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珠市口位于北京前门大街与两广路的交汇处，东为崇文区，西为宣武区，北面是前门大街，是明清外城的闹市口，世界闻名。1965年以前，东边叫三里河西街、三里河东街和东柳树井，西边叫珠市口和西柳树井，往西到连接虎坊桥和南北新华街（旧称沟沿）。明清这条街是连接新华街大排水沟往东流至龙潭湖的一条水道，所以这条街是斜的。2001年宣武区与崇文区联手扩宽这条街之后，珠市口往东改称珠市口东街，往西叫珠市口西街，成为北京市中心第三条东西交通要道，形成两广大街（广安门至广渠门），又叫第二条平安大道。1990年的平安大道和2000年两广大街，都是由市政府主持的大规模拆迁，在成片平房区里开辟了城市大道，可见北京市政府的气魄。但是，由于市中心区建筑限高的原因，两广大街与平安大道一样，道路两侧的房地产开发搞的一塌糊涂。崇文区政府计划在珠市口东街兴建大世界商贸街，结果招商困难，最后几乎都变成了政府办公楼。宣武区政府还明智，不投资多拆迁一平米，有开发商投资再拆迁，因此，珠市口西大街两侧现在还是1985年以前的老模样。宣武区广安大街市政道路工程宣武段，从菜市口到珠市口，全长2100米，路宽70米。拆迁范围内共有居民2716户，近9000人，拆迁单位308家。广安大街其沿线分布多处文物建筑。为了使道路沿线的文物得到原址保留，保护这些文物，宣武区政府把广安大街将道路中线往南移，多拆了路南居民200多户，多花拆迁费七千多万元。规划设计单位与文物管理部门也多方配合，将道路中线南移七到十米，避开了纪晓岚故居、京华印书局等文物。为保护珠市口教堂，道路设计新辟了导向岛，将这座教堂环绕在岛中央。
2001年宣武区广安大街市政工程拆迁安置居民用房情况统计,总共大约53万平方米（括弧内两个数字是总建筑面积平方米和销售最高单价元/平方米）:金融街开发“西马小区”（31900、3600）、世纪鸿开发“角门东里”（46452、3650）、益恒开发“正阳小区”（19714、3630）、大成开发“青塔小区”（23000、3950）、大成开发“南苑北小区”（30000、2300）、华远开发“京通新城”（2553、2800）、华远开发“鲁谷小区”（8372、3300）、华远开发“西罗园小区”（2113、3200）、京门开发“吴家场小区”（20000、3650）、城和开发“石榴庄小区”（39000、3500）、玉泉开发“玉泉小区”（16000、3700）、银地开发“银地家园”（88296、2950）、建材开发“建欣苑”（10000、3600）、建材开发“建东苑”（6000、3100）、建材开发“金福苑”（8150、3000）、东湖开发“望京利泽”（30000、3800）、裕发开发“西马庄小区”（22000、2400）、通达公司“安宁二期”（32459、3400）、安达开发“安宁南里”（19759、3350）、亚大开发“八角北路”（23000、3300）、建工开发“梅园小区”（7000、2700）、宣兴开发“清逸园”（7491、2300）、宣武开发“嘉园小区”（15000、3800）、天桥开发“角门小区”（7500、3650）。为了修建这段道路，宣武区政府向北京市商业银行贷款13.5亿元，希望今后从街道两侧的房地产开发项目中收回这笔钱。但是十二年过去了，珠市口西大街道路两侧的开发项目一个也没有启动。下图是2000年拆迁珠市口西大街81号四合院的照片。
