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的背景是30年代,日本攻陷北平。故事的典型环境是老北平的一条偏僻小巷“小羊圈”胡同,我知道老舍的这部巨著绝不仅仅为展示小羊圈的人的亡国奴生活,他是以小羊圈为根据地,以胡同里的人的生活、命运来影射整个沦陷区人民的生活,以小胡同里围绕中日战事的谈论和不同人的举动来管窥整个抗日战场以及全中国民众对待抗日的态度。
《四世同堂》写于上世纪40年代,是老舍著作中篇幅最长的一部,长达80多万字。这是作者经历了血与火的抗战现实,激起他的爱国热忱,决心“为正义而写,为抗战而写。”于是在1944年初,他便抱病开始了长篇巨著《四世同堂》的写作,小说分《惶惑》、《偷生》、《饥荒》三部,直至1946年5月才完成。这是作者耗费了大量心血创作的巨著,但是解放后直至80年代之前都未公开出版过。现代文学史也不提这部作品。原因是在一些文学史家心目中,《四世同堂》不是革命的作品,认为他没有写共产党的领导,没有正面写阶级斗争,没有写英雄人物,所以也就登不了新文学的“殿堂”。这显然是左的文艺思想影响下对作品的误读。实际上,不难感受到作者是以现实主义的态度,饱含爱国主义激情而创作这部作品的。
这部小说以祁家祖孙四代人为中心,连接着小羊圈胡同里的各类人物,表现抗战时期,沦陷区人民的苦难经历和他们在苟安的幻想破灭之后逐渐觉醒、反抗,最后迎来胜利的艰苦过程。
在文学史上以抗战为题材的作品并不少见,但《四世同堂》中写抗战,却不是像有些作品那样去写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或国民党军爱国官兵英勇作战,也没有去写地下工作者与敌人的斗争,或者国统区人民的艰难斗争,“他只是解剖了一个小细胞,一个不上经传的沦陷了的小胡同,透过这小胡同看民族和国家的命运。”(胡絜青、舒乙语)
《四世同堂》描写的人物多达130多个,有名有姓的就有60多个,三教九流,无所不有,组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都市底层社会。他写的是沦陷之后北平广大市民的亡国之痛,是一部中华民族蒙受耻辱饱含悲愤的悲痛史。作者所描绘的抗日时代风云,而又结构宏大,人物众多,这样的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一无二,是老舍独创性的作品。
在众多的人物描写中,写得最鲜明、思想内涵最丰富的是主要人物祁老人及其长孙瑞宣。
祁老人是祁家的老太爷,一个善良忠厚的长者,在那乱世之年,仍然保持着中国的古老传统和风俗习惯,他的最大愿望就是安度晚年和全家太平,虽然也同情帮助受难的邻居,但又害怕受牵连,奉行着“明哲保身”的哲学。然而当凶残的侵略者打破了他的“四世同堂”的宁静和平生活后,他终于萌发了仇恨和反抗,他惩罚当汉奸的孙子瑞丰,当面斥责特务,特别是当他的重孙女死于敌人制造的饥荒时,他怀着怒火敢于抱着夭折的孙女去和日本人算账。他的性格发展变化,有很强的时代感,从一个侧面显示了中华民族的不可征服。
祁老人的三个孙子在激烈的民族矛盾中走了三条不同的道路。小孙子瑞全在爱国浪潮中走上了抗日道路,老二瑞丰贪图安逸,受蛊惑当了汉奸,而处于长子孙位置上的瑞宣,却走的是不平坦的道路。
瑞宣知书识理,温文尔雅,有一颗善良的爱国心。在抗日烽火中他也渴望救国救民,但作为长子长孙又要对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尽孝,只得守在家中,满怀义愤,却不能付诸行动。他妥协、忍让、思想上一直在“尽忠”和“尽孝”二者之间充满矛盾和痛苦。但他终于还是从矛盾苦闷中解脱觉醒起来,走上反侵略之路。这一形象包含了丰富的时代内容,深刻揭示了被征服者的亡国之痛及其新的觉醒和崛起。
作者以现实主义的笔触,从文化心理层面揭示这两个人物身上的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给民族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写得十分深刻而发人深省。
作品中所写的一系列汉奸形象,如冠晓荷、大赤包、兰东阳、祁瑞丰之流,作者则大量运用夸张、变形、对比等漫画式手法,揭露其认贼作父、卖国求荣的无耻、反动、腐朽的本质。描写了他们可耻的下场,作者怀着无比痛恨之情,有力地鞭打了汉奸卖国贼的丑恶灵魂。
老舍是写市民生活题材最有成就的作家。书中所写的小羊圈胡同就是他出生成长之地,他对那里各种市民生活非常熟悉,所以在作品中,但凡涉及的生活用品,风俗人情,语言行动,以及人物心态都是地道的“北平味儿”,展现了一幅独具北平地方特色的都市风俗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