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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记者 张玲玲
关键词 徐永红 页岩气 天然气
徐永红认为，页岩气是一个长期的国家战略问题，但同时也承认，中国的非常规天然气仍然面临诸多的困境，仍有较长的路要走。
2011年11月的一天，凯泰资本的合伙人徐皓前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93号万达广场4号楼，与艾迪新能科（北京）油气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迪新能科”）的负责人见面。
他对这次的见面并不算十分有底气。这是一家极为年轻的公司，成立时间不过短短一年，总部位于美国休斯敦，主要在致密砂岩气（油）、煤层气和页岩气（油）等非常规油气领域为客户提供钻井、增产和完井等产品与服务。公司的六位创始人多在35至40岁之间，其履历亦十分相似——来自中国三大石油公司又或是国际大型油服公司的管理高层。
创投二人行
在正式见面之前，徐皓和凯泰资本另外一名创始人徐永红都没有听说过太多关于艾迪新能科的消息。最初得知还有这样一家公司来自于两人多年积累的人脉，当时中国首只非常规天然气基金——凯泰清洁能源产业投资基金刚成立不久。尽管已经确立了投资方向，对行业以及市场前景也颇为熟稔，但当时非常规天然气在市场上并不算是一个热门的词汇，民企进入者也寥寥无几，能够投的优质项目亦属凤毛麟角。
艾迪新能科这个案子，从投资到介入，中间不超过2个月。徐永红回忆，“但这个不是我们进入最快的一个项目”，凯泰资本在投资杭州医慧科技有限公司时从前期调查到决策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在进入一个项目之前，我们内部通常会依据风险程度、投资回报预期等对股权进行区间估值，如果接近于这个区间估值的底部，我们做出决定将会非常迅速。”
他并不掩饰得意和对徐皓的欣赏：“当然，这次投资完全是徐总的杰作。”
与大部分西装革履的风险投资者相较，徐永红在多数场合仍习惯穿着灰褐色的卡其布夹克。他生于1972年，皮肤微黑，声音沙哑，语速飞快，十分敏捷。自从安徽大学毕业之后，徐永红拿着不算起眼的文凭进入万向集团任会计一职。五年之后，他被调职，任投资部副经理，开始负责万向创投筹建工作，并在此时结识了徐皓。
在万向创投期间，徐永红创造了投资6000万元、获得20亿元投资回报的业绩。万向创投此前90%的投资项目都是出自他的手笔。
不过，2005年初合同期满之后，徐永红选择了离开万向创投。他在万向的最高职位是投资部总经理，他并未曾说明的一个离开的重要原因是——尽管自身业绩惊人，但参与决策的通道依然阻碍重重。
2007年初，徐永红受著名风险投资人阎焱以及羊东的邀请，开始参与管理软银赛富亚洲投资基金。2008年底，徐永红和徐皓开始创建凯泰资本，主要对一些创新型的小企业做一些前期性的投资。徐皓生于1977年，他在万向创投时期的得意作品包括航天动力（600343）、北纬通信（002148）、方正电机（002196）、兔宝宝（002043）等，投资回报在15倍至60多倍之间，目前任凯泰资本总裁及合伙人。
在创建凯泰资本期间，徐永红的双重身份看起来有些尴尬，不过他承认，自己与软银赛富之间有协议规定：对于徐永红找到的项目，与凯泰资本之外的基金合作，软银赛富享有优先投资权。
徐永红更愿意这样表述：两种身份之间存在一些互补而非对立的关系。现在回过头看，尽管凯泰一期规模并不算大，却是一个更为纯粹的VC，他们确实在那些被弃的项目中找到了些真正的金矿——譬如北京蔚蓝仕传感、杭州医惠科技等。而另外一方面，对于徐永红来说，最大的金币是，在软银赛富的这段合作经历，他终于学会了外资基金的管理模式以及全球化的风险分析逻辑。
首只非常规天然气基金
凯泰清洁能源产业投资基金成立于2011年11月25日，主要专注于投资非常规天然气的技术、勘探、服务等产业链核心领域，是凯泰资本的第三期基金，基金规模近5亿元。重新回到杭州从事风险投资的徐永红和徐皓创建的凯泰资本，在浙江本土创投界中开始崭露头角。
尽管成立时间不算早，但凯泰清洁能源产业投资基金的项目经理申飞向记者回忆称，早在2008年前后，徐永红与徐皓即开始关注非常规天然气的市场，思考中国能源消费升级的投资机会与风险。
2007年，徐永红在与软银赛富合作期间曾经与北京奥瑞安能源技术公司（下称“奥瑞安”）有过接触。奥瑞安开发了国内第一个煤层气多分支水平井项目，目前是国内的煤层气勘探开发中的第一品牌。但该项目最终被中信产业基金拔得头筹。凯泰资本在2011年也参与了该项目的投资，为凯泰清洁能源产业投资基金进入中国非常规天然气领域获得了切入点。目前，凯泰清洁能源产业投资基金不仅投资能新科、奥瑞安、蔚蓝仕等在非常规天然气领域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项目，同时正在跟踪该领域中的钻井、固井、非常规能源勘探与开发的设备以及数据服务等多个项目，并计划进入非常规能源资源类项目的勘探、开发和运营，主要包括致密油、煤层气和页岩气的资源类项目，合作方式包括矿权、股权以及PSC合作。凯泰资本非常看好中国能源消费升级的机会，正在推进凯泰清洁能源二期与三期基金的筹建工作。
