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黄埔一期张际春
杨家宏 撰稿
张际春，字童言，湖南醴陵人，生于1904年。
书香门第，家有地产，年收谷租约100石，生活较好。
早年毕业于县立高小、县立中学，再入衡阳第三师范学校。
据屈子健（时任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说，“1921年春开学，我到长沙聘请团员陈书农、黄和钧到三师当教员，这对充实三师进步教师的阵容、发展衡阳团的组织起了一定的影响和作用。接着，三师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学生有黄谦信、唐朝英、雷晋乾、赵楠、罗严、陈芬、高静山、杜家俊、曾克家、肖觉先、黄传琛、黄克诚、张仁山（经武）、雷腾宇、姜敬祥、伍永福（云甫）、曹亨灿、张际春、张平化、曾希圣等数10人。三甲种工校夏明翰、三女师朱舜华、三中李汉藩、成章中学刘泰、新民中学文焕然等人也入了团，并在各校发展团员，建立团的组织。”
1922年，由毛泽东、夏曦介绍，加入共产党。
1923年冬到广州，入军政部讲武学校（校长程潜）第一期。
1924年初，由毛泽东、夏曦（均为湖南省出席国民党“一大”代表）保荐，又考取黄埔军校一期第2队，所填家庭通讯处为“醴陵县城黄和盛号”。11月30日毕业，分至军校教导第1团（团长何应钦）见习。
1925年初，调任军校教导第1团连党代表。据王逸常（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见习干事、一期）在《中共黄埔特别支部的领导和主要成员》一文中说，“第一期学生毕业，分配到政治部见习和派到教导团任连党代表的人数较多，学兵连连党代表是曹渊（一期），蒋先云（一期）、谭其镜（一期）、许继慎（一期）、傅维珏（一期）、黄鳌（一期）、张其雄(一期)、杨溥泉（一期）、张际春等同志是在第1连到第9连党代表，他们任各连的次序记不得了。”2月，参加第一次东征。6月，随部回师讨伐杨刘。不久，升任党军第1师（师长何应钦）第1团（团长刘峙）营党代表。8月26日，广州国民政府所属部队一律改为国民革命军，党军扩编为第1军，由蒋介石兼任军长，王懋功任参谋长。9月20日，由建国粤军第2军（军长许崇智）第4师（师长许济）改编的第3师成立，由谭曙卿任师长，隶属于第1军。据《蒋介石年谱初稿》一书所记22日，“呈请任命谭曙卿兼第3师第7团（第7旅改）团长，陆瑞荣为副师长兼第8团（第8旅之第16团改）团长，卫立煌为第9团（补充旅改）团长，补充团（张我东团）归陆副师长指挥。（令第9团集中石滩，第8团集中石牌，第7团集中新塘改编，补充团开赴深圳、宝安驻扎”。28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蒋先云为第3师第7团党代表，张际春为第8团党代表，王逸常为第9团党代表。”此时，第3师党代表为鲁易，政治部主任为林康侯。30日“上午，（蒋介石）检阅第8团。”同日，王懋功调任第1军第2师师长，所遗第1军参谋长由胡谦接任。10月初，参加第二次东征，第3师第7、8、补充团与第1师、第2师第4团（团长刘尧宸）、独立第1师（师长吴铁城）、建国鄂军（总司令何成浚）合编为第1纵队，由何应钦兼任纵队长，沿中路直扑惠州；张我东留守深圳，所遗第3师补充团团长由周保山代理；王逸常调任第3师补充团党代表。据刘骞（时任第3师第8团第3营第1连党代表、三期）在《第二次东征攻克惠州亲历记》一文中说，“10月11日，革命军未遇任何抵抗，即抵达惠州城郊......到了12日，各部队即分别进入指定阵地准备攻城，当时是以两个团围攻惠州城，（第2师）第4团（团长刘尧宸）担任攻北门，第8团负责攻西门，其余为总预备队。