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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歌苓（女）（1959—）
海外最有影响力的华人作家之一，好莱坞专业编剧。生于上海，在安徽的知识分子家庭长大，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12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文工团，学习舞蹈，从军十五年。在部队里开始学习写作。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绿血》、《一个女兵的悄悄话》和《雌性的草地》，后者开始显示其独特的语言风格。
1989年赴美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学院艺术硕士学位。现定居美国，为好莱坞专业编剧。着力创作几代中国移民在美国的生活和命运的小说，在海外、台湾等华人生活区有很大影响，其短篇小说《少女小渔》和《女房东》分别获台湾《中央日报》第三届、第五届文学奖、长篇小说《扶桑》获台湾《联合报》副刊小说大奖、《人寰》获台湾《中国时报》百万元小说大奖，根据其小说改编的电影作品也屡获大奖。还出版有小说集《海那边》、《少女小渔》、《倒淌河》等。大陆有《严歌苓文集》（春风文艺出版社）多卷问世。
出版作品
《一个女兵的悄悄话》、《绿血》、《花儿与少年》、《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等长篇小说；2008年3月人民文学上特别发表器最新长篇小说《小姨多鹤》；《读者》上也曾收录其《失落的版图》；短片《女房尔》、《美国故事》等多部中短篇小说集；《天浴》、《少女小渔》、《扶桑》等电影文学剧本多次获得国际国内的文学奖项。
《少女小渔》1995年刘若英电影成名作，导演张艾嘉，影片获亚太地区电影展最佳故事片奖。“不要再为了任何人放弃一个完整的自己。”
《天浴》1998年李小璐的出道作，导演陈冲，影片荣获美国电影影评人奖、1999年第35届金马奖七项大奖。“身体在罪恶中一次次撕裂父爱与情爱的杂揉与无力。”
《扶桑》陈冲导演，耗资5000万美元，2006年年底开机拍摄。“讲述中国妓女扶桑与白人少年克里斯之间一段刻骨铭心的恋情，描述华人移民百年前的血泪史。”
2008年，担任陈凯歌电影《梅兰芳》的编剧。
前夫是作家李准的儿子(李克威:李准和董双的儿子)。她在李准家待了有7、8年，和李准夫妇感情很好。和第二任丈夫领养了一个小女孩。严歌苓的第二任丈夫是一个美国外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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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幸福生活？作家严歌苓和外交官丈夫劳伦斯有着相同的答案，相亲相爱，有孩子承欢，还有喜欢的工作，这就已经是最幸福的生活了。
1 旅居美国备尝艰辛，异国男子带来生命中的阳光
严歌苓1957年出生在上海，后跟随作家父亲萧马回安徽老家，她的童年大部分时光在“闷闷的”安徽省作协大院度过。12岁时，严歌苓如愿考入成都军区，成为一名跳红色芭蕾舞的文艺兵。
1972年，15岁的严歌苓爱上了一个年轻军官，没想到这场“初恋高烧”差点烧死她。年轻军官不但是爱情“逃兵”，还出卖了她。在那个封闭的年代，众人的唾骂与批判随之而来。严歌苓差点自杀，好在最终她承受住了背叛与人性的挤压，而她的创作才华此时悄然“发酵”，开始撰写舞蹈大纲和歌词，在艺术的小世界里找到了快乐和平衡。
1979年，严歌苓主动请缨，赶赴对越自卫反击战前线，成为一名战地记者。死亡成为越南战地医院空气中闻到的特有味道，“潜伏”在严歌苓身体里的“作家基因”一下爆发了，她把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体验写进小说处女作《七个战士和一个零》中，作品的出手不凡让身为作家的父亲萧马着实吓了一跳。
1983年，严歌苓调到铁道兵政治部担任创作员，丰富的军旅生涯为她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25岁时，严歌苓退伍，而令她名噪一时的长篇小说《雌性的草地》及短篇小说《天浴》和《少女小渔》，均创作于这一时期。
写作带给了严歌苓一段姻缘。1986年的一天，严歌苓在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写作楼邂逅了李克威，他的父亲是著名作家李准。门当户对与相同的写作背景使得严歌苓和李克威很快相恋并结婚。
1989年，因为工作原因，李克威去了澳大利亚，而严歌苓去了美国芝加哥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攻读写作硕士学位。不久，李克威提出离婚，敏感而自尊的个性使严歌苓平静地签字离婚，内心却陷入一种决然的痛苦与孤独中。
每天夜晚，严歌苓都睡不着，只能靠吃安眠药入睡。而到了白天，严歌苓必须和美国的同学一起用英语写作，而且还得去离学校有10个街口的地方打工挣房租。由于下班时间与上课时间均为上午10点半，所以她每天必须来回长跑，根本没有时间吃饭，日子过得相当艰苦。
有一天半夜，严歌苓的一位女友从外地打长途电话给她做媒，女友介绍道：“他是美国外交官！中文讲得跟我一样好！”严歌苓刚从第一次婚姻走出来，对全人类尤其是男性丧失了信赖，一点都提不起兴趣。可女友却语气热烈地说：“认识一下有什么关系？成就成，不成就当拿他练练英文嘛!”
