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罗蜜·施耐德与阿兰·德隆的爱情故事是二十世纪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故事之一。由于阿兰·德隆对此缄口不提，即便偶尔提及，也很含蓄隐讳，再加上罗蜜·施耐德已经死去，因此许多广为流传的故事是人们编造出的。而长久掩盖的事实是：在罗蜜的生活中，这位法国影星，不仅是她最重要的，同时也是最忠实的男人。他是少数几个不利用她，不掠夺她，不榨取她的人之一，至少在经济上如此。
“我畏惧她忧愁的皇家气质，”阿兰·德隆说，“因为我最初认识的是银幕上的茜茜。但在真实生活中，我第一眼看见她就被她迷住了，我无法抗拒她的纯真。命中注定她将是个大明星，而不是德隆夫人。德国人认为，我拐骗了这个纯洁的少女，他们说：‘这只高卢公鸡，粗鲁地占有了他的猎物。’”
其实，罗蜜的继父汉斯·赫尔伯特·布莱茨海姆也说：“这家伙根本不适合这孩子。”实事上，布莱茨海姆不仅是关怀备至的“爸爸”，为罗蜜的名誉及自己的生意勤奋努力的人，同时，他也暗恋着继女。
罗蜜与德隆在卢加纳湖订婚时，罗蜜·施耐德向母亲玛格达讲出了一直埋藏在她内心深处的秘密——她“爸爸”的企图，没有用母语，而是用法语说：“他明确提出要和我睡觉。”
一直是德隆的代理人，也曾经作过罗蜜代理人的乔治·波姆，罗蜜·施耐德与阿兰·德隆的密友，在她死后说他“从没见过罗蜜比与阿兰在一起的时候更快乐。我相信，他是她生命中真正的男人。”
罗蜜·施耐德本人呢？她也说过：“我要生活，与阿兰一起生活，在穷乡僻壤也无所谓。我要生活，但同时也要拍电影，因为我热爱我的职业。我从来没有战胜过这个矛盾。”
罗蜜·施耐德遇到长她3岁的阿兰·德隆时，芳龄19，并已大名鼎鼎。在为《维吉的故事》及《女王的少女时代》进行的为期３周的宣传旅行中，她受到美国所有电视台的采访，在好莱坞的晚会上，被人们围得水泄不通。
1958年夏，罗蜜·施耐德来到巴黎，举行《克丽丝蒂娜》开机前的新闻发布会，她及搭档也就是阿兰·德隆被介绍给了新闻界。她还将重拍由奥普西斯改编的施尼茨勒的《情人》，重塑玛格达·施耐德当年演过的角色。玛格达一直陪伴在女儿身边。1933年拍的《情人》中，玛格达·施耐德扮演了不幸的克丽丝蒂娜，威林的角色（并因此出名）。现在，这个角色由女儿担任。罗蜜·施耐德在机场被搭档接走了。
阿兰·德隆当时是法国电影界的希望之星。他英俊潇洒，大街上的男人女人都会为他回头。在被制片人发现之前，他已在生活中扮演过不同的“角色”。他在印度支那当过兵，长官只能回想起他的种种劣迹；他在巴黎开过出租车，当过跑堂，也曾在圣日尔曼大街上卖艺为生；现在，他成了演员（像罗蜜·施耐德一样，未受过专业训练）。与这位德国明星的合作，将带给他一次突破。由制片商安排的机场仪式让两人感到痛苦，两人都感到对方做作卖弄。之后在丽都举行的晚宴上，两人的坐位离得很远。
罗蜜·施耐德与阿兰，德隆在《克丽兰蒂娜》一片拍摄中的合影是立像，好像是“偶然”拍的快照。这不能说明两人的关系，或者只能说，记者在旁边窥视时，他们一直友好地站在一起。罗密·施耐德与阿兰·德隆在拍摄开始时，必须通过翻译，因为他不会讲德语，而她也不会讲法语。担任翻译的让－克劳德·布里阿里说：“他们在上面拥抱，而我在下面翻译。真的很滑稽。”
拍摄工作一切正常，离开摄影棚后，两人都觉得恶心。罗蜜·施耐德听到人们讲述的许多关于德隆的坏事，包括他对老女人的偏爱（那时，30岁就是老了）以及他为了前程不惜一切手段的做法的传闻，感到既惊奇又恶心。人们还议论纷纷，看到他与一些不能与女人正常交往的男人在酒吧里。他与巴黎黑道人物的交往已不是秘密，这些人属于科西嘉黑社会。但这也只是猜测，没有依据。
后来她与他一起生活时，关于她的传说也广为流传，但与事实相距甚远。对此，罗蜜·施耐德只能付之一笑。她很快学会了不信任记者。在德国她被视为魔鬼，因为她竟敢从健康的德—奥茜茜世界逃到堕落的巴黎。从此以后，她一生都被记者追踪。
《克丽丝蒂娜》最后一段在维也纳拍。当阿兰·德隆乘飞机返回巴黎时，罗蜜·施耐德一直送到飞机旁。母亲玛格达及“爸爸”布莱茨海姆希望一切都会随飞机起飞而结束。但这种暧昧关系一直保持着，罗蜜与她的许多搭档都有这种关系。