总预备队即控制在飞鹅岭后面。是日午后4时，第8团党代表张际春（共产党员、黄埔一期）奉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命令，命两个围城的团组织攻城敢死队，每队三四十人，挑选精壮士兵充当（或自动报名），10多个连党代表担任各个敢死队的队长，第8团的各个敢死队由张际春团党代表率领指挥。我当时自动报名参加敢死队。敢死队的编组每队120人，编为10个班，设正副班长各1人，每一个班携带一个梯子作为爬城之用，并带上两副门板，以便攻到城脚下铺在地上，以防五角钉戳穿足背（这些门板都是老百姓自动送来备用的）。张团党代表集合第8团的敢死队长讲了话，指示一切进攻爬城战斗和战术机宜，并发给每一个敢死队长一个固封的密件，叫我们听到号音时，当众拆开来看，遵照里面所说的办理......第二天（13日）早晨4时，就起来吃早饭，饭后奉到敢死队指挥官张际春的命令，敢死队即各进入攻击准备位置......我们正在察看地形，冲锋号音忽然响起来了，我们马上拿出密封文件，当众打开一看，原来里面是一张油印纸，上面印着如下的字句：‘临冲锋时，率领队员高呼下面的口号毕，即行冲锋：攻打惠州城，大炮十二门，同志要奋勇，革命要牺牲。’这时，各队狂呼口号的声音，震动山岳；同时，飞鹅岭上的大炮惊天动地地怒吼。敢死队员手拿步枪，腰挂斧头，像猛虎般地向堤上猛扑。敌人的大炮、机枪、步枪亦打起来了。当敢死队冲到第一道栅子时，敌人的机枪对准第一道栅子交叉射击，‘集束弹道’构成很密的火网。凡冲到栅子的，无不中弹而倒，有些人未冲到栅子就牺牲了。同时，敌人又对准堤的西端入口，用火网封锁后续部队前进，我们增援很感困难。张际春指挥官看见这种攻法难于奏效，乃命人将小钢炮护板抬一副来，又提了几桶汽油来，由两人抬着护板前进，掩护着后面提汽油的人取低姿态跟进，去烧毁木栅。但因小钢炮护板短而窄，掩护得头部，就遮不住下身。湖面射界宽阔，敌人居高临下，侧射火力非常猛烈，结果未接近木栅，进攻的人又倒下了。同时，因敌人射击我后续部队，8团3营张营长（忘记了名字）亦被击倒，竹林中的隐蔽部队亦伤亡甚众。张际春看见这种情况，在长堤这条进攻路线上，不可能冲到城墙，徒消耗我军战斗力。到了午后，遂将敢死队撤下来整补休息，而飞鹅岭上炮声仍继续怒吼。”同日，刘尧宸阵亡。“14日清晨4时，天还未亮，我们忽然奉到命令，把我们敢死队调到北门......到上午11时，我们起来吃过午饭后，奉到团部命令说......（三）、攻城部署：（1）、我攻城敢死队由张际春指挥官率领，于午后1时进入攻击准备位置，隐伏于北门外石桥北端竹林下，待命攻击......张际春指挥官对我们队长宣读了攻城命令并加以讲解后，我们又将这个命令分别向本队士兵宣读解释一遍。各队员听了后，满怀信心地立待上阵杀敌。”当天下午，东征军攻克惠州。此后，东征军中路纵队继续前进。27日，第3师在华阳与敌发生激战。据包惠僧（时任第1师第3团党代表）在《大革命时代在黄埔》一文中说，“在华阳一战，第3师的三个团被敌人消灭了两个，打死了一个团长、两个副团长，谭曙卿仅以身免。”周保山在该战中阵亡，所遗第3师补充团团长仍由张我东担任。月底，第二次东征胜利结束，第3师一部驻平海，一部驻梅县。据《蒋介石年谱初稿》一书所记，11月30日，“派（第2师）第5团缴张我东部（前粤军旧部，改编为第9师第27团）械。在淡水城缴一小部分，其余追至平海缴获。”此时，王逸常又调任第3师第9团党代表。12月3日，蒋介石“呈请任命......宋时忱为第3师第7团团长（因第3师谭师长辞兼职），徐庭瑶为第8团团长。”13日“上午，赴东陇检阅第3师第8团。”20日，蒋介石“呈请调任......陆瑞荣为第2师副师长......沈应时为第3师副师长，顾祝同为该师参谋长......”29日，“呈请任命......缪斌代理第3师党代表......”
