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恩师孔少华先生点滴 追忆恩师

中医要靠实打实的疗效说话!

——追忆恩师孔少华先生点滴

第一次和恩师孔少华先生相遇,是在我当医生的第八个年头,那时候我在基层屡屡接诊疑难重症,对中医的理法方药也算运用自如。有位肿瘤患者经我治疗后初见成效,但病情反复缠绵,我只能不断转方换方。然而,不久之后患者再次到我这里复诊,我发现患者大大好转,出我意料。患者如实相告:在北京碰到一位名医,吃了他的药才好得这么快。患者是位邻乡人,知道我常到各地遍访名师,就说下次去北京的时候,带我拜访一下那位“神医”。

2002年夏天的一个上午,我第一次走进孔少华先生的诊室。老先生白须飘飘、双目有神。“你的方子我也看过了,很有水平,是不是有好几个师父啊?方子稍微有点杂,但路子是对头的。”我心中惊诧,原来孔老的眼光这么犀利。

孔老又关切的询问我在哪里行医,当了多少年大夫了?我告诉孔老,“因为要照顾体弱年高的父亲和母亲,我一直在老家河北涉县行医。虽然拥有中医医师的身份,但和在大城市行医的同学相比,我只能算是个乡村医师。”孔老亲切地对我说:“我父亲孔伯华和你是河北老乡了,他16岁的时候,在河北易县南白杨村开始习医,17岁就在河北易县行医,31岁才应聘来到北京,担任外城官医院大夫。”

这让我感觉非常惊讶,“北京四大名医”之一的孔伯华先生,一直是中医界公认的“上医治国”的典范,没想到从最基层做起。据孔伯华弟子、国家级名老中医裴学义教授介绍:1929年,国民党政府作出“取缔中医”的议案,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公愤。孔伯华被推选为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大会临时主席,率领全团前往南京汪精卫国名党政府请愿。面对汪精卫,孔伯华先生义正严辞地提出:咱们拿治病的效果来说话,找12个病人,你们先挑6个病人,用西医治疗;剩下的6个病人给我,用中医治疗。汪精卫同意做对比“打擂”,孔伯华分到了分别患有高烧、咳喘等6个病人。结果,孔伯华用中医治病的效果相当好,汪精卫眼见为实,看到中医的良好疗效,加之广大民众的舆论和压力,遂被迫取消议案。新中国成立后,孔伯华对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首长的医疗保健工作,备至关怀,多所建树,受到周总理当面表扬:“孔老不高谈空理,务求实干。”此后,孔伯华先生又受毛主席邀请,座谈关于中医药发展的问题。孔伯华随后给毛主席上书陈情,云:“医之作也,求百病之本,执技精良,方能拯济疾苦,故宜首重其培养人才”。周总理后来对孔伯华说,毛主席非常欣赏你的这个观点。于是,教委的同志把孔伯华解放前创办“北平国医学院”的办学资料取走,开始编写新中国的中医教学大纲,创办新中国的中医学院。正是因为孔老从国家的高度、民族的气节为中医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孔伯华先生逝世后,周恩来总理亲自担任孔伯华治丧委员会主任,给予了高度评价。

不过,孔少华先生在人们面前,却闭口不谈父亲孔伯华的光辉事迹,只是微笑着和我说:“我也当过乡村医师啊!”原来,身为北京中医医院医生的孔老,在“文革”期间遭受冲击,被下放到北京郊区的太阳宫公社卫生院,一下子从“天上掉到了底层”,然而孔老反而找到真正当医生的感觉,“在基层行医,对中医大夫的考验可比大城市严酷多了。农民兄弟们的小病小灾总是自己扛着,实在顶不住了,才找医生看病。时常来个病人就是重症、难症,甚至生命垂危、意识不清,想推辞是绝对不行的!还有,医生和患者像是乡邻一样生活在一起,农民们都很质朴,治好了就说好了,治不好虽然不会说什么,但下次就不来找你看病了,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大夫觉得脸上无光。不像大城市的大医院,病人天天人来人往,挂号都困难,医生们根本不愁没有病人来。”我了解到,孔老在太阳宫公社卫生院从头做起,居然在一个月后,病人由每天稀稀拉拉一两个变为每天八十多位,很多病人凌晨三点钟就开始排队挂号。孔老很自豪地对我说:“我当中医大夫最风光、最自豪的时间,就是在基层当医生的这段时间。乡亲们不是看医院的牌子有多大、看医生的职称有多高,而是只看你的医术啊!”