结束了《克丽丝蒂娜》的拍摄后，这个年轻的姑娘本能地决定，要按自己的意愿安排将来的生活，而不是按人们的期望去生活。茜茜终于脱下了让她头痛的假面具，卸下了伪装，把传统社会抛到脑后，以罗蜜·施耐德的本来面目飞往巴黎，飞向德隆。
在今天，一个姑娘离开父母去和她所爱的男人住在一起，是很正常的事。但在当时，不仅鲜有发生，而且在德国简直就是丑闻，完全违反了一个大家闺秀严格的行为规范。罗蜜比任何一个姑娘所受到的约束都更多。作为电影世界的产物，她以牺牲个人生活为代价，换来了名誉——但这个代价太大了。人们希望她循规蹈矩，她不只属于自己或某个男人，她属于全德国人民。为了保持最大的商业利润，她应该保持纯洁的茜茜形象，而不该在20岁时就与一个男人未婚同居，况且这个男人完全不符合德国人心目中的女婿形象。虽然如此，或者正因为如此，罗蜜·施耐德更为自己的自由而高兴。即使与德隆分手后，她仍然把这件事当作少女时代快乐的回忆之一。
巴黎变成了她的故乡，在这座大都市里她有回家的感觉，这感觉她永远不会放弃。首先在生活方面，返回巴黎意味着进入美好的生活。在巴黎，她进入了一个新世界，远离以前她遵循的茜茜世界的价值观。晚上与德隆一起去酒吧和餐馆，与著名演员会面，他们当然知道茜茜，很高兴认识美丽的施耐德。
在激动人心的节日里，道德与不道德失去了界限，人们对此也毫不在意。但这不久就引来了阿兰的嫉妒，虽然阿兰明白自己不可能与一个女人厮守一生。罗蜜·施耐德在给德国朋友的信中写道：“宁愿在不幸的激情中生活，也不愿在平凡的幸福中沉睡。”她在巴黎没有经历到的，而且后来也没有经历过的是平凡的生活：邻居，采购，公园里散步。她的圈子里，真正的朋友少，假朋友多。这个圈子里的人像她一样有名，都是影星。
不久，施耐德与德隆搬到麦辛纳大街的一所房子里，房子是阿兰买的。拍了几部电影后，他的经济状况大大好转了。
虽然两人浓情蜜意，但工作对于他们仍是最重要的。他们互相鼓励争取更大的成绩。刚开始时，罗蜜·施耐德的名字总是排在演员表的最前面，而德隆的总是在最后面。不久，情况倒过来了。
德国电影业不再给罗蜜提供合适的角色，而此时，德隆却连直线上升。虽然根据原来的合同，罗蜜·施耐德仍在一些片子中担任主角，如《一半温柔》、《人间天使》、《美丽的骗子》、《卡佳——无冕女皇》等，她的片酬仍然很高（单是《卡佳》一片的服装费，她就得到600000马克），但在德国观众的眼里，她从第一名降到了第二十名。
《茜茜》三部曲后的所有电影都没有得到观众的喝彩，而被认为是电影院的毒剂。按电影界的行话说，罗蜜成了票房收入的毒剂，那些曾经向奥地利皇后大献殷勤的人，现在不再欣赏她。影迷们不想看到她演别的角色，发展她的演技。
她并不在意观众的这种想法。首先，她认为自己已经有足够的钱；其次，她眼前的新世界更吸引她。“对于我来说，巴黎及阿兰·德隆才是最重要的，在这座城市里，有我的爱情，有我倾慕的人。”她毫不关注金钱，钱由布莱茨海姆照管。他每月汇往巴黎5000马克，她认为够用了，他却认为太多了。
与德隆在巴黎生活的那几年里，罗蜜·施耐德写下了大量的字条记事。有备忘录，有座右铭，也有愤怒，如她再也不愿见到某人（常常第二天就改变了）。这段时间保留下来的字条不多。内容主要是与她接近的人，他们收到了多少封罗蜜·施耐德的信和字条。这些信常常附有小礼物，是她随意找出来的，并无特殊意义。
罗蜜·施耐德很慷慨，对于钱，她向来马马虎虎。例如：和乔治·波姆住在一起时，一次，小偷入室行窃，丢失的东西中，有乔治的几颗卡蒂埃金纽扣。波姆述说了此事。不久后，在一次与安妮·吉拉多尔合作的戏剧的首演式上，罗蜜、施耐德从波姆身后蒙上了他的眼睛，把一个小盒子放进他的衣袋里，“扣上吧，想着我。”那是卡蒂埃的金纽扣。罗蜜·施耐德送礼物时，从不在意它值５千马克还是５万马克。
在巴黎那些忙碌的夜晚，这对已正式订婚的恋人之间有时风雨交加，有时波平浪静。阿兰·德隆的情绪爆发时，常常花瓶飞舞，棍棒交加，但也有安宁、真挚的时候。由于拍片外景地不同，他们只能互通电话，分离几周后，他们会在唐库见面。这是个小地方，德隆在这儿买了一幢房子，没用罗蜜·施耐德的５０万法郎，虽然罗蜜很愿意出这笔钱。
