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吉田茂自己在重建日本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同麦克阿瑟一样重要，可是这位总理大臣的话表明了他谦虚的本色。麦克阿瑟和吉田茂：一位是战胜者，另一位是战败者；一位是西方人，另一位是东方人；一位是将军，另一位是政治家。尽管如此，实际上他们两人却一起完成了世界现代史上最雷厉风行、卓有成效地改造一个大国的任务。
麦克阿瑟是美国的一位非凡人物，一位传奇式的人物，就象一则传奇故事一样，包含着各种矛盾和对立。他既是一位善于思考的知识分子，又是一位趾高气扬、唯我独尊的军人；既是一位独裁主义者，又是一位民主主义者；他是一位天才的、很有感染力的演说家，喜欢发挥丘吉尔式的雄辩口才，打动过千百万人的心——同时也使许多自由主义者气得晕头转向。
吉田茂是日本最黑暗时刻的一位脾气暴躁、性格粗野的领袖，就是这位狡黠而爱抽雪茄的前外交官，使日本摆脱了军事上战败的困难局面而在经济上取得胜利。由于他性格刚毅，言辞锋，体形矮胖，又由于他是在大多数人早该退休的高龄上台执政的，因此吉田茂常常被人们称作日本的丘吉尔。
1945年麦克阿瑟接管日本。当时日本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的跨了。有二百万日本国民死于战祸，其中三分之一是平民。工厂遭到破坏。外贸原是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日本国力之基石，这时已不复存在。粮食奇缺。更糟糕的是，日本人民原来都满怀信心，全力以赴地投入战争，认为上天不会让他们输掉这场战争的。现在天皇却下令叫他们放下武器，在日本历史上破天荒第一遭忍辱投降：裕仁天皇很快就要公开破除千百年以来历代天皇自封为神的迷信，这也就破坏了日本宗教体制的根基。
军事上的失败还很少给一个国家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造成如此严重的真空。然而九年之后，当吉田茂卸任总理大臣时，日本已经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生机勃勃的民主国家，并且正在把自己建设成为自由世界的第二经济大国。
人们普遍认为这全都是麦克阿瑟一人的功劳，因为使日本改变面貌的各种社会、经济和政治改革大多是在1945——1951年间麦克阿瑟执掌大权期间进行的。我对麦克阿瑟和吉田茂两人都很熟悉，也很了解他们的生平，我认为日本面貌的改变是两人共同努力的结果，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非同一般的伙伴关系，麦克阿瑟制订法典而吉田茂则负责执行。麦克阿瑟制订的法令是原则性的，由吉田茂予以加工，使之适应日本国情。结果仅在几年之内就使日本由独裁走向民主，由一个经济崩溃的国家变为名列前茅的世界经济强国。
对他们两人来说这都是一项出乎意料之外的任务。抨击麦克阿瑟的人说他是个爱摆架子、对部下管束极严的军人，结果却证明他是历史上最进步的占领军司令之一——而且是其中少数政绩卓著者之一。吉田茂是作为看守政府首脑上台的，对竞选和执政都毫无经验。结果却成了战后时期最好的总理大臣之一。他还创立了一种温和、保守、亲实业型的政府，至今日本仍然维持不变。
麦克阿瑟突出自己，压低别人，因此许多关于占领时期的记述中，吉田茂就显得无足轻重了。其所以如此，原因之一是他们两人个性不同，这一点清楚地反映在他们各自的著述中。麦克阿瑟的《回忆录》把事情写得活龙活现，有时还自吹自擂，在他的笔下占领时期简直像是麦克阿瑟一人唱独角戏。书中除了引用吉田茂对他本人的赞颂以外，只有一处提到吉田茂，说他是日本“能干”的总理大臣。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吉田茂的《回忆录》却虚怀若谷，读起来使人不由产生好感。在回忆录中他似乎不愿把自家的许多功劳算在自己账上。
占领时期的实际情况介乎这两种说法之间：在七年时间里，日本是由两个政府进行管理的，两者十二互相配合，时而互相冲突。麦克阿瑟通过公告办事，而吉田茂有时是通过不受注意、也不见经传的具体行动。他们两人同样重要，但是由于麦克阿瑟大权独揽，个性突出，使人难以看到吉田茂的作用。
更糟的是，许多学者习惯于把吉田茂当政的七年说得一无是处。有人说他是旧式保守分子，对麦克阿瑟实行的劳工、教育和警察制度的改革心怀不满，憋足了劲，一有机会就尽快取消这些改革，走回头路。也有人说吉田茂对这些改革进行调整实际上是美国人的功劳，因为美国人忽然认识到有必要在远东扶植一个强大的反共盟友。