1926年1月20日，蒋介石不再兼任第1军军长，遗缺由何应钦接任，何应钦所遗第1师师长由钱大钧接任。2月6日，钱大钧与第20师师长王柏龄对调职务。26日，王懋功因“图谋不轨”被免职，所遗第2师师长由刘峙接任；沈应时调任第20师副师长，所遗第3师副师长由顾祝同兼任。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发生。4月，张际春退出第1军。5月27日，由总政训部（主任陈公博）举办的高级政治训练班（主任周恩来）在广州大沙头开学，主要是训练自第1军、黄埔军校中退出的共产党员，由徐坚任副主任，李正韬（一期）、许继慎（一期）、傅维珏（一期）任第1、2、3大队长；张际春参加该班学习。6月底，该训练班学员结业，张际春被派任第1师（师长王柏龄）第1团（团长叶剑英）第2营营长。此时，第1师副师长为王俊，参谋长为郭俊，第2、3团团长为金佛庄、薛岳。7月9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第1师、第2师（师长刘峙）合编为北伐军总预备队，由王柏龄兼任指挥官；叶剑英调该预备队参谋长，所遗第1团团长由孙元良（一期）接任；金佛庄调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警卫团团长，所遗第2团团长由倪弼接任。30日，第4军(军长李济深)独立团(团长叶挺)第2营营长许继慎在湖北贺胜桥之战中负伤，遗缺由张际春代理。据韩梅村（四期）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片断回忆》一文中说，当时，“在蒋介石窃取了国民革命军北伐军总司令职务以后，第1军抽出6个团，编为两个师做北伐军总预备队。指挥官王柏龄，第1师师长王柏龄兼，第2师师长刘峙。第1师的第1团是由第3师第7团改编的，改编后的团长是叶剑英同志。张际春同志任这个团的第2营营长。但在北伐军出师前，他二人被调走，由孙元良继任团长。”此时，叶挺独立团中校团附为罗隆，少校团附为刘明夏（一期），参谋长为周士第（一期），党代表为余增生，所辖第1、3营营长为卢德铭（二期）、张伯黄（一期）。9月中旬，张际春因病请假，所遗第2营营长由谢宣渠（二期）接任。据谢宣渠在《叶挺独立团围攻武昌城的一段回忆――堵击敌人在通湘门地区的突围》一文中说，此时，独立团“在战斗的编制上，相当于5个步兵营。第2营（轄4、5、6连）营长许继慎在贺胜桥战役中负伤，尚住在长沙湘雅医院。代营长张际春，因病请假。第4连连长卢德铭接任曹渊（一期）任第1营营长，现在该连只有2个排长，其中1个还是刚升上来的副排长代理排长。第5连连长是刚由排长升上来不久的。第6连连长姓袁（也烈），是非党员。所以第2营干部是很薄弱的。现在决定由我去任第4连连长，代理第2营营长职务。”9月下旬，张际春被中共派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开始“清党“，国共分裂。不久，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一些中国学生离校回国，张际春仍留校学习。据饶卫华在《组建叶挺独立团的一些情况》一文中说，“我没有参加独立团，但由于当时的工作使我了解到有关叶挺独立团的事。我主要是通过这几个方面了解到的......二是1926年底我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时，和叶挺独立团的两个营长（一个叫张际春，一个叫贺声洋），还有独立团的党支部书记吴季严，一起在东方大学学习，和他们同在一个班，同住一个宿舍，同一个党小组过党组织生活。1932年我回国在上海被捕，后来在南京又同吴季严一起坐牢。他们也常谈起独立团的事情。”
1928年4月7日上海《民国日报》“陈独秀蠢然思动”一文说，“柏林通信，陈独秀于3月17日由莫斯科乘国际快车去海参崴，同行者有莫斯科东方大学学生廖开（二期）、张童言、李太（均系译音）等。陈起身之前一日，曾由某外国税关转哈尔滨10余万。据云，此系第三国际最近新计划，拟乘张作霖抵抗革命军时，陈独秀混入东省北部，指挥共贼暴动，捣乱张之后防，掠夺东省民众，以再一逞其杀人放火之惯技也。”不久，又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即陆军大学）学习。据高理文（时为莫斯科东方大学中文班翻译）在《难忘的历程》一文中说，国共分裂后，“由于在中山大学的国民党学生相继被送回中国，中大也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党校，故东大的中国学生于1928年年初，也都陆续编入中大上课。但原在东大的一班老学生，如罗汉、鲁易、朱代杰、严明杰（福建人，回国后投入戴笠部下）、吴季严、张际春（黄埔一期学生，后转入莫斯科陆大，与刘伯承等同期受训）等人仍留在东大。到了是年3月，这批东大的老学生或回国（如罗汉、鲁易、严明杰、吴季严），或送到列宁学院（朱代杰），或送到陆大（张际春），其余新来的学生则全部转入中山大学。”
1929年春回国，留在上海，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杨殷)委员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彭湃)委员、上海市总工会纠察队副总指挥。5月30日与8月1日，曾两次参与领导了上海各界举行反帝大示威。24日，因时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的白鑫（四期）告密，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张际春一起被捕。据周恩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部长)在《彭杨颜邢四同志被敌人捕杀经过》一文中说，“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4同志之被捕，日期在1929年8月24日下午4时许。