他后来在谈及为何进入非常规天然气开发之时称，尽管未来中国仍将以煤炭为主导，但这种平衡一定会改变，“因为环境因素要求我们使用更为清洁的能源来支持经济的增长”。可见将“项目纳入行业、产业链之中”的分析理念在极大程度上触动了徐永红，并引导他开始关注非常规天然气的投资。
目前，与常规天然气相比，非常规天然气尽管在埋藏、赋存状态上与其多有相似之处，但也存在较大差别，即资源的“低品位”。简言之，因分布的分散性，给开采造成了诸多的困难。
通常被作为参照系的是美国，目前美国非常规天然气的使用率已经占到50%，中国却不到3%。国内也有乐观的人相信，这种需要压裂岩层才能开采出来的非常规天然气，在中国同样前程远大，甚至更为光明——因为从资源结构来看，“美国以油为主、气为辅，中国则恰好相反。应该说，中国更适宜于非常规天然气的开发，并且储量更为丰富。”徐皓称。但是较之美国，考虑到土地利用成本以及其他种种因素，中国页岩气开采成本将远高于美国。
这一切可依赖于技术升级予以解决，徐永红认为。“判断一个行业成熟与否的标志是‘技术工艺’与‘产业链’的成熟度。”他举例说，以煤层气为例，2010年的地面开采量已经高达10亿立方米，尽管距离大规模的商业开发仍然存在一定距离，但总体技术、工艺和产业链已经趋于成熟，如干气处理、管道运输和工程设备、以及勘探开发技术等，产业化和商业化也已经初步实现。
按照徐永红的设想，凯泰清洁能源产业投资基金的投资主要分为两步：第一步，以投资从事非常规天然气的勘探开发、技术服务和装备公司为主；而后直接参与非常规天然气资源的开发与运营。
国企“放手”
2012年9月10日，国土资源部将分布在贵州、重庆、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浙江、河南八个省、市的20个含气区块拿出来对民企首次开放页岩气招标，尽管区域“小而零散”，但仍获得民企热捧。2012年10月23日，页岩气第二轮招标截至开标前，已有近百家企业参与角逐。这一数字比起2012年5月国土资源部统计企业投标意向时的70多家企业，又新增了近30家参与者。而2011年首轮页岩气招标时仅有6家传统能源公司参与。
徐永红认为，页岩气是一个长期的国家战略问题，但同时也承认，与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相较，中国的非常规天然气仍然面临诸多的困境，仍有较长的路要走，“若单以页岩气来看，其商业化面临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剑桥能源的创始人丹尼尔·耶金倒显得更为乐观一些，“预测这一领域发展速度还为时太早”，因为美国页岩气也是在发展了二十多年后才看到它的巨大影响，“中国的一个特点是，你们做事情很快，有能力使事情有规模。一旦人们要从规模上来了解这些资源，且鉴于在中国发展中的重要性，中国的潜力一经确立，就可能产生经济基础。”
但是，相对于一部分民企的积极圈地，国内基金的跟进度并不算十分积极，仅仅处在紧盯而未曾出手的观望阶段。
“时至今日，我们依然是国内首只非常规天然气基金。”徐永红说。IDG资本据称也意欲成立非常规天然气基金，但迟迟未见具体动作，目前的消息仅限于IDG资本投资顾问（北京）有限公司与贵州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以及金世旗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于2012年8月29日签署的一项针对贵州省内页岩气开发的一个框架协议。
徐永红将这一切的动作迟缓归为是国有企业的垄断：“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之内，中国出现了一流的石油公司，却未曾能够出现一流的油服公司，如斯伦贝谢、哈里伯顿、贝克休斯等。以资本与技术密集的非常规天然气开发来说，国企普遍缺乏创新动力。”
“与其将利益让给外资，不如将利益让给民企。”他解释称，“国内民企在技术方面已经获得阶段性的进步。我们国内的三大石油公司与国外公司开展多个PSC项目的合作，为什么不能将该利益机会分享给民营企业？至少应该获得相同的机会，国家应该出台相关鼓励措施来支持中国的民营资本在油服领域的技术创新。”
“页岩气革命”在北美获得有目共睹的成功，而北美经验的头一条，就是让足够多的中小企业投入到勘探、开发阶段，这与徐永红的愿望不谋而合。“希望新一届政府的改革能够更为彻底一些，要能够对垄断企业开刀，让民企真正能够享受改革的红利与福祉。”他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