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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都学者”说“十大红色经典小说”之一：《红岩》背后的故事
（二）红色作家罗广斌死亡之谜
罗广斌（1925--1967），重庆忠县人。读中学时，为争取婚姻自主与封建家庭决裂，离家到昆明求学。在昆明他受到民主运动的影响，于1945年参加了昆明地下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社；1947年在重庆参加地下党外围组织六一社；1948年3月在重庆加入共产党。9月10日，由于叛徒的出卖而被捕。他先囚禁于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后囚禁于白公馆。在狱中，他和战友们一起同敌人展开了各式斗争。为争取活着迎接解放，白公馆党组织秘密制定了“狱中策反越狱计划”，通过陈然和罗广斌的努力，将看守杨钦典策反成功。1949年11月27日下午4点，“白公馆”开始了大屠杀，到深夜3点多钟时共9批29人被杀。此时，还有19名“犯人”关押在牢中。然而渣滓洞尚有100多人未处决，故杀手全部赶往渣滓洞。白公馆的“犯人”由看守长杨进兴全权处理。面对解放军的隆隆炮声，杨进兴心里发慌，他命令杨钦典一人留下看守，自己带领亲信逃离了白公馆。通过做工作，杨钦典把牢房钥匙交给了罗广斌，19名难友被编成5个越狱互助小组，在黎明前的黑幕中冲出了白公馆。尽管被敌特武装发现，但是他们冒着密集的机枪扫射，冲向后坡的山林中，安全脱险。
1949年12月初，罗广斌到“脱险同志联络处”报到；12月中旬，他被组织指派到“重庆市各界追悼杨虎城将军暨被难烈士追悼会”组织部协助工作，收集牺牲在“中美合作所”的烈士资料。1950年1月中旬，烈士追悼会结束后，他和刘德彬一起，把有关材料集中汇编为大会特刊《如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蒋美特务重庆大屠杀之血录》。作为幸存者，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对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英雄事迹宣传中。为使更多的青少年能够受到教育，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把演讲用文字写了出来。1956年底，他们三人合作的长篇小说《锢禁的世界》初稿完成；1958年，罗广斌下放到长寿湖农场；1959年2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出版了他们三人合写的《在烈火中得到永生》。在沙汀、马识途等一批老作家，以及许多考领导、老干部和编辑同志的亲切关怀下，《锢禁的世界》经过修改，最后定名《红岩》。1961年12月，署名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红岩》一发行，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罗广斌一下就成为青年们崇拜的英雄。尽管他的名气如日中天，但由于当年他在大屠杀之夜从狱中脱险的经历，构成了让人不放心的历史疑点。在“文革”前，就反反复复地审查了四次：
第一次是1950年，审查由市委组织部直接主持，审查结论是：一、罗广斌虽系罗广文胞弟，但受党较长时间教育，1945年参加共产党外围组织，1948年3月入党成为预备党员，工作表现好。二、关于在狱中的表现，所有党内外认识罗广斌的同志均证明他是一人一案，未牵连组织与同志，未写有损于党的东西。三、家庭营救时，特务准备好悔过书，他坚决拒绝签字。四、在狱中鼓励难友坚定斗争意志，领导难友突围脱险。五、解放后工作表现积极。审查结论给予充分肯定，决定恢复其党籍，并于1948年12月1日转正。