2000年启动的两广大街崇文段工程，从广渠门至珠市口，长约3.9公里，路宽70米，由三上三下的六条机动车道加连续停车带、10米的绿化隔离带、7米的步行道构成。崇文区共搬迁居民8900户，拆除危旧房面积19万平方米，其中拆迁单位176个，拆迁面积约6万平方米，拆迁、建设投资总额约30亿元。搬迁人数相当于崇文区全区居民的十分之一。崇文政府曾一厢情愿把它称为“曙光工程”、“富民工程”。“两广”路拆迁改造工程是北京市房改中的一次重要的拆迁范例，一次性拆迁居民总数12000户，而且是全部外迁，这在北京市城市建设史上实属首例。在“两广”路的拆迁中，北京市政府改变了原有的拆迁政策，把原来的原住房面积加上25平方米以后再乘以地价折合现金的办法，变为原有住房面积乘以地价再加上系数0.7乘以当地商品房平均价来折合现金。崇文区为此向银行借了20亿元的贷款，每天所付利息就是25万元，相当于一天开出两辆桑塔那轿车。百姓早一天搬走，就可以早一天开工，也就可以早一天还贷。留了念想1948年出生的范保明是原宣武区房地产经营开发公司的退休职工，他曾参加过不少胡同的拆迁改造。如今退休的他，很怀念那些老胡同，他把2000年参与珠市口西大街拆迁拍摄的照片收集起来，还有现在的文章胡同、法源寺后街，都做成了精美的照片长卷。老范说，自己小时候在原宣武区的香炉营二条胡同里长大，对一个个青砖灰瓦的四合院很熟悉。结婚后，老范搬出了胡同，1993年他还成了宣武区房地产经营开发公司负责拆迁的一名员工。城市发展很快，他参与了很多老建筑的拆迁工作，有的地方整条街、整条胡同都不见了。“有时候我自己也经常回想起被拆掉的那些老胡同的样子，印象是那么清晰，但只能在脑海中回忆，什么资料也没留下。”老范说。在后来的拆迁中，老范就利用为单位拍摄各个院子当公证材料的便利，拍下了很多胡同、街道风貌的照片。现在老范退休了，他突然冒出一个主意，把一张一张照片拼接起来，正好展现出整条街的风貌。
在两米长卷上，2000年前的珠市口西大街上，还跑着一辆辆红色的夏利车，骑自行车的人也很多。十几年年过去了，现在整条街风貌已完全改变。他把做成的照片长卷送了几份给珠市口西大街边的老住户，他们看了都很激动。“这不是以前的那个北京市果品公司大门嘛，这不是那个很出名的饭店嘛……”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
“猪市口”趣闻
在清代这条街叫做“猪市口”，是专门从事生猪交易的市场。传说，因为皇帝每次出巡或去天坛先农坛祭祀要从这里经过，生猪市场的气味让皇帝无法忍受，因此皇帝下了道旨意，将生猪市场移到了东四地区，有了猪市大街。移走市场之后，皇帝觉得“猪市口”这个名字不雅，才采取同音换字的方法，改为现在的“珠市口”。别看名字不雅，在清朝却在这条街上却住着一位大名人，那就是乾隆年间的当朝一品大臣纪晓岚纪大才子。有一年，乾隆皇帝和他打趣对对子。乾隆指着桌子上的两盘豆子，出了句“两碟豆”命纪晓岚对下句。纪晓岗不假思索地对“一瓯油”。乾隆随即改口说：“我说的是‘两蝶斗’，两只蝴蝶在一起争斗。”纪晓岚机敏地说：“我对的是‘一鸥游’，一只鸥鸟在水中游。”乾隆便又出难题，说着跷起脚来，要纪晓岚以他的脚为题，说出一个字。这既要符合乾隆的身份，又不能露出“脚丫子”等字眼。纪晓岚马上联想到自己住的“猪市口”地名，猪的脚称“蹄”，“蹄”由“足”和“帝”组成，这不正是皇帝的脚吗？于是，他便答道这个字是“蹄”。乾隆一听勃然大怒，纪晓岚一解释，也就不好说什么了。
这只是一个传说，其实东城的东四西大街在明代就是内城的生猪市场，而前门外的珠市口在明代是外城的生猪屠宰市场，那时候杀猪是要收税的，私自杀猪是犯罪，所以有杀猪市场。传说归传说，纪晓岚北京故居在虎坊桥东北角，也就是珠市口西街西口，却是确有其事，老房子保留至今已经有240多年了，纪晓岚本人在此居住了38年1958年纪晓岚的后人还在此居住，在珠市口西南角绸布店里当会计。北京晋阳饭庄以山西太原古郡命名，系京城内的正宗山西风味饭庄。饭庄现址是清代乾隆年间《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晓岚（1724—1805年）的“阅微草堂”旧址。是一座典型的北京传统砖瓦房三进大四合院。院宇幽静，雕梁画栋。院中紫藤覆盖，海棠枝叶茂密，每到春夏之交，繁花竞放，瑰丽多姿。这里的第二进院子的正厅就是纪大学士当年写那部谈狐说鬼的名著《阅微草堂笔记》的阅微草堂。纪晓岚在这里住的还有两样系纪晓岚当年的旧物，一是藤花，二是海棠。海棠原为两株，是纪大学士亲手所植，并记载着他与四叔家的婢女文鸾的一段恋情。文鸾聪明伶俐，温柔貌美，与纪晓岚两小无猜，长大后，二人在海棠树下海誓山盟，定下终身。因文鸾的哥哥向纪家索要的财礼太高，将两人给拆散了。文鸾为此忧伤过度，香消玉殒。此后，纪晓岚纳了一妾，名叫明棠，长得酷似文鸾。纪氏把她比作海棠，并且在宅内种下两株海棠，一棵纪念文鸾，一棵比作明棠。
