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行走在精神的高地 ——苏轼《前赤壁赋》赏析
深圳高级中学杨璋
仕途坎坷，屡遭贬谪；人到中年的苏轼，流落黄州，与好友两游赤壁，极目渺渺苍穹，感慨人生短促，多少壮志随风消逝，多少期许转头成空，他却未言失意沮丧，反以豁达胸怀写成前后《赤壁赋》，纾解胸臆苦闷，重寻人生快乐之源……
清风明月，水光接天，本就是用来赋闲邀客的，箫歌奏和，诗酒相发，原也是借以寄情抒傲的，前两段写眼前美景自是实况真事，为全篇渲染气氛、酝酿情绪。一乐一悲，后先相应，人生之无常难测、世路之乖舛多戾不正如此吗！苏轼说的“多难畏事”似乎在眼前景物中叠印出了深微隐曲的文脉和心迹。文吧，“其赋事也，则于事有触；其赋物也，则于物有况”（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睹物兴情，情以物兴”（刘勰语），两段叙事、写景、引情，意在铺陈，提起下文，是本赋的基础。心吧，作为“乌台诗案”受害者的苏轼，应该有两重：一是他太出色，“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为当路者沮之”；二是他的性格和遭际，早已练就了他处惊不变、逆势顺迎的本领。他不乏诗友过访，亦不缺野老相问，但是“望美人”垂顾的期望还不可能消弭，为朝廷所用的执着会时时撞击心扉。
三四两段借赋之本体，主客问答，即景怀古，畅论变与不变的哲理，这是全文的重心。
这里主也是客，客也是主，互为参照、相为表里。之所以采用此种形式，一则行文上显得奇崛多变，有助开掘，生发义理；二则与此前山川风物、心绪起落后先映照，好似此苏与彼苏在意气相斗相和、自说自话，正是如此，被排挤、遭贬谪的心中郁结苦闷，就在这轻松的对答中得以消解缓释。
“酾酒临江、横槊赋诗”，一世之雄的曹操何等气魄；雄姿英发、指挥若定，少年得志的周郎何等风流。赞耶羡耶，抑或兼而有之，但借客一声“而今安在哉”的反问，一下子使诗人苏轼的精神空间提升到一个超迈古今、独步天下的舒阔境界：伟大与渺小原是一回事。执迷也罢，超脱也罢，出将入相也罢，临渔问樵也罢，在历史的长河中都不过是短短的一瞬。既然非凡的世事都将转空，横空的人物终成过客，人还必要去执念一物，不托意于箫音、不纵情于酒歌吗！人事如此，造化亦然。水月之属，变是永恒的，不变也是长久的。人作为大千世界的一分子也是与时同进，与物相生，不会是一种姿态和面目。西方哲人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在苏子看来，是可以颠倒来用的。既然“万物皆备于我”，既然人事上所取有限，人为何不拜自然之赐，尽享清风之爽、明月之洁呢？借眼前景，因当前情，作者以旷达的胸怀、超然的态度，不滞于物，无碍于事，让自己的思想休假，精神散步，谁人能有此等襟怀和能耐？而且全篇景、情、理水乳交融、相互应发，笔端寄兴，兴尽而止。无论内容或形式此赋均堪称登峰造极之作，垂之永久。
其实，英雄豪杰之悲，不一定是嬴不得全世界的凄惨，而是窒碍难圆、赔上性命的死呆。生命的来临与消逝，即使盖世英雄也无法过问，不能预知。平凡人物的悲哀，是生无补于时，死无伤于世，而生死动静，只不过与蜉蝣寄予天地无异。至于挟飞仙以遨游的乐趣、抱明月而长终的梦想，不论伟大的圣贤，抑或卑小的渔樵，都无法实现。苏轼正是参透这一至理，他在精神上才占据了常人难及的高地，无论何种风浪，百般刀剑，都不能动摇他思想的迈勇、精神的高贵。这就是苏轼。
苏轼《前赤壁赋》赏析
浙江衢州第三中学 李吉安
北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苏轼因“乌台诗案”谪为黄州团练副使，其间，他纵情山水，两赋赤壁。世人称夏历七月十六所作为《前赤壁赋》，十月十五所作为《后赤壁赋》，是为一时名篇，千古力作。
主客问答的辞赋结构
赋是介乎韵文与散文之间的一种文体，自荀子《赋篇》创其名后，历史上先后有鸿篇巨制的汉赋、骈偶讲究的骈赋、格律严谨的律赋。至唐，科举考试中仍要按声律平仄写赋。杜牧的《阿房宫赋》可称滥觞，宋欧阳修《秋声赋》已趋成熟。苏轼才华横溢，他摆脱了堆砌典故、拘守声律的束缚，在句法自由、结构自由、韵律自由中，既保持赋的形体，又含诗味的浓郁，且与散文亦迥乎有别。因此，《前赤壁赋》行走自由、似诗如画，可以说是散赋中杰出的代表作。
