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王令隽：纪念黄文奇老师

纪念黄文奇老师

发表于 2013年 04月 27日 由 王令隽

纪念黄文奇老师

王令隽

2013 年 4 月 26日

得知黄文奇老师去世，怎么也不能相信这是真的。几天前他还给我打来越洋电话，慰诲勤勤，思路清晰，声音如旧，怎么就去了呢？现在回想起他的电话，原来是诀别之言。他虽然已经毅然决定离开这个世界，但还是有些牵挂。他还牵挂着孤悬海外的学生。越洋电话的最后叮咛，说明了我们之间师生情谊的分量和真实。

七十年代初，举国上下开始恢复教育抢救人才。武汉钢铁公司于是委托华中工学院自动控制系办了一个短期进修班，学员都是各个厂里比较杰出的技术人员。有科大的，复旦的，华中工学院的，武汉测绘学院的，武汉钢铁学院的等等全国各大专院校的同学约二十多人。我也有幸选在其中。主要课程有自动控制原理，自动控制仪表和数学。黄文奇老师教我们数学。有一次，黄老师让我代他讲一堂课，所以同学们就说我是黄老师的得意门生。黄老师也从不否认。我不敢否认，因为否认就对不起恩师的爱护和栽培；但是又不敢承认，因为“得意门生”在中文语义里往往意味着出类拔萃，而这是我无论如何不敢当的。何况，黄老师为人仁爱敦睦，对所有的学生都一视同仁，爱如手足。同学们也都很爱戴他。爱他的学问，更爱他的为人。我们经常到他的宿舍里聊天。天南海北，什么都谈。黄老师知识渊博，富于哲学思辨。和他聊天是一种特殊的享受，能够学到课堂里学不到的知识和做人的道理。把函数的级数展开看成是希尔伯特函数空间的矢量分解，把代数问题变成几何问题，就是黄老师教给我的。这对我以后学习量子力学帮助非常大。

有一次，我和几个同学在黄老师房间里聊起了非欧几何。那时我们无论如何无法理解，过直线外一点怎么能够作无数条直线与它平行？黄老师说，关键在于所谓“直线”的定义。非欧几何里面的“直线”其实不是直线，而是曲线，只不过是曲面上最“直”的短程线。但是如果我们把短程线定义为曲面上的“直线”，就会发现，过“直线”外一点，有时候可以作无数条短程线不与它相交（平行线的定义）；有时候，比如在球面上，一条平行线也作不出来（因为所有的大圆都相交）。

我听了以后大彻大悟，就像孙猴子半夜从须菩提祖师那儿学翻筋斗云一样，终于明白了“过直线外一点可以作无数条直线与它平行”原来是这个意思，一点也不奇怪了。一个那么高深神秘的理论，黄老师在几分钟之内就说得那么清楚透彻，不需要任何黑板和演算。由此可以看到黄老师深厚的学识和教学艺术。这几分钟的谈话使我受益匪浅。我的黎曼几何是自学的，不过，是黄老师引我入的门。是他把一个神仙的理论拉到了凡间。一个高深理论的精髓一旦掌握了，剩下的只是一些具体的数学分析和演算，一些力气活而已。黄老师讲的罗巴切夫斯基和克莱茵如何发明非欧几何的故事，我把它写进了一篇科普文章“小儿辩日辨”。

从此我和黄老师之间几乎是无所不谈。我们的情谊日久弥深。进修班结束以后，我回到了武钢，在电子技术处工作，同时又在武钢职工大学任教。1978年，全国开始恢复研究生制度。我立即报考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在准备过程中，我写了一篇引力场与电磁场的关系的论文，送给黄老师审阅。黄老师立即呈送给李灏教授。李灏老师是理论物理界的知名人物，曾翻译“相对论的意义”，是一个相对论大师。李老师读了我的论文以后，立即请黄文奇老师和陈应天老师先后到武钢来找我，要招我为他的研究生，说是李灏老师已经和朱九思校长谈过了，就按照我准备的课程考，大概是特招的意思。我非常感动，但是当时下决心考科学院，下决心学理论物理，而李灏老师招的研究生专业是爆炸力学，就婉言辞谢了。对于黄老师，李灏老师和陈应天老师的眷顾和关爱，我一辈子深藏于心，永不忘怀。