一个年轻的美国外交官，让严歌苓难按油然而生的好奇，决定去女友家“相亲”。那天下午6点半，严歌苓在女友的公寓准备晚餐。女友外出买东西去了，一个年轻的大个子美国帅哥叩门而入，脖子上的细链吊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美国国务院/劳伦斯·沃克”。
严歌苓有礼貌地冲他浅浅一笑。两人握手的一瞬，劳伦斯操一口“儿化”东北普通话说：“你好，很高兴认识你。”严歌苓顿时感到亲切和温暖，她眨眨眼睛调皮地说：“你的中文讲得果然很好！”劳伦斯得意地说，“我曾在中国沈阳领事馆任了两年的领事，我还会说地道东北话呢。”
劳伦斯的随和、健谈立即冲淡了“相亲”初见时的窘迫。严歌苓挂好他的外衣后对他说：“抱歉，我还得接着做晚饭，你先在客厅坐一会！”劳伦斯笑嘻嘻地说:“我可以在厨房里陪你聊天儿!”
于是劳伦斯一条胳膊肘斜撑在厨房餐柜上，跟严歌苓东拉西扯起来，三句话必有两句会逗严歌苓大笑。幽默至此的人,严歌苓还是头一回遇见。而一坐下来，彼此就感觉是那么默契，像认识多年的老朋友。
那天，女友悄悄问严歌苓：“劳伦斯怎样？”严歌苓认真地说：“和他在一起的这个下午，我感觉到一种久违的温暖，他让我有种奇异的信任感。”而严歌苓轻盈美丽的身影像一抹亮色“印”在了劳伦斯的脑海里，他对这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女作家一见钟情。
劳伦斯花了很多心思和严歌苓约会，他常领她去参观各种博物馆，从艺术到科技，从天文到历史。因为他每年收入的一部分都捐到各种博物馆，所以他们进每个博物馆都免费。
严歌苓一度受伤的心，被高大、幽默而博学的劳伦斯渐渐暖和过来了，喜欢和他一起用中文天南海北地聊天。严歌苓多年劳顿、漂泊的心像一叶浮萍，这个异国男子给她带来了一抹生命中的阳光……
2 恋爱遭遇FBI“搅局”，美国外交官带来永恒的安稳
在和劳伦斯恋爱一年后的一个下午，严歌苓到学校一进教室，一个男同学神秘地告诉严歌苓：“上课前有个FBI(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家伙来找系主任和几个同学谈话，调查你的情况！我估计他是反间谍部门的……”严歌苓吃惊得说不出话来，当得知是劳伦斯“提供”她的资料给FBI时，她赶快给劳伦斯打电话。原来，在不久前的一次外交官安全测试中，他在表格上填了她的名字和她的背景材料，并对他俩关系的阐述中写上了“趋向婚姻”。
此时，美国在冷战时期建立的“美国外交官不允许跟共产党国家的人结婚”规章已名存实亡，严歌苓宽慰他：“只要能保住外交官这个不错的饭碗，我不介意FBI的打搅。”很快，严歌苓接到FBI调查员“邀请”她到办公室的电话。
第二天，严歌苓忐忑不安地来到了FBI的办公地点，被一个讲中文的美国男子带到一间狭小的房间“回答问题”。严歌苓在对方带有白种男人特有的礼貌和冷漠的问话中，原本流畅的对答变得越来越吞吐，紧张得连自己都弄不清自己是“好人”还是“坏人”。
几天后，严歌苓的两个朋友打电话说他们都受到了FBI的盘查，中心内容是核实她的证词。严歌苓开始抗议，拒绝跟这帮调查员再谈一个字。劳伦斯打电话给她：“为了调查能尽快结束，请你忍一忍，配合一下！”因为他已收到了美国驻意大利使馆的欢迎函。
半个月过去，一个FBI调查员再次“约见”了严歌苓，这次，调查员要求严歌苓做一次测谎试验。
晚上，严歌苓在电话里告诉劳伦斯，自己接受了做测谎试验，表达了自己对这件事情的气恼和委屈。
劳伦斯第二天飞抵芝加哥，他拉过严歌苓的手，深情地对她说：“没有玫瑰，我以我的心为信物，向你求婚，我要实现我的诺言，给自己最爱的人撑起一生的幸福！”严歌苓甜蜜地笑了，笑得眼眶湿润。她娇嗔道：“难道就这样私订终身了吗？还没钻戒呢？”