实际上吉田茂是一位谨慎的政治家，但具有基本上是自由主义的天性。他认为美国人仓促进行的改革搞得太多太快，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日本人大概是世界上最不害怕外国影响的民族，有着“借用”他国文化的悠久传统，但他们总是很注意对各种新来的影响进行调节，使这种影响对日本社会起到充实而不是破坏的作用。对于麦克阿瑟引进的一些观念，吉田茂所持的正是这样的态度。麦克阿瑟创立了各种民主制度，期望日本人称为民主主义者。吉田茂则明白，要使日本人民既意识到新的自由给他们带来的好处，也意识到它所带来的责任，这是需要时间的。他也知道，在美国行得通的事，拿到日本来并不一定都行得通。
麦克阿瑟和吉田茂两人所起的作用迥然不同，也就需要两人有迥然不同的性格。两人在同我最初的交往中就显出了性格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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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阿瑟总是有一种非得与众不同的愿望，因此就有一些十分显眼、但又无伤大雅的怪癖。在军队里，穿制服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加强军官等级的概念。但麦克阿瑟偏偏不随大流，而要标新立异。一位军官问他为什么服装与众不同，他说：“只有你不服从命令，才能使自己出名。”
一次大战期间他多次不按规定戴钢盔，而是戴一顶皱巴巴的鸭舌帽，穿一件高领毛绒衫，挂梅红色的缎子领带，还穿着马裤。有一次，人家把他错当德国人，拘留了一小会儿。
1919—1922年麦克阿瑟在西点军校当校长时，人们可以看见他手执马鞭在校园里散步。后来，二次大战期间在太平洋服役时，他穿戴简朴而不落俗套，一付墨镜、一套褪了色的卡其布军装、一顶旧帽子和一支玉米穗轴烟斗。当时美国人经常看到这位将军在一个又一个南太平洋岛屿涉水登岸的图片，非常熟悉这个形象。他有二十二枚勋章，但一枚也不戴，只在衬衣领子上戴两小圈五星。
人们会以为麦克阿瑟不愿在衣服上镶金边，不爱佩戴绶带、勋章等饰品来打扮自己，这理应招人喜欢，而不会得罪人，特别是因为二十世纪中叶以后已经完全进入了平民的时代。但是，例如1950年他和杜鲁门在威克岛会面讨论朝鲜战争问题时，麦克阿瑟这幅打扮却使杜鲁门十分生气。多年以后杜鲁门无意中脱口而出说，这位将军“当时戴着他那付臭墨镜，衬衣也不系扣子，帽子上挂满了牌牌。我真不懂……人都那么一把年纪了，何况还是位五星上将，为何要在大庭广众之间打扮得像位十九岁的少尉呢。”
麦克阿瑟不用奇装异服就能显出他的不凡，因为他是当年最漂亮的知名人士之一。他的风度也很有魅力，加上他的敏锐和聪颖，能够叫听众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能够激励部队的士气，也能以威服人使部下对他忠心耿耿。他在西点军校的一位助手说：“领导可以以威服人，但是，若要别人忠诚，却只能以德服人，所谓忠诚究竟是什么，是不好下定义的。麦克阿瑟却生来就知道怎样赢得别人的忠心。”
麦克阿瑟在赢得和保持部下对他的忠诚方面有独到的本领，在我的政府和里根政府中担任要职的亚历山大·黑格和卡斯帕·温伯格两人都在麦克阿瑟手下工作过，到现在他俩还把他当做崇拜的对象。温伯格在二次大战快要结束时是太平洋地区麦克阿瑟手下的一位年轻上尉。黑格曾经是美国驻日占领军参谋部一名中尉。首先把共产党入侵南朝鲜的消息报告麦克阿瑟的就是黑格，那天他是值日官。
麦克阿瑟几乎从不生病。他只练健美体操，但他经常在办公室、起居室、飞机上、甚至打仗时还在轮船甲板上来回踱步，有时一天要走好几英里。麦克阿瑟认为自己身体健康是因为坚持睡午觉，几乎滴酒不沾，饮食有节制，以及几乎一上床就能睡着。他笃信宗教，但不去教堂做礼拜。
麦克阿瑟无论在思想、还是言论和行动上都十分有章法。人们记得最牢的是他那篇《老战士永远不死》的演说和他在西点军校的告别讲话，但他在参院朝鲜听证会上作证则是他在公开场合最精彩的一次表演。我当时不是举办那次听证会的参院委员会委员，所以没有参加提问。在听证会的第一天我顺便进去，只是想了解一下麦克阿瑟怎样对付连珠炮似的问题，本想只呆几分钟的。但他的表现精彩已极，令人入迷，结果三天的听证会我都去听了。出席听证会的民主党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等人事先都作了充分准备，提出了一些纯属刁难的问题，以表明麦克阿瑟违背总统指示，拒绝接受文质官员领导军人的原则。