那时，帝国主义的武装巡捕与公安局的中国包探，驾着几辆红皮钢甲车，如临大敌地到沪西叛徒白鑫夫妇的住家。彼等于弄堂内外布置妥贴后，登楼捕人如象预知的一样，按名拘捕共5人（除彭、杨、颜、邢外，还有张际春同志），而对白鑫夫妇则置诸不问。人捕齐后，于白鑫床下搜出一些革命刊物，如《布尔塞维克》、《红旗》及共产党的中央通告等。被捕5同志当即为警探拥上汽车，直驶向新闸捕房......25日为星期日，临时法院不办公。26日法院开审，合作的帝国主义走狗法官与公安局代表故意做作一番，然后判交公安局引渡带去......彭、杨5同志至公安局，当晚即开审，问官一无所得。而彭、杨5同志在看守所中即开始宣传，许多保安队员为之感动。27日下午复开审，审问历四五小时......审问毕，5同志齐唱《国际歌》，以赋同仇，直影响了全所。第二审过后，公安局深惧有意外，至28日清晨即转解警备司令部。适当晚发生了蒋介石被刺事，一切嫌疑卫兵统押至司令部......于是5同志在押的三天中（28－30日）未经一审，只是手铐脚镣，铁链叮铛，被严重地看管在司令部看守所中。在这三天中，5同志没放过一刻机会，不断向在狱群众与司令部内的士兵宣传......他们入警备司令部后，已知必死，故他们传出书信多是遗嘱之辞。他们嘱咐党中同志不要因他们被捕而伤痛，要继续努力谋得革命的发展。他们嘱咐党中重要负责同志要为党惜身。他们望党内对于反对派的斗争要多从教育上做功夫，以教育全党......在30日这天，临时法院忽又故意票传5人复审。司令部遂亦于当天午后，在形式上将5人严密地解送至法院......在临时法院审后，即刻又武装紧严地解至警备司令部。当由法庭回至囚车时，颜昌颐同志举手呼共产党万岁，5人相视而笑。至司令部，先回看守所，当即送进一桌酒饭，5同志都知是死期已届，谁还肯吃这一桌劳什子‘赏饭’！约一小时，便提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4同志行刑......死后，司令部又秘密地派人掩埋，以图灭迹。”因当时情况不明，8月31日，中共中央发表《反对国民党屠杀工农领袖宣言》说，“24日帝国主义国民党又拘捕中国革命领袖彭湃、（杨殷）、颜昌颐、张际春、邢士贞等5人，首先加以严刑拷打，继则于同月30日下午加以枪杀的极刑......张际春同志是现在上海总工会纠察队的副总指挥。今年八一，上海工人劳苦群众反抗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大示威，他是示威的领导者之一。他是中国共产党很老的党员，在过去的革命斗争历史上他是一个极英勇的战士！”此后，中共党组织搞清楚张际春并未被杀。9月6日，据晓云（不知是何人化名）在《为彭湃等就义前给党中央的报告所作的说明》中说，“这是彭湃（即孟字，中央委员、中央农委书记、江苏省委军委书记）、杨殷（梦揆、中央委员、中央军事部部长）、颜昌颐（江苏军科）、张际春（上海总工会纠察队副总指挥）、邢士贞（江苏军科做士兵运动之负责人）5同志在上海被难前几天向党的报告，内有张际春同志一人在9月6日前尚未被杀，余4人在8月31号下午被敌人枪杀于龙华。”14日，《民国日报》刊登“著名共党彭湃枪决”一文说，“本埠当局前据密报，有著名共党匿居本埠，发纵使指，阴谋暴动，当由军警前往拘捕。连日破获机关数处，拘获共党彭湃、杨英（殷）、白鑫在（四期）、张际春、颜昌颐、邢士贞等6人，解往警备司令部讯办。彭等初皆改姓易名，被讯时极端否认，后经熟人指认，方知无可抵赖，乃即哀求赦免，准其戴罪立功，以报党国。惟当局以彭湃等4人前在海陆丰组织苏维埃，公然残杀民众，罪在不赦，判处死刑，业已枪决。至白鑫、张际春2人曾在黄埔学校毕业，前以受人之愚，误入共党，罪状较轻，已由蒋主席负责保出，业于前日带往南京，听其戴罪立功，以观后效。闻本埠共党机关自当局严厉搜查后，业已破获殆尽。”又据曾扩情（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一期）在《黄埔同学会始末》一文中说，“约在1929年8月的时侯，上海警察局（局长袁良）破获了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几处，逮捕了黄埔第一期同学张际春（与现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张际春同志不是一人）及其他共产党员如彭湃等多人。蒋介石想借此瓦解当共产党员的黄埔同学，特派我到上海警察局，将张际春同学保释出来，其余如彭湃等多人，一律令由上海警备司令熊式辉枪决了。”此时，张际春已身患重病，大口咳血。病情较为稳定后，仍回南京陆军监狱服刑，并填写自新书。
1932年初，张际春获释，被派任中央军校（教育长张治中）政训处(处长酆悌、一期)中校政治教官。
1933年4月，张际春病逝重庆，年37岁。
值得一提的是，共产党内还有一位湖南宜章出身的张际春，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1968年9月12日病逝北京。有不少人将这两人混为一谈，如邓文仪（一期）在大陆“文化大革命”初，曾通过电台给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的徐向前(一期)播了一封“策反信”说，“想念当年同期同学600多人，到现在只剩下不到五分之一，不足100人了，真是感慨万分。现在台湾的黄埔第一期同学，还有百多人，不知道在大陆的一期同学还有多少？陈赓（一期）同学是前年在上海病死的吧？张际春同学在北京，你们常见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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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将领张际春
