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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炳棣先生在美国西部时间2012年6月7日病逝于加州，享年95岁。
何炳棣先生的大名，在70年代前期就在报纸上特别是《参考消息》上多次看到，应该说是如雷灌耳。80年代在美国也听到过一点他在美国学界跟华人学者关系的故事。而第一次见到何炳棣先生是在90年代中期，1994年，在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的一次会上。这次会是请何炳棣先生作报告，内容是中国文化中有永恒意义的东西。何先生报告后进入讨论提问，我看没人要说话，就第一个起来说话，大意是很敬仰何先生的史学成就，请何先生把自己治学的心得给大家提示一二，云云。报告结束后，跟何先生交换了名片。不料，晚上何先生竟给我打了一个很长的电话到我家里，那还是我在蔚秀园住的时候，何先生询问了我的师承、研究重点等，很亲切的态度。他知道了我跟冯友兰先生、张岱年先生的关系，可能有所注意，因为后来他几次写文章都提到冯友兰先生在老清华时代的贡献。
不过此后一段就跟他没有什么见面的机缘了，说实话，我对这位老先生也抱“敬而远之”的态度，因为90年代初期他在《二十一世纪》上批评杜维明先生“克己复礼”诠释的文章，作哲学史、思想史的学者都对他的批评不以为然。我跟杜先生思想较为一致，所以也就不敢跟他亲近，主要是怕他对我们研究思想史的学者（特别是研究儒学的学者）怀有偏见。
1999-2000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书，大概是2000年春天，何先生来中大讲演，头一次是全校的，第二次是在历史系。在历史系那次讲演中，他主要讲了他自己的治学成就对青年学子的指导意义，我记得哈佛的包弼德也在场，讲话中他两次目光对着我说“陈来老弟，……”，他居然还认识我，使我觉得这老先生的记忆力还真是惊人。2003年他托人带给我两本他的《有关孙子、老子的三篇考证》，要我代送其中一本给张岱年先生。
2004年6月我到史语所作特别访问，在活动中心地下一层书店买了他的新书《读史阅世六十年》，仔细读过，感佩良深。觉得老一辈留美学者的奋斗与成就，真是不容易，他一生“打”字当头，奋斗不息（如“打进第一流期刊”、“打进第一流学府”、“打出’汉学‘藩篱”、“打进社会科学园地”），其精神与成就都值得大力表彰。所以当2011年春，《人民日报》邀我写“我的读书观”，并推荐一本书时，这时我已经转入清华，自然就想到推荐清华校友何公的这本书。我就写了“智山慧海传薪火”一文，后面附推荐词：“《读史阅世六十年》：何炳棣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何炳棣是在西方中国学研究领域达到极高成就的华人学者。这本自传将其一生的学思历程都原原本本、坦诚无忌、不卑不亢地忆述出来，且在叙述中不回避学术争论，不时作自我检讨。全书叙述完整细致，从中可以看到作者在学术领域中表现出来的坚强的意志力、奋发的精神和充满原创的努力。尤其是书中有不少史料，如述及他在清华及西南联大时的不少师友，其中凡一言足以启其终身深思，一行足以为后世所法的见闻都记录在内。本书是对现代学术史及教育史研究具有参考价值的著作。”
2007年4月我从波士顿乘车去普林斯顿，在余英时先生家做客。余先生谈起，说，在余先生得到号称人文诺贝尔的克鲁奇奖后，何炳棣先生打电话给余先生，没说两句，就一直感叹自己运气不佳，余先生笑着说，我知道他本来是打电话来道贺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何先生的性格。
三年前，2009年10月9日我收到了当月2号何先生通过传真发给我的祝贺清华国学院成立的信：
陈来教授足下：
本年9月16日邮发的邀请函三天前才收到。事前丝毫不知母校最近又建立了国学研究院，聘足下为创业院长，既惊又喜，谨此道贺，并预祝贵院教学研究事业鹏程万里！……我手头有篇论文，自信最能代表旧日清华国学研究院和历史系求真不苟的精神，以备贵院宣读。论文是《古本竹书纪年与夏商周断代》。……“史德“问题的提出正是为了维护华夏文明和文献的尊严，贯彻旧清华国史大师的治学精神。夏商周断代工程既是国家第九个五年计划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之一，理当夜深贵所义不容辞的基本关怀之一。极希望贵所能在会议期间把论文摘要宣读。……
原信较长，我就不全部引述了。
我的回信如下：
炳棣老先生席下：
自昔香港中文大学一别，久未闻问，中间在台湾买得先生《读史阅世六十年》，对前辈的学问成就与治学精神，极为钦佩！昨收先生传真，先生对晚生及国学研究院的祝贺，十分宝贵，多谢多谢！
承先生所嘱，欲将大文在“清华国学院的精神”会议上宣读，正是求之不得，您可将刘雨先生联系电话赐下（刘雨先生亦闻名已久），由会议筹备组与刘先生联系。如何如何。
此间国庆放假，昨日才得上班，以故未能及时回复，尚请见谅。
敬颂
时祺
晚 陈来上
2009年10月10日
我的信用传真发给何先生后，何先生12日又发来一信，详示刘雨先生地址，以及说明他的文章的重要意义，兹不具引了。我们在成立大会上列举发来贺信的单位和个人时，也提到何先生对我们的祝贺之意。
2010年5月何先生来访清华，杨振宁先生主持了他在清华高等研究院的讲演，我当然出席并现场提问以表达敬意。他在杨振宁先生面前，提到他从前在清华的留学考试成绩，也仍然保持着他的骄傲。他的气势如虹，一如既往，但听力已经不如从前了。他此次在清华期间，我到他所住的丙所登门拜访，请他为我们的杂志题字，并驾车载他到醉爱餐厅用餐。这是我和何先生最后的一面。
西南联大时期，1940年联大教务会议曾就教育部课程设置致函，反对教育部束缚各校，反对整齐划一，要求教育部尊重教授，给大学以自由。这是一封教育史上重要的信，何炳棣先生断定“作者舍冯友兰莫属”。这一推断得到了许多学者和宗璞先生的认同，我在2010年写论冯友兰先生教育思想的文章中也特别加以引用。
何炳棣先生去世后，报刊文章多谈到他对清华的感情，如：“何炳棣在晚年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中，费了相当大的篇幅记述1930年代的清华大学，他在垂老之年这样深情地追忆：如果我今生曾进过‘天堂’，那 ‘天堂’只可能是1934-1937年间的清华园。天堂不但必须具有优美的自然环境和充裕的物质资源，而且还须能供给一个精神环境，使寄居者能持续地提升他的自律意志和对前程的信心。几度政治风暴也不能抹杀这个事实：我最好的年华是在清华这人间‘伊甸园’里度过的。”（东方早报文）可见何炳棣先生对清华的感情确实是非常深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