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记者 吴海云今年9月25日是鲁迅先生诞辰130周年。中国各地届时都将举行大规模的纪念活动。然而鲁迅在人间最直接而密切的联系、他与许广平的独子周海婴却无法参与其中。在刚刚过去的那个细雨纷飞的清明时节，顶着“鲁迅之子”的名衔活了一辈子的周海婴，走完了他82年的人生之路。七岁丧父的孩子周海婴是鲁迅和许广平避孕失败的产物—在周海婴长大后，他的母亲不止一次这么告诉他。在经历多年恋爱、冲破重重障碍之后，鲁迅与他的学生许广平于1927年在上海结合。那时环境险恶、社会动荡。两人考虑到自己的生活还没有保障，便决定不要孩子。然而孩子还是来了。有一天，许广平对鲁迅说：“先生，我出事了。”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许广平被送进产房，拼搏了很长时间仍生不下来。医生问鲁迅要保大人还是保孩子，鲁迅毫不犹豫地说：“保大人。”然而孩子最终还是保了下来，出生于9月27日的凌晨。那天与鲁迅的生日仅差两天。鲁迅在知道孩子性别时的反应是：“是男的，怪不得那么可恶。”当时的鲁迅已近知天命之年。老来得子的他给儿子起了一个平凡而美丽的名字——海婴。鲁迅当时这样表示：“‘海婴’，上海生的孩子，他长大了，愿意用也可以，不愿意用再改再换都可以。”1919年，鲁迅在《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中发表著名文章《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文中写道：“论到解放子女，本是极平常的事，当然不必有什么讨论。但中国的老年，中了旧习惯旧思想的毒太深了，决定悟不过来没有法，便只能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十年后，鲁迅终于有机会践行他当初提出的为父之道。他尽量创造机会让海婴自由地成长，希望海婴能成长为一个“敢说、敢笑、敢骂、敢打”的人。就像许广平在《鲁迅先生与海婴》中写道的：“顺其自然，极力不多给他打击，甚或不愿拂逆他的喜爱，除非在极不能容忍，极不合理的某一程度之内。”在父亲的宽容和母亲的疼爱里，小海婴度过了一个快乐的童年。他眼中的父亲鲁迅，是个不折不扣的慈父。每当海婴哮喘病发作，鲁迅便焦急万分，青年习医的他会想出一堆办法，帮儿子减轻病痛，有时是“蒸汽吸入法”，有时用药膏热敷，实在不行便自制芥末糊涂在儿子的背部。而当海婴淘气闯祸时，鲁迅免不了要打两下，但不过是用报纸卷成棒状吓唬吓唬，海婴开始有点怕，后来就满不在乎了。有人嘲笑鲁迅溺爱孩子，鲁迅听闻，不以为意，还写下一首绝句：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留在周海婴记忆中的鲁迅，甚至是个有点孩子气的人。鲁迅夜里写作的时候，希望有绝对的安静，最烦的事情就是夜猫在户外叫春。有时听得烦了，会把手边的香烟罐扔出窗外，这样“砰”的一声把猫吓走，但是过不了一会儿，猫又回来了，依旧不依不饶地叫。鲁迅的香烟罐数量有限，于是周海婴就会跑到街上，把已经摔得凹凸不平的罐子拿回来，将“炮弹”源源不断地送回到父亲手中。周海婴一直以为自己的父亲和别人没什么两样，直到七岁的那一年。1936年10月19日，鲁迅去世。那一天，周海婴的家里都是人，他们静静地站在鲁迅病榻的周围，悲痛欲绝。让周海婴印象最深的是萧军。这个东北大汉冲进屋子，没有犹豫，没有停歇，没有客套和应酬，直扑到鲁迅床前，跪倒在地，像一头狮子一样嚎啕大哭，旁若无人地发出悲痛的呼号。鲁迅逝世之日，正是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之时。“救国会”出面主持鲁迅丧事，蔡元培、内山完造、宋庆龄、史沫特莱、沈钧儒、萧参、茅盾、胡愈之、胡风、周作人、周建人等十三人组成了治丧委员会。短短三日间，赴万国殡仪馆瞻仰遗容的人数以万计。当鲁迅遗体于10月22日送至万国公墓安葬时，上海市区西北部几条绵延相连的马路上，形成了一条近万人的送殡队伍，到处都是表情肃穆的男女青年，衣袖上缠着黑纱，手里举着白布制成的挽联，一路唱着挽歌，情绪激昂。在万人空巷的出殡队伍中，周海婴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即使在幼年丧父的极大痛楚中，周海婴也能理性地感知到，自己的父亲不是普通人，他的辞世绝不仅仅是自己和家人的悲哀。