历来游记以游赏山水为题材，大多用记游写景抒情为常法。苏轼游记赤壁，推陈出新。首先，他记叙之体是虚拟的主客对答的结构形式。主客对答是赋体中的传统手法，主与客都是作者一人的化身。在《前赤壁赋》中，客的观点和感情是苏轼的日常感受和苦恼，而主人苏子所抒发的则是他超脱地俯察人与宇宙的领悟，而这一切则是通过呜呜洞箫、主客设问引起。其次，辞赋行文多用排比、对偶，即所谓韵文，此亦是赋的主要特点。但《前赤壁赋》每段首句或开头几句又多为散句。如首段“举酒属客”“少焉”为散句，第二段开头“于是饮酒”是散句，第三段客曰散句更多，第四段则以散句为主。可见，全文散句成份多处。但是，既然是赋，则应该用骈句或近乎骈句为主。《前赤壁赋》以四字六字为多，几同于“四六文”。读之于整饬中见参差，整齐中显自由。这样既显示了传统赋体那种特质和情韵，却又做到保留而不拘泥，讲究又不为束缚。最后，辞赋讲究声韵美。《前赤壁赋》多处押韵，却换韵较快。每段一韵或几韵不等，而且换韵处往往是文义的一个段落。如第一段的“天”“然”“仙”，第二段的“慕”“诉”“缕”“妇”，第四段的“鹿”“属”、“粟”“穷”“终”“风”，以及末段的“主”“取”与“色”“竭”“适”等。总之，《前赤壁赋》以文为赋，藏韵于不觉；借客设问，叹人生之如寄。用辞赋之语言形式，却又弃寻常之套路，以至象“若夫”“尔乃”“是以”等等也抛而不用。这是大家的苏轼兼取散文和辞赋的优点、手法作赋，是苏轼此赋出新处，亦是绝妙处。
诗化的景情融合
读《前赤壁赋》，我们感到苏轼写的景美。你看，一叶扁舟浮在茫茫江面，月色水光与天宇合一。以至于江动还是船移，御风还是乘云，是实景还是虚象，说是又不是了。然而，文章写得却是常景，正如清代文学家方苞所说，“所见无绝殊者（没有什么特别与众不同的地方），而文境邈不可攀”。文章写的是常景，是山水，是风月。但是，为什么又有如此感人的魅力呢？答曰：它的景是诗化的景情融合所致。
文章通篇以景贯串，“风”和“月”是主景，山川、江水辅之。首段“风”和“月”开卷。“清风徐来，水波不兴”和“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几句，极凝练简洁点出风月，写出江景。接着，文章反复再现“风”和“月”形象。如歌中的“击空明兮沂流光”，客引曹操的“月明星稀”及“抱明月而长终”、“托遗响于悲风”
，苏轼答对的“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都紧紧扣住了“风”和“月”。这种景物的连贯，不仅在结构上使全文浑然一体，而且还沟通了全篇的感情脉络。你看，秋江的清风，澄净的星空，月移船行。无边的风月渺渺入怀，人好像在仙界飘。正当主客陶然其中正感到一个“乐”字时，扣舷而歌却又引出了缠绵悲凉的洞箫声，刹那间情绪转向了莫名的惆怅。这是借景生情，景是情的外观；情由景生，情是景的内涵。文章接着下来，由“月明星稀，乌鹊南飞”句，再从客的口中，用曹操这个历史人物来抒发感情。当然，这中间，苏轼是借景物、地点的关合。最后，仍从眼前的明月、清风引出议论，即人们常见的山川、风月的变与不变、有穷无穷来感叹人生。可见，“风”“月”这惯常的景色，起始写来又极似闲笔，在《前赤壁赋》中却因为“空明”“流光”之景，生出“乐甚”“愀然”之情，而读者则是在不知不觉中为这常景打动，为这感情的抑扬起伏所吸引。因为，这景这情，有历史人物的业绩，有古战场的空寂，有作者的旷达和惆怅。文章正是这样由于景物的反复穿插，悲喜之情的不断消长，作者情感的痛快吐纳，使景情融合达到完美统一，使常景产生如此感人的魅力。
达观的人生境界
历来称《前赤壁赋》有《庄》《骚》文法，所谓潇洒神奇，出尘绝俗，此论固然不错。但是，文章留名千古，岁月遗芳，不仅仅是苏轼的文笔，还有他文章中深含的思想和哲理。《前赤壁赋》体现了作者什么思想和哲理呢？