纪氏48岁那年，做了一梦，在梦中与老情人文鸾见了面。纪大学士醒后，站在海棠树下沉思良久，万般感慨，写了一首诗：憔悴幽花剧可怜，斜阳院落晚秋天。词人老大风情减，犹对残花一怅然。海棠留下了纪大学士的一段情话，可惜的是其中一棵海棠在“文革”改造老房时被砍，现在只剩下一株了。
晋阳饭店“头脑”和“香酥鸭”
北京解放初期，一些解放北平入城的和原在北平搞地下工作的山西籍人士，琢磨着在北京搞一个经营山西风味的餐馆。后由两位山西籍人士北京市市长彭真和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提出建议，并交宣武区操办此事。经过一番选址，最后挑中了纪晓岚故居阅微草堂旧址。当时，旧址已成了宣武区委党校。晋阳饭庄1959年开业的，由太原市招来二十多名著名厨师进京组成，提供正宗山西传统菜肴，成为集山西烹调技艺之大成的一家北京著名饭店。饭庄先只供山西籍的老同志招待来京的山西人，属于内部招待所，公款吃喝早就有行规了。西单西绒线胡同的四川饭店为四川籍元帅们所爱，王府井翠花楼饭庄转为爱吃生猛海鲜的南方首长们服务。直到1963年，北京晋阳饭庄才对社会开放。晋阳饭庄门前的匾额系郭沫若所书，这老家伙，哪有好吃的都有他。文革中，晋阳饭庄曾改名珠市口人民饭店。2000年珠市口大街扩宽，在东边盖了一座三层楼。
晋阳饭店最负盛誉的名菜叫“五滋汤”，是用羊后腿肉、山药、鲜藕、酒糟、山西黄酒、腌韭菜等诸种原料制成，具有滋补功能。其制法也很独特，羊肉经过几次熬煮，关键是每次煮时，不断地在未开锅前撇净浮沫，也叫“清汤”，动作要快，撇得要彻底，才能保持汤质纯净。吃时连汤带肉一起吃，羊肉软嫩清爽，醇而不腻，汁色乳白。笔者在山西呆了二十年，属于太原铁路分局，每次去太原出差必到迎泽大街晋阳饭店品尝山西名菜“头脑”，名称来源不详。吃“头脑”，必须喝二两黄酒，装在同样的瓷碗里，这才正宗。这是太原名小吃，但在北京晋阳饭庄就改称“五滋汤”了。我在珠市口大街惠中大厦办公五年，经常带客人到晋阳饭店用餐，饭店女经理都知道我好这一口，用山西话说“给陈总上碗‘头脑’”。“炒鸡脯”、“太原焖羊肉”、“香酥鸭”、“红白过油肉”、“蝴蝶海参”、“牡丹银耳”、“小炒肉”、“炒杂烩”、“山西蒸肉”等都是晋阳饭庄的名气很大的拿手名肴。最让食客大快朵颐的还是面食，如“太谷饼”、“闻喜饼”、“刀削面”、“猫耳朵”（什锦糖耳朵）、“肉丝炒拨鱼”等。作家老舍曾有诗赞曰：驼峰熊掌凯堪夸，猫耳拨鱼实且华。四座风香春几许，庭前十丈紫藤花。山西也有名肴“太原烤鸭”，但不如北京烤鸭有名，于是，晋阳饭店厨师们经过多年研制，提供完全有别于北京烤鸭的一道菜肴，取名“香酥鸭”，自此，北京城有香酥鸭这道名菜。、2001年10月，时任美国国务卿的鲍威尔来华访问。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和外交部长唐家璇在人民大会堂与鲍威尔举行了友好会谈。会谈后，鲍威尔和他的随行人员突然神秘地“失踪”了。原来，他直奔“晋阳饭庄”，在大堂里找了个座位，品尝起了“香酥鸭”。这是老布什向他推荐的。
清华池的“修脚术”
位于珠市口西大街东口北侧的清华池浴池，始建于1905年，已有百年历史了，其前身是个小澡堂，名叫“小仓浪澡堂”。后来，经一位姓于的山东回民改建扩大，创建了“清真清华池”。当时宁夏省主席、军阀马福祥看上这块地儿，给收购了过来重新整修扩大，建成两层楼房，使清华池成为规模大、式样阔绰、设备讲究的清真浴池。不过，如今的清华池是在原来的清华池浴池的基础上，与汇泉浴池和虎坊桥浴池合并，在2001年扩宽两广大街是重建的四层楼。