也许，就在七岁那一年，就在挽歌游行的人群中，周海婴已经意识到，自己与父亲的私人空间，已被“公共的鲁迅”牢牢占据。不做“空头文学家”按照一般人的想象，鲁迅过世后，他的幼子周海婴，应该得到精心的、严格的、不惜工本的教育和栽培，以期他能“子承父业”，继续鲁迅的精神血脉和文化事业。然而，那个时候的周海婴，只是一个平凡的、甚至孱弱的孩子。他三岁那年便染上了过敏性哮喘，此后每年都会发作，到了20岁已发展成肺气肿。抵抗力弱的他还会时不时患上伤寒这样的严重疾病。病重的时候，他路都走不动，整个人就像一具一息尚存的躯壳。面对这样一个儿子，许广平哪敢去严加管教。她多次让他休学，聘请家庭教师让他在家里学习；她不在乎学校成绩单上对他儿子差强人意的智力评价，只希望海婴能活下来，活下去，延续鲁迅留下的唯一香火。“整整十年时间，妈妈几乎用全部生命在保护着我，唯恐我被病魔夺去，或是遭到白色恐怖的黑手。”晚年的周海婴这样回忆。整个青少年时期，周海婴都消瘦而苍白，看起来像那个年代最可怕的“少年痨”。周围有些邻居告诫自己的子女：“别跟这个痨病鬼白相，当心传染上，那可一辈子倒大霉了！”再加上常年不上学、在家养病，周海婴的朋友一直少得可怜。直到1945年，人口众多的马家搬到霞飞坊，成为他们的邻居，情况才有了改变。马家人不介意和他交往，其中二女儿马新云和周海婴尤其谈得来。两人一起做功课玩耍，一起去霞飞路逛马路，偶尔还会到国泰电影院去看好莱坞影片，日益亲密，日久生情。三年后的冬天，周海婴和马新云订婚。这场婚姻给周海婴的人生带来了美好的转变。他和妻子双双前往北京求学，在那之后，周海婴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在北京度过。令他家人惊喜的是，到北方生活后，一直折磨他的哮喘居然不治自愈。1953年，马新云为周海婴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头一个孙子的出世让许广平欢喜无比，她用鲁迅当年的笔名给长孙起名为“令飞”，自己戒掉香烟，一力承担起孙子的抚育。每逢朋友来访，她会抱起周令飞，高高地举到鲁迅的遗像前，骄傲地说：“看，他像不像爷爷？咱们鲁迅家没有‘断子绝孙’，而是后继有人！”事实是，周海婴原本是有机会让鲁迅不但在血脉上、而且在文化意义上后继有人的—他完全有可能凭借摄影走上艺术创作之路。他在鲁迅去世后不久，就有了对于摄影的爱。那一年，周海婴8岁，许广平带着他去杭州的蔡姓女友处休养。蔡女士有一架黑色小型相机，令小海婴十分好奇，在按了几次快门后，愈加着迷。两年后，许广平节衣缩食，为儿子购置了一架照相机。从1943年到1950年，周海婴的相机记录下了许多珍贵的瞬间。1948年，他跟随母亲和郭沫若、李济深、沈钧儒、侯外庐等500多名爱国民主人士，搭乘“华中轮”海船从香港辗转前往东北解放区，周海婴用镜头瞄向了同行者共商国是、筹建新中国政协的历史瞬间，成为填补新政协档案的孤本。他的亲情作品《母亲许广平在外滩》、《三叔周建人》、《周家“老台门”》等，又为后人认识鲁迅和他的家族，提供了可贵的亲情记忆。而在评论者看来，周海婴的摄影作品，除了非凡的历史价值外，还有着不容抹杀的人文精神。光明与黑暗，动荡与流离，苦难与期盼，是周海婴影像的重要内容。他的镜头总是直面受压迫的底层人，表达他们忧郁、失望、麻木的生存状态，比如《难民》系列，就原汁原味地反映了底层人的社会状态和生存环境。很显然，这种对底层人士的人文关怀，和他的父亲鲁迅一脉相承。然而周海婴终究还是没有走上摄影之路，而是选择无线电技术作为毕生的事业。一方面，无线电是他自小固有的兴趣，另一方面，周海婴也有难得的自知之明，觉得自己在艺术上没有什么超人的天赋。“我可以说只具有普通智力，没有获得上代的遗传因子”；“我跳交际舞简直是个木头，唱歌也五音不全”；“我写的一笔字，稚拙无比”周海婴在晚年的自传《鲁迅与我七十年》中坦言。1952年，周海婴进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无线电专业，从此走上理工科的学术道路。他认为自己依然继承了父亲的遗志，因为鲁迅曾对许广平说：“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平静一生与高调晚年在周海婴选择无线电技术的时候，他其实也选择了自己作为普通人的人生。