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北大法学院，中国法学的重镇，而今，这里正在换届选举，重新寻找引领北大法学院上升的“镇长”。以下文字，系本人个人兴趣寻访所得。
北大法学院院长朱苏力下课
“尽管有些年了，但致辞还真不是件惬意风光的事。我嗓子也不行，唱不了高调，还老跑调，每每让那些挤在真理身边的人士听了窝心（都往那儿挤，若是把真理挤掉下去，那可就狼狈了）。而且也就那么些话，真诚的重复还是重复，深情的唠叨还是唠叨，因此我很担心你们厌烦。”这些真诚的话语出诸北大法学院毕业典礼上院长朱苏力之口。半年来，真诚的朱苏力却遭遇法学院同仁的“学谏”。这个曾经执法学院牛耳长达十年之久的院长，在送走2010届毕业生后，已经下课。有人士表示，他的退职与“学谏”必有瓜葛，所以，应算得上“非正常下课”了。但官方则表示，朱苏力下课，是正常的换届选举。
朱苏力身为法学家，同时又深具诗人气质，他的一些言行在不少人看来充满争议。不同的描述组合成的朱苏力，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充满矛盾。喜欢他的人恨不能五体投地以表达自己的崇敬，讨厌他的人则对他不屑一顾，甚至干脆认为他在为人方面简直就是个“二百五”。
2004年，朱苏力在录取博士生时拒绝录取唯一进入复试名单的河海大学甘德怀，而录取未能通过初试的北大女生艾佳慧，事件曝光后，媒体称之为“朱甘事件”，来自互联网的消息则显示，此前不久，又一个甘姓人士、北大法学院教授甘培忠向朱苏力发难，请他辞职。
北大法学院回应表示，目前谁将接任院长一职，北大校方尚无红头文件下发。
绩效工资方案引众教师非议
今年2月份，各大论坛里就开始流传一封由北大法学院教授龚刃韧执笔的公开信。这份信内容显示，在1月18日下午的法学院大会上，在没有事先征求法学院教师的意见的情况下，朱苏力院长公布了关于绩效工资分配办法的院党政领导班子决定。院行政人员根据职务高低分为五千元、四千元和三千元三个档次；而对法学院教师则按照工作数量来分配，如“核心刊物”发表论文数，授课小时数以及社会工作等。
对这个方案，部分法学院教师表达了不满。据称，按照分配办法，如果一名教授上年度没有在“核心刊物”发表论文，授课小时数又不多，所拿到的绩效工资可能还不如一名刚参加工作的行政工作人员。而在教师之间绩效工资有可能相差几倍。龚刃韧表示，北大法学院领导醉心于按照数量衡量学术和教师，将造成人为扩大教师之间收入差距的恶果。
同时，部分教师更是认为，北大法学院强调“核心论文”数量的做法却对严谨治学的学者造成了排挤的后果。这种做法对青年教师也造成了过度的发表压力，结果只能引起培育出大量学术庸才的后遗症。真正的学术水平与发表论文的数量以及与是否发表在所谓“核心刊物”上毫无关系。一句话：学术研究不是拿“计件工资”。汪建成、贺卫方、傅郁林、李红云等近二十名教授和副教授相继发文公开表示赞同龚刃韧教授的意见。
对绩效工资方案的不满被倾泻到了以朱苏力为院长的领导班子头上，认为这种制定方法是独断专行。有人甚至公开呼吁朱苏力辞职，以平息法学院弥漫的不满情绪。
不满情绪总爆发：众教授联名“学谏”
几天前，学术打假网站“新语丝”上挂出了一篇《联名信：北大法学院院长朱苏力贪污公款及学术造假》，文章指明来源为北大未名BBS。此前有媒体报道指，改篇文字的撰写者为法学院教授甘培忠。
甘培忠，北大教授，学术专长为经济法等领域。他撰写了长文呈递给北大校方，希望校方罢免朱苏力的院长职务。这篇“讨朱檄文”征集到了北大多位教授的签名，文中为朱苏力如此定调：在其就任院长以来，他的业绩平平，工作作风粗暴简单，醉心于建立自己的一言堂地位，而对法学院的发展事业奉献甚少，甚至给北大、给法学院抹黑很多。
联名信列举了朱苏力的五宗罪，其中包括：
一、朱苏力在任十年，不良记录斑斑，群众基础丧失殆尽，最近又发生新一轮教职员工不满；
二、院长专权武断，对老师缺乏人性关怀，导致“干群”对立情绪尖锐；
三、教师队伍建设中滥用权力，严重影响学科发展的平衡结构；
四、院长头衔成为个人谋取名利的工具；
五、朱苏力的言行一再损害北大及法学院的声誉。
几乎每宗罪下边，都附有详细的说明，并有实例佐证。如最后一条写道：由于朱苏力缺乏基本素养，经常闹出种种贻笑大方的话柄使北大法学院蒙羞。例如几年前，朱苏力应邀到海淀区法院演讲，当时在主席台就坐的有数字法院院长和副院长，台下则有近200位法院干警。在将近3个小时的演讲中，他用了一半多的时间讲“黄碟”案件。其中最尴尬的事情是，他竟然设问在场的法官们有谁没有在家中观看过黄碟，他甚至坦承说他自己就在家中看过黄碟。更荒唐的是，他竟然问在座的朱江院长和一位副院长，“难道朱江院长等二位没有在家里看过黄碟？”搞得两位法院院长面红耳赤，不知所措。
这封联名信在3月初最终递交到了北大校方。