孔老的一席肺腑之言,给我以莫大的信心和勇气,成为我未来从医、做人的航标。

后来,成为孔少华先生的学生之后,孔老很严肃地对我和师兄弟们说:“为什么还有很多中国百姓对中医半信半疑?为什么有些江湖游医敢把中医吹捧为‘神话’?为什么有人公开攻击中医药学?我们中医大夫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啊!中医要靠疗效说话,而疗效要靠数字说话!比如说吧,1954年夏,石家庄发生“乙脑”大流行,西医救治的治愈率为70%,死亡率为30%,差不多三个发病的人中就要有一个死亡,比后来的SARS可怕多了。石家庄卫生局请来当地7位名老中医,组成了中医治疗乙脑小组,经中医治疗的34名患者全部治愈,紧接着,第二年又治疗乙脑50多例,治愈率达到92%。国家卫生部先后派出2个考察组进行考察,认定中医药治疗乙脑的经验应该向全国推广。”

“中医对乙脑的92%治愈率,高于西医的70%治愈率,这才叫做用疗效的数字说话啊!而现在有些中医,不说疗效的具体概率,单凭‘治好’(很难说是偶然撞上的,还是真有很高的疗效概率)的几个、十几个病案,就敢说什么癌症能治、肿瘤能治、疑难杂症能治,这不是欺世盗名吗?!很多疑难病症,如肿瘤、糖尿病等,是全世界的医学家都在努力攻克而难以根治!我行医五十年,深知对大多数常见慢性病,中医和西医优势互补,各有利弊。很多西医疗效差的病种(比如疗效仅为40%左右),恰恰是中医的特长所在(比如,中医治疗则能达到80%以上的疗效)!而对很多疾病比如晚期癌症的疗效,中医也只能延缓病人的生存质量而回天无力。中医大夫必须对自己的疗效心中有数,对患者如实相告,千万不能浮夸、‘造神’!”

孔少华先生对很多疑难病症有着很高的把握,比如,在非典刚刚爆发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其实非典属于中医温病的范畴,从古至今都有很好的疗效,其治则以清热透邪,解毒化淤为法。”在那个非常的时刻,孔老几次要求去非典的第一线亲自用中医抢救病人,但是上级都没有批准,只能化为莫大的遗憾。

孔老还时常对我们说:“一个大夫明码标价挂号费为200元、300元,这体现了中医医术的价值。祖国的中药‘简便效廉’,一周七付药也就是100元左右。加上挂号费,也还是比西医要便宜!可是,让人痛心疾首的是,某些著名医院的中医教授、权威专家,居然经常为肿瘤病人开出一个星期三千元、四千元的‘天价中药’,来赚取其中的药费提成,这简直是披着白大褂的‘专家抢劫犯’啊!”

……

回想起孔师的点点滴滴,仿佛他老人家那慷慨激昂的话语又回荡在耳边。近些年来,因为与师兄刘观涛医师要共同完成老师布置的“伤寒论方证”、“金匮要略方证”等课题的临床实证与学术研究,我一半时间在基层,一半时间在北京,虽有奔波之苦,更有学术之乐。我们的学术课题在没有任何学术经费的前提下,单靠自己与合作的医学同仁,就取得了很多突破性进展,目前正在陆续公开发布之中,也算告慰孔师的敦敦教诲了。

孙立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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