第二次审查是1955年的肃反审干运动，由市审干委员会主持。此次审查结论语言规范，对于罗广斌被捕原因、狱中表现及越狱脱险大体与第一次审查结论一致，认定：罗广斌被捕期间无问题。
第三次审查是1959年4月，由于在押特务张界供称罗广斌被捕后，曾交代了组织关系。于是市委指示市公安局成立专案组，对罗广斌的以下细节问题进行再审查：1、在秀山时，是谁通知罗广斌重庆地下党遭受破坏？既知重庆出了叛徒，为何还要来重庆？如何与邓照明接头？在返蓉途中有无问题？2、究竟是什么原因被捕？3、罗广斌行踪是谁暴露的？原特务在成都捕他时，假称是为马识途送信，既然罗广斌认识马识途的字迹，为何没发现老马的“信”封面字迹有诈？4、徐远举给罗广斌看的冉益智“报告”，其内容是什么？他看后有何表示？面对敌人掌握的确实材料，他为何还要“横扯”？这个报告提出的疑点无法立足。所谓“交待组织关系”，究竟是承认了党员身份（“组织关系”是指党员身份），还是出卖了组织？哪些人被出卖了？既然认定上级冉益智指供了他，无法“横扯”，为何承认党员身份又是个问题？张界供认罗广斌承认中共关系；同时，也证实罗广斌表明了三种态度，即要么无条件释放；要么接受处决；决不依赖哥哥的关系出狱。证明罗广斌对党是忠诚的，还需要审查什么呢？这次审查没有结果。
第四次是1964年。小说《红岩》被译成日文后，日本民间组织邀请罗广斌访日。共青团中央征求重庆市委意见，于是又进行审查。其结论是：罗广斌系刘国定出卖，经罗广文同意而被捕；承认了党员身份未叛党；脱险出狱是因为人情关系。此结论措词用语大有贬意，但肯定了一个基本事实：“未叛党”。市委组织部的最后意见是：还有一些细节问题需进一步调查，在未细节未澄清以前，不宜出国访问。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罗广斌的政治生活遭到诸多限制。
1965年1月，江青先后两次在人民大会堂约见罗广斌、杨益言，在长达八九个小时的“谈话”中，她以一副无比关心《红岩》创作的神态，给罗、杨出主意、提要求、交任务，要罗杨按照她的想法对《红岩》中江姐的性格和形象进行“修改”。“应当把江姐当作民主革命时期女共产党员的典型来塑造”，“她（指江姐）的性格应当是能文能武，以文为基调，文中带有几分英气……她既善于作公开合法斗争，也善于进行秘密非法的斗争。”她要他们把江姐的性格和经历，“改”为江青的性格和经历，为她树碑立传！江青的企图，罗、杨在感情上是无法通过的。经过几次试探，她发现无法达到目的，于是一场不可避免的陷害开始了。
“文革”开始后，罗广斌首当其中地受到冲击。1966年6月22日，进驻重庆市文联的工作组收缴了罗广斌创作笔记，准备批判；7月15日，他被迫写“检查”材料说：“小说中没牺牲的人物篇幅写得少，多是完全虚构，如对李敬原的描写，他有斑白的发丝等等，历史上便没有这样的人。(在我们的心目中，则是想按着刘少奇同志这样正确代表写的)……”。“文革”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打倒刘少奇，于是红卫兵的批判大字报铺天盖地：“罗氏交出了‘斑白的发丝’和后台老板……无怪乎《红岩》出世后，得到旧中国宣传部拍手叫好。肖泽宽在1962年冬，还大肆鼓吹：‘中国宣传部对这本书评价很高，认为是白区党的斗争史，就到此为止了……’这正说明肖泽宽、罗广斌等人与旧中国宣传部阎王殿是一丘之貉！”8月3日，根据市委指示，对罗广斌又进行了第五次审查。这一次由市公安局连续提出三份《对罗广斌被捕的几个问题开展调查的报告》（之一、之二、之三），将以往的结论全部推翻。其要点是：一、罗广斌与马识途关系密切，被捕情节可疑。二、罗广斌严重丧失立场，承认党员身份，在敌特面前低三下四，大屠杀时，向刽子手求饶。三、敌特明确宣布释放罗广斌，并非其“越狱脱险”。四、包庇刽子手，把叛徒塞入烈士行列，自我吹嘘，伪装成“英雄人物”。调查结论：罗广斌被捕、狱中表现、出狱及解放后的一系列活动，都存在着严重问题。决定在运动中发动群众对其进行揭发批判，罗广斌成为运动批判的活靶子：首先大骂他是“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第二说他炮制《红岩》“反动”小说；第三，揭发他是“叛徒”！