有人认为，“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感叹人生短暂，是文章的主要思想。甚至有人还会说，苏轼不过是在此文中主张“及时行乐”而已。我们认为此论有误。苏轼诗文浩繁，但是，象《前赤壁赋》这样充满思想、深含理趣的作品，应该说亦不算多。《前赤壁赋》以“风”“月”为主景，则文章思想和哲理亦包含在“风”“月”之中。我们知道，宋神宗元丰五年，也就是苏轼谪居黄州的第三年初秋，他与朋友驾舟黄冈赤壁下的长江中赏月游玩。苏轼当时政治上失意、仕途上受挫、生活上落魄，使他陷入苦闷与迷惘，这对一个封建社会的文人士大夫来说，是很自然的。但是，月夜美景和大江泛舟给他带来了舒畅心情，酒酣耳熟后凄怆的洞箫声扣舷而歌，使他从水的流逝、月的盈虚中领悟到物的变与不变。“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虚盈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水在流逝，月有盈虚，是变；但是前浪虽去，后浪再来，流水仍在，月也始终没有盈亏，这又是不变，也没有变。而随着水与月的长存无穷，每个曾经伴着长江与明月的生命也一样都会长存，都属无穷。这就是所谓的“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读文至此，我们难道不觉得文章的意蕴是积极的，揭示的人生境界是达观的么？
虽然，文章中也有“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等语，但这对一个壮志未酬、岁月蹉跎的已近垂老之人来说，是共有的悲哀，也是世俗的悲哀。从这一点再去看“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就可以理解了。那可不是“及时行乐”啊，虽绝无惊世豪情，却乃寻常生活。谐写景、抒情、议论于一体，熔社会、人生、自然于一炉，俯察人与宇宙，充满人事沧桑与吾生有涯的感叹，凡此种种，皆为《前赤壁赋》使人们历久弥新爱读之原因，文章千古不绝之魅力。
赏析：先论一下苏轼。苏大胡子纵情豪迈、风流文章，这个大家都熟知了。我的印象中，除了下棋，他在琴、书、画、诗、酒、茶上都有很深的造诣，而且精通《易》。所以他的文章，奇巧方面，略有欠缺，眼界之高，着实令人叹为观止。
现在来说说这篇《前赤壁赋》。文章的结构没什么新意，很传统的“扬——抑——扬”的格式，由景而入情，逐级升华，最后达到哲理的高度，这也是唐宋时期常用的行文方式。
文章高明的地方还是在于境界。“清风徐来，水波不兴”，这是极为清幽的环境了，在这样的环境中，荡舟于赤壁之下，看见“白露横江，水光接天”，换了是你，会有什么样的感慨？“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好个苏子！飘飘然乘风而起，顿时把什么曹操啦、周郎啦，统统地不放在眼里了。数百年前的那场厮杀，于苏子眼中、于这江明月、于这崖清风，实在并没有改变改变什么，仙去了吧，就在这样的秋夜。
且慢，还有美酒不曾痛饮，还有美人不曾承恩，还有知己不曾畅谈，那么缓一缓吧。“今朝有酒今朝醉”，乘着酒兴，唱一曲古风盎然：“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于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功名算什么？利禄算什么？世上有佳人，当在绝北方。蒹葭又黄了么？白露又降了么？驾着扁舟去寻求吧，纵然知道城将倾、国将除，城与国，又那里比得上美人一笑呢？
朋友的意境，那就要差得多了。“此非曹孟德之诗乎？”“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一代英豪也湮没在这明月清风里了，何况你我二人？千百之后，又有谁会想得到，这样一个夜晚，这样一只小船，你我两个在这里做“渔樵问答”？天地靡远，人生其间仿佛沧海一粟；岁月靡久，百年也不过蜉蝣一度，而今的我们，面对的却是同古人一样的悲哀啊。
“不是那样的。”苏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让我们换个角度来看，天地与你我，千年与一瞬，相同而又不同，不过是藏在‘有无’之间的一个变数。况且万物各有其主，也许我们本来就不是功名利禄的正主，所以有也没什么好珍惜的，没有也没什么好企羡的。而畅快的心境，那是完全取决于你我自身的，既然是这样，我们还是快活起来吧！”