劳伦斯向上级递交了申请，想在赴任前和严歌苓结婚。可是美国外交部却让劳伦斯作出选择：要职位，还是要和来自共产党国家的女作家结婚？劳伦斯在前途无量的外交官生涯与严歌苓之间，毅然放弃了前者！
1992年秋天，劳伦斯和严歌苓在旧金山结了婚。得益于自己的语言天赋，他在德国政府资助的商会找到了工作。劳伦斯的那份镇定、从容让严歌苓心里有了一种永恒的安稳。
3 再创文学新高峰，华裔第一女编剧成就幸福生活
婚后的严歌苓没有后顾之忧，渐入写作佳境，成为年年都出版作品的高产作家，还成为中国大陆以及台湾文学界的“获奖专业户”。她陆续写出了《一个女人的史诗》、《扶桑》、《小姨多鹤》，《扶桑》获台湾“联合报文学奖长篇小说奖”，《人寰》获台湾中国时报“百万长篇小说奖”以及上海文学奖等，成为华裔当红女作家。
多年的沉淀和积累，直接和间接的经历与经验都成为了她的创作“矿藏”，甚至她和劳伦斯被FBI“搅局”的爱情故事也写成了长篇小说《无出路咖啡馆》。
1993年，李安购买了严歌苓的小说《少女小渔》的电影版权，严歌苓开始做编剧。同时，中央电视台和芝加哥电视台合作的电视剧《新大陆》登门让严歌苓做编剧。那一年严歌苓用所得到的3万美元，在劳伦斯的陪同下回南京买了公寓给母亲居住。
在美国，严歌苓加入了美国编剧协会。她先是改编了自己的作品《少女小渔》和《天浴》。《少女小渔》让刘若英成为第40届亚太影展影后，《天浴》由陈冲拍成电影后获金马奖7项大奖和1999年美国《时代》周刊十大最佳影片奖，成为严歌苓与陈冲在电影方面合作的开端。随后，严歌苓开始创作英文剧本和英文小说，并进入出版界。
2004年，美国外交部的政策松动，劳伦斯被“召回”复职重新做外交官。严歌苓跟着复职的丈夫一起被派往非洲，做起了专职的外交官夫人。多年海外旅居和在世界各地游历的生活让严歌苓的感情深沉、知识广博，并且艺术观念新颖。
严歌苓和劳伦斯一直都非常希望有自己的孩子，但是因为她从23岁开始吃安眠药，一直到2001年才治愈，生孩子一拖再拖，错过了最佳育龄。2004年，严歌苓的遗憾得以弥补———为了给剧本选景，她和陈冲无意中走进了马鞍山的一所孤儿院。最后，严歌苓领养了只有3个月的小女孩妍妍。未来她将以女儿为原型写一部结局幸福的小说。
2009年2月，严歌苓担任编剧的《梅兰芳》刚“下线”不久，张艺谋又选中了她的《金陵十三钗》，这又将是一部大制作的电影。同年，由赵薇主演的根据严歌苓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一个女人的史诗》热播，严歌苓再一次被大众所熟悉。2009年11月，严歌苓最新长篇小说《寄居者》出版热卖，严歌苓又迎来事业新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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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歌苓是个怎样的人？
她用英文写小说，是罕见的作品在美国畅销的中国作家；用中文写小说，几乎拿下了所有华语文学类的大奖；她和陈凯歌合作过电影《梅兰芳》，现在正和张艺谋合作电影《金陵十三钗》；她是出使非洲的美国大使夫人，有一段传奇并且美满的婚姻；她曾是军人，当了13年的兵，做过战地记者；她还是芭蕾舞者，并且一生维持着舞者的端庄。日前，严歌苓的小说《霜降》正在本报连载，而她在写作外的感情生活，比她的小说还精彩。
第一次婚姻嫁给“李双双”的儿子
1959年，严歌苓出生了。这是一个令人艳羡的文艺世家，其父是老作家萧马，母亲(严歌苓继母)则是早年的电影演员俞平。
12岁时，严歌苓考入了成都军区，成为一名跳红色芭蕾舞的文艺兵。后来她转向编舞，开始写作舞蹈大纲，偶尔还写一些舞蹈中的歌词。这便是严歌苓创作生涯的开始。
