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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万人齐解甲
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期之一。从朱温的后梁开始，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5个短命王朝次第登场，是为五代；南越、南唐、吴越、前蜀和后蜀等10个地方割据政权则如同星星一样环绕在中原朝廷周围，是为十国。
五代十国的10个小王国中，前蜀后蜀分别前后统治四川及其周边地区。王建的前蜀小朝廷被中原的后唐所灭，四川又归于大一统之中。时间只过了仅仅9年，四川又再次与中原王朝脱钩，崛起了另一个割据小王国。这一次称雄于蜀中的，是孟知祥建立的后蜀。
孟知祥是邢州龙岗(今河北省邢台县)人，因战功而颇得后唐庄宗李存勖和明宗李嗣源的器重。李存勖继承晋王之位后，打算提拔孟知祥做权力很大的中门使，孟知祥却极力推辞，因为以前的好几个中门使都因为得罪了喜怒无常的主子而不得善终。李存勖见孟知祥执意不从，只好要求孟知祥推荐一个人代替他，孟知祥便推荐了郭崇韬。
数年之后，后唐派郭崇韬领兵灭蜀，大军出发之前，郭崇韬为了报答当初孟知祥的举荐之恩，就向李存勖保举孟知祥为以后蜀地的军政长官。郭崇韬很快平定了蜀地，李存勖尊重郭崇韬的意见，委派孟知祥前往四川主持蜀地的军政事务。
李嗣源在五代的君主中以专横著称。天成四年（929），李嗣源向蜀中摊派各种赋税高达100万缗（相当于全川几年的财政收入），孟知祥无力承担，只给了50万缗。李嗣源认为孟知祥不遵王命，打算派夏鲁奇等人担任遂州、阆州和绵州剌史，以便武力对付孟知祥和东川节度使董璋。
孟知祥与董璋原本不和，但在面对共同的敌人时，两人只能选择同盟。后唐中央政府派出后来因向辽国称儿皇帝而臭名昭著的石敬瑭率兵征讨四川。两支军队在剑门关一带的互相攻击中，石敬瑭军队一败再败，只得收拾起残兵败将退回了北方。
李嗣源见来硬的不行，只得来软的。他派使者对孟知祥说君臣刀兵相见都是因为奸臣在中间挑拔，我们不但是君臣，而且还有姻亲关系，应该和好如初。当时，孟知祥的家属还有人留在洛阳，李嗣源为此别有用心地强调说：你的这些亲属在京城都很好，请你放心吧。
孟知祥也不愿和中央政府作对，那时他羽翼未丰，而且留在京城的家属也不能不令他顾忌三分。孟知祥派人找到董璋，希望他和自己一起向朝廷谢罪，以求和解。董璋和孟知祥的看法不一样，他怀疑孟知祥出卖了自己，想拿自己去请功。他对孟知祥的使者说：“孟公的家属都没事，我的家属却被杀死了，我去谢什么罪！”
董璋不仅没听孟知祥的建议，而且派兵攻占了汉州，孟知祥只好领兵出击。董璋的军队一触即溃，他本人也于兵败后被部将所杀。孟知祥趁机把东川也控制在手中。
这样一来，在与朝廷的力量对比中，孟知祥的砝码又加大了。他要求朝廷让他独自治理东川和西川，也就是四川全境。李嗣源虽然万分不乐意，但也无计可施，只得答应了，同意蜀中刺史以下的官员都由孟知祥自己派任。到了933年，李嗣源又封孟知祥为蜀王。
公元934年，后唐明宗李嗣源去世，孟知祥再无顾忌，当即在成都称帝，建国号蜀。为了和王建所建的蜀相区别，历史学家们把孟知祥的这个小朝廷称为后蜀。
孟知祥建立蜀国后，在位的时间仅有半年，但他事实上统治四川的时间则有5年左右。他当政期间，按《资治通鉴》的说法是，“蜀中群盗犹未息”。当时派往一些偏僻地方的官员，竟然在半路上遭到饥民们的抢劫。面对如此乱世，经过孟知祥几年的政治手术，四川又神奇地出现了太平迹象。