就象先头说的，苏轼精通《易》，而在这篇文章中，与奔放的文字相辉映的，正是蕴涵其中的义理。前面的写境是画龙，体现的是不凡的风骨；后面的论理是点睛，凸示出超群的智慧，风骨与智慧结合，苏子就这样进入到神仙一般的境界。
一笑解千愁,江月知我心：《赤壁赋》
徐献军
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苏东坡被贬黄州,人生自此断裂为二。春风得意，逞才使气，心浮气躁的苏东坡隐退了，一个饱经忧患，屡陷困顿而终于突破人生困境的旷达的东坡先生缓缓的走进了历史的画卷。
从乌台诗案中侥幸拣回一条命的苏东坡，在流放黄州的路上，恐怕一路的颠簸伴随一路的思虑吧。成也诗名，祸也诗名，经历如此恐怖境遇，面对匪夷所思的文字狱，戴罪之身，何敢多言，又何许多言呢？可令人不解的是苏东坡不但没有谨小慎言，反而是其生命激情的爆发期，才情才性与生命之思浑然一体，留下了千古绝唱前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等。是什么促使他做出如此有违初衷的举动呢，是什么促使他如此不顾的唱出生命的悲歌呢？
作为团练副使的苏东坡，因其戴罪之身并无俸禄，一切皆需自食其力。物质的艰辛并不能让热爱生活的苏东坡趴下，但致命的打击很快临到了。团练使蒋运看中了苏东坡的小妾春娘，欲用白马交换，虽说是交换苏东坡却没得选择，因为团练使负有监督苏东坡的朝廷使命，也就是说苏东坡的生死就操纵在他手上。苏东坡除了同意还能有什么选择呢？然而那被用来交换的女人却自杀了，在尊严与生存之间，她选择了尊严。女人生命的消逝犹如在苏东坡的精神世界中投下了一颗原子弹，让他再也无法继续原来的生活了，他必须作出回答，由他最心爱女人抛给他的天问，他无法注视那来自天国美丽而哀伤的眼睛的注视，除非他给出了答案。
就象史铁生把自己交给了地坛，从而看见了自己的心魂，苏东坡面对赤壁，直面惨淡的人生，追问生命的根基，他终于在历史中获得了超越，超越这滚滚的万丈红尘，获得生命的彻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是啊，那曾经叱咤风云的风流人物而今安在哉？所有的功业都被时间的大浪淘洗得干干净净，又有谁能从这秦砖汉瓦上看见历史的风雨呢？他们的功业不都随他们自己走进了历史的烟云中而消逝了吗？就说那“羽扇纶巾”的周公瑾吧，少年得志赢得美人归，更是建立了不世的功业，可谓是成功男人的典型代表，可我眼前到那里去寻找周公瑾的功业呢，真可谓“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所谓的风流人物无非为人们茶余饭后提供了一点谈资而已，这就是我要追寻的人生价值与意义吗？可叹我功名误此身，心为行所役，心为身所累，早生华发矣。回顾自我人间路什么春风得意，什么风流倜傥，到现在不都成了“事如春梦了无痕”了吗？惟有那江上的明月才理解我，才是我的知己啊。唐朝的张若虚才是真正读懂明月的人啊，“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那宁静的江月曾看过多少人世的纷扰，又有多少的繁华盛事在它眼前流过，惟有那淡淡的月光走过春秋，走过历史，走向遥远。它永远那么从容，永远那么淡定，永远那么柔和。哦就让所有的白发功名事随那东流水而去吧，惟有心灵的安宁才是我所应把握的，从此以后“吾心安处是吾乡”。世事纷扰，红尘繁华再不能牵动我的心魂了，自此守己心灵，只唱那心灵的歌谣。
黄州，苏东坡的涅槃之地，他的灵魂注定要走得更远，独与天地精神之往来，长江在等待着，赤壁在等待着，那震烁千古的《赤壁赋》就要横空出世了。
《赤壁赋》之“美人”意象探微
黄智平
在《赤壁赋》中，主客望着朦胧、淡雅的江月，举杯“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在他们的眼里，月亮是一位冰清玉洁的女子，款款而深情，主客因之而欢愉；而月亮却是如此的遥不可即，主客因之而生悲情。牵动主客情绪的便是这多情的“美人”。