在这种冲击之下，稍差一点的人就会抵挡不住。可是麦克阿瑟自始至终掌握着主动权。他从来不中圈套而作任何不利的交代；他利用对方提出的每一个问题在答复中说明自己想要说的论点。在长达一整天的紧张答辩结束时，他仍然和早上刚开始时一样机警、敏捷。
但给人印象更深的与其说是他讲话的内容，不如说是他讲话的方式。不管所谈的问题多么复杂，他总是能用非常漂亮、规范的英语把事情讲清楚。他和戴高乐一样，讲话时从不结结巴巴，从不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每句话都有头有尾，从不颠三倒四，好像事先把答话都写好背熟似的。不久以后我亲眼看到他在私下谈话时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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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来说，麦克阿瑟在建立新日本的事业中所起的作用是人所共知的。但吉田茂则是战后世界的一位无人歌颂的英雄。他精力充沛，富有同情心，能言善辩，有政治素养，大公无私，非常忠于祖国，是战后各国领导人中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他也是直到退休以至逝世后仍继续发挥影响的少数几位领导人之一。甚至直到今天，他的影响仍然存在，因为到了1982年日本依然是按照三十多年前吉田茂确立的中庸与克制的基本方针治国的。
在这个世界上，每个小学生都知道丘吉尔和戴高乐的名字。尽管吉田茂在许多方面都可同这个人媲美，但是除了日本人、学术界人士以及那些和我一样有幸同他有私交的人以外，却几乎无人知道他的名字。
吉田茂被西方的魅力所吸引，正如麦克阿瑟被东方的魅力所吸引一样。他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许多有文化的日本人相同，迫切希望日本能通过发展对外关系来促进本身利益。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一生反映了日本这个合二而一国家的情况：数世纪来日本积极接受外国影响而又不让其破坏日本的根本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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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田茂排行第五，父亲是个积极赞成明智新政的土佐人。在占领时期日本废除长子继承权以前，家中长子以下的儿子常常过继给别的人家，吉田茂的养父是他们家的一个朋友，叫吉田健三。吉田茂十一岁时，吉田健三就去世了，留给他一大笔财产。
吉田茂于1906年大学毕业后便开始了外交生涯。可能由于出身乡间， 而先被贬派到中国去坐冷板凳。他整日挥霍家产，生活奢侈，但是他对找对象很精明，他的妻子雪子是天皇心腹牧野伯爵之女。牧野是参加1919年巴黎和会的日本代表之一，他带上了年仅四十的吉田茂，这位年轻的外交官真实平步青云。
日本人去凡尔赛开会时对威尔逊的门户开放外交政策寄予很高的希望。牧野建议在合约中加上一条，肯定各民族基本平等。但是英国人对日本人和日本海上力量日益加强身怀戒心，他们在美国的支持下否定了这个提案。吉田茂发现明治维新和门户开放的理想都抵不过战后国际关系的严峻现实。他大失所望地回国了。
我最后一次会见吉田茂是在1964年，他请我到大矶他家中赴便宴。当时这位退休的总理大臣已经八十六岁。他详细地回顾了他在凡尔赛的所见所闻。他说他常想，如果西方大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能较好地采纳日本的意见，那么历史的发展是否会是另一个样子。就我个人而言，我总觉得吉田茂实在了不起，他没有因为在凡尔赛的经历就此永远对英美失望。这一点表明，吉田茂即使在年轻时也是豁达大度、信念坚定的人。
不过巴黎和会对他确实有影响。随着日本在国际上日益遭到敌视——美国在1924年实施排外法，完全禁止日本向美国移民就是一例——使他同其他许多日本人一样，更加关心确保在亚洲为日本产品找到足够的市场，为日本工业找到充足的原料。1925—1928年吉田茂任日本驻沈阳领事期间，为三十年代日本征服满洲准备条件，起了重要的作用。