1979年，刚满20岁的严歌苓主动请缨担任战地记者，赶赴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前线，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严歌苓开始潜心写作。当21岁的她将自己的处女作《七个战士和一个零》捧到父亲萧马面前时，老人吓了一跳：“我从不知道她有写作才能，真没想到是这样出手不凡！”
不久，严歌苓调到北京，在铁道兵政治部担任创作员。一天，在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写作楼。严歌苓走在楼梯上，一名男子问她：“你是萧马叔叔的女儿吧？”这名男子就是李克威，他的父亲是著名作家李准。母亲是“李双双”的原型董双，后改名董冰。
与李克威相恋约两年后，两人结婚了。1989年，因为工作原因，两人先后出国。严歌苓去了美国，李克威去了澳大利亚，分隔太久，终于导致离婚。事后不少人猜测这段婚姻的结束是缘于李克威的出轨，但严歌苓始终不置可否，并与李家一直保持了良好的关系。
第二次婚姻爱人为她毅然辞职
赴美第二年，严歌苓认识了劳伦斯。曾在美国驻中国沈阳的领事馆任了两年领事的劳伦斯操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他的随和、健谈与幽默打动了严歌苓，两人一见如故，很快坠入情网。
然而，美国外交部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外交官不可以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女子通婚，否则必须请辞。所以，当劳伦斯公开了两人的关系后，美国联邦调查局找到了严歌苓，每周对她进行两次调查，甚至要求她进行测谎实验。
消息传到劳伦斯耳中，他气得当场剪掉了外交官出入证，对严歌苓说：“不管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我绝对不接受这种污辱你尊严的调查！”
就这样，因为严歌苓，这个精通8国语言的美国外交部重点培养精英，断然挂冠而去，直到11年后才得以重复原职。这件事成了严歌苓人生中最珍贵的事，每每提及，严歌苓都会动容：“我从未想过他如此古典，认为难得的爱人比适合的工作更难找。”1992年秋天，两人在旧金山结婚。
严歌苓和李克威依然保持着朋友般亲密的关系。对前夫，分手亦亲人，对现任丈夫、美国外交官劳伦斯，严歌苓则给予了最真的爱与尊重。“女人再成功，最后的归宿还是感情。所以，做一个优雅的、感情浓郁的、懂得经营的女人，最为重要。”严歌苓说。
注重仪容严格遵守“爱的纪律”
见过严歌苓的人，都会想到一个词：典雅。除了在外当“精装本”，严歌苓在家里也是精心打扮的。她的写作时间是每天早上8时到下午15时，15时之后，她会换上漂亮的衣服，化上得体的淡妆，熨烫好所有的衣服，然后静候丈夫的归来。不管多忙多累，这一点她一直严格坚守。闺密陈冲取笑她：“你们当作家的，猫三日狗三日得了，天天如此约束自己，何苦。”严歌苓听毕，较真地反驳：“你要是爱丈夫，就不能吃得走形，不能肌肉松懈，不能脸容憔悴，这是爱的纪律，否则是对他的不尊重，对爱的不尊重。”
2004年，严歌苓随丈夫远赴非洲尼日尔。在那里，严歌苓过上了作家加非洲农民的生活，种新鲜的蔬菜，写灵性的文字。此后的十多年，她写出了《一个女人的史诗》、《天浴》、《小姨多鹤》、《铁梨花》、《幸福来敲门》、《梅兰芳》等作品。
