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本文是第一次去镇坪之后写的文章，因故未能及时发表，如今此文已发表于海外媒体。此文详实的记录了镇坪非法堕胎案冯建梅的四次逃亡经历，发此文时，他的丈夫第五次逃亡，成功的逃到了北京，并且与律师签署了委托合同。然而，似乎自由，还离他们还很遥远。
冯建梅的大逃亡
题记：我们每个人都是逃亡者，逃离野蛮、愚昧、专制
一张年轻母亲和死亡婴孩的照片，不经意间铺满了互联网。这是一起发生在陕西安康镇坪县的强制计生事件。冯建梅，一位年仅24岁，来自内蒙古的年轻母亲，在她怀孕第二个女儿8个月的时候，被计生人员强制引产。
虽然强制计生在这个国家对于有点生活常识的人都不陌生。 但这次，人们可以通过点击鼠标来表达着愤怒。
还没有见到过阳光的孩子，毫无反抗的接受了这个国家的审判，理由仅仅是因为她是超额的指标。她不能为自己辩护，甚至她的爸爸妈妈都不能为她的死刑辩护。执行死刑的是那些叫做“干部”的叔叔阿姨，或许上班前，这些干部还和自己的孩子玩耍，可那天，他们如此理直气壮的按住孩子母亲的手、身体。只是为了整死这个毫无反抗能力的孩子。这样的理直气壮并不孤单，这个国家很多地方，理直气壮了几十年。
2012年6月12日，该事件在微博上发酵到了高潮。一条微博一夜之间转发了十几万次，受众有数千万人。这次，不再是一群愤青携带自己粉丝调侃谩骂，那些平时关注猫猫狗狗的明星，在那晚，关注着这位年轻母亲。
愤怒，似乎无法遏制。我发了第一条微博：“出于基本人道关怀，本律师将前往此地，为受害人提供法律帮助，我无法接受在我们土地上，公然的杀戮，如果漠视，我觉得与杀人者无异”。之后有了第二条微博：“镇坪惨案，已经违背了人类最基本的良知，本律师将在本周前往调查，并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帮助，如属实，本律师将穷尽国内法律救济方式，如果国内救济无法满足最基本诉求，本律师将不惜任何政治风险，寻求国际人权组织及联合国等机构帮助”如今看着这两条微博，都可以想象当时的愤怒。这是一种最绝望的呐喊，绝望到几乎要用自己的身体去扑向热烈的火焰，不顾代价。
当天夜里，我收到很多的私信，包括被强制堕胎的妇女、妇产科医生、计生官员......原本普通的夜晚成为名副其实的不眠夜，因为我发觉：我的心灵如此脆弱，无法承受这样的苦难。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国家，脚下的这片土地，原来是如此陌生。
公义在这个国家似乎已经缺席很久，时间长的让我们都快忘了他本来是存在的。
6月14日，我登上了飞往西安的飞机，同行人是我邀请的，一直致力于反对计划生育的专家杨支柱，这是一个心直嘴快、性情耿直的老师。他不许我叫他教授，他说教授是骂人话。
途中，他和我谈了很多计划生育的法律及现状，不忍卒读。官方公开的数据，近三十年，中国堕胎的人数两个亿还多。包括自愿堕胎、强迫堕胎、强制堕胎。即使自愿堕胎，我也是无法接受，因为这是用一个生命的死亡来埋葬男女的情欲。 孩子不能活下去，仅仅是因为父母的错误。
下了飞机，热情的西安同行开车接我们，原本打算一起晚餐，但是由于没计划好，只能请同事直接送我们到汽车站，才能勉强赶上去安康的末班车，我觉得对同事很歉疚。到了安康高客站已经是晚上10点，我和杨支柱还没吃晚饭，而距离事发地镇平县还有五个小时的车程。在安康城区住一晚还是继续赶路？我们略略停顿，一人吃了一碗当地的羊肉泡，决定连夜赶路。我们包了辆车，价钱500元，便向陕南的大山里前进，山路崎岖，夜路上伸手不见五指，进入镇坪县城已是凌晨3点。