“美人”意象最早见于《诗经·陈风·月出》，这首诗写的是一个男子在月下怀念美人的故事，抒发的是男性最原始的情愫，苏轼望月吟《月出》，摄取了《月出》的“月亮”的原始意象，同时也拓展了其思想内蕴，空间距离的错觉，让月亮远在天边却近在眼前，用她的魅力撩拨着作者的心弦。作者把“月亮”意象和“美人”意象合而为一，取“美人”之形，摹月亮之美。文中的抒情、义理是苏轼望“美人”而不得的情绪的释放。
“美人”寄寓作者的忠君之情。
“美人”是诗家们常吟咏的主题，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屈原。屈原常在他的诗歌里取“美人”为意象，以对“美人”的追慕寄寓他“忠君”的思想。
《赤壁赋》第二段引用的歌词几乎全部化《楚辞》而来，苏轼不只是从形式上继承屈老先生的笔法，而是有更深层次的寓意。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屈原虽然被流放，仍然不忘思君报国，苏轼身处“野外”，但并未泯灭拥护朝廷的心。可见，苏轼也继承了屈原“美人”的意蕴，即借对“美人”的思念表达对国君的忠心。
正是“忠君”的理念支撑苏轼积极“用世”，下文“哀吾生之须臾”的感叹以及于“无尽藏”的江山风月里的超脱情怀，都由得不到朝廷的重用而生发出来。忠君用世的一贯精神引导着苏轼当客观形势对自己最不利时，力求胸襟豁达，始终不放弃等待国君、朝廷对自己的召唤。这也是苏轼的始终如一的人生态度。
“美人”象征作者美好的理想。
“美人”意象的另一意蕴来源于《诗经·秦风·蒹葭》，诗中“伊人”被追寻者苦苦的追寻而终不可得，“伊人”即象征了“理想”，追寻“伊人”不可得，实质是追求理想而不可得。现代诗人戴望舒在其诗歌《雨巷》的借“丁香姑娘”让“美人”的这一意蕴再生，男主人公在寻寻觅觅中与“丁香姑娘”相逢，在“丁香姑娘”叹息声中飘然错过，又何尝不是宣泄对美好理想追寻的执着以及追寻理想的失落迷惘呢？
在《赤壁赋》中苏轼对“美人”舍其具体的形而摄其神韵，是那样冰清玉洁。她象征的理想的高洁，是一切美好理想和美好事物的化身。对苏轼而言，人生的梦想太多太多，政治抱负、文学之梦、生活理想……当他被贬黄州时，理想如“美人”一样飘然而过，却只能扼腕叹息！
总之，“美人”意象贯穿《赤壁赋》全文，牵动着苏轼情绪的起伏，承载了苏轼复杂的情感。把握“美人”多重意象，是解读《赤壁赋》的关键所在。
论苏轼散文的总体艺术特色
苏轼散文总的艺术特色是：
（一）“辞达”、“通脱”，有圆活流转、错综变化和自然真率之美。他作文时多用空灵虚拟之笔，自由尽情挥洒，行文如行云流水，气势奔腾而壮阔雄奇；且句式多变，以散行单句为主，但又融合不少骈偶、排比成分，骈散结合，错落有致。
（二）善于用比喻，多形象思维。在描写难于言传的状态情绪和感受时，他常用的方法是将其具体化形象化，有时用各种事物比喻人，有时又用人比喻各种不同的事物。他不仅能用比喻生动准确地描写自然景物和各种具体事物的特征，还在议论中用比喻说明道理，议论横生而妙趣无穷。
（三）有诗化倾向，以情感和才气为文，富于想象。苏轼写文章善于从虚处入手，采用诗家手法翻空出奇，或将无为有，或化有为无，讲究渲染气氛和营造意境，处处令人体会到一种真气内充的蓬勃诗意。
五、苏轼散文的特色
文至唐而一变，唐传奇之魅力千载不衰，然而事多子虚，终属小道末流难登大雅之堂（当然是从是从古人文以载道的观点来说的）；古文至宋始一大变，八大家宋独占其六，且韩柳所发起的“古文运动”至宋得欧、王、苏诸文坛巨擘大力提倡臻至鼎盛，一时间才人辈出、佳作频传，莫不为百代不刊之作。若说古文运动始倡于唐，则其盛极于宋，自宋之后，虽明清名家名作间有所出，然不过寥寥数人可称大家，至若像前后《上复宰相书》、《赤壁赋》、《泷冈阡表》、《韩文公庙碑》此类经典则几乎没有，更遑论有可媲美欧苏这样的一代骚人了。故而明清散文虽偶有佳作，终不过唐宋流亚，绝响余韵。古文之盛，至此而尽。洎乎晚清，风云变色，江山易代，白话文应运而生，短短数十年间便以风卷残云之势横扫文坛，古文至此而寿终正寝。本人始终觉得古文运动应首推苏轼，在八大家中稳执牛耳。喜欢古文，喜欢苏轼，尤其欣赏他的散文，总觉其间有一股难以言说的魔力在吸引着自己，主要论述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 苏轼散文的特色