“我希望写的时候就狂写，玩的时候就疯玩。每天从清晨的一杯咖啡开始，到晚上以和劳伦斯共饮一杯红酒而结束。等老了，再回到之前在美国居住的伯克莱，在那座对着海湾的房子里看美丽的浪花。”走过50年的翻手苍凉，覆手繁华，严歌苓淡然敞开心胸，做成了简单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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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1
今年贺岁档备受期待的张艺谋新片《金陵十三钗》，以及过去陈冲导演的《天浴》、刘若英主演的《少女小渔》、陈凯歌导演的《梅兰芳》、先后被陈凯歌和顾长卫买下版权的《白蛇》、赵薇主演的《一个女人的史诗》、孙俪主演的《小姨多鹤》……这些看似毫不相干的热门影视剧其实有一个共同标签——严歌苓作品，或原著或编剧。对于以中英文双语写作的严歌苓来说，“别人喝酒high，我每天写作high。写作过程中，当家里出现一些不愉快的事，我就会对自己说，你是写大作品的人，不要为这些小事烦恼。”
新报：《金陵十三钗》贺岁档才映，你在电影剧本之后又重写新长篇，不担心剧透吗？
严歌苓：不会剧透，从法律角度讲，我不可能从电影剧本里选取内容，因为电影剧本版权是人家花钱买走的。而且电影编剧也不是只有我一个，还有刘恒，有时候张导也会自己写点，《金陵十三钗》的电影剧本其实是集体成果。在创作剧本时，我发现了很多以前不曾了解的史料，为了弥补7年前那部中篇的疏漏，我又重新写了长篇小说。其实电影和图书的受众群不同，大家对电影和图书的期待也不同。借助电影确实能把书铺向更多读者，这是电影对文学的贡献，但是电影在改编过程中难免也会损害文学。
新报：你和张艺谋、陈凯歌都合作过，能谈谈对他们的印象吗？
严歌苓：我出国22年了，对中国影视圈不是很了解，合作前可能会先看导演之前的作品。张艺谋很有才华，对镜头画面非常敏感，和他合作很愉快，他是快乐的性格，精力旺盛，经常讲故事，是他激发我重新写这个故事。陈凯歌是个非常深刻的人，很爱读书，他给我的感觉就是永远在读书。
新报：你的作品多是反思某段历史的，你会涉足当代社会题材吗？
严歌苓：因为华人在海外比较孤独，所以海外华人会更爱国也更有使命感，而且因为距离的关系可以换个角度看历史。我一直觉得自己没资格写当代的事，因为还需要时间沉淀。其实，我手头也有一个当代都市题材的故事，讲海南开发的，还会写底层人，我最讨厌那些暴发户了。
穿着巴黎时装秀上新款连衣裙飞来北京的严歌苓，时尚优雅端庄，面对赞美，她却摇头说：“你没见过我做猪八戒的时候。”因为采访时间较长，严歌苓后来干脆脱掉高跟鞋，把腿脚都蜷缩在沙发上。早知道严歌苓极爱陈年红酒，不过，采访当天记者却见识了她捧着会议室里最常见的青花瓷杯喝啤酒的样子，她澄清自己并非爱喝啤酒，只是因为饿了，“啤酒不是液体面包嘛。”
新报：你的作品高产又高质，你觉得自己在写作方面天赋异禀吗？
严歌苓：我想我会是你能见到的最勤奋的人，我天生能吃很多苦，这不是很多人能做到的。我的生活很沉静，创作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也可以说是我身体新陈代谢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我也不喜欢毁约，承诺了别人的稿约都会兑现，所以会高产，有时候真是勤奋得写到想吐。我当年做舞蹈演员其实自身条件并不好，腰腿很硬，但是我很勤奋，每天4点起床练功，写信的时候也会把一条腿举过头顶绑起来。我现在每天依然做6个小时的功课，就是写作，从早上喝完咖啡开始到下午3点结束。我更喜欢每天做完6个小时功课后的自己，其实写到今天我仍然不自信，是勤奋让我赢得了读者和业界的尊重。
