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这篇文章在《人物》杂志2014年第08期刊登已有两周，我本不想在我的博客留下印记，因为自从我的岗位发生变动之后有十余家传统媒体采访了，我不想再被认为“矫情”了。谁知道，这几天网络把这篇文章广泛流传，作为我这个自媒体，还是权将此文收录在册，以作纪念。
在读这篇文章之前，还有一个小插曲需要交代：写我的文章很多，而负责写这篇文章的是张悦，他2006年在5月25日出版的《了望东方周刊》写了一篇《一位副厅长的博客生涯》，这次再写我，他说：廖厅，不管怎么说，我们是老朋友了，自从写了你，认识了你，没有哪一位记者了解你。这次再次写你，希望把你的事实再次告诉大家。其实，我的的升迁，再“平常”不过，只是位置的明显挪动，引起大家目光。人们总有有一种“逆淘汰”的感觉。因此第一次作者定位在——“逆淘汰”。经过我身高之后，我觉得，我尊重作者的价值去向，但在题目醒目地用“逆淘汰”可能不好。最后，内容没有太大的变动，题目变为：“‘升迁者’廖新波——一个在体制内想做事的官员如何一步步被‘逆淘汰’”。
文、 采访：张卓顾玥编辑：张捷摄影： 杨弘迅 图片统筹：于千
Who isit廖新波,曾任广东省卫计委副主任,因为在互联网发言犀利,被媒体评为最“出位”官员。
逆淘汰
最近一段时间，廖新波先生遭遇从政以来“打击最大”的一次意外“升迁”。
表面看来，他的行政待遇提高了，从副厅级升到正厅级，但微妙之处是被免去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职务，变为巡视员，领导变为非领导，不再负责医疗政策工作。“这样的‘提拔’还是太快了点，因为非领导职务意味退居二线，巡巡视视，办不了实事。”在廖新波看来，变动实际是“明升暗降”。
今年58岁的廖新波皮肤黝黑，模样和善，一口浓重的广东口音。与公众印象里的官员不同，廖新波善于沟通，也乐于讲话。自10年前履职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在官员群体中，他是最早开设博客、微博的一批。他以“医生波子哥”的身份笔耕不辍，写了2460篇博客，实名微博12万条。他的网络发言多围绕医改，从抨击“看病难”到质疑“平价药房”，犀利言论为其挣得极高人气（他的博客访问量约1500万，新浪微博粉丝363.5万）。
在互联网官员实名发言群体间，廖新波官职不是最高的，但因率直发言被媒体评为“最出位”官员，长期以来代表体制开明亲民的官员形象。
对于今年的这次人事变动，廖新波感到“十分意外”，坐在位于广州先烈南路省卫生厅的办公室里，在向《人物》仔细回忆组织和他沟通的经过后，他强调，接受正巡视员，这是很正常的安排，自己58岁了，还有两年退休，要给年轻人腾位置，但想不通的是“为什么把他请出党组成员？”，他是唯一一位不担任党组成员的卫计委领导。他记得，在接受人事任免两天后的一次会议上，得知一位副巡视员被安排进党组，“我就觉得很不理解了，既然是出于一种机构改革，职位数的变更和缩减，为什么我出来之后又有新的巡视员进入，而且这个巡视员（级别）不是比我高的。”
在接受职位变动的第一时间，廖新波在微博中写道：“离开医政的遗憾在于我亲自主持起草的两个文件没有如期出台：医生多点执业和促进社会办医。”
“这个事情，来得比较突然的。”中国医院协会副秘书长庄一强接受《人物》采访时说，他理解廖新波的心情，朋友相识20年，他看到廖倾尽心力推行医改。廖新波的妻子罗颂平感觉丈夫最近的心情非常不好，“有时候他早早就睡了”，她形容丈夫有一种“壮志未酬”的失落感，“就是说我还有两年干活，然后这个活儿就不让我干了这种。”这是最难受的，“他也不能在两年内开辟新的领域了。”