张际春（1900-1968），湖南省宜章县人，1900年12月20日生于贫苦农民家庭。
他6岁读私塾，15岁入初级小学，17岁考入县城高级小学。曾参加五四爱国运动。1920年考入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读书。其间常因经济困难时而辍学。1922年后受革命思想影响，参加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1925年毕业后，在本乡小学任教，兼办农民协会。1926年加入中国国民党，任区党部常务委员。组织农民协会、农民自卫军和农民夜校，开展反对北洋军阀苛捐杂税的斗争。1926年11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并担任本乡第一个党小组组长。1927年初到宜章县立女子初级师范学校任教，担任党小组组长。同时任国民党县党部常务委员。开展学生工作和教员联合会的工作。大革命失败后，受国民党反动派通缉被迫流亡。
1928年1月参加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任中共宜章县委委员、农委书记。4月随军上井冈山，曾被派往袁文才、王佐部，开展政治工作。先后在红四军第十师第二十八团、第二纵队政治部和党委会做宣传工作。1930年6月至8月任红四军秘书长。同年8月至1931年1月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宣传处处长。1930年12月调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干事兼机关党支部书记。1931年春调任红三军秘书长。5月至9月任红四军第十一师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师党委书记。同年9月至1932年3月任红四军第十三师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师党委书记。1932年3月至8月任第四十五师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党务委员会书记，开始归红十五军后归红三军指挥。8月任红一军团第三十一师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2月调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主办《战士报》。1933年兼任红一军团军事裁判所所长。1934年初任红军第二步兵学校（即公略学校）政治委员兼政治处主任。同年夏因抵制和反对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受到排斥和打击，改任校训育处副处长。不久调任红五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参加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斗争。他长期从事政治工作，是红军中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干部。
1934年10月参加长征。随红五军团担任后卫的第十三师第三十七团行动，协助部队进行宣传鼓动、收容和筹粮等工作。1935年10月至1936年6月任红军大学政治主任教员。1936年6月至9月任红军大学政治部主任。其间，与刘伯承等一起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路线进行斗争。年底到达陕北后，学校改编为红军大学第二校，被任命为政治部主任。1937年1月入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第二期第二队学习，兼任党支部书记。3月至8月任中国抗日红军大学附设步兵学校政治部主任。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8月任八路军后方政治部副主任。11月调任绥德河防警备区政治部主任，兼中共绥德特别区委委员。1938年1月至1943年3月任抗大政治部主任。1938年5月任抗大党务委员会书记，1942年9月起任抗大代理政治委员兼军政委员会主席。1939年7月和罗瑞卿等率抗大总校经晋绥、晋察冀向太行地区迁移。1943年1月至1945年8月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员、宣传部部长（至1943年10月）。1943年9月起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副主任，兼做北方局党校的整风审干工作。1945年4月返回延安。4月至6月作为晋冀鲁豫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并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8月任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常务委员，同月至1946年9月兼任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部长。1945年8月至1948年5月任晋冀鲁豫军区副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指挥员，初任晋冀鲁豫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47年5月至1949年5月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常务委员。