新报：你居然会不自信？
严歌苓：我不是很自信的人，虽然每件事都尽力做到最好，但是每次写完交出去都后悔，总觉得不够好，就会跟自己说不要再写了。可又总有更好的题材引诱着我，所以每部作品要拿出手时就会有这种担心——是不是不够好。可能大家已经觉得我的作品是好作品，但是我觉得好作品与登峰造极的作品还是有距离的。
新报：为什么身为编剧的你会说以后要写有“抗拍性”的作品？
严歌苓：我非常热爱文学和电影，只是一些文学与电影无关，另一些则是专为电影准备的，两者并不重合，否则作家就要妥协。人非圣贤，小说被拍成影视剧难免会沾沾自喜，而巨大的收益也容易让人下意识写出易拍成影视剧的作品。所以我会强令自己不为易拍而写作，我会在未来的文学创作中写作一些“抗拍性”强的作品。所谓“抗拍性”就是文学元素大于一切，保持文学的纯洁性。当然我也不会浪费自己会写电影剧本的天分，所以一半严歌苓专门从事纯文学创作，另一半严歌苓专门从事电影剧本创作，这两个身份我会严格区分。
新报：对你而言，写小说和写剧本感觉上有什么不同？
严歌苓：如果说写小说是我想要的精神生活，那写剧本就是我的世俗生活。创作小说时我很快乐，写剧本时感觉自己好像在生病。小说和剧本的创作不同，剧本更注重技巧而非你创作的原始冲动，但没有激情是写不了小说的。其实根据自己作品改编的影视剧，我都不敢看，因为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同理也不敢看人家采访我的文章，这方面我会做鸵鸟。
“要是爱丈夫，就不能吃得走形、不能肌肉松懈、不能脸容憔悴，否则就是对他的不尊重、对爱的不尊重。”这是严歌苓和闺蜜陈冲聊天时提到自己坚守的“爱的纪律”。每天下午3点结束写作后，严歌苓先去运动然后泡澡再换上漂亮衣服化好淡妆，熨烫好所有衣服，然后静候丈夫归来。就像她写作时要用高档稿纸、要穿洁白干爽的棉袜，严歌苓承认自己和家人“都很在乎这种具有仪式感的事”。严歌苓自认“生活一直很优越、幸福，我的痛苦比较形而上”，但是她却常常能将笔触伸向底层，聚焦大时代下的小人物。严歌苓即将出版的新长篇《无期》，仍然延续了她的这种风格。
新报：你的生活离《第九个寡妇》中的王葡萄、朱小环她们挺远的，怎么能将底层女性塑造得那么鲜活？又那么有历史厚重感？
严歌苓：因为我永远都在读资料、看历史书，这是我很享受的东西。当你深入了解历史，考虑事情的角度就会很不一样，笔下自然会产生厚重感。相比都市女性，我对底层妇女更有兴趣。作家最重要的是想象力，只要看一眼就能想象出。当年我爸爸下放的时候，我们家周围邻居里有很多工人大嫂的形象，我对其中一个人印象特别深，可以说她就是朱小环的原型，当然在塑造朱小环这个人物时我还综合了其他人的性格。
新报：你一向文字洗练，但《赴宴者》似乎不那么好，是因为你最近太高产的缘故吗？
严歌苓：那你知道《赴宴者》是2006年我用英文写的，现在出的中译本是别人翻译的吗？其实我的上一部小说《小姨多鹤》已经是4年前的事了。《霜降》是1991年我在国外写的，这些书只是恰好最近在内地出，不然我写死也写不完。另外要声明，《幸福来敲门》那本书不是我写的，我当初是为了帮陈冲才首次写了电视剧本《继母》，结果陈冲也没演，这剧本被拍成了电视剧《幸福来敲门》，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会把剧本改成小说出，其实精华都在剧里了。时时刻刻创作是我的生活方式，我想以后两年出一部长篇，是比较好的节奏。目前我写的最大篇幅是将在秋天出版的新长篇《无期》，从去年写到今年，原本写了40多万字，沉淀半年，觉得含金量不够高，于是删改成30多万字。越写到现在就越希望自己的文字更精准洗练。
新报：除了篇幅，《无期》还有什么突破？