忍无可忍、退无可退的罗广斌愤怒啦！他要反击，要洗清强加给他的不实之词。1966年10月23日，罗广斌写出《致文联机关全体同志的一封信》，这是他的“造反宣言”。同时他在“解放碑”广场慷慨激昂地与市委工作组“大辩论”，痛斥他们的“反动路线”！他宣称：“我不是叛徒，我的作品没有问题”。毕竟有许多人崇拜《红岩》的作者，于是罗广斌成了重庆家喻户晓的“造反派”。当红卫兵来渝串联，参观白公馆、渣滓洞时，罗广斌就为他们作报告。1966年11月27日，在重庆体育场召开“11.27集中营烈士纪念大会”，罗广斌还以“大屠杀越狱英雄”、“革命作家”、“造反派”等多重身份在红卫兵簇拥下绕场一周亮相。于是诸如“向革命老前辈罗广斌同志学习！致敬！”、“强烈要求市委给罗广斌等同志平反！”的巨幅标语贴满了重庆。文联大门上还贴出一副赞颂罗广斌的对联：“想当年无辜系狱犹青松临风立，到而今横遭诬陷似红梅傲霜开。”
1966年底，重庆发生“12.4武斗事件”。罗广斌等人非常痛心和愤怒。12月5日，他在声讨所谓“保皇派”重庆工人纠察队时扬臂高呼：“打倒黑市委！解放山城重庆！”罗广斌等人以“文联全体革命同志”名义，写出大字报《愤怒控诉制造12.4大血案的重庆市委会》。又在12月5日给党中央、毛主席拍发的电报中说：“我们怀着悲愤的心情向您报告……当场打死多人、打伤一百余人。”12月9日，罗广斌和北京南下的红卫兵以及重庆造反派组成“12.4惨案上京告状团”。12月17日，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红三司”)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主持召开“全国在京革命派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誓师大会”。罗广斌是唯一在大会上发言的外地造反派代表。会上，他还通过“红三司”将一大摞“告状材料”交给了中央领导。由于罗广斌带头“造反”，而且成了重庆地区两大派系激烈斗争的焦点。
1967年1月，“上海1月夺权风暴”狂飙般波及全国。1月24日，重庆势力最为庞大的红卫兵组织“8.15派”夺了重庆市大权，建立了“革联会”。为争权夺利，2月1日，另一支“造反派”头头黄廉等人建立了“联络站”，反对“革联会”的“单方面夺权”。因要砸烂“革联会”，故又称“砸派”，罗广斌应邀去“联络站”开了几次会。4月21日，“砸派”与“8.15派”大打出手。由于罗广斌是从“8.15派”中出来，“8.15派”对罗广斌恨之入骨。“北航红旗”(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团)驻渝联络组、“哈军工红色造反团”(哈尔滨军工学院的著名红卫兵组织，毛远新是其成员)、“鬼见愁战斗队”等组织首先举起“揭发大旗”，讨伐罗广斌。紧接着，“8.15派”也出来“揭发”罗广斌。由于“8.15派”势力强大，“联络站”黄廉等人赶紧发表声明：“我们和罗广斌没有关系……”。罗广斌的处境非常危险，整日东躲西藏。1967年2月5日，重庆建工学院“8.18”、西南农学院“8.26’”、北航“红旗”和“哈军工”等各路人马杀进文联，把罗广斌抓走。由于“中央文革小组”坚决支持“一月夺权风暴”，因而罗广斌反对重庆“革联会”夺权就成为弥天大罪。2月8日，“242部队”广播了《罗广斌该抓》的广播稿，这个广播稿绘声绘色地披露了罗广斌成为“叛徒”的细节，声调激昂地说：“罗广斌这个大叛徒，是重庆黑市委组织部长肖泽宽包庇下来的……罗广斌打着‘造反’旗号跳出来，完全是铤而走险，孤注一掷，妄图伺机为四川和重庆的‘走资派’翻案！”