然而吉田茂从来不在政治上赶时髦。正当日本变成军国主义的时候，他却开始不赞成军国主义。1932年—1933年间，他视察日本各驻外使馆时，会见了一位也参加过凡尔赛和会的人物：爱德华·豪斯上校。豪斯上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威尔逊的亲密助手和顾问。他向吉田茂提出忠告，并自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对德国人也提出过同样的忠告：即如果日本决定用暴力而不用和平手段解决对外争端的话，就会把明治时期以来含辛茹苦经营起来的一切全都毁掉。
吉田茂受过日本明治时期亲西方传统的熏陶，他极力提倡国际主义，尽管当时日本国内民族主义情绪正在抬头。他回国后就把豪斯的话告诉了所有愿意听的人。他的这种做法恐怕是造成“穿军装的政客”越来越讨厌他的一个缘由。
1936年东京的一些军官发难，企图举行军事政变——牧野伯爵仅以身免——日本从此处于军国主义者控制之下。新上台的总理大臣想同军人抗衡，不久便提名吉田茂出任外务大臣。但军方否决了这一提名，结果他被任命为驻英大使。
吉田茂出使英国从两个意义上说都是一件幸事。首先，吉田茂因此离开了日本，而当时日本国内反对军方的人都有受“思想警察”折磨、被捕入狱、以致遭到暗杀的危险。再者，他连续三年观察英国政治之后，更加坚定了自己亲西方的温和的政治思想。如果明治维新的理想得以开花结果，那么，从许多方面来看，日本就可以变成英国那样的国家：成为一个强大的、举足轻重的岛国，实行君主立宪、拥有议会和强有力的称职的行政机构。
吉田茂确信，日本不必搞激烈的民族主义就可以保住它在亚洲的经济利益。他主张搞积极的外交，不高军事侵略。1939年他回国后，尽管持反对军国主义的观点，但是起先总算没有被关进监狱。吉田茂同日本政府中有权势的人物有联系，他当时极力设法避免同英、美开战，但是没有成功。过了许多年后，吉田茂回忆起自己曾对东条内阁的外务大臣说，如果他无法制止“日本向美国宣战，就应该辞职，以使内阁无法进行讨论，甚至连军方也得三思。如果他因此遭到暗杀，死了也是幸福的。”珍珠港事件后，他致函美国驻日本大使约瑟夫·格鲁表示歉意，并设法保证被扣留在使馆里的格鲁大使不饿肚子。这是两个小小的姿态，但却需要极大的勇气。
二次大战期间吉田茂是“和平派”的一个成员，“和平派”是由并无一定形式、但相互之间有联系的反对军国主义的政界人物组成的。同纳粹德国的康拉德·阿登纳一样，他也避免大张旗鼓地进行反抗，以免坐牢或者遭到更坏的厄运。但是，他在大战期间曾数次统其他反对军国主义的人士讨论进行和平试探的可能性。1945年4月，他终于被宪兵逮捕。他们审问他给格鲁大使写信的情况和他同上书天皇呼吁和平一事的瓜葛。政府安插在他家里工作的一个密探发现了这个奏折的副本，于是他被关进了监牢。
吉田茂坐了四十天的班房，在狱内兴致勃勃，一如往常。当时东条英机已经下台，他确信自己不会有太大的磨难。当年吉田茂呱呱坠地时，他的生身父亲也正在坐牢，是政治犯。吉田茂认为“尝尝铁窗风味，换换环境，对我也没有坏处”。他把家里给他送来的食品分给同牢的犯人和看守，因此大家都很喜欢他。在东京大房里，（他后来写道：“我当时想，要是活生生地给烤糊了，那会有多难受呀！”）不久就获释出狱。他回到东京以南四十英里的大矶家里休养，以为自己将作为一名退休外交官默默无闻地在此度过余生了——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想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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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30日麦克阿瑟坐飞机去横滨，准备在那里建立临时司令部。附近有一些曾经拒绝投降的神风队队员和二十五万名荷枪实弹的日本士兵。战斗才停了两个星期，双方自然都互有戒心。
许多日本人预计大获全胜的美国人会蹂躏日本，到处奸淫掳掠。许多美国人则担心天皇会带着他的残余军队上山长期打游击。没有人相信曾经举行过菲律宾死亡进军、在硫磺列岛等太平洋岛屿上一直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的日本军队会很快投降。
唯有麦克阿瑟与众不同。尽管他的助手一再劝他小心提防，他还是坚持完全不带武器独自去横滨着陆。他甚至不准他的助手们携带随身武器。他确信这种大无畏的态度比炫耀武力更能打动那些还不肯就范的日本人。这又是一次赌博，而麦克阿瑟又是对的——他就是这么个人。麦克阿瑟在横滨平安着陆。丘吉尔说麦克阿瑟此举是二次大战中最勇敢的孤胆行动。
麦克阿瑟对菲律宾人来说几乎是半个上帝，他用以上这一类办法同日本人建立了类似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基础时双方都绝对信任对方。他凭一时灵感作出的决定缔造了这种持久的关系。许多人——包括英国人、俄国人、甚至华盛顿的一些人士——都要求把裕仁天皇作为战犯进行审判。当时天皇本人破天荒第一次来到美国大使馆拜会麦克阿瑟，对他说日本挑起战争归根结底是他的责任，并且完全是他一人的责任。