一篇题为“‘学谏’北京大学校领导撤免朱苏力院长事备忘录”的网贴也记述了整个事件的过程，网贴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讲述：“2月上旬，签名活动进展到我们认为非常理想的程度。按照传说中南京大学某学院曾有8位教授集体签名到教育部告状，迫使院长下台的标准看，我们的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了。”
联名信上交校领导之后，法学院曾多次开会讨论绩效工资事宜。网贴中说：“在第一组的会议上，教师们提出了非常尖锐的批评，苏力的辩解是非常的苍白无力，无法自圆其说。”
虽然之前曾有传言说朱苏力已有去意，但在被同仁“学谏”之后，朱苏力态度迂回，回避他是否辞职的问题。同仁只能揣测：辞职于朱苏力，是一个屈辱。以他的性格，他很难坦然接受这种屈辱。6年前，尽管媒体与学界对他口诛笔伐，说他违反程序录取考生，给北大抹黑，在这样强大的强大的舆论压力面前，朱苏力不仅不道歉，反而表示：我没有做错，我的招生权力还应该更大一些。他的倔强让人称奇。
这份“联名信”还在网上四处流传，让那些膜拜朱苏力的人感到万分惊诧。朱苏力在6年前的“朱甘事件”后，再次因为引爆了新的一起“朱甘事件”——后者被认为是一个团体的代表。
关于“学谏”，主事者内心也充满纠结。备忘录中称：“很多的时候，我也是自责自省，为什么我和苏力这样较劲，绩效工资的安排除了感到恶心和别扭外对我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影响，他当院长也不影响我做教授，何苦？如果不是苏力种种的劣迹表现对法学院的整体伤害，我干吗与人家过不去？就我所知，苏力的院长头衔的获得和连任维持是付出了很大的精神代价的。我一向遵行宽厚待人的处事原则，面对苏力咋就不能坚守了，可以想象，忍无可忍的真实含义和真正亮剑的难以承受之重。”
多年来集聚的不满情绪在“学谏”中得到了总爆发。
面临下课的朱苏力坦言：我有点天真
备忘录中，写作者表达了对此事一旦成为公共事件后，或将于法学院名誉有损的担忧：“如果到了哪一天，万不得已时我求助于媒体的力量，公众媒体炸弹的冲击波和辐射可能把我们一向珍视和守护的整体形象价值撕成碎片，我期望我自己不要在那一时间成为千夫所指。”
北大法学院另一位领导，历来对媒体十分开放的学者，闻听我采访这次“学谏”事件，马上回应称：我不会对此事发表任何言论。
我曾于8月5日下午来到北大准备找朱苏力，希望他能谈一下自己主政法学院十年心路，不巧的是，法学院的门岗告诉我，朱苏力上午匆匆来过陈明楼，之后离开，眼下正是假期，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再来。而这里也没有任何朱苏力的电话。
一位北大法学院内部人士告诉我，朱苏力在法学院特立独行是出了名的，不说别的，单说与学生交流这一点，别的老师都会在第一课上就把联系方式告诉学生，欢迎学生与其交流，唯独朱苏力从来不留联系方式，上完课抬腿就走。这位人士坦言，朱苏力在学问上大概无可指责，不过在领导艺术上，肯定很失败，否则怎么会弄得院长与教师之间的矛盾如此不可调和？
这位人士评论说，身为法学院领导，不应只顾自己的学术前途，也应兼顾法学院的公共事务，助推法学院的整体的发展。他遗憾的表示，苏力未能很好地权衡两者之间的关系——他这个人似乎太讨厌应酬了，他不知道应酬在很多时候是必须的。
朱苏力的下课到底是“到点”了还是缘于此次“学谏”？在这位人士看来，两者是肯定有关系的。
朱苏力最后一次以院长身份出现在学生面前，大概还是在2010届毕业生的毕业典礼上。演讲题为《不可能的告别》，朱苏力依然不失其诗人情怀，满含豪情地谈论责任和担当，也满含伤感地谈及离别与未来。他说，我55岁了，有点天真，却不只有天真；我也毫不掩饰自己相信后果主义和实用主义。我是认为，只有这样，一个人才可能穷达淡定，荣辱不惊，守着自己的那点事业，守着自己的那分安宁。
9年前，朱苏力曾对当时的毕业生说过一句话：“你我都如流水”，感动了不少人。2010年的6月28日，他再一次重复这句话，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如流水”的也包括他自己。至于他的离去与这次旷日持久的“学谏”之间的关联，就任人遐想了。
我曾向法学院甘培忠教授求证部分问题，甘培忠教授婉拒了我的问题。这位治学勤勉的学者回复我说：网上的材料不是我公布的，我也没有时间去辨别其真伪。苏力已经不担任院长了，他的学问极其卓越，我们仍然是一起工作的好同事。
看来，朱苏力很可能将在北大法学院度过他退休前的光阴。不知道，未来，在从教与治学之间，这位特立独行的学者将会如何权衡？
8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