1979年，我来美国念书，和黄老师，李灏老师和陈应天老师一直保持书信来往。黄老师不久也来康奈尔访问研究了一段时间。我们都没有车，手头又紧，未能在美国见面。那时候没有网络，全靠书信。我很喜欢读黄老师的信。他虽然是数学家，但是文学功底很厚，文笔极好。他的书信流畅雅达，富于哲理和幽默，书法工整娟秀。他的信我往往会读好几遍。

毕业以后，我在康涅狄克州的威斯廉大学做博士后。有一天在报纸上看到黄鹤楼重建，在海内外征文的消息。于是心血来潮，写了一篇《黄鹤楼辞》应征。我把文章寄给黄文奇老师，他居然郑重其事地把它送到评委会。我的文章是落选了，但从这件事可以看出黄老师对我的偏爱，几乎到了娇惯的程度。我把这篇落第文章登在博克上，也是为了记录我和黄老师的一段情谊。

黄老师回国以后，领导了一个科研组，卓有成效。他的计算方法在国际比赛中拿到了金奖。对此，我毫不吃惊。黄老师天资聪明，在中国最优秀的学府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受过严格训练，师从周培源老先生，其学识自非一般人可比。加上勤奋严谨的作风，成绩卓著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他从不张扬。内心深处，他是自信的，理性的自信。他曾经对我说，中国的科学水平，至少数学科学的水平，不比外国人差。北京大学是中国的一流学府，相当于美国的哈佛，英国的剑桥牛津。自己能在北大念书，而且是北大学生中的佼佼者，所以天下不过如此，中国人不下于人。他的这种个人自信和民族自信使他入学以后有一种一往无前的征服感。于是没日没夜地读书，忘记了注意身体，以致神经衰弱，短期修学。他的这点病根，影响了他一辈子的身心健康。但是他的这种士大夫的自信和豪气，却深深地影响了我。

黄老师在和学生交往中，从来不摆长辈架子。我们把他当长辈，他却把我们当同辈朋友。他有时问我一些工程技术和物理问题，简直像小学生一样恭谨认真。他说：“我听你讲问题听得懂。你逻辑清楚，能抓住本质。你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老师。不像我遇到的有些人，明明不懂，还要装懂。不谈实质问题，动不动就‘国外如何如何’，卖弄学问。”他说，有些人甚至有这种理论：“一个好的老师，能把他自己都不懂的东西讲懂。”对此我们大不以为然。无论什么东西，你要能讲得别人懂，首先必须自己懂，还要懂透。黄老师对我的鼓励和教诲，对我几十年的教学工作一直是莫大的鞭策。

近年来，我开始做一些对20世纪理论物理的总结和梳理工作。1999年，我重新提出了相对论钟佯谬问题的讨论，并于2000年在雅典国际科学与工程学会上作了钟佯谬问题的主题演讲。同时，在意大利物理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相对论不具有转动相对性。2006年，我发表了宇宙红移的色散衰减理论，主张宇宙是稳定的无穷的，公开批判宇宙大爆炸理论。此后又在海外中文媒体上发表科普文章，与知名权威就宇宙学和理论物理问题公开辩论。许多朋友，同学和老师都替我捏一把汗。我的许多文章都通过电邮送给黄老师。每次他都仔细阅读，然后回信或者打电话，表示完全赞成，褒奖有加。他读了我的“小儿辩日辨”以后回信说：“我完全站在你一边。你现在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家了”。看了我的“克鲁斯科变换和数学创造论的发端”一文，他回信说“祝贺你，我相信你。可是我老病缠身，愚钝莫名，已经跟不上你了，我最聪明的学生。”在孤独的奋斗中，黄文奇老师的支持是一种不可替代的鼓励。之所以不可替代，不仅是因为他深厚的学识和敏锐的分析批判能力，更因为他的真实和坦率。他从来不会吹捧附和一个他认为是错误的观点。在学术上，他的眼睛里容不得一粒沙子。我写文章的最重要的目标读者，一个是在校的年轻的物理系学生，希望他们在决定一生的奋斗方向时，对于一些公认的假定和离奇概念有所警惕；另一个就是像黄文奇老师这样的资深学者和科学家，尤其是还在理论物理领域工作的物理学家们，希望大家一起来认识理论物理的问题及其严重性，一起来寻求新世纪物理复兴之路。在万马齐喑的黑暗中，声嘶力竭地叫出一声划破长空的呐喊，指出20世纪理论物理的诸多问题，是个别孤胆英雄做得到的；可是要使全社会共同认识到主流理论的错误，将理论物理从神学和星象学的渗透中解救出来，则首先必须科学界的主流对问题的存在和问题的严重性形成共识。靠理论物理学界自身来认识自己的问题非常困难，就像一个人不可能揪着自己的头发克服地球引力，一个医生不可能自己为自己做眼科手术，一个虔诚的宗教徒不可能从自己的教义中超脱一样，理论物理界也很难从近百年来形成的正统教义中超脱。要使理论物理拨乱反正，必须整个科学界的外力帮助，将理论物理从泥沼和死胡同里拔出来。