但是麦克阿瑟认识到，人们崇拜天皇，即使在日本投降后也是如此，这是维系全国团结一致的力量。1945年8月，裕仁天皇在电台发表广播讲话，要求他的臣民“忍其所不能忍”，实行投降，这也是麦克阿瑟之所以能在横滨平安着陆的一个原因。麦克阿瑟当下就喜欢上了这位书生气十足、不摆架子而又恬静庄严的君主。这位盟军最高司令官决定保留天皇，在整个占领时期始终以礼相待。根据1947年制定的麦克阿瑟宪法，裕仁天皇成了立宪君主，起礼仪性的作用，而且对此还有详细的规定。麦克阿瑟决定保留天皇是违背了当时许多人对他所提出的忠告的。只有深深了解自己当时管理的日本人民的历史和文化，才能作出这样具有远见卓识的决定。
最后，麦克阿瑟并没有废除专制的政治权威，而是把它从天皇那里转到了自己手中。他把自己的永久性司令设在环绕皇宫的护城河对岸。他统治日本整整五年，一直就像裕仁天皇以往那样高高在上，神秘莫测。人们每天看见他不是在办公室里，就是在美国大使馆里他的住所，或者是在两地往返的路上。从1945—1951年，他只有两次离开东京地区，每次都是为了到日本以外的地方。
与此同时，裕仁则改弦更张。他访问各地的工厂、农村，观看棒球比赛，和自己的臣民打成一片。但是尽管大权先是从裕仁手中转到麦克阿瑟手中，最后又在1952年转到了人民手中，人们仍然觉得麦克阿瑟同以往的幕府和明治时期的革新家一样，只不过是奉天皇之命治国而已。有一个日本人这样说麦克阿瑟：“天皇选的这个人再好不过了。”
尽管吉田茂主张搞议会民主，他对天皇仍然忠心耿耿。他认为麦克阿瑟对裕仁处理得当是美国对日占领之所以成功的最主要原因。吉田茂对麦克阿瑟感情极深，这也是重要原因。
1946年吉田茂以六十七岁高龄出任战后日本第三任总理大臣，既没有思想准备，也感到有点勉强。由于麦克阿瑟清洗同军国主义势力有联系的人，自由党（实际上是保守党）提不出可任总理大臣的人选。当时吉田茂已离开大矶出任外务大臣。自由党的领导人找他出任这最高职务，不料他却不愿接受。他最后终于首肯，但事先给党内打了招呼，一不参与党内斗争，二不筹措经费。原来人们以为他只会当一届看守内阁的总理大臣，结果他却在台上长达七年多，主持了五届内阁。
吉田茂是一位作风果断的领导人，但有时过于生硬，令人难堪。例如，虽然他小心翼翼而又真心诚意地尊重学术界对社会作出的贡献，但是他并不特别喜欢学者，除非他们赞成他的意见。有一次他公开骂一位同它意见不一的学者是个“文侩”。1947年他在新年文告中点到劳工运动中的“叛徒”问题，激起工人酝酿举行全国总罢工，后来不得不由麦克阿瑟亲自出马予以制止，吉田茂的第一届内阁就此倒了台。1953年，他要求对占领期间一些不太切合实际的改革作些调整，但反对派有人企图阻止他这样做，他盛怒之下大骂社会党的一名议员是“巴格牙路”（混蛋），于是反动派成功地对他的政府投了不信任票。但是在下一届大选中他又取得了胜利，得以继续搞他的那一套。
这位日本的丘吉尔是按照英国的丘吉尔提出的一条最实在的道理治国的。丘吉尔曾写道：“那些不愿得罪人，不能力排众议的人是不适于在艰难困苦之时担任政府部长的。”战后日本局势一片混乱，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吉田茂坚定不移地推行自己的一套，怎么想就怎么干。他的岳父牧野伯爵佩服地说：“吉田茂这个人不见得是最招人喜欢的，但他有骨气，这是最重要的。”
康拉德·阿登纳不信任的国人，而吉田茂却不像他那样不信任日本人。他把二次大战的灾祸只归咎于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吉田茂的一位亲戚告诉我说，其实这位总理大臣绝对信任自己的同胞，他确信只要领导者勇往直前，日本人民是能够重建自己的国家的。
他常常戴着贝雷帽、披着长披风在东京街头漫步，听百姓怎样议论他。他很少被人认出来，而且不止一次地听到有人把他叫做“独夫”总理大臣，看来他并不认为这是对他的侮辱。对于他的统治手腕进行抨击的主要是吃过他苦头的少数党，以及反吉田茂的新闻界。人民则觉得他能够振奋人心，甚至还很风趣。还有一些政客因为他骂过一位反对派议员是“巴格牙路”而对他肆意诋毁。但是当时有一位美国记者写道，这个词一经吉田茂用过，顿时就变成好词了，现在如果你再把一位出租汽车司机叫做“巴格牙路”，“他可能会朝你一笑而不是瞪眼”。
吉田茂对他的下属有时也像对他的政敌一样不讲情面。有一次他为威廉·西博尔德举行宴会，同时邀请了一位即将派往美国工作的日本外务省官员作陪。这位官员和夫人为了要赶往郊区的末班火车回家而提前退席。过了几天西博尔德听说，吉田茂已经撤销了派此人赴美工作的任命，原因就是他先于主宾退席。吉田茂认为，作为一位日本绅士，一位未来的日本驻外代表，这样有失检点，简直是太放肆了。