公元934年6月的一天，孟知祥设宴慰劳文武官员。席上，部下纷纷向他敬酒。当他伸手去接部将张虔钊所敬的酒杯时，忽然手臂一阵酸麻，接过酒杯后，已经不能举到唇边，只得俯身呷饮。宴会结束后，孟知祥挣扎着走进内室倒在床上，没想到这一倒就再也没有起来。
孟知祥去世后，其子孟昶继位，是为后蜀后主。与前蜀后主王衍相比，后蜀后主孟昶作为一个人君，显得要稍称职一些――至少表面看来是这样：孟昶继位时只有16岁，许多大臣都是跟随他父亲出生入死多年的老部下，根本不把这位少年天子放在眼里。大将军李仁罕提出要主管军队，孟昶假意答应了，然后派人看他是否按自己的旨意行事。等到发现李仁罕另有异心，他不动声色地加封了李仁罕，趁他进宫朝见之时令武士将其抓获并当场处死。孟昶的果断措施给蜀国那些恃功自傲的将领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后蜀也由此度过了最容易发生变故的瓶颈期。
孟昶执政也还是有两下子。他在朝堂之上设立了一种叫作匦函的匣子，凡是臣民们不管是有冤要伸，还是想要向朝廷提出批评意见的，都可以写成状子投入其中。孟昶还亲自撰写了《官箴》，作为全国官员的行为准则。
但是，孟昶毕竟是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志大才疏的毛病在他身上很明显。此外，从他登基后的诸多行状来看，他又是一个地道的纨绔子弟。孟昶在位之际，蜀地已偏安多年，民富而国有，与中原的连年内战相比，可谓人间天堂。假若孟昶久有大志，完全可以依凭蜀国军力与宋太祖赵匡胤逐鹿中原。但孟昶整个表现出来的却是一个富贵子弟的奢侈与无能。他的奢侈之惊人，可略举一例作说明：史书明载，孟昶所用的溺器上也以七宝作装饰。多年后，当这些东西被作为战利品送到宋太祖手中时，宋太祖叹息之余命人全部打碎，他说，如此奢侈，不亡国才是怪事！
孟昶同时又是一个很有文才的人，据说正是他第一个在新年时，用红纸书写了对联贴在门楣上，我国过新年时贴春联的习俗就始于此。他所创作的历史上第一幅对联是：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工整的对仗，良好的创意，都说明这位国君并非愚笨之徒。如同王衍长于填词一样，孟昶在这方面也有特别的天赋，他有一首传下来的《玉楼春》，放在中国优秀的词作行列里也绝不会逊色：“冰肌玉骨清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绣帘一点月窥人，欹枕钗横云鬓乱。起来琼户启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屈指西风几时来，只恐流年暗中换。”又据说，正是他下令在成都城墙上遍植芙蓉，以后才使这座城市有了芙蓉城的美称。孟昶还雅好丹青，设立了“翰林图画院”，这是历史上最早的皇家画院，由是蜀中涌现出了黄筌这样的艺术大师。还据说，在他统治四川的年代，四川的蜀绣和蜀锦都达到了最为完美的生产水平，那条如同玉带一样环绕成都的河流里，到处是濯锦的女子。总而言之，我们有理由认定，孟昶是一个聪明人，一个有创意的人，一个懂得生活艺术的人。
但是，生活的艺术并不等于治国的艺术，孟昶的创意更多是享乐的创意，而非为天下人考虑的创意。在五代那样的乱世里，一个君王当然可以享受，可以暴躁，因为那原本就只是过把瘾就死的翻版。但是，这种快乐肯定得付出血的教训与代价。
