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从吸引广大民众那方面看，学术界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像佛利民（MiltonFriedman）那样的人。昔日的爱因斯坦，是个传奇人物，也很受一般民众欢迎。但他的理论深不可测，而演讲的口才、技巧也没有过人之处，其吸引力就打了折扣。英国的经济学者凯恩斯，在生时天资聪颖，才华洋溢而口才锋利，是个大热门的人物。但夏理·庄逊一九六八年告诉我，凯恩斯在生时的广泛吸引力，不及佛利民。近二十年来，佛利民的声誉更隆，如日中天。
这是一个佛利民现象，是应该解释的。佛氏今年七十六岁，准备在九月到中国大陆及香港来，所以我想先在这里介绍一下。
是的，佛利民的经济观点颇具争议性，但这不可能是他成为一个现象的原因。任何创见都有争议，而创见层出不穷的学者又何止佛利民。他那近乎神话的知名度从何而来呢？为什么愿意付高价去听他一席话的人那么多？就是大名鼎鼎的政客也没有佛利民的吸引力，而佛氏毕竟是一个忠于学术的学者。
现象绝不寻常
「佛利民现象」很不寻常。我认识了他二十一年，从来没见过他哗众取宠。他辩论时从来不生气，笑口常开。在书写文字上，他算不上是天才（史德拉以前曾告诉我，佛利民曾痛下苦功才写出后来畅顺的文章）。对传媒，佛氏大都避开。好朋友要求用他的名字来作一些有意义的宣传，他照例推却。在这方面我成功过一次。那是一九七九年，我要找一些知名度高的经济学者联名给《信报》一封电报，恭贺该报的周年报庆，佛利民竟然答应了。
要求名的，求之不得；对声名厌恶的，却没有办法阻止名气的直线上升！
三年前，一位北京大学的学生给我一封长信，信内提到他每天不断自修英语，为的就是要阅读佛利民的文章。其后我在大陆与新交的朋友倾谈中，发觉他们十之六、七都听过佛利民这个人。二十年前，佛利民在美国的宴会午餐上简短地讲一些话，酬金五千美元，而愿意出价的机构数之不尽。
佛利民不重视金钱的收入，但却尊重以市价这个准则来获取他的时间。我说他不重视金钱收入，是有证据的：他花时间去阅读别人的文章或坐听他人的演讲，远超于我。时间的市值是那么高而还那样做，难以解释，但却解释了为什么他推却了那么多能赚钱的机会。例如，像我那样无足轻重的学者，每次到哪一个地方演讲，若佛利民身在当地，他必定是座上客，从不迟到，也不早退。
不要以为我有什么特别之处。今年九月佛利民打算到上海去，请我安排行程。我计划在九月十四日带他到苏州、无锡一带观光。他回信说，那一天香港的祈连活在上海演讲，可否将行程改迟一天。他明知迟一天就要赶路，舟车劳顿，但为了要听祈连活，他就连苏州也押后了。他早已退休，再不打算发表什么伟论创见，但为了要争取知识，游览之乐就不顾了。这一点能耐，我们怎能不佩服呢？
也不要以为祈连活有什么特别之处。香港的杨怀康寄给佛利民一篇自己也认为是平平无奇的文章，佛利民读后就亲自回信。在一九八○年到中国时，哪一位干部款待过他，他就做下笔记，八年后的今天他还记得清楚。他是不喜欢应酬、宴会的，但一到了宴会上，他就谈笑风生，有问必答，令人倾倒。是的，佛利民好奇，对知识的追求数十年如一日，愿意付出很大的代价。
今年九月到中国后，佛氏将来港一星期。听到这个消息，香港的仰慕者就争着要招待了。中文大学二十五周年校庆，请他演讲，他欣然承诺；而中大将这难得的机会慎重安排，礼待贤能，大有古人之风。
我们香港大学这边，没有什么校庆借口，也没有像中大邵逸夫堂那样可以容纳千多听众的大堂。于是我和祈连活与王于渐（他们在不久前开办了一个很有意义的经济研究中心，希望佛利民捧捧场）征求了佛氏的同意后，就租用香港演艺学院的一个设备一流的大堂，在九月二十四日让他作一次收费的演讲。佛利民的著名格言是「天下间没有免费的午餐」，而以收费决定谁可进场，是自由市场的基本原则。我于是作此决定：除了佛利民太太外，任何听众（当然连我在内）都要买票。佛氏也同意把票房的收入全部捐作鼓励经济研究的基金，由港大的经济系及王于渐的经济研究中心管核。
不敢低估佛利民的吸引力，我定的票价是港币二百至一千元。这应是亚洲一带的纪录了。佛氏果然名不虚传。广告尚未注销，门票就卖了四百多张。捐助二万元或以上的可以作为「赞助者」，目前已有十多个机构「赞助」了。识英雄、重英雄——香港商人的确有一手！
三个不同的观感
既然是一个现象，佛利民当然令人有一点神秘感，一点高深莫测。但从三个不同的角度看佛利民，其观感也就不同。
第一个角度，是从他的同事及亲近的学生那方面看的。这些人知道佛利民精通数学、统计学、历史及经济原理。就所有与经济学有关的学问而言，他都是「大师级」。历史上只出过三个这样的人：费沙、凯恩斯、佛利民。这第一角度也可见，佛氏的思想快如闪电，论事客观，口才好得出奇，于是敬畏之心油然而生。
是的，佛利民的思想快得离谱，也清楚之极！就算辩论时他错了，但因为推理层次分明，行雷闪电之间，脸带笑容，毫不霸道，跟他辩论的人追不上，以为自己是一败涂地，要过了几天才知道论点还大可商榷。一些人不习惯见到佛氏在笑谈中，轻描淡写地予取予携的本领，一开口就被迫下马，不免怀恨在心。