1948年5月至1949年2月任中原军区（中原野战军）第二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949年2月至9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中共第二野战军前线委员会委员。2月至8月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5月至6月任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5月至9月任中共南京市委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部长。9月随部队向西南进军。协助刘伯承、邓小平制定作战方案，组织指挥部队。参与领导上党、邯郸、进军大别山和淮海、渡江、西南等重大战役的政治工作，总结推广王克勤班团结互助运动等经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0月至1950年2月任第二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949年10月至1950年4月任第二野战军前线委员会委员。1949年11月至1954年12月任中共中央西南局常务委员。1949年12月至1952年8月兼任西南局办公厅主任、组织部部长，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至1951年1月）。1950年2月任西南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至1952年11月），4月任西南军区党委第一副书记，同年9月至1954年3月兼西南军区干部管理部部长。1950年2月至1954年12月兼任西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1950年11月起兼任西南局党校校长。1951年6月至1953年4月兼任西南局保密委员会主任。1952年9月至1954年12月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副书记兼西南局农村工作委员会书记（至1953年2月），1952年12月起兼任西南人民武装委员会主任，1953年2月至1954年12月兼任西南局农村工作部部长。1950年6月至1953年3月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1951年9月至1953年3月兼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主任。1953年1月至1954年11月任西南行政委员会委员兼任西南行政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1953年3月起）。参加部队进军西藏、改造国民党投诚起义部队和剿匪的任务；参与领导清匪反霸、土地改革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和“三反”、“五反”运动，参加接管和改造重庆市工作。1954年1月至1967年6月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其间，1957年6月至1959年6月任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副主任。1958年6月起任中共中央文教小组成员。1959年6月至“文化大革命”初期任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第二、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诬陷和迫害，1968年9月12日含冤逝世。1979年1月中共中央为其平反昭雪。称他是“发扬党的三大作风的模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模范”。主要著述收入《张际春文选》。
他一生从事政治、宣传工作。从井冈山到红军长征时期，他从实际出发，办《战士报》，自编自演戏剧，使政治思想工作成为部队战斗胜利的重要保证。在担任军事院校领导人时期，他亲自执教政治科目，特别注重党的建设，要求学员加强党的理论基础和党的基本知识学习，培养了大批治党治军人才。解放战争时期，他协助刘伯承、邓小平大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他按照古田会议决议精神，拟订《团的党委会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受到中央军委重视，在全军试行，推进了全军党的建设。在千里跃进大别山、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挺进大西南等战斗历程中，他注意抓部队政治思想工作，要求部队严格执行政策，加强军纪教育，密切军民关系。建国后，他长期参与领导全国的宣传文教工作，坚决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强调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努力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的文教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http://www.chenzhou.gov.cn/daxx/wszt/jjp/a/b/200801/85048.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