如果说孟昶不愿也不可能统一天下，那么他保其险阻，偏安四川一隅也未尝不可。可令人惊讶的是，后蜀的君臣们竟然轻率地引火烧身。962年，后蜀山南节度判官张廷伟向孟昶最亲信的王昭远献计说，你一直没有大的战功，现在受到国主重用，此时不建立大功，如何让人心服呢？他提出，与北汉相约发兵攻宋。王昭远本是个好大喜功的人，而孟昶除了饮酒作乐外，对时事基本不过问，当然也就毫无见地，他立即批准了这一荒唐的建议。结果，当他派赵彦韬等人携带着密信前往北汉联盟时，赵等人立即投奔了宋太祖。这件事为后来宋兵的进逼提供了最直接的理由。
公元964年，宋太祖派大将王全斌由凤州进兵攻蜀。孟昶听说宋军来攻，立即召见引起祸端的王昭远等人来商议。孟昶的母亲提醒孟昶说，王昭远并不懂兵法，却爱纸上谈兵，你把他当亲信，恐怕他会误事的，蜀中有将才的是高彦俦，你却因为他的耿直而不任用他，现在国家到了紧要关头，还是快把他召回来委以重任吧。
孟昶对其母的劝告充耳不闻，依旧任命大言炎炎的王昭远为总指挥。王昭远率军离开成都时，孟昶命宰相李昊在城外为他饯行。宴席上，王昭远手执铁如意，学着戏台上诸葛亮的样子，牛气冲天地对李昊说：我此行何止克敌，我夺取中原易如反掌。
然而，战争绝不是靠吹牛皮说大话能赢的。和宋军的交锋中，王昭远一败再败，后来竟然吓得无法起床，把指挥权交给了手下的一位将军。几次败绩之后，王昭远这位以诸葛亮自居的吹牛大王居然只身逃脱军营，跑到东川一个农民家中藏起来，但仍被宋军所俘。
孟昶听说王昭远兵败后，惊恐万状，派太子孟元吉为帅，率军前往剑门拒敌。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这位孟太子出征之际，令部队的旗帜全部用上等的蜀绣，旗杆则用锦缎包裹，随军带着十几个姬妾和数百个唱戏的伶人，一路吹吹打打，热闹且快活。这不像是去打仗，倒像是郊外踏青，见者无不窃笑。当他慢腾腾地走到绵州时，听说剑门已经失守，竟然吓得只带着姬妾和伶人，放弃了军队跑回成都。
孟昶闻讯，无计可施。老将石奉认为，宋军远道而来，必不能久，建议聚兵坚守成都，使敌军师老无功，然后再作打算。但一生锦衣玉食的孟昶却不愿意为自己的江山社稷作任何努力，更不愿意冒哪怕一丁点儿风险。他只是无力地发牢骚说，我父子以丰衣美食养士40年，而今国家有事却不能为我东向发一箭。现在如若固守，谁肯效死？他和朝臣们商量来商量去，最终只想到了两个字：投降。
孟昶命宰相李昊写好降书顺表，送往宋军大营，而这时宋军还远在成都以北几百里的崇山峻岭中。从王全斌自汴京出发，到孟昶投降，前后不过66天。一个拥有200多个县，数十万甲兵，以及大量财富的天府之国就这样可笑地灭亡了。
值得一提的是，那位替孟昶撰写降书顺表的李昊，早在前蜀王衍时，也曾为王衍写过给后唐的降书顺表。当时有人对李昊这种墙头草的行为感到愤怒，趁着黑夜在他家的大门上用黑炭写下了“世修降表李家”，以示讥讽。
当孟昶下令在开满芙蓉花的成都城头上遍插降幡之时，距他的父亲孟知祥建立后蜀仅仅30年。公元965年初夏，孟昶等人被千里迢迢地押送到东京，被宋太祖封为秦国公。如果没有意外，他将以一个有职无权的国公身份老死东京。令人生疑的是，在东京居住不到半年，孟昶便突然身死，享年46岁。
孟昶死后，他的母亲李氏全无悲戚。她以酒酹地，高声说：“你不能为了江山社稷和蜀中百姓而死，活着也只是苟延残喘自取其辱。我之所以冒死和你来到东京，只因为你是我的儿子。今天你撒手西归，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几天后，李氏绝食而死。
后蜀王国的覆灭，标志着以四川为基地的割剧王国到此告一段落。从此之后，四川再也没有出现过割据者，一直作为中央政权管辖的一部分而运转。
后蜀嗣主――孟昶(公元934-965年)，字保元，蜀主孟知祥第三子。明德元年，立为太子。在位二十八年，国亡，降宋，封秦国公。卒赠楚王，溢恭惠。