说起来，当年京城大街小巷有不少浴池，能够像同仁堂、全聚德那样成一字号的，估摸着也就清华池一家。那么，清华池能有这么大的名声，靠的还是“一招鲜”的绝活——修脚。其实，修脚成为早年间公共浴池里的一种“享受”还有个变迁过程。最早，各路修脚人员都是摆摊干修，称为“旱窑”。后来发现洗过澡的人来修，脚部皮肤、趾甲膨胀变软，修治脚病容易多了，于是转移到浴池边设摊修脚。再以后，浴池老板将设摊的修脚人员请进浴池内，这就是修脚附属于浴池，称呼为“水窑”并形成浴池一个工种的由来。不过，清华池的修脚生意能自成一家，多少占了地利的原因。清代修脚业比较兴盛，南城尤其发达，原因是这里多是达官贵人的休闲娱乐场所，穿官靴的多，得脚病的也就比较多，当时修脚主要是为贵族服务，后来流传民间，慢慢地也就兴盛了起来。1957年至1966年，京城修脚业也曾有短暂发展，清华池由此成立了京城乃至全国第一家脚病治疗室，并积极与中西医医疗技术相结合，由单纯的修脚逐渐变为脚病治疗。这期间，全北京有200多人靠修脚为业，而宣武一个区就集中了70多名修脚师傅。老修脚师傅们还聚在一块堆儿出了一本《修脚术》。等到了“文革”，一纸文件取消浴池里的搓澡工、修脚工。幸亏清华池有个修治脚病治疗室才得以保留了下来。新中国成立后，澡堂子就像副食店一样是胡同里北京百姓的必去之处。那时家里一间屋子半间炕，哪有洗澡的地儿。清华池名声在外，赶上节假日就得多排会儿队，这里的水热泡着舒坦，培养了不少“澡腻子”。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楼房拔地而起，平房里的人们一步登天。在家就能淋浴，清华池生意日渐衰落。后来京城新式洗浴中心纷纷开张，挤压之下，2000年左右清华池几乎跌到了谷底。过去，京城老少爷们，但凡有个脚垫、瘊子、鸡眼、灰指甲、脚气、甲沟炎什么的，一般都奔清华池来。冲着的一个是清华池的字号，另一个就是清华池的修脚师傅。上世纪六十年代，清华池修治脚病师安起老师傅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劳动模范；八十年代，高级脚病治疗技师杜德顺也当选全国劳模、全国人大代表。如今，清华池又出了位专家级的修脚技师金启平。当年，就是金师傅上门给陈云同志修治脚病。那年，陈云同志已年近九十，因患脚病，中南海保健处找到金启平，因此他去过几次陈云的家。一天，进入中南海时总习惯穿布鞋的金启平刚走到陈云的屋门外，耳力极好的陈云便问：“金师傅来了吧？”“是我。老首长您好啊？”陈云特别高兴，坐在了沙发上。金启平找来了一个垫脚的方凳，一看老人脚掌患有疤痕垫核。“手术不能破，不能疼，必须稳、准、轻。陈云同志体弱多病，不能长时间坐着，必须在15分钟之内修治完。”金启平边想边迅速地干了起来。短短12分钟后，他就完成了修治任务。陈云同志穿上鞋，在室内走了几步，连说：“谢谢，谢谢。”其实，清华池的每位修脚师傅都是经过严格训练，并取得从业资格的，不论顾客职位高低，对谁都一样的热情，对谁都那么认真，这是多年养成的职业习惯。有一位家长找上门来，请求为他的孩子治脚病。因为患甲沟炎，上中学的孩子已经2年没上体育课了。得知孩子的脚病能治后，家长忙问：“只带了1000元够不够？”师傅笑了。原来，不到10分钟，病灶处就被处理好，而花费只有几十元，加上以后换两次药，总共也不过百元左右。我供职的宣武开发公司成立于1981年，办公地址一直在菜市口东侧一栋三册小楼，在早是清代南味糕点稻香村的产业。1992年拆了陶然亭浴池建起一栋六层楼，1993年公司搬到自新路办公。在住宅楼办公有损国家一级开发公司全国“百强企业”的形象，1995年总公司搬到珠市口西大街“太丰惠中大厦”办公，租用二层办公面积，直到2002才搬只宣武门庄胜写字楼。被拆的陶然亭浴池与清华池浴池同属一个上级单位宣武区“五联”公司，是1968年把宣武区旅馆业、洗浴业、理发业、修理业、运输业合起来组成的服务公司，故称“五联”。1994年笔者任宣武开发公司办公室主任后，直接负责处理交接“五联公司”回迁房事宜，其中清华池经理也属于回迁户，这我才知道清华池的来历，他们曾几次请我到清华池免费洗浴，但搓澡小费是需要自付的。
