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近读杨伟民编译的《列宁遗体保存的前前后后》，心中诸多感慨，边读边叹，遂成此文。
“他（列宁）在患病其间没有一刻 停止过用脑（他死于脑血管动脉粥样硬化），1922年10月18日是列宁在莫斯科工作的最后一天，在医生的执意请求下，他同意去位于莫斯科郊外的哥尔克村休息治疗。然而列宁没有停下工作，有资料表明，单从10月20日到12月16日他就写了有关外交、政务方面的信函224封，接见来自人民委员会、劳动委员会、劳动与国防委员会、政治局等部门代表171人……”
我所知道的伟人、英雄、劳模等大都工作战斗到最后一息——“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便是他们伟大人格的写照。毛泽东、周恩来、罗健夫、蒋筑英……太多太多的典范勿需我一一列举。这种献身精神和崇高品质固然令人敬仰，但是以一人为中心的专制体制下，中心人物即使有分身术三头六臂日理万机也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之万一，而其他人的才智又不能发挥，只需“早请示晚汇报”，斯大林更是忙得不可开交，《真理报》主编曾经向他请示，要求印十八个印张，这位苏共中央总书记沉吟了一下，决定了：“十五个印张。”试想，连这样芝麻小的事情都须向他请示，总书记岂能不日理万机？办公室里的灯光岂能不彻夜通亮？人们岂能不为有这样勤政的明君而感激涕零歌功颂德？没听说过西方那位总统累倒在岗位上，更没听说过歌颂那位总统办公室灯光彻夜通明的感人报道。民主的体制以退休制取代终身制并各有分工各司其职，勿需“鞠躬尽瘁死而后己”。
“次日，500万份印有噩耗的报纸一售而空。苏共中央、中央执委、部长会议等部门成员500人冒着摄氏零下40度的严寒，赶到哥尔克村与列宁遗体告别。他们用双手托起灵枢，为护送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去火车站，步行整整4公里。整个祭奠仪式持续了6小时，共有50万人参加。1924年1月26日，苏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做出庄严决定：列宁墓建 于红场克里姆林宫墙脚边，与十月革命阵亡的将士公墓在一起。谁知人们仍然无法抑制铺天盖地而来的巨大悲痛，一万两千封电报和信件像雪片一样飞向克里姆林宫，要求政府永远保存列宁遗体。”
“历史往往有着惊人的相似”——1976年9月9日0时10分，一代伟人毛泽东去溘然去世，顿时，“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上下，“泪飞顿作倾盆雨”，大有天塌地陷之感。人们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要求永久保存领袖的遗体。中共中央做出决定：在天安门广场修建毛主席纪念堂，保存主席遗体，供人们万世瞻仰，同时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让全国人民永远聆听他老人家的教诲。
说有天塌地陷之感实不为过，万众的首脑一下子停止了思考，整个国家像一台机器突然停止了运转，跳梁小丑蠢蠢欲动，人们沉痛的心里又蒙上了厚厚的阴影——国家向何处去？想1997年邓小平去世时，笔者的心里也是略有震撼的，什么时候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再为领导人的去世而震惊而恐慌，保持对生老病死的正常心态时，这个国家民族就走向了政治民主文明的轨道。
1941年卫国战争打响，列宁遗体被搬出陵墓，转移至秋明。护卫队伍由防腐科学家和40名全副武装的警卫组成。“那年夏天非常闷热，为了预防遗体受热，他们在遗体周围放上冰块，一路上还不断用酒精为列宁擦拭皮肤，以防感染。在秋明期间，由于受战火的影响，他们不可能按标准要求将遗体始终保持低温，1943年12月，遗体开始腐烂，即便搬迁到地下室也无济于事。专家只得忍痛截去列宁的一条腿和部分左肢，以人造假肢代替。”
“1961年10月，当斯大林遗体被从列宁墓搬出后，列宁遗体再次腐烂。可惜此时，被授予列宁勋章的权威兹巴尔斯基教授己去世，他的接班人在遗体紧急防腐处理方面经验尚不足。赫鲁晓夫出于无奈，同医护人员商定，暂时将未腐烂的头部同躯干分开。为防止大面积腐烂的躯干影响头部，不得不将头部取下，安装在人造躯体上，并将列宁的肉身躯干火化。手术十分成功，一切都天衣无缝，普通参观者不可能看出破绽。”
为了让列宁遗体永葆生前模样，为了让这具尸体必须永存，70多年来，耗去了几乎三代科学家无以估量的精力和心血，苏联政府更是像致力于航天、核武器研究一样不惜工本、不计代价。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府不再为护理列宁遗体拨款，情况越变越差。目前仍继续护理，完全出于包括兹巴尔斯基教授的儿子在内的研究人员、工作人员的自愿。
斗转星移，世移时易，历经八十载，只剩一具头颅，亦不能不说是防腐科技的一大奇迹。有人说，医生和跳高运动员是注定要失败的职业。防腐时间可以延长但不能到永久——这是常识，即唯物辩证法所言——人只能利用规律而不能改变规律。对领袖人物的遗体保存的原因，崇拜和极其悲痛情况下不理智的决定占了很大的成分。笔者并不否定防腐技术的研究，用于研究，普通人的遗体具有同等的价值。伟大领袖的不朽，在于其思想而不在其肉体。列宁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若地下有知（违背唯物主义了），当赞成笔者观点无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