“以前我台上的文件不像现在这么干干净净，你看现在我不管医政了，3天的文件就这么多，就这么几件。”廖新波指指桌角摆放的3个蓝色文件夹。接受《人物》采访的这天，是一个周一，他刚翻完早晨新到的一本杂志，10平方米的办公室堆满了各种奖状证书，“以前我的手机从来没有关过。”他举起自己的黑色iPhone，医疗事故一出，立刻奔赴一线，“那么现在我可以随时关机了”。
似乎一下就无事可做了。前几天，廖新波计划去广东省某贫困地区考察。当他给当地一家基层医院的负责人打电话时，对方没有接听，他追去短信：“我是廖新波，想知道现在谁做局长？”没有回应，很久之后，对方发来：不知道。“我就觉得奇怪，是不是冒用电话啊？是不是？那么我就说，你是不是某某某人，他回答一个省略号，不知说是，还是不是。所以我就觉得奇怪，我就说，对不起，干扰你了，晚安。这样过去。”过了些日子，廖新波忽然想起某人的提醒，“他认为你犯了错误了，所以不接。”
“是不是因为我平时太率性了啊？”这些日子，廖新波不断猜测，一些朋友劝他跑跑关系，找上面问清缘由。他很抗拒，在向《人物》发表了一番对官场钻营关系的痛恨后，他再次强调身为组织的人，自己绝无怨言：“我后来也没有找过组织谈任何的事情。委外的领导也暗示要不要帮我去说说，我说不用。”他思考了一会儿，补充说，“我只是闷闷不乐。”
《人物》约访廖新波时，他承认别人所说的“廖新波现象是逆淘汰”。他这样解释“逆淘汰”：“正常的淘汰，就是正向淘汰，它的同义词就是末位淘汰，这种淘汰是激励人们向上向善的机制。而逆淘汰呢，就是说相反方向淘汰。这种淘汰不是因为，你越是能表达，越是有能力就会被认可，当你的观点或做法与领导的意志不相符的时候，就要被淘汰。”
言说与底线
进入体制前，廖新波是广东省人民医院副院长，主抓管理，朋友眼中，那时他就“敢说敢做”，在医院不遗余力推行医疗系统信息化工程。广东省内一向有一线医疗工作者进入卫生系统从政的传统，2004年，省医院院长林曙光推荐廖新波担任卫生厅副厅长，“我很坦率地说，是没有人来的时候，我才有了这个所谓的机会来的。”廖新波回忆当时很多候选者是放弃这个机会的，主要原因是收入减少，“我来了卫生厅，那时候每月工资单就是那么六七八千，看得我有点想不开。起码每年少一部十来万的车。”另一方面，很多一线医生难舍专业，“其实人家猜我，你是不是对行政管理情有独钟？其实，我说恰恰相反，我从一开始就讨厌做行政。”
之所以决定从政，是因为廖新波觉得通过官位可以实现更大理想，医院工作“拉拉杂杂”的，高平台意味着拥有更多空间改变现实积弊。另外，一个男人不能满足现状，当时的生活“无忧无虑”，房子也有了，妻子是著名的中医教授，女儿也成人了，“价值实现之后，我们怎么去走向第三个需求，是不是？怎么自我价值实现呢？”
早在从事医院管理工作前，廖新波在病理科研究心肾病理，最大一项病理研究是与美国的科研机构合作的—老年人心血管病理研究，他要从死人身上取出一条细细血管，经历几个小时甚至一个通宵的灌注处理，制作成标本，这一过程既需细致的技术，也需要极大耐心。廖新波“求真”的性格也由此养成，“其实这就是知识分子的一个特性，很较真。”他非常清楚，这种个性和官场根本不兼容，“科学是较真，而官场是难得糊涂啊。”
从政后他做的第一件引人注目之事是建立博客。这缘于廖新波在信访局挂职3个月的经验，他注意到，官民矛盾大多源于沟通不畅，“博客是最好的沟通工具，所以我就凭着这种热情开了博客。”
对互联网，他曾以一种近乎“疯狂”的状态投入，博客时代，他在车上配备了220伏的充电电源、无线网卡，出差途中、调研路上……抱着电脑，一个小时构思一篇文章。微博时代，他觉得不用那么“辛苦”了，一台苹果手机，随时更新回复，在接受《人物》采访当天早6点，他更新了3条微博。