1、自然之美：读苏轼散文，每觉文章文从字顺、平易畅达，绝无艰深晦涩之感，亦极少冷僻字。就是这样，平凡的字眼，一到了苏轼的笔下，经他组合，便美轮美奂偏又如行云流水般挥洒自然，姿态横生。诚如苏轼在《自评文》中所言“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者，常行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以已。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苏轼的散文实已臻至化境！
代表：游记、小赋，序跋等 《前赤壁赋》、《后赤壁赋》、《记天承寺夜游》、《记游定惠院》
2、纵横恣肆、气势雄放：苏轼文章的最大特色便是随物赋形，无物不可入笔，是故其文章风格亦随表现对象的不同而千变万化，肆意自如：时而如山溪潺湲，汩汩咽咽，润人心肺；时而如山崩海立、沙起云行，回肠荡气；时而如芙蕖出水，梨花带雨般潇洒隽逸、疏宕箫散。至其至高至强处，字里行间皆有一股傲然不平气，浩浩然使人神为之夺；沛沛然莫之可御。《宋史·苏轼传》中所录孝宗敕封苏轼太师诏文曰“养其气以刚大，尊所用而高明；博观载籍之传，几海涵而地负；远追正始之作，殆玉振而金声；知言自况于孟轲，论事肯卑于陆贽”“不可夺者nao然之节，莫之致者自然之名……”言其文慷慨激昂出几不下于战国孟轲，唐之陆贽。
代表：政论文、史论文 《进论》、《志林·平王论》、《潮州韩文公庙碑》 3、 情景交融，议论、抒情、叙事、写景水乳交融4、有浓郁诗情，富于诗的意境。
（二） 苏轼散文类型 总体说来苏轼散文可分为两大类
1、非文学性散文，主要指政论文，含时论和史论。这类文章继承和发扬了汉代贾谊和唐代陆贽的传统，多为针对现实而发，立论精辟，切中时弊，引古证今，具有丰富的内容和强烈的现实意义。艺术上汪洋恣肆，说理透彻，有庄子和战国纵横家的论辩特色。
代表：《进论》、《进策》各25篇（《进策》分三部分《策略》5篇为总纲、《策划》17篇为分论，《策断》3篇为结论，其中以《策别》第11篇《教战守策》最具代表性。）
2、文学性散文，即叙事、写景、抒情散文，包括游记、书记、札记、序跋、小赋等，其总体艺术成就在政论文之上。
特点：①题材内容广泛：或抒发对生活的某种感受，或描写自然风物，或表现朋友间真挚情谊，或发表艺术见解，阐发人生哲理②表现手法多样化。无论写景状物绘人，都能将各种手法熔于一炉，又穷极变化、生动活泼。
总起看来，苏轼散文的共同特色是视纵横恣肆，挥洒自如，自然流畅而奇警新颖。
六、苏轼的一生是怎样的
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即今四川眉州）人，是宋代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他与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皆以文学名家，世称“三苏”；与汉末“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齐名。提到他，凡是有点文学常识的人，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的父亲苏洵，即是《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愤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大家。嘉佑元年（1056年），虚岁二十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在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高中进士。嘉佑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三年京察”，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服满还朝，仍授本职。苏轼几年不在京城，朝里已发生了天大的变化。