周海婴本人把原因解释为个性使然。从小学开始，他就不愿使用“周海婴”这个名字，因为那样一来，周围的人看他，便会带上一种特异的目光；他们会假设他具备一些“鲁迅的儿子”理所应当具备的特点，比如文笔很好之类的。这种“有色眼镜”—即便是出于绝对的善意—也让他感到非常难受。长大之后，周海婴不太情愿认识新的朋友。因为每每被引荐，对方总是以一种好奇的目光打量他，在他脸上、身上搜索着某些期待中的特征，最后，对方的目光往往锁定在他的两道浓眉上，然后伴上一句：“像！真像！”这个时候，周海婴的心中总是一声叹息，但他又无法对对方说，自己的外貌其实和父亲不太相似，倒是像足了自己的叔叔周建人。“身为鲁迅的儿子，是我无法自己选择的命运。对于这个身份，我自己一方面很淡然，另一方面很回避。我始终不愿意人家说‘这是鲁迅的儿子’，因为我有我的工作，我的事业。我毕业于北京大学核物理系，后来在广电部工作。我觉得不是靠父亲的光环才取得自己今天的生活。”周海婴曾在一次采访中谈到。而从外界看来，周海婴情愿做一个普通人的心情，其实不难理解。鲁迅实在太优秀，太出类拔萃，太意识形态化，以至于被尊奉到了“民族魂”的地位；这样的称号对于鲁迅本人都未必是幸事，别说是他的儿子。更何况，周海婴身边生活着那么多不平凡的人—他的父亲鲁迅、他的母亲许广平、他父母的朋友瞿秋白、萧军、萧红、胡风他们一个个都是人中龙凤，但最终都没有拥有圆满的人生。他们的命运在动荡的政治生涯中颠沛流离，他们的幸福在艰险的世故人情中支离破碎。他们的人生就像一个个激进而痛楚的漩涡，也许，正是这样的漩涡，让目睹一切的周海婴，只想追求属于自己的一方平静的池塘。成年之后的周海婴，尽力去追求他所想要的普通人的生活，普通人的乐趣，普通人的家庭和工作，普通人的烦恼和幸福：他将摄影这一兴趣坚持了70年。从使用620底片的小方木匣镜箱，玩到有1000万像素的佳能数码机，留下两万多张摄影作品，还在2008年的时候举办了“镜匣人间”个人的摄影展；他爱喝咖啡，会以理工科人特有的严谨，坚持将烧咖啡的水精心控制在93摄氏度，以调配出一杯他觉得口感最佳的咖啡；他不爱参加社会活动。鲁迅去世后，以“鲁迅家人”的身份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起先一直是许广平，许广平去世后则是周建人。而周海婴，鲁迅唯一的儿子，长时间只是存在于鲁迅和许广平的文字中，独乐乐地沉浸在自己的无线电世界里。然而，在2000年以后，低调了一辈子的周海婴却陡然“高调”起来。在鲁迅诞辰120周年的时候，他出版了回忆录《鲁迅与我七十年》，在史学界引发热议；2002年，又与儿子周令飞成立了上海鲁迅文化发展文化中心，监制了电影《鲁迅》，筹划了40集电视剧《中国大文豪》。他还亲撰释文出版了《鲁迅家庭大相簿》，亲自督导许广平《鲁迅回忆录》手稿本的完整面世，倡议并发起了“鲁迅青少年文学奖”，并编辑酝酿36卷、1500万字、囊括鲁迅和许广平全部作品的《鲁迅大全集》。上海鲁迅纪念馆馆长、与周海婴相交了几十年的王锡荣，这样看待周海婴在晚年突如其来的高调：“在两千年前后，发生了一些事情，让周海婴觉得不得不表态。那段时期，文化界出现了针对鲁迅的不公评论。先是葛红兵，说鲁迅在创作上至多不过是一位‘半成品的大师’，在文艺论争中‘根本不在理上’；2000年，《萌芽》杂志又刊登了冯骥才的《鲁迅的‘功’与‘过’》和王朔的《我看鲁迅》，前者认为‘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来源于西方人的东方观’，后者则指出鲁迅算不上文豪，理由是‘不写小说就不配称作家，不写长篇就当不了世界文豪。’这些言论让周海婴看不下去了，他站出来，希望能维护先人的名誉，尽到自己作为‘鲁迅之子’的责任。”2010年5月，周海婴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他的免疫力全面丧失，医生只能以大量激素来维持他的生命。今年4月7日凌晨5点36分，周海婴因病医治无效。鲁迅当年逝世的时间是5点25分。有评论认为，这说明他们父子间有着神秘的基因传承，“他们都一定要支撑到天亮。”(图片均为周海婴摄影作品)
1947年夏，上海，海婴和成双成对的好友们。
1950年5月，上海解放一周年庆贺。
1950年秋，郑振铎和朱早观在十三陵野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