“华北戏院”与“丰泽园饭店”
在清代前门外的戏园很多，因清军进入北京后，从政治上的考虑，让会馆、戏园等迁到南城，并不许在内城（东城、西城）建立会馆、戏园。清乾隆年间为母亲祝寿，邀请安徽徽戏的三庆、春台、四喜、和春四大徽班进京，到清道光年间，又有湖北的楚戏（现在叫汉剧）也来到北京。后徽戏和楚戏相结合演出，形成了一个新剧种，因是在北京形成的，所以叫“京戏”（京剧）。因北京出现了京剧，由于京剧的繁荣，在前门外出现了很多戏园，最早的一座就要数前门大街路西肉市胡同的广和楼了。虽然广和楼是在光绪二十六年建立的，但在明末的“查园”茶楼已是演唱的场所。其它像大栅栏里有广德楼戏园（今前门小剧场）、庆乐戏园、庆和戏园（后为瑞蚨祥绸布店），三庆戏园、同乐轩戏园（门框胡同口，后改同乐电影院）、粮食店胡同内路东的中和戏园（六必居南）。在鲜鱼口里有华乐戏园（后改为大众剧场）。除一些正式的戏园外，很多会馆和大饭店也设戏园，像正乙祠会馆、山西平阳会馆、打磨厂的福寿堂饭庄等。前门外的戏园在清代和民国时，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有很多著名京剧演员在这里演出。像光绪年间出现了十三位著名演员，人称“十三伶”（又称“十三绝”），其中有程长庚、谭鑫培、梅巧玲等。后来又出现了武生杨小楼、老旦龚云浦、花脸金秀山、老生余叔岩、名丑肖长华、青衣陈德林、王瑶卿等。再以后，又出现了“四大名旦”：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这些著名演员都在前门外的戏园演出过。民国时，在前门外又有了一些戏剧学校，著名的像喜（富）连成科班，就长期在广和楼演出，长达二十多年。老北京的戏园子，大部分是从茶园改过来的。戏园子里摆的是像饭店的方桌子，桌上放瓜果点心瓜子。过去的戏园子里除有捧角儿的乱喊叫外，前台还出现了“三行”，即茶水行、小卖行、手巾把行。正像侯宝林先生相声里所描述的，那时戏园里沏茶倒水、卖烟卷花生瓜子的、扔手巾把的，一片嘈杂，一直到压轴戏开演，才稍静下来。过去是不允许女子到戏园子听戏的。民国以后提倡文明新风，破除封建传统旧习，在京城首开剧场的夜晚演出，文明看戏，也开创了女伶可与男演员同台出演等新风气。先后在内城外城开设了新型剧场，先是男人在楼下，女人在楼上。20年代出长排椅子，男女分座区，如长安大戏院、吉祥剧院、开明剧场、第一舞台、华北戏院等。20年代兴演出反封建争取民主自由的新京戏、新评剧、话剧等文明戏，著名坤伶刘喜奎等女伶，在华北戏院出演的新时装戏曾轰动京城，曹禺的《雷雨》、《日出》等，也曾在长安戏院、北京饭店等地由北平剧社演出。陈宗蕃先生所著的《燕都丛考》引《顺天时报丛谈》中说：“盖以珠市口大街为经，用以区别雅俗耳。”这话进一步说明，珠市口地理位置的重要，不仅仅是南城一道贫富之分的分水岭，也是雅俗之分而难以迈过去的一道梁。那时候，有“道儿北”和“道儿南”的俗称，只有老北京人知其含义，这个“道儿”，指的就是珠市口，足见珠市口地位的重要。从清朝到民国，好的店铺，都在珠市口以北；好的戏园子，也都在珠市口以北。就像现在一般有钱的人，不愿意到南城买房子住的心思一样，那时有钱的主儿，可以到“道儿南”的天坛城根下跑马踏青，射柳为戏，是断然不会到“道儿南”的天桥去看戏的，虽然天桥也有不少家戏园子、落子馆。《啼笑因缘》里到天桥听沈凤喜唱大鼓书的樊家树，是落魄穷酸的文人。在“道儿南”演出的，都被认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