最近我受西安交大邀请，将于5月回国短期讲学。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的朋友们于是组织了一个国际高端学术论坛，准备于5月中召开，请我演讲和交流。我把这一新的发展告诉了黄老师。此时他的情况已经非常不好，我还懵然不知。4月20日星期六，他打来越洋电话：“令隽，我现在身体很不好，以后你不要再和我联系，我也不会和你联系。你现在可能还不理解，以后就会理解的。我以前有一次去北京，想和周培源先生见个面。他说如果没有要事，就不要见面。结果没有见到周先生。当时我不理解，后来理解了。希望你也能理解我。你批判相对论，要适可而止，不要伤到自己。我知道你是个好人，忠厚诚实，天分很高，学问又好，但是好人王令隽要知道保护自己。你听没听懂我的意思？”我说，黄老师，我听懂了，我会听话的。

我自以为听懂了，其实并没有懂。几天后接到李文菲老师的电话，听到噩耗，我才真正懂了。他老人家弥留之际，似乎抛得下这世上的一切，就是抛不下一个孤悬海外不知世道险恶的学生。我只能等刘碧华开车出去以后，在家里偷偷地痛哭一场。

我不能原谅自己的愚蠢，怎么就听不出黄老师电话里的弦外之音，及时打电话提醒李文菲老师？黄老师是一个见识广博的人，我怎么也不会从极端消极处去想。您不是一直教导我做人要豁达大度，不要遇事想不开吗？您曾经给我讲过章太炎和邹容的故事，说两人都坐过满清的牢。邹容性情刚烈，英年早逝。章太炎开朗豁达，放荡不羁，在班房里打太极拳，所以能健康地活到耄耋之年。您是一位豁达的哲人，怎么也会有想不通的时候？

我不能原谅自己，不能在黄老师晚年时回去多看看他，陪他谈谈心，尽一点晚辈的责任。我的话他是听得进去的。多一个学生在身边，或许多少可以使他更感觉到生活的丰富和未来的美好，增加一点对这个世界的留恋。可是我却几十年没有去探望过他，憾何如之！

我童年家境苦寒，父亲唯一的骄傲就是我的学业。他对我期望很高，希望我以后念大学，甚至官费留学。父亲没有等到我官费留学的那一天，我大学还没毕业他就离开了我。黄文奇老师也以我为骄傲，对我期望很高，可是他没有等到整个社会认识到大爆炸宇宙学的谬误就离开了我。他最后的日子身心疲惫，没能看完我的一些文章。我还有好多文章要写，可是他再也看不到了。

我读书时是个很听话的孩子，烟酒不沾。高中毕业时，父亲劝我少喝点酒，所以我有时喝一点点酒。黄文奇老师是第二个劝我喝酒并且劝动了我的人。他劝我喝一点啤酒，所以我有时也喝一点点啤酒。黄老师喜欢把啤酒倒在大碗里喝。他拉小提琴好像和我水平差不多，而且都是先会拉二胡，再把拉胡琴的技术搬到提琴上，听起来总有一点二胡腔。

这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我们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看不到他的笑貌了。他永远沉默了。留给我们的，是一代宗师的风范，是一串串美好的记忆，是他自始至终的关爱，是永远的真诚，仁爱，宽厚和严谨，是世事变迁人情冷暖中士大夫倔强的清高和自爱。他一生淡薄名利，没有当过什么官。他是一个纯粹的学者，一个真正具有耿介拔俗之标，潇洒出尘之想的书生。

黄老师您走好。我会好好的。

·心灵碎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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