尽管吉田茂有时十分专横，但是他在拿主意以前总是注意听取专家和顾问的意见。他不是那种妄自尊大，刚愎自用，即使发现新的情况、听到很有道理的论点也不肯改变主意的人。他尊重在某一方面比自己更有经验的人。例如，吉田茂知道自己在经济政策方面比较没把握。他和艾森豪威尔一样，在经济问题上总是更多地听取实业家而不是官僚的意见。日本很少由总理大臣吸收实业家入阁，他却就是其中之一。最重要的是，他同戴高乐和阿登纳一样，选拔了池田勇人之类精明强干的大藏大臣。池田是吉田茂的宠信，后来也当了总理大臣。
虽然吉田茂承认自己在经济方面经验不够，他对一些基本的经济问题却有一种本能的理解。譬如他正确地认为，日本要想在战后国际市场上获得应有的地位，就必须使其工业基础现代化。有一次他狡黠地说：“幸运的是日本被炸成了一片灰烬。如果日本现在采用新的机器设备，它就可以成为一个了不起的国家，生产力远远高于战胜国。拆毁机器要花很多的钱，可是敌人替我们做了这件事。”尽管吉田茂是在开玩笑，但是事实证明他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
从1953年我和吉田茂在东京初次交谈开始，到1964年他在大矶家中设宴款待我为止，我们曾多次接触。我发现他在私下场合给人的印象同他在公开场合经常怒气冲冲的形象截然不同。他在私下场合谈言微中，妙趣横生。西方人不大熟悉日本人这种貌似正经、十分内涵的幽默，有时还一下子领会不了。1953年有一次吉田茂设宴款待我们夫妇俩，我的夫人坐在他旁边，席间他转过头去对她说，有几艘美国驱逐舰在东京湾停泊。“请问这些兵舰舰是不是怕你受我们欺负而来保护你们的？”
他当时脸孔铁板，又规规矩矩地剃了个小平头，初看上去严肃极了。只是当他眨了一下眼睛、脸上掠过一丝微笑时我们才意识到他原来是在开玩笑。
吉田茂常常在外事活动中借助于幽默。战后有许多亚洲国家要求日本赔偿战争损失。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时，吉田茂料到他可能也有这种想法，便采取先发制人的办法。
吉田茂满面春风地说：“我一直盼望着您的光临，贵国总是朝我们刮台风，给日本造成了严重损失。我一直等着您来，以便请您赔偿贵国的台风给敝国造成的损失。”说罢吉田茂放声大笑。苏加诺听了目瞪口呆，无言以对。这在他的一生中是很少有的情况。他决定不再提出战争赔款问题。
吉田茂在政治活动和日常生活中都是兴致勃勃的，但是有一付天生的傲骨和上年岁人的自恃。每天早晨六点他在总理大臣府的花园里散步，用镰刀为他心爱的盆栽树除草。他以谈心或骑马为消遣，他既有天生的口才又是一位耐心的听众。他小时候骑马上学，附近没有几个孩子有这样的福气。他当总理大臣的时候，就在御马苑里骑马。
他什么菜都喜欢吃，就是不喜欢中国菜，他好喝米酒，爱抽雪茄，一天要抽三支。他喜欢读日本最杰出的外交家的传记。也看法文和英文书，熟悉英、法两种文字的文学作品。他失眠的时候不吃安眠药，而是用看书催眠。
同任何一位明治时代出身地道日本人一样，吉田茂每日必读《纽约时报》和伦敦《泰晤士报》，凡是他认为助手应读的文章和段落，他都标上记号，送给各个部门去看。他读日本报刊的时间不多，他认为日本报刊太固执己见，没有规矩。他确实曾经接见过他所赏识的个别记者，但是他也经常用行动明白表示自己对新闻界的态度。有一回，他把警察叫来赶走赏菊会上的记者。人们还可以经常见到他用拐杖挡开摄影记者。
吉田茂非常爱他的妻子雪子。她是位业余诗人，日本的文学评论家很欣赏她的作品，因为她用外国的背景写日本的主题，这无疑是根据她回忆吉田茂当外交官时到过的各个地方的情境写成的。她是在二次大战开战前两个月去世的。她生病期间住院三个月，吉田茂天天去看望她。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的夫人也每日去看望吉田茂夫人，并且给她捎去自己家里烧的菜汤。
吉田茂后来再也没有娶妻。一次，有人问起他对女人有什么想法，他的回答很简单：“自从我的妻子去世后，我对女人就没有什么想法了。”