严歌苓：《无期》是让我感到骄傲的作品，当然不能说我喜欢大家就喜欢。这是我首次用电脑写作，以前我都是用铅笔写的，我最爱用2B铅笔，简直能当代言人了。最重要的是，这是我首次塑造男性主人公，故事跨度从上世纪20年代到90年代。其实不是因为人家说我擅长写女性，这次就故意写男人，而是完全被故事打动。之前我也不是刻意写女人，只是听到一个激情的故事，让我觉得今生今世不写就会死，所以就写了。
新报：你的才情和幸福让人羡慕，那么什么是你的理想状态？
严歌苓：中国文学在国外还是默默无闻，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人们谈起中国文学就像谈拉美文学、法国文学一样。我觉得自己在柏林的生活状态就是最理想的，有很大的独立思考空间，我们家一百米外就是森林，就像有个天然氧吧来洗涤自己，每周日我还会去不同的博物馆参观。其实每次回国我都很忐忑，觉得太闹，行程也非常紧，没时间发呆，很不健康的感觉。人如果没时间思考，想象力就会萎缩，这很可怕。
新报记者 宇浩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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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歌苓——在文字世界里起舞
2006-04
PART1
三十多年前，一身绿军装，一双红舞鞋，她走入了舞蹈的世界。
二十多年前，她迈着优美的舞步开始在文字世界起舞。
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到好莱坞专业编剧，她的经历宛如一部精彩的小说。
她写文革、写移民、写女性……《天浴》、《扶桑》、《少女小渔》，一幅幅生动的人性画卷铺展于她的笔下。
她，便是旅美华人女作家严歌苓。
记者：其实你看，在你的名字前面加到的头衔，一定是旅美华人作家。但是你最近的这个作品，好像给人的感觉是完全风格变了。是很充满乡土气息的。
严：对，对，对。
记者：为什么会有这种转变？
严：我希望我是一个孙悟空，72变，写一部就得变一次。
VO1.
2006年3月10日，严歌苓的新长篇《第九个寡妇》面世。它的出现，被认为是“2006年中国文坛最重要的收获之一”。在这部作品中，严歌苓讲述了一个发生在中原农村的，传奇的“藏人”故事。
记者：但是我们又都知道你是上海人。对于这样的一种中原地带，中原农村的方言，你是怎么样去掌握的呀？
严：我是一个对方言极感兴趣的人，而且我跟我妈妈似的，我妈妈就是学一种语言就是像一种语言，就是她很巧，嘴巴很巧，就跟八哥似的，所以呢我就是很爱跟人学方言，那么我曾经的那个先生，我原来的丈夫，他们全家都是河南人，他的父亲是著名作家李准，所以我在他们家生活了七八年，就跟他们学这个方言。
记者：我挺难想象，像你能够操着一口河南话。
严：河南话咋着，我很喜欢。我觉得非常有力，简洁，有时候还带一些古字，很有意思。
VO2.
与前几部作品不同，严歌苓放弃了旅美生活的写照，挑选了一段远离自己生活环境、远离自己生存时间的故事，描写了一个上世纪40年代的童养媳，为了保护自己的公公，将他藏匿于红薯窖近三十年的故事。
严：这个故事我听来已经有20多年了，20好几年了。我成长了，我的境遇变迁了，不知道怎么搞的，它还总是在我的印象里面，在我的记忆里面，不断地出现一下。那后来我写小说了，我也在想，我怎么来写这部小说，对传奇的东西，有的时候你总是要，觉得你不要弄出来像一个通俗故事似的，对吧。所以我就，这本小说我觉得我花的最大的工夫就是搜集这些细节呀，对吧，语言啊，使它这个血肉都是感觉到非常地，怎么说呢，就是很真实，很有质感，然后使它的这种传奇性淡化，使它变得无奇。
VO3.