罗广斌再也支撑不住了，他不断地写他狱中生活和怎样出狱的交代，写写停停，极端烦躁。1967年2月10日，罗广斌死了，年仅43岁。他是怎么死的呢？关押他的人是这样讲的：10日上午8时半左右，他在三楼卫生间小便和洗脸，一个姓张的同学(建院“8.18”红卫兵)在厕所外守候他。罗广斌把他的大衣、围巾、帽子，脱下来挂在厕所壁上，把钢笔、手表放在大衣袋里，然后爬上窗台。姓张的同学在门外守了约一两分钟，不见罗广斌出来，转身进门。一看，罗广斌已在窗台上弓身欲跳了。张急忙喊了声：“你要做啥子？”罗广斌假惺惺地吼了一句：“共产党万岁！”冲着三楼下的一块石阶跳下去，脑袋砸在石梯坎上，当即头破血流，脑浆四溅。关押他的屋内，罗广斌留下了一本《毛主席语录》和一封写给“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江青的信，上面的大标题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罗广斌的夫人胡蜀兴，始终认为罗广斌不是“自杀”。据马识途说：“在罗广斌死的前一天，有人送来一张罗广斌亲笔写的条子。条子上说，他一切还好，要她带钱和粮票去。看样子他是准备长期斗争下去的，哪里有一点自杀的迹象呢？他在自认必死的国民党监狱里，还总是那么乐观和活跃，现在不过是造反派抓了他，他凭什么要自杀？”胡蜀兴和杨益言、刘德彬等人，事发后上北京告状.他们得到不少人支持，并在首都开了追悼会。胡蜀兴和杨益言、刘德彬在发言中一致认为：“罗广斌是被重庆‘革联会’、‘8.15派’等黑势力害死的！”《红岩》的责任编辑张羽以知情者身份，声泪俱下、慷慨激昂地在会上发言。到会者振臂高呼：“把杀害罗广斌的凶手揪出来！”张羽的控诉发言被录了音，流传各地；许多北京红卫兵为罗广斌之死打抱不平。于是，围绕罗广斌是“自杀”还是“谋杀”的争论流传全国，成为当时国内影响重大的事件。
1968年3月初，“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在北京为四川办了有5000多人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3月15日，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作了影响重大的“3．15讲话”。江青在会上血口喷人：“杨尚昆是恶霸地主，他的亲属没有好的……（杨超）当然是自首的，是右派黑格尔……（按：杨超是原四川省委书记）弄个廖井丹（成都市委书记）来，他也是个呀呀乌……因为一个剧叫我调查，华蓥山我做了调查，碰见鬼，根本没有这个问题。罗广斌是罗广文的弟弟，有人替他翻案，我们根本不理他。华蓥山游击队，根本糟得很，叛徒太多了……王光美是大特务，是美国特务，刘少奇是大叛徒，四次叛变，我们有确凿的证据……”江青的讲话一传播，造成了新的一场政治迫害的开始，更多人的命运彻底发生了改变。使得川东、川西地下党成员以及罗广斌等人直至“文革”后很长一段时间，冤案长期难以平反。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全国各地开始平反冤狱，然而罗广斌的冤案没有结果。由于家属和生前战友的强烈要求，1978年，市委再次组织力量第六次对罗广斌的历史问题和死因进行审查。经审查决定：历史问题维持1955年的审查结论，算是复原了他的本来面目。关于他的死，是自杀还是谋杀？意见不一，于是只好使用比较空泛的政治术语：受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罗广斌之死只能成为“千古之谜”啦！1978年11月11日，重庆市为罗广斌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