一路上，记者的来电不断。不知这一次是否是计生历史上最受关注的一次，虽然比镇坪案更加凄惨的故事比比皆是。
6月15日凌晨3点到镇坪后，找了宾馆匆匆住下。7点起床，约见冯建梅的丈夫邓吉元。邓吉元电话里说：政府的人叫他去调查。我们在镇坪的四天里，邓的答复大多数是这样。我们和他见面的时间实际很短。甚至最后一天晚上，我们到病房里看望，很快就有一个所谓妇联的工作人员挤进来，盯着我们。
第一天白天无法见到当事人，我们选择去他们镇里走一走，同行的还有几位记者。我们努力找到事件的见证人，还原这些天冯建梅经历的事情。
大逃亡的第一站是邓吉元的姑姑姑父牛德云家。也是我们走访的第一站。
老两口60多岁，不满20岁结婚，用着我们听不太清楚的本地话给我们讲着那天发生的故事。今天听来依然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屈辱与愤怒。姑父性格硬朗，说他们要还我尊严。
逃亡第一站：姑姑家
2012年5月30日下午，冯建梅从自己租赁的房屋跑出来，带着自己6岁的孩子。冯建梅老家内蒙，18岁嫁给邓吉元到了这里，她眉目清秀，是个漂亮姑娘。冯建梅怀了第二个孩子已经八个月，几个月来一直东藏西躲。这天，十几个所谓干部开始跟着她，本应该是乡里乡亲，而予她，却一直都很陌生。十几个干部本来要抬她上车的，却终究没有拗过这个怀着孩子的母亲。
她跑到姑姑家，这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当然会接待她，她躲进屋，十几个干部也挤进来，为了防止她逃跑，还把后门用石头堵住，开始在屋子里搜寻，镇长冲着她姑父说：“赶快把人交出来，你的娃在镇上教书，我们想让他搞一天就搞一天，不让他搞就不让。”冯建梅当然很快的被找出来，本来就不大的几间房，于是开始了轮番的“政治工作”。30号晚上开始，六个人一班，每四个小时换一次班，其中会有两个人和冯建梅在一个屋子里，给她做工作，具体说了什么，现在无法追述，因为冯建梅说到这里都是痛苦不堪。两白天，两晚上，有男有女，通夜的做工作，这两个出去，另两个进去工作人员换班休息，冯建梅却无法休息。其他人在另一个屋子喝酒、抽烟、打牌。第二天，有人来说：交十万块钱，就让她去办户口，否则就带她去引产。价格在来回的拉扯中，降低到四万块。冯建梅的婆婆还正在住院，家里怎么可能能拿出这么多钱。直到第三天早晨7点，其他人依然在屋子里喝酒打牌。冯乘人不备逃走。屋子里的人发现冯丢了，赶快去追。
冯所在的曾家镇，是大山里的一个小镇。多数男人都外出打工，一些人靠务农为生，也有些会打猎。曾经，名噪一时的周正龙也同在镇坪。冯逃出了姑姑家，顶着大肚子，沿着山路，穿过一座村民自己搭建的吊桥，这吊桥曾经掉下去几人，村民一直希望政府给些钱修复，十几年也没人理睬，如今这吊桥走上去晃晃悠悠，木头老化，我们走上去都很害怕。
逃亡第二站：王富平家
冯建梅从姑父家跑出来，哪里也不敢去，在大山里呆了一天，她已经几天没睡觉了，直到天黑。她摸索的到了同村人谭银花家。谭银花的丈夫也同样外出打工，冯建梅说要借宿一晚，这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当然会接待她，洗洗准备睡了。正在这时，又听到咚咚咚的敲门声，冯建梅吓得又无处躲藏。开门后，果然是计生人员。计生人员发现了冯建梅，如获至宝，赶快打电话，很快，来了十几个所谓的干部。几天没睡觉的冯建梅再也无法支持下去，也不管这些干部了，先要睡一觉。这次，这些干部大概唯一表现出来了仁慈。也就让她睡觉，他们在另一个屋子继续打牌、聊天。第二天一早，冯建梅被他们强行的抬到了车里，直接拉到了镇坪医院。