官员在互联网发言难免会令网友混淆身份，在“说”与“不说”之间，廖新波有自己的底线。比如发言论事不论人，绝对不针对网民个体引发冲突，“如果（我）口无遮拦的，那人家就更多视为一种愤青，引起对制度的一种仇恨。”他希望成为体制建言者。有时写完微博，他观察一下，如果讨论过于激烈，他马上删掉。
另一底线是回避公职身份，绝对不对自己的直接领导发表批评，也不在网络上办公。很多网友向他反映的问题，他一般会转给相关部门，“肯定不能批示啊，我这样批示算个啥啊？是包公还是法院院长啊？”这是为了避免滥用公权，“跟我反映的，我就帮你办？”
长期以来，廖新波被视为公然与体制唱对台戏的官员。2007年全国“两会”期间，卫生部部长高强透露新医改方案年内出台，廖新波在博客写：“新医改方案年内能出台？我认为在两三年内方案能出台就不错了。”一年后，他又发表了《医生的诊断有三成是误诊》，被外界认为加剧“医患矛盾”。一位高层领导提醒：“廖厅，话是这么说，但是你赶快撤下来。”廖新波回复：“领导啊，你可以上去看看我到底说的是啥。”
廖新波一系列关于医改的发言，在不同的人当中有不同的看法。“他是站在官员的角度，去迎合百姓，好听，但解决不了问题。”珠江医院院长曾其毅告诉《人物》，他曾提醒廖新波不要随便发表意见：“你批评政府，就是批评自己。”但是廖新波不听，“自我感觉良好”。
朋友庄一强也认为，廖新波“说话比较快”，有时候过于“标题党”。他提到，一次，廖新波在央视发言说“为了尊严，不要学医”，“其实他的意思是医生没有受到社会上应有的尊重”。
但是民众显然对廖新波的发言充满理解。廖新波的粉丝叫菠菜团，一位不愿具名的菠菜团成员是一名公务员，接受《人物》电话采访时，他对廖新波充满敬佩，“感觉他的每一句都……每一个事情啊都是为我们想的。”
到底是为百姓说话，还是刻意迎合民意？廖新波告诉《人物》，自己从未考虑过站在谁的立场，所思所想是基于一位医疗从业者对医改的观感，他将互联网阵地定义为“思想碰撞的港湾”而非“政府形象工程”。另外，他也在试探体制的底线，“从另外一个路径去交给政府，不是走正常的内参、书面报告，而是通过社会。”
廖新波自豪在虚拟阵地收获民意，一些网友曾喊出中国医改要靠波子哥，波子哥得去卫生部，“过高地提拔我了。”但廖新波承认，很看重以上这些认可，某种程度满足了他的虚荣心。如今，他不指望网络发言对医改产生实质影响，“其实我的呼吁就是最大的贡献。”
不懂体制话，只说广东话
体制回馈给廖新波一种微妙的态度。时任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曾在一次器官移植的会议上主动问：“波子哥来了吗？”廖新波举起手，黄洁夫建议他用微博好好向公众宣传器官捐献与移植。“比如领导介绍我的时候，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波子哥，这是在正规场合的一种介绍，你说对我是认可，还是什么呢？”廖新波说。
今年3月，数十名二胎孕妇和家属到广东省卫计委追问“单独二孩”政策出台时间表。领导派廖新波去沟通。“我不是分管这一块的。”廖新波表示很为难。领导说，组织相信他具备一套成熟的应付媒体和公众的能力。廖新波一出场就邀请孕妇们去职工食堂座谈，“把胎留住。”他用一种人性化的表达安抚了焦躁的民众，“把胎留住”成为媒体赞扬的官员接待群众的正面案例。
虽至今为止没有接到领导的直接批评，但廖新波总隐隐觉得作为“谏言者”是异类。有一些领导说，廖新波，你喜欢写，省里把你调到写东西的部门去。一些更隐晦的提醒不绝于耳：“你说得虽然有道理，但你是体制的人，不应该出自你的口。”
廖新波和记者打趣说，他不知道什么是体制话，他只说广东话。他反感公众习惯以“体制内外”划分身份，难道一个官员表达批评就是反体制了吗？“体制内难道百分之百正确？不可能的嘛，我们政策如果是正确的话，我们就不会犯历史错误了，就不会进入现在医改进行不下去的困境了。”