神宗即位后，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当国王安石意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的，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故很不同意宰相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苏轼在杭州呆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这样持续了有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苏轼坐牢103天，几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大臣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此时苏轼经此一狱已变得心灰意懒，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荒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为自己起的。宋神宗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哲宗即位，王安石势力倒台，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于是年被召还朝。这之后短短一两年内，苏轼从登州太守，拔升翰林学士，至上礼部尚书。俗语：“京官不好当。”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有不能见谅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分，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的唯一政绩便是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没过多久，王安石再度执政，他就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被外放颖州。之后苏轼几次入朝、贬官、贬官、入朝……饱尝宦海沉浮之苦。一度曾被贬到惠州、儋州（在今海南岛），至徽宗建宗靖国元年（1101年）再次被召还京时，病逝于常州，享年六十六岁。从苏轼的履历来看，他做官是不成功的；他的主要功勋在文学创作上。他是有名的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同时还是宋代四大书法家（苏、黄、米、蔡）之一。就现存苏轼的作品看来，他诗词歌赋，样样精通，在人才济济的两宋王朝，他无论诗，词，还是散文，都是大家。（二）苏轼的人生观，审美观：苏轼多元的人生观及其丰富复杂的思想对其文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近几年研究者对此各持不同看法。如蒲友俊《超越困境：苏轼在海南》（《四川师大学报》１９９２年第３期）认为，苏轼乐观豁达的生存方式和审美态度，使他能战胜在偏远穷荒的海南儋州的种种迫害和磨难，登上诗歌创作和文学思想的顶峰。陈晓芬《佛教思想与苏轼的创作理论》（《文艺理论研究》１９９２年第６期）认为，“佛教思想以它涉及宇宙构成的宏观内容，以超脱常俗的认识方式和思维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与创作的某些规律更能沟通”，“苏轼一向崇信佛教，与僧人交往密切，又熟读各种佛经，深通佛理，因而佛教思想给予他的创作许多的启示”。刘石《苏轼创作中与佛禅有关的几个问题》（《贵州社会科学》１９９２年第３期）从佛禅典故、佛禅用语、禅意表现等三个方面论述苏轼诗文善用禅典、禅语表现禅境的特色。高林广《浅论禅宗美学对苏轼艺术创作的影响》（《内蒙古师院学报》１９９３年第１期）从思维特点、审美态度及审美方式等诸方面初步考察了禅宗美学对苏轼艺术创作的影响。