死亡之站---镇坪医院
冯建梅在这十几个壮汉面前挣扎，毫无力量。政府为了规避强制引产的责任，几个人把冯建梅头蒙住，强行签了字。据说此时医生也在现场。冯的丈夫邓吉元正从内蒙赶往家的路上，他当然知道妻子的无助，受尽了精神和肉体的屈辱。穿过了黑压压的大山，邓吉元的手机才接通了信号，但一切都晚了，他身上还带着准备交给政府的几万元钱。
愤怒却毫无维权经验的邓吉元只好去政府上访，这是他想到唯一可以表达愤怒的方法。上访不如上网，这个连街头小混混都知道的道理当然很快被邓吉元了解。一夜之间，一张冯建梅与那个计划掉的小宝宝的照片走俏互联网。我们至今也无法知道，这个事怎么就火了。此案也是我们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第一次媒体聚焦关注。
我们在镇坪的四天时间里，实际与邓家见面的时间非常短暂，政府不停的找邓家约谈，约谈内容我们几乎无法知晓。邓吉元只是和我们说：政府答应解决问题，一定会给一个满意的答复。我们也陪着邓吉元等了四天。以我们的经验，政府是拖延战术，此类案件一旦没有了媒体关注，很快邓家就又成为待宰的羔羊。邓家却一味的相信政府，邓的老爸也为政府辩护，说我们的政府很好，现在要和谐社会，邓家开始也不接受外国媒体采访，理由是:我们是中国人。一个农民，自己的孙子惨死在官员手中，却依然为凶手辩护，这是一件费解的事。
很快，多数媒体讲完了故事，准备打道回府，邓家依然坚定的相信19号政府会依约给一个让他们满意的回复。邓家的一些公务员也忽然赶到他家，开始做“安抚”工作。律师和记者为他分析形势，却都没有太多作用。大家也帮不上什么忙，或者说:邓家冷落我们的帮忙。我们只好离开，到了北京第三天，也就是政府答应的19号。邓吉元打来电话:张律师，政府骗我们啊，县长拍着胸脯说,一定给我们满意的答复。现在也没个消息。
故事讲到这里，似乎已经接近尾声。如同其他抗争事件一样。普遍模式是：私下协议，承诺不再折腾，社会和谐稳定。然而，这次有了新的波澜。冯建梅的丈夫，代替她，开始第四次大逃亡。
逃亡第四站：首都北京
政府失约，网上开始有人指责邓吉元懦弱。这一切似乎召唤着邓吉元内心原始的冲动，他们终而决定，到北京聘请律师。第一时间，我接到了他们的电话。同时，意识到，这依然是艰难之旅。冯建梅想来北京，很快发现医院24小时有人值守，她甚至一度想从窗户上跳下去，逃走。邓吉元不明智的公开了要和女儿去北京的消息。很快，也有人尾随他。一个记者和他策划逃走方案。第一次，打算凌晨3点出发，预先租好车。却被他6岁的小女儿无意说出去，计划破产。第一次的失败引起“相关部门”的警觉，看守增加。第二次索性在白天，记者同行。车还没有开出镇坪县。就被十几人开车截住。不许他们走，双方僵持。打破僵局的方式居然是有人上来殴打邓吉元，同行记者被诬陷为参与斗殴，被带到警察局做笔录。第四次大逃亡，失败告终。
冯建梅终而无法逃走，她还要继续在这片土地生儿育女，她或许永远无法明白：她生在一个插满自由旗帜的方舟中，无法逃走，是她的宿命。
张凯律师 2012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