这里远离巴黎的记者和朋友，阿兰·德隆后来说过，他当时曾努力做个普通人。7月的一个早晨，他站在花园里，卧室的窗下，手里拿着个小石头，往上抛。“罗蜜，起来，我们去教堂预定婚礼吧。”他想对她说。他抛了石头，罗蜜出现在窗前，但他却没说婚礼的事。罗蜜·施耐德如何爱他，从她父亲的信中可见一斑；“我亲爱的小宝贝，小老鼠，如果你一切都非常非常好，像你信中所说的一样，你一定是恋爱了。我希望他是个好人，希望你能告诉我一切。如果你的信里再用罗丝玛丽签名，我可要打你的屁股。”她给父亲的信基本都不签名，而是画一只小老鼠。
《明镜》周刊于1963年底刊登了一篇文章：“4年8个月零24天之后，在数次宣布结婚又数次食言之后，本世纪中最喧闹、见报频率最高的婚约以一次越洋电话而告结束：在13000公里长的电话线两端，奥地利影星罗丝玛丽·阿尔巴赫—瑞提，又名罗蜜·施耐德，25岁，与法国新浪潮骑士（《只有太阳可以作证》）阿兰·德隆，28岁，平静地达成一致，解除婚约。”
在好莱坞拍电影期间，由于饭店太贵，她在白威利山租了一套别墅，与女秘书桑德拉·约尔曼及几个佣人住在一起。一天，朋友兼代理人乔治·波姆来看她。一是来看看与杰克·莱蒙的合作，二是来谈下一部片子的计划，这是与哥伦比亚公司的合作。双方计划在7年中拍7部片子，并尽可能延长合作。
关于两人离婚的一个故事这样说：乔治·波姆接到阿兰·德隆的电话，让他在公文包里找出一封信交给罗蜜。罗蜜·施耐德得知阿兰·德隆打来电话而不与她讲话，斥责波姆不为他们接通电话，波姆支支吾吾。在去摄影棚的路上，她逼他说出实情，他终于拿出那封15页长的信。晚上，拍摄结束后，她看了那封信。罗蜜几近崩溃，泪水随之而来，靠着镇静剂和酒精的帮助。她才坚持拍完了整部电影。
关于这件事的另一种说法还不太离谱：据说，阿兰·德隆在电话上简短地告诉罗蜜·施耐德为什么要离开她。他说，她太好了，而他不可能成为一个好丈夫，等等。结果和上面的故事一样——眼泪，崩溃，但一直坚持到拍摄结束。
这个故事中还有一个刺激的说法——拍摄过程中，罗蜜·施耐德与著名的好莱坞制片人罗伯特·伊文斯开始了一段充满激情的关系。但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直到罗蜜·施耐德与亨利·麦恩分手后，她才认识罗伯特·伊文斯，这已是多年后的事了。
事实是（罗密·施耐德保留了许多字条），罗蜜回到巴黎的寓所时，发现一束玫瑰，下面有一张德隆写的字条：“我与娜塔利去墨西哥了，祝好！阿兰。”她也保存着维斯岗提的电报，他在报纸上得知两人关系结束时，向她表示“我爱你，罗蜜娜·卢卡。”
罗密轻视了他们的分离，也错误估计了阿兰拈花惹草的爱好。在她忙于工作的时候，一个叫娜塔丽的女人粘上了阿兰。她性感、放浪，不顾廉耻。她最大的愿望就是飞速结束自己默默无闻的命运。她跟阿兰说自己与罗密就像双胞胎，她为他拿衣服拿饮料拿剧本，总之像个影子一样与他寸步不离。终于她如愿以偿地怀了孕。罗密拿到了他们的照片，娜塔丽洋洋得意地坐在阿兰·德隆怀里，脸蛋漂亮俗气，身材矮胖，显出一种直率的农村女人所具有的挑衅般的自信。
对于阿兰·德隆来说，这种情况已经不是头一回，这个法国电影界的花花公子，似乎无法控制自己的本性，只要罗密转过头去，他就和别的女人调情。但是这一次不同：现在的这个女人，熟悉他的粗话和他那诞生于贫穷之中的顽强奋斗的愿望，而且她怀了孕。阿兰的说辞是“我最憎恨罗密出生的那个社会阶层，不幸的是罗密被这个阶层打上了烙印。我不可能在五年之内抹去她被灌输了20年的东西。在她身上常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我爱其中一个罗密胜过世界上的一切，我恨另一个罗密也同样强烈。
最终，他给罗密留下一封长达15页的信件，并在家中留下作别的黄玫瑰以了结他们六年的情缘。几个月后，阿兰娶娜塔丽为妻。
罗蜜用剃须刀割开手腕的血管自杀，但被一个朋友发现并救了她。他认识一个正直的医生，照顾了罗蜜并对此保持沉默。
正如乔治·波姆对他所知道及经历的一切保持沉默一样。罗蜜·施耐德从没有忘记这一点。
几年后，在法国南部与亨利·麦恩的婚礼上，乔治·波姆是证婚人，她的手腕上还可见到一条淡淡的疤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