为了将传奇化为无奇，严歌苓将这次创作拖延了二十年。
记者：这个作品是在非洲写出来的。
严：对。
记者：一个充满了中国乡土气息的一部作品，跨度有40年，这么有着这个文化背景的一部作品，居然是在一个如此遥远的异域写出来的。
严：其实要说呢，它也有一点相象的地方，就是它那种洪荒的感觉，就是那种没有被现代化，没有被工业文明影响的、感染的那种感觉，是吧。土地，到处还可以见到那些红土地，那的土地是红的，然后到处还能见到就是小村庄啊，那种很原始状态的生活状态啊。这些东西都是，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还是挺刺激我的想象的。
当时我写的时候，我身边的，就是说我从我们大使馆的那个居住区走出来，就能看到很多很多的黑人妇女的那种劳动的情况啊。她们就是，男人们就是很懒的，然后坐在一边抽烟啊，或者是喝酒啊，然后那些女人们总是像蚂蚁一样地，在那无声无息地在忙，男人总是坐在那，我不知道他们男人是有什么功用，大概就是造了这些孩子，是吧。所以我就，一再验证就是说女人的那种柔韧啊，那种顽韧和柔韧啊，一方面是那种忍辱负重的，一方面又是，就是这种，易受伤害的，对吧。这两种结合起来，我真的只想塑造出这样一个很，很立体、很质感的这样一个女人。
VO4.
尽管王葡萄这个小寡妇生活在闭塞的中原、闭塞的年代，但她和严歌苓所有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一样，懂得主动去爱，去享受性的快乐。严歌苓把这归纳为女人的佛性，一种天然而来并且不被改变的佛性。
严:我觉得理想的女人不是讲的，理想的女人不是作为取悦于男性的一种人，对吧，她是自己本身也是一个被取悦的人，对吧，就是相互之间都在取悦，都在共同地share一种pleasure，对吧，一种快乐，所以我想我，我希望的、我wish的，这是我的一个wish，对吧，不知道能不能存在，当然小说都是，都是梦想呀，都是有寄托了一些梦想的。
记者：我发现你作品里边，不断地在塑造各种各样看似柔弱的女性，但事实上一点也不弱。而且呢你自己也强调过，说你认为女性她不是第二性。我觉得这一点啊，我在猜，是不是和你的部队生涯有关系？
严：对，其实在部队里面，那个女兵的这个，应该讲她的对立面就是成年的，比她们有权力的那种男兵，对吧。实际这个对她们来讲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威胁，那么就是说你一再地感受到作为一个女人的那种，那种弱势，因为有这样一段经历吧，就促使我好像也就是下意识地去想，那么我们为什么成了第二性呢？不是呀，问题是。我常常就在说，难道阴柔的就是接纳体，就是客体吗？你说太极图这个阴和阳的关系，对吧。其实它的，它这种退啊，它这种守，和这种关系，它实际上这个动作，这个是在进，对不对？它实际上已经把这个进，掩埋在这个退当中了，所以这个关系你一看就是说，从整个的宇宙，阴阳，整个地这样看起来，我觉得接纳体也好，就是怎么也好，它就是这种包容的这种女性的，本来这个身体的这种特性吧，不能说她是第二性，我觉得男性、女性都是第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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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新闻网-成都商报
2011年10月15日报道昨日上午，著名作家萧马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举行。他的女儿、著名作家严歌苓和其丈夫前来送父亲最后一程，在送行的人中，还有电视剧《《铁梨花》(剧评)》的导演郭靖宇、演员杨志刚。
小说《铁梨花》被认为是萧马与爱女合作的巨著。“拍电视剧至今没见过萧马老师，写完剧本说去拜访，但老师一直病重，状态稍好些了，我却又不在北京”导演郭靖宇遗憾地说。
萧马原名严敦勋，生于1930年。他的主要作品有《破壁记》《纸铐》等，今年10月10日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