禅宗美学反理性的思维特点为苏轼所援引，这使他的一部分作品充分强调了个体情感的抒发和文学真正内涵的审度：禅宗美学超功利的审美态度反映在苏轼的作品中便集中体现为一种超然精神，因而造就了其创作或主淡泊或主豪猛的多方面的风格特点；苏轼援引禅宗美学“见象而离相”审美方式的直接结果是形成了其以寓意于物而又不滞于物为主要特征的诗境特点。与之相反，齐文榜《东坡词风与释道思想》（《河南大学学报》１９９３年第２期）认为，释道思想使东坡词的一些豪放之作蒙上了一层虚无的色彩，其由积极用世转向佛老思想的大转折，反映到创作上便出现了词风的巨大变化，代之以豪放与旷达相兼以及旷达飘逸的作品。覃召文《佛之梦魇与禅之忧伤——岭南时期苏轼的禅佛情结》（《文史知识》１９９６年第６期）认为：“苏轼的人格不是单一的旷达，其心中也潜藏着深深的忧伤”，并且“成了后期，特别是岭南时期苏轼人格的主导方面”，追求其深层原因，是“苏轼的禅佛信仰与自我实现的要求剧烈冲突所致”，“苏轼的禅佛信仰不仅奠定了其后期诗文的感伤主义基调，也重铸了他自己的人格”，从比喻的意义上来说，此期的苏轼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称得上是禅佛思想的牺牲品。另一些研究者则探讨了苏轼作品与道家思想的关系。如张维《论苏轼美学思想与道学的联系》（《社会科学研究》１９９４年第４期）论述了苏轼的道家思想对其审美观和艺术创作的影响，认为“他把修道同艺术创作有机结合起来，把道的观念和道的原则贯穿到他的创作中，使得其作品具有灵气，更具美感”。曾之鲁《试论苏轼“记”体散文中的道家思想》（《宝鸡师院学报》１９９０年第４期）认为，苏轼散文中体现的道家思想往往经过儒家思想的中和与改造，成为一种儒化了的道家思想，在特殊环境中，发挥出较多的积极作用。周小华《苏轼的“虚”、“静”、“明”观——论庄子的“心斋思想”对苏轼后期思想的影响》（《学术月刊》１９９６年第９期）认为“苏轼的虚静之心，既与庄子思想超越的一面相通，又无法摆脱儒家思想的羁绊”。杨胜宽《君子如水，因物赋形：苏轼人格思想片论》（《唐都学刊》１９９３年第２期）认为苏轼继承和综合了儒道两家所标榜的理想人格思想，提出了“君子如水，因物赋形”的人格理想，苏轼的人生境界、文学艺术追求，都打上了这一理想人格境界的烙印。宋代理学兴起，对苏轼创作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郑荣基《苏轼文艺理论批评和创作思想的核心》（《中南民族学院学报》１９９４年第４期）认为“理”贯穿着苏轼的整个哲学思想、文艺理论和创作实践，不过苏轼的理带有朴素的辩证唯物思想，指的是事物发生、发展和变化的客观规律，表现在重理、知理和达理三个方面。还有部分研究者从美学的角度分析了苏轼的文艺观。如王世德《苏轼论妙出法度的审美意味》（《徐州师院学报》１９９２年第２期）论述了苏轼艺术观中法度与新意的关系，及其“寄至味于淡泊”的艺术追求。张毅《清旷之美——苏轼的创作个性、文化品格及审美取向》（《文艺理论研究》１９９２年第４期）以“清旷”之境概括了苏轼作品的艺术特性。耿琴《苏轼“行云流水”说》（《烟台大学学报》１９９４年第４期）认为苏轼反复以行云流水喻诗文之道，反映了他崇尚自然的美学追。（三）尾声：读到这里，大家已经对苏轼有了一定的了解，苏实在文学创作上是成功的，可是做官上却是不成功的。因为他的性格与当时的社会太格格不入。虽然他有理想，有抱负，但他的才干却因受到排挤而无法得到施展，可谓是生不逢时。最后，苏轼选择了用写诗来排解痛苦，用创作来充实自己，取悦自己。于是留下了许多气势磅礴的壮丽诗篇。苏是有着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同时，他也有着自己的审美观点，那就是写作。因此，他的诗深受他的审美观的影响。苏轼用他的笔描绘了他的一生，也给后人留下了精美的诗作。我们要感谢老天，为我们创找出了这么一位伟大的诗人，正是因为他的与众不同的审美观点，使他可以在郁郁不得知识仍能够创作。苏轼身上还有太多的东西值得我们去研究，去思考。我相信，总有一天，一个完整的苏轼会展现在我们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