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杜彩是广院蛮有知名度的老师，这是我曾在大一时对他的一段采访，曾登在学校的《启明星》报上，现在放上来“充数”。呵呵，大二了，一直也没有再见过这位老师，很是怀念，说实话，在广院众多老师中，他真的很出众了，暂且不论别的，比很多人敬业！另外，也没有把自己宝贵的生命浪费在出勤、点名、成绩上，着实难得。更重要的，不像马哲、邓论的老师一辈子研究那些垃圾～嘻嘻
另一只眼看播音主持
——访文学院杜彩老师
开门见山：我对播音系学生很担忧
安：您教过不少播音系学生，感觉如何？
杜：说实话，我对播音系学生挺担忧的，今后从业怎么办？自己的生存状态会怎样？是不是处在一个心里十分稳定的层面，这些都是你们要面对的问题。或许播音系的学生应该多分流些，可以选择作演员之类，不要完全定位于主持人。
安：在你们看来，播音系是不是比较浮躁？
杜：应该可以这么说。你们这个专业的“领袖”，都是大明星，所以应该警惕，不要看到了些许的“星”，就以为今后就是他们，那是好笑的。那样你会非常失落。另一方面，现在的学习能否给你们以后在社会上谋生的手段，这也称得上是一种生存发展的智慧。
传媒与知识分子
安：在中国目前的国情里，传媒人是否应该尽量保持知识分子的纯粹呢？
杜：中国知识分子都不纯粹，要了解纯粹的知识分子，去德国、俄国，中国知识分子在政治戕害下，屈从于政治；在商业环境下，屈从于商业。从国情看，许多大学的教授可以被认为不错的知识分子，但他们的有些观点于主流意识形态相左，有时甚至背离，在官方掌握的媒体中，他们是不可能允许出现的，所以从某种角度说，是不太可能保持纯粹的。
而且中国知识分子缺乏信仰，但如果知识分子都没信仰的话，是很可怕的，国家就处在一个恶俗的境地里。
电视对人们的影响
西方人认识到了传媒文化对传统精英文化的挑战，生产力发展了，传媒作为一种科学，与艺术结合起来该如何发展。西方许多学者都在思考科学与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媒体时代到底是进步还是倒退的。一些学者认为是倒退的，因为电视的快速导致了它的粗糙。
安：但你觉不觉的电视对普通民众来说，是一种文化的提高。
杜：是的，电视最具革命的一点就是击破了传统文化与通俗文化之间的壁垒。老百姓在家一开电视，就可以看到门票高额的音乐会，这就是一个革命性的地方：把文化民主化了，把精英文化世俗化了。
而我们主要避免的就是商业文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把人变得庸俗化了，变得容易遗忘历史。作为从事通俗文化的你们，一定要认识到，自己所熟悉的，只是文化的一下部分，还有精英文化的存在，要培养自己的精英意识。
安：但我想，现在有一个矛盾就是具有精英意识的这一批人，进入电视这个大众传媒后，能接受他们的很少。记得一次主持人大赛，白岩松评价一个哲学系博士生：“我都不敢正视你的眼睛。”您不觉得这种高度太让民众难以企及吗？
杜：这是你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比如像我，就绝对不能当主持人，我的讲话中充斥着语言暴力
安：有吗？我们似乎不觉得啊。
杜：你们不觉得，这可能还可以理解，这也就是你们为什么要了解受众的原因，曲高和寡真的是你们不得不面对的，这也是任何时代都存在的。其实在你们的圈内也应该可以看到，新闻人总是比娱乐主持人贫困，而我也总是很贫困的。
安：老师，您有没有发现我们的这段谈话似乎很矛盾，一面在反对商业文化，一面又在不得不参与其中……
杜：恩，这没办法，人的一生总是很矛盾的，人人见到美女都会感动，但由于教养、世俗又不能那么直接表露，这不是更矛盾吗？正因为这灵魂和肉身的矛盾，人才显得更真实。
一点建议：
安：给我们播音系的同学一点建议吧。
杜：不要只学播音，毕竟这是一个技术性较强的职业，要学会适应社会，同时要有危机感，要未雨绸缪，最好低调一点。我建议你们多学学政治经济学，自问：以后在社会如何发展，你的文化资本是什么？而政治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是很对的，没有各种资源，你怎么在这个合作型那么强的圈子内搞播音？
我非常希望你们能赶快进入未来要面对的生存状态，要不到时候你会没有像今天跟我聊天的欲望。电视台是个非常垄断的行业，每年培养这么多主持人，如何解决僧多粥少的局面？
你们现在一定要有意识，自己专业要学好，但光有这些技术性的东西是绝对不够的，要有能让自己立足社会的资本。不要让自己成为一旦面对显示就显现出萎缩的人。
后记：与杜彩老师的聊天，只持续了近20分钟，许多问题便只能点到为止，但管中窥豹，依然略见一般。
当我说起要采访时，他说：“采访我干嘛呢？我这个人是最讨厌偶像崇拜的……”我赶紧说，只是谈谈你的思想，才欣然同意。杜老师作为一个独立的学者，相对贫穷但沉浸在自己的学术氛围里，在现代物质社会里，显得格外显眼。
也许他的许多观点，在时下传媒人眼里很不合时宜，但我相信，他所恪守的人格走向，也正是现代传媒人所需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