花蕊夫人(生卒年不祥)一一也姓徐，一说姓费，封为慧妃。孟本的妃子青城(今都江堰市东南)人，号花蕊夫人。世传《花蕊夫人宫词》100多篇，《全唐诗》归属于孟昶妃。
孟昶与芙蓉
宋朝大文学家苏轼吟：“千林扫作一番黄，只有芙蓉独自芳;唤作拒霜知未称，看末却是最宜霜。”宋孝宗也称颂木芙蓉道：“托根不与菊为奴，历尽风霜未肯降。”故芙蓉又名“拒霜”。成都一名的末历，据《太平环宇记》记载，是借用西周建都的历史经过，“以周太王从梁山止岐山，一年成邑，三年成都，因之名曰成都”。成都在中国历史上创造了两个奇迹:一是它的名字，两千多年末从未变更过，这在中国地名丈上实属罕见;二是两千多年来，成都一直是四川地区的郡、州、府、道、省等行政区划的首府所在地(包括几个独立王朝的都城)，从未变更过，可以算得上是中国历丈最悠久的省会城市之一。五代后蜀后主孟昶及费氏宠妃(花蕊夫人)喜赏名花，偏爱芙蓉，下令在都城成都的城墙上遍植芙蓉树，并派专人护理。后人继承此俗，遍地栽植芙蓉树，每到秋季，芙蓉花开，满城锦绣，花香四溢，成都因此得名“芙蓉城”。五代十国时后蜀主孟昶，曾用芙蓉花染结为帐，取名“芙蓉帐”。芙蓉现为成都市市花。
孟昶与春联
在桃木板上写联语，称之为“春联”，是从五代时的后蜀开始的。后蜀广政二十七年(公元964年)春节前夕，后蜀主孟昶想试试群臣的才华，下令要群臣在“桃符板”上题写对句。当群臣把对句写好给孟昶过目时，孟昶都不满意，就亲自提笔在“桃符板上”写了“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十字。孟旋在桃符板上写的达副对联，是成都也是中国最早的一幅春联。随着造纸业的发展，用大红纸写春联的风俗就在全国传开，每年自入腊以后，即有文人墨客，书写春联，展示才华。千家万户亦渐次贴挂，以图新岁国泰民安，丰衣足食，这一风俗一直沿用到现在。
说到芙蓉花，谁都会想到花蕊夫人，说她好赏百花，尤爱芙蓉，常在家中做芙蓉花冠戴之。孟昶为博其欢心，在城墙和宫苑内外广布此花，那些花争奇斗艳。赏花时节万人空巷，花也被这节日般热闹陶醉，于是有了醉芙蓉--清晨粉红中午桃红傍晚深红，因赏花人的多少一色三变。
其实，成都爱芙蓉的何止花蕊夫人？据传同时期在城郊西北桥处有陈光弟之女陈晓蓉，百媚千娇，五岁能诗。16岁时寻得一株芙蓉植于中庭，有年中秋，月光皎洁清风送爽，晓蓉芙蓉相对生辉，晓蓉触景生情文思泉涌，秉烛设案对花赋诗，其中有：“玉露丰韵怕见蝶，花貌绝色不闻莺。”“君实不愧花中王，夺得满院气象新”之句。其才情不胫而走，有宫女告知花蕊夫人后，两人某日扮平民女子乘轿出宫直奔陈家，晓蓉、花蕊夫人互生倾慕引为知己。花蕊夫人读了晓蓉之芙蓉新诗大加称赞，也随即吟诗一首，其中有：“花为谢君花增色，月为伴花月更明，君作新词临花诵，花魂月魂也应声。”主人置酒待客，花蕊夫人吟了一联：明明媚媚，艳艳红红，胜似天姿国色。陈晓蓉沉思片刻也补出下联……
“四十里锦绣”的芙蓉花在孟昶和花蕊夫人离去后日渐凋零，但仍有许多普通百姓深爱此花。乾隆五十四年，四川总督李世杰打算恢复广植芙蓉之旧观，虽查不到其最后成效如何，但却留下了他《种芙蓉记》的石碑，此碑1933年拆瓮城时遗失。今天蓉城除金牛大道、三环路等处大规模种植芙蓉外，在市区街头也随处可见。
人们记住了花蕊夫人、卓文君、薛涛这些美丽才华出众的女性，但也湮没了像陈晓蓉般同样美丽有才的女子。不论是记住了的，还是忘却了的，她们身上都体现了成都女性“花貌绝色”，才思敏捷等特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