廖新波从未因网络发言受到处分，“所以我判断，我原则上是没错的。”“如果是反动的，早就叫我去做检讨了。”
但体制又接受了多少廖新波的网络建言呢？他的感觉“收效甚微”，这么多年以来，他多是“参与讨论”，而不是“提出意见”，“因为整个执政观念都没有改变，（政策）松啥动啊？”
中国医院协会副秘书长庄一强认为，不管廖新波在互联网上说什么，做什么，对政策的影响是很有限的。庄一强是香港人，他举例香港的医疗改革是由高层起草方案，面向社会征询意见，最终定稿必须由代表不同界别的立法会表决通过，“廖新波是在香港，那么他有几百万个粉丝，这样的话呢，他一说话就可以影响到很多人，医生、护士……他们就可以行动起来，就可以提出自己的方案，发出自己的声音来影响立法会的决策，对吧？”但在内地，改革自上而下推行，有时，会抽取一些卫生厅官员，“那么在这种情况，如果廖新波被抽到了，他只是几十个人中一个或者一百个人中一个，轮到他说话的时候只有5分钟，他说完了人家接下来睬都不睬他。所以他的声音在这种由上而下的改革程序中，是不大的。”
接受《人物》采访的廖新波的大部分朋友认为，网上的“医生波子哥”和网下的廖厅性格一致：直率、天真、乐观、具有理想主义情怀。
刚当副厅长时，廖新波看到一份文件，写得非常好，但在表述一项由某领导亲自负责的工作成绩时，却将另一位职务更高的领导排在前面，他觉得这种排序方式很难受，“按照你的职务的年限来排位，而不是工作的重要性来排。”
对领导的批示文件，廖新波经常“忽视”。一位领导曾批示“研究”三九脑科医院的手术戒毒，转到廖新波办公桌，他没按意思办，因为这个戒毒手术仍处于研究阶段，绝对不能用于临床。广东三九脑科医院的院长曾带人找来，希望他网开一面，“当时他带了北京的一个律师了……带有半威胁的口吻，假如批准不了的话，这个事情可能会闹大。”
很快，廖新波组织专家研讨会，再次认定戒毒手术不能用于临床。会议结束后，三九院长拍桌大吼：“廖新波，你要对历史负责，你要对病人负责。”“我说谢谢你的提醒，会议到此结束。”最终结果，卫生部叫停了手术，“假如我当时‘心领神会’地按领导批字办的话，我一定批‘继续科研’，是不是？这位院长高兴，再说卫生部也不会怎么样，因为你地方都批了嘛。所以像我在医疗审批的时候和工作中，我是很较劲的。”
庄一强对记者回忆，一次开会，讨论医生多点执业是否需要所在医院院长批准。“开会的其他人大家都不说话啊，廖新波就站起来说，这点就不太合适，如果你鼓励多点，你又要医院的院长去批，那么院长肯定是不愿意批的嘛。”庄一强感慨，如果是一个圆滑沉稳的官员，绝对不会发表这种意见，“就说行啊，那大家都同意就过了呗！”
廖新波和《人物》记者聊起契诃夫的一篇短篇小说《小公务员之死》，一位小公务员，看演出时打喷嚏不小心喷到了前排领导的头上，回家惶惶不可终日，三番五次去领导家道歉未果，最终自杀了。这是廖新波最讨厌的官员形象，唯唯诺诺，但求无过。“我不能丧失我的原则，原则是什么，责任和良心，我不能好的说不好，不好的说好，不是莺歌燕舞，我说的是莺歌燕舞……”
廖新波的朋友、中山医科大学第六医院的林锋告诉《人物》：“他作为体制内的官员和想做一点改变的心态之间必然会有一个冲突。”
对体制，廖新波流露出一种复杂的情绪。他有些激动地表示，自己对中国共产党“赤胆忠心”，“我说的是忠诚，愚忠和忠诚是两回事”。但官场潜规则无时无刻不在困扰他。体制到底是什么？他搞不懂，“干事你就按照体制内的规则去干嘛，但是做人你不能做体制内的人啊？”
求官与求做事
7月的一天，廖新波结束了上午的工作，约记者一起和他朋友吃午饭。席间，一个朋友请教廖新波是否能在广东推行直升机救援，他很感兴趣，饭也顾不上吃，逐一分析广东省各大医院是否具备匹配的医疗条件。一位服务员两次打断询问要什么酒水，第三次时，廖新波发了火，“你没有看到我们在聊事情吗？”