吉田茂夫人去世后，他的女儿麻生和子就成了家里正式的女主人。她通晓好几国语言。有的人说她是“总理宝座的后台”，尽管她并不以为然。但是在1953年我们访问日本前，曾在罗斯福政府时期出任美国驻俄大使的威廉·布利特对我说，在国际舞台上出头露面的极为第一夫人中，他认为吉田茂的女儿可以和蒋介石夫人相提并论，都是其中佼佼者。麻生和子从各方面说都无愧于布利特大使对她的评价。她聪明过人，仪态大方，完全配得上她那位杰出的父亲。又一次她对我说，许多国家领导人都不失为伟大的人物，却不是好丈夫。她说：“我宁愿要个好丈夫。”显然她认为自己的父亲兼有这两方面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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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本和美国尚未完全面临冷战的现实时，麦克阿瑟曾经认为日本可以成为一个新型的国家：一个经济强国，永远放弃以战争作为解决同其他国家争端的手段，即麦克阿瑟所谓“东方的瑞士”。这个想法写进了麦克阿瑟宪法，作为第九条，即“非战”条款。
弗农·沃尔特斯曾经对我说过：“大多数将领只负责把仗打完，而麦克阿瑟看得更远。”日本宪法第九条最具体地证明，曾经目睹两次大战的恐怖的麦克阿瑟憧憬着一个不再需要打仗的世界。不幸，他乐观得太早了。到四十年代后期，许多美国人都认为制订第九条是一个错误。日本的西边就是苏联，1949年以后又出现了共产党中国，因此日本需要有一些自卫的手段。朝鲜战争打起来的时候，麦克阿瑟把他的大部分调到了朝鲜。为了顶替调走的美军，他就地招募日本人，建立了一支七万五千人的治安部队，后来起名“自卫队”。吉田茂认为，日本虽然已经放弃发动进攻性的战争，但是并没有放弃抗御别国侵略保卫自己的天然权利。他不顾社会党和怀有和平主义情绪的公众的反对，迅速着手尽量提高这支新部队的战斗力。
显然，这七万五千人，不管战斗力多强，是保卫了一个面积等于一个半英国的岛国的。但是吉田茂在1951年日本独立前和独立后都顶住了要求进一步重新武装的压力。他主要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他说：“在当前的经济情况下，只要修建一条军舰就会打乱整个政府的财政。”
杜鲁门委派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拟订日本对日本对盟国合和约的具体内容，杜勒斯就利用他的地位游说吉田茂重新武装日本。但是他刚一提起这个问题，这位总理大臣就对他说：“别胡扯。”尽管如此，艾森豪威尔政府也一直没有放下这个问题，杜勒斯当国务卿以后仍然继续关注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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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田茂的政策所以能开花结果，原因之一是，从1957年起到1972年止，他的几位接班人都继续奉行他的政策，先是岸信介，后是池田勇人和佐藤荣作，后两位是“吉田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才。我有幸结实这三位先生，而且发现他们都是世界第一流的政治家。但凡伟大的领袖人物都很少培养年轻人，因为他们为自己的功绩所陶醉，不能设想会有人接替他们——这是当领袖的通病。吉田茂却是个明显的例外。
吉田茂和西德的康拉德·阿登纳有许多非常相同的特点，常使我感到吃惊。两人当政时都已七十高龄，都曾在三十年代勇敢地反对过统治他们国家的集权主义者，都在自己的国家战败以后主持恢复工作，并把它们建设成为超级经济大国。1954年吉田茂周游世界时两人在波恩会晤。吉田茂向阿登纳承认，他一直设想自己是在同德国人进行一种友好的竞赛，因为两国的环境和背景十分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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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阿瑟一生的最后十一年在政治上一事无成。尽管他的才智不减当年，但是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由于种种因素，使他的才智未能得到应有的发挥。
原因之一是他卷入了党派活动。1948年他在日本任职期间，就想一试身手，正当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不料在共和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投票时，很可怜，只得了十一票。1951年他从朝鲜回国，向国会发表演说，接着又在国内到处宣传，反对杜鲁门的亚洲政策。
