本——所谓以人为本，就是要了解人性、人情，包括人之常情，你不能够没有人之常情。一个不把自己生命放在眼里的人，往往也不把别人的生命放在眼里；一个不把自己的生命当回事儿的人，也不会把别人的生命当回事儿。你既然不能把别人的生命当回事儿，又怎么为民众谋福利呢？一个连自己都保卫不了的人，你能够保卫国家吗？所以对于这样一种奋不顾身，我们要一分为二地来看：承认他道德上高尚的一面，也看到他缺陷的一面。......汉文帝是做了考虑的，所以晁错一再向汉文帝上书，汉文帝不采纳。后来晁错给汉文帝上疏的时候写了这样一句话：“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意思是说，我是一个很狂妄的人，我说了一些狂话，请英明的皇上来做出决策。汉文帝对此的批示是什么呢？汉文帝批示说：“言者不狂，而择者不明，国之大患，故在于此。”就是说一个国家最糟糕的是什么？能够提意见的人其实并不狂，但是如果做决策的人他糊涂，这就糟糕了。所以说汉文帝是政治家，他是清楚的，他很清楚建议归建议、决策归决策——建议没有狂不狂的问题，什么建议你都可以提，但是决策有英明不英明的问题，决策不能不英明。这个道理文帝懂，但景帝不懂。景帝不懂的结果是什么呢？他采纳了晁错的削藩策，而且还让晁错自己来主持这项工作——这一下子麻烦就大了。为什么说让晁错来主持削藩是不对的呢？削藩不正是他的政治主张吗？他提出这个政治主张就让他来推行难道不是很合适吗？我们先要看削藩是一件什么样的事儿。对于这件事情，宋代的苏轼，也就是苏东坡，他有一篇文章叫《晁错论》。《晁错论》的一开篇，苏东坡就提出一个观点来，他说，一个国家最困难的事情、最难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是看起来天下太平而实际上埋藏着隐患，这个事情是最最难办的，因为你不知道怎么办才好。那要怎么办呢？只有那些特别的、杰出的、优秀的人才可以担当这样的一个重任，而晁错不是这样一个人！也就是说削藩其事是其事，晁错其人非其人——削藩这件事情做是该做的，但是让晁错来做是不对的。按照苏东坡的观点，做这件事情要有三个条件：“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第一个条件是“知其当然”，就是事先把这个事情想得清清楚楚，清楚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和利害关系——我如果做的话可能会怎么样，我如果要做的话应该怎么样，全部把它想清楚了。晁错把削藩的事想清楚了没有呢？应该说他没有想清楚。我们看到他提出的就只是一个口号：“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就这八个字，并没有看到他做什么可行性研究，也没有看见他提出可操作的方案，他只是觉得应该这样做，其他的一切准备都是没有的，所以说晁错不具备第一个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