午餐结束后，下起小雨，廖新波决定步行返回办公室。坐回办公桌前，他捧着一杯热咖啡，提到当年刚当上副厅时，被组织派往牛津学习，同期的官员们现在大多升迁了，自己却没有“进步”，“因为我不会刻意去经营”。一种失落情绪浮在脸上，“我不是求官，我是求做事。”
对于官位，廖新波表现出一种复杂的感情。
他告诉《人物》，从政第一天起，他就从未希望官运亨通。出任副厅长那年他已经48岁，绝非组织重点培养的官员。他的党龄也不长，41岁才入党。那时，他分析和正厅年龄差3岁，很难得到提拔，那么不如“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明明白白地做官”。而且，他的行为模式早已固定，所有的经验来自一线医疗工作而非公务员系统。
但另一方面，廖新波分明又表现出对始终未获升迁的耿耿于怀。曾经有一部分评论认为，廖新波利用微博“做秀”，积攒政绩。廖新波对此极为气愤。他说，从政10年，没有官升半职，2008年汶川地震，他带领广东省医疗队第一时间奔赴前线，拿了奖状，被高层表扬，之后曾有一些传言，有人说他要到省政府做副秘书长了，有人猜测至少入高校做党委书记，他采取一种冷处理，“这么多荣誉面前我没有去为自己谋求半职。”但之后就真的没人提这些事情，直到后来派去重建的官员都升职了，他还是副厅，“我不提出来，并不意味我不需要，我是希望组织来安排，相信组织，这就是我的党性。”“党内高层一直说，要提拔那些不为名、不为利的人，实实在在是干活的人”。一个公平的体制，做事多的官员自然会得到升迁机会，更高位置又能做更多事情，而现在，很多官员买官、求官，“会哭的孩子有奶喝”、“不表达你有上升愿望的，就永远不会关心你。”
廖新波的妻子罗颂平了解丈夫的个性，所以从不指望他能步步升迁，她是中国著名的中医妇科专家之一，“我有时候觉得官越大可能越麻烦，可能就是说我们的自由度就越小。”
“他心里是比较急于求成的，然后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时候就会给他带来烦恼。”坐在家楼下的麦当劳里，罗颂平笑了，她说，丈夫还是“理想化一点”，希望改变现状，但除非遇到伯乐，否则一切只是“良好愿望”。现在拿到正厅级待遇，已经是最好的结局。“我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因为政见不同，而被其他的理由把他整掉，这在官场上不会是罕见的事例……我觉得他没栽了就行了，现在他还没栽吧，对不对？”
她的口气略带悻悻，官场10年，如履薄冰，廖新波的性格倒是比以前“柔和了一点”，在医院时，性子更急，说话憋不住，“当官最起码他能培养出一个人的分寸感。”
以一种极强的宿命口吻，廖新波和记者反思从政10年，性格即命运，如果自己的表达更婉转一些，或许可以“赢得更多领导的欢心，可能我的成功就会更大了，影响也许会更大”。
廖新波说，自己不留恋体制，也不会过度表达低落，太矫情了，不够男人，“我是乐观的”。离退休还有两年，他决定搞搞研究，带带研究生。
对这次的人事变迁，廖新波一位不愿意具名的朋友认为他反应“过于强烈”，“你的处事方式就是和上头思路不吻合。谁都有上上下下的时候，这不叫淘汰，这叫时代发展。”他认为廖新波作为朋友有人缘，但做官员应该“悠着点”。他没去安慰廖新波，“他啊，个性太强，和环境不协调。如果不是在广州做官，在内地做官，早就被搞下来了。”
“不是在广东省，早把我打入十八层地狱了。”从这点来说，廖新波真挚感谢了广东开明的官场氛围。为《人物》拍照时，摄影师安排他站在一排椅子前，他笑呵呵地指着后排垒砌的椅子：“我之后，虚位以待？”
（实习记者兰雪滢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