1952年麦克阿瑟公开赞成提名罗伯特·塔夫脱参议员而不提艾森豪威尔为总统获选人。当年7月，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在芝加哥举行，人们推选他在会上作主旨演说。我们艾森豪威尔派的人担心他的讲话可能会使大会支持塔夫脱。麦克阿瑟自己甚至还认为代表们可能会转而支持他当候选人，爆一冷门。
但是他那次讲话的结果却很煞风景。尽管稿子写得很好，他讲得也很好，但是不知怎么回事，正如林肯可能会说的那样，“就是没劲”。其部分原因是他在九点三十分才开始讲话，这时代表们已经疲惫不堪。当他慢条斯理地往下讲时，代表们越来越心不在焉。当时的情况简直令人尴尬。人们并没有像在1951年参众两院联席会上那样凝神静听他的讲话，有的代表咳嗽，有的在会场上转来转去拉选票，还有人上厕所。麦克阿瑟不断地使劲，想打动反应冷漠的听众，但是他当年发表《老战士永远不死》的讲话时的那种神奇魔力已一去不复返。当年他在风云突变的关头有应付裕如的显赫才能，现在人们对此依然牢记于心，但他当年叱咤风云的场面却既不能再现，也无法重温了。于是就必然产生一种令人不堪回首的失望情绪。麦克阿瑟本是善于吸引观众的第一流好手，现在却犯了一个不像是他所该犯的错误：本想露一手，结果却砸了锅。这次演说断送了他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的机会。
罗斯福曾经对麦克阿瑟说过：“道格拉斯，我认为你是我们最出色的将军，但是我觉得你将是我们最蹩脚的政治家。”他说得很对。麦克阿瑟并不是一个好的政治家，最后他自己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在回忆录中援引了罗斯福对他的评价。其实，要说他政治上最大的失策，那就是他根本不该对政治感兴趣，更不该亲自出马想把自己的崇高声望变作政治资本。他本当让那些愿意为他出力的人去搞拉选票的活动。
我相信当时艾森豪威尔也同麦克阿瑟一样想当总统，但他为人乖巧，不承认这一点。虽然艾森豪威尔一直咬定自己只是一个客串的政治家，其实他在搞政治方面倒是一个很高明的行家。他天生就明白，想争得权位，最好的办法是装出一副不想争的清高样子。1950年7月，我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波西米亚树林初次见到艾森豪威尔。当时在场的实业界和政界要人全都在谈论他可能成为1952年共和党的候选人。所谓全都，并不包括艾森豪威尔在内。当人们谈起这个问题时，他就巧妙地把话题一转，评论起欧洲和大西洋联盟的前途来了。
1951年5月，他的堪萨斯同乡弗兰克·卡尔森坚持要我在预定访欧期间去拜访艾森豪威尔。他觉得这位将军肯定要参加竞选，并且要我支持他竞选。我在巴黎的盟军司令部与艾森豪威尔会见了一个小时。他待我很热情，根本不谈自己，却称赞我在调查阿尔杰·希斯案时态度公正，并要我谈谈美国人对北约的感情。他有非凡的本领，能使来访的客人走时觉得自己很不错而不是觉得他很不错。因此，大多数见过艾森豪威尔的人都成了他的热烈拥护者，当时我就是这样。
他的做法看来是让总统职位来找他，而不是摆出一副自己要去争当总统的架势，这就增加了他夺得总的宝座的可能。然而麦克阿瑟却早在1948年在日本任现役军职时，就摆出一副要竞选上台的架势。他在被杜鲁门免职以后的举动更使人们觉得他急于从政。
这倒并不是说麦克阿瑟根本就不能当好总统。他对外交政策问题有深刻的了解。他在日本的工作表现出他有能力处理国内问题：他明智而公正地全盘处理了从劳资关系到教育方针的各种问题。他念念不忘保持通货稳定，奉行稳健、一贯的财政政策。其实，他年岁越大，在经济方面也就越保守，我在艾森豪威尔和戴高乐的政治生涯里也看到了同样的情形。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麦克阿瑟已经显然不大可能再出任公职了，这时他常常教我要平衡预算、削减税收、恢复金本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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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阿瑟始终围着日本转。起先是为日本对远东的威胁而日夜操心，战后又是为其他国家对日本的威胁而日夜操心。他统治日本的五年期间出现了两件看来自相矛盾的怪事。第一，麦克阿瑟是打仗的能手，结果却成了献身于和平事业的人物。第二，他使用专制独裁的手段完成了使日本永远摆脱专制独裁统治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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