我曾经和一些与佛利民相熟的朋友谈论他辩论的本领，大家一致认为：如不亲见不会相信。史德拉（本人也思想快得惊人，是佛利民多年的最佳搭档）对其评价值得一提：佛氏的思想速度比常人快了几十倍，清楚得无以复加；唯一的缺点是，因为太快，说服力就打了折扣。
第二个角度看佛利民，是从不认识他的经济学者那方面看。这些人中有深入地阅读过他的文章的，莫不衷心佩服。但因为没有见过佛氏的辩才，他们是敬而不畏。
一九四八至一九五七这九个年头，佛利民的经济学著作成绩辉煌，见解精辟，就是不同意的人也拍案叫绝。是的，佛氏这时期的文章锋芒毕露，只有带着成见的人才不佩服。
我在一九六一年开始钻研佛利民这些较为初期的作品，日夕不倦，被他的分析深深地吸引着。虽然我曾找出他的错误，也有不同意的地方，但总觉得非读之再三不可。一九六二年，我在灰色（不合法）的市场上买到了一份他的学生粗制的价格理论笔记讲义，便天天放在衣袋中，翻阅得纸张都破烂了。说实话，我现在用中文写经济分析的理论基础，其中重要的一部分，是从这些粗制的《佛利民讲义》得来。
很不幸，有不少经济学者（或学生）并不怎样重视佛利民这个时期的作品。一九五八年之后，佛氏的文章转向货币政策及抨击政府。有关政策的文章都带有价值观，见仁见智，不同意的人就不一定佩服了。
看佛利民的第三个角度，是从行外的大众看。佛氏是一个传奇人物，在《新闻周刊》写过好几年专栏，出版过几本通俗的书（其中一本——《自由选择》——曾经是美国全年最畅销的「非小说」的书），获过诺贝尔奖，在电视上亮过相，而传播媒介又喜欢将他大书特书。这一切，加上佛利民的「自由」观点清楚鲜明，就给人一个深刻的印象。
他这个黑白分明的印象，欣赏的人固然多若天上星，但破口大骂的倒也不少。欣赏的人认为佛利民是自由的象征，是维护个人利益的救世主；破口大骂的认为他反对社会福利，是一个空想主义者，没有真正的学问本领。殊不知佛利民在学问上的千锤百炼，经济学界的高人是没有一个不拜服的。
不变节谈何容易
在百忙中，知道佛利民要到中国大陆，要来香港，而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到这一带的行程，我不能自已，要千方百计地使他有一个愉快的旅程。祈连活、王于渐等人也有同样的感受。那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这样隆重其事？有好几个在学术上与佛利民不相伯仲的经济学者也可能会到香港来，我们当然会尽地主之谊，但不会为他们东奔西跑的。
我不可以代表祈、王二人说他们心中的话，但我自己的感受却很清楚。佛利民四十多年来言行一致，坚守自己从研究中所得的信念，半句假话也不说。当然，这些是学者应有的风范，而自己也尽可能这样做，但做起来就不容易了。有了大名而还能坚守自己所信，在任何情况下不变节，不为利诱，不惧权势，不卖帐，不讨好，不妥协，凡事以逻辑为据，观点鲜明，经济学界是应以佛利民为代表的。其它不像经济学家那样涉及权势的学者，守节便容易得多。佛利民成为一个现象，决不偶然。
比起来，我自己的知名度相差太远，也觉得难以坚持一个学者应有的气质。外人看来似乎简单易为，但有多少个学者能真正做到？籍籍无名的也行之不易，更何况一个因为举足轻重而拥有大量图利机会的学者？但佛利民是若无其事地做到了！不同意他的价值观的人，怎可以将他破口大骂？这些人真的是不知原则为何物了。
结论
半个世纪以来，在自由选择对政府管制的可歌可泣的一场大战中，佛利民不客气地领军打了一仗。虽然他认为自己毫无影响力，但于今尘埃渐定，佛氏胜得光采！美国列根总统门下的谋士受了他的影响，八年来坚定地推行自由经济；英国的戴卓尔夫人从来不否认她是一个佛利民的信徒；法国的总统拿着左旗向右走，苏联及东欧走资若渴，而中国大陆的私产化更是惊人。这一切，将来的历史学者是不会忽略佛利民的影响的。
假若我们说二十世纪的前三分二是凯恩斯及马克思的世界，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世纪的后三分一是属于佛利民的！而在佛利民的世界中，人民的生活是大有改进了。
讯息传播的发达，使应该成名的学者比较容易成名。我们因此难以将佛利民的知名度及吸引力与古人的相比。假若我们一定要这样分高下，以武断方法来衡量，那么在历史上可以考虑的就只有几个人。在中国历史上的学者、文学家中，可以拿出来较量的，我以为只有苏东坡。近几年来，为了作经济调查研究，我到中国大陆跑了多次。苏东坡真是可爱；他在九百年前所到之处，现在纪念他的那些遗迹，可能真中有假，但总是被当地居民津津乐道。
苏东坡与佛利民相通之处，是言行一致，始终如一，左贬右贬后还是苏东坡。令民众有深刻印象的好形象，应该是一个屹立不变的形象。我想，这就是佛利民现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