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这两天，石扉客（沈亚川）、张鸣、易天、天佑中华A等人一直在说我接受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的事情。虽然我一再澄清（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c7cd33010117gl.html），但为了避免更多的误解，还是想正面说说自己对美国福特基金的看法。
关于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说法有二：
第一种：美国福特基金会成立于1936年，是老福特的长子埃兹尔·福特（Edsel Ford）捐资25万美元在底特律注册的。其宣扬的宗旨是：接受和管理资金以用于科学、教育与慈善目的，声称“一切为了公众福利，此外无其他目的”。基金会声称在五个领域重点工作：和平、民主、经济问题、教育、对“人”进行科学研究。2000年资产为96亿美元。1959年到1970年，基金会对中国研究的资助达2300万美元。自1988年1月在中国建立办事处起至2001 年 9 月，基金会在中国资助总额为1.28亿美元，项目包括城市扶贫、农村扶贫、人权与与社会公正、治理和公共政策、教育与文化、国际事务、项目支持等。
第二种：英国学者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丝在《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版）中披露，美国通过中央情报局设立的幌子基金会很多，其中有“亚洲基金会”“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由于基金会不像公司必须对股东定期交代账目，隐蔽性较高，所以可以通过民间大基金会洗钱。该书声称，在冷战期间，福特基金会帮了中央情报局大忙。中央情报局往往将经费拨到这些基金会的账上，然后这些基金会再以自己的名义把钱“捐助”给中央情报局指定的对象。目的是在世界范围内宣扬美国价值观和美国生活方式，在外国培养出一批以美国是非为是非的知识精英，再通过他们去影响本国的公共舆论和政策制定。美国学者詹姆斯•彼得拉斯（James Petras）认为，福特基金会与中情局的合作是“一种深思熟虑的、有意识的共同努力，旨在加强美帝国的文化霸权，削弱左翼的政治和文化影响。”。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丝透露，在1963-1966年间，美国164家基金会共拨发700笔一万美金以上的款（当时这是很大的数目），其中至少108笔完全或部分来自中央情报局。在这些基金会所有对国际活动的赞助中，有将近一半来自中央情报局。如果《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所写内容属实，那么福特基金会是中情局的“幌子基金”，就可以认为美国对中国的“颜色革命”已经开场。
若说美国福特基金对政治的关注，可能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会长霍夫曼和董事长小福特有关。霍夫曼曾任实施马歇尔计划的主持人，小福特虽为共和党人，但在当时孤立主义与国际主义的两派思潮中拥护后者。1951—1954年，基金会用于海外项目支出达5400万美元，略相当于它在同期全部支出的1/3。1952年的一份文件称，基金会决定将海外项目集中在中东和亚洲，因为这些地区有许多新兴国家处于苏联—共产党领域的边缘，如果这些国家“民主失败”的话，就意味着世界共产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的战争危险就会增加。“如果印度走了中国的道路，整个亚洲就要分裂为二，也许自由世界将无可挽回地失去它”，为此应该大力培养印度和巴基斯坦未来的领袖人物。霍夫曼认为印度是中国的“软腹部”，并且有希望走民主的道路。根据这一认识，福特基金会当时的海外工作重点是印度。1953年设培训与研究部，其主任明确表示，培训人才的宗旨就是“在海外直接或间接推进美国的利益。”
那么，福特基金会究竟在中国进行了哪些活动呢？中美建交后，福特基金会开始进入中国，并与中国社科院确定经济管理、法律和国际关系三个领域的合作。1987年7月2日在北京签订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与福特基金会协议备忘录》中，记载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意，代表中国接受基金会资助的单位，和总部设在美国纽约州纽约市的福特基金认识到基金会的目的是通过向政府和民间机构提供赠款，促进人类福利发展和国际和平，认识到基金会对教育、科学、文化、经济和社会发展活动的资助有助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达成协议。”该协议中有较为要的两条基金会义务，一是“本着互相信任的精神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各官方机构合作”，二是“基金会的援助项目不得有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利益和公共秩序”。这表明，福特基金会不仅得到中国政府的承认，而且有义务与官方机构合作，但前提是不得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政府不仅同意福特基金会在北京成立一个办事处，还承诺了一定的免税优惠政策。此后，美国福特基金会就致力于与中国政府合作，资助中国学术界的研究，捐助中国教育、贫困大学生、扶贫开发、计生、环境保护。根据《中国慈善家》杂志2011年6月15日的文章《最慷慨的基金会》介绍，截至目前，福特基金会已累积向中国各机构团体捐助2亿5千万美元。福特基金会的驻华首席代表华安德说，“基金会所有资金来源都是通过投资所得，不接受捐助，福特基金会完全是独立的。”我查了一下，1956年，福特基金会就决定将其1/5的福特股票上市，并将售股所得的5亿多美元用于捐赠拨款。
而据《美国福特等基金会的背景、活动及资助的中国精英》一文所述，则是另一番情景，“根据完全公开的媒体报道，有两个及其明显的事实：1、福特基金会培养和资助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及政治法律学家，几乎全部为亲美的精英学者。2、中国亲美的精英学者几乎全部被福特基金会、索罗斯基金会等机构资助过，或者和这些基金会关系密切。除此之外，福特基金会还在新闻、教育、艺术、环保等领域广泛活动，培养资助反共势力。”该文列举了长达百人的名单，将茅于轼、吴敬琏、张维迎、董辅礽、杨小凯、许小年、周其仁、周小川、易纲、厉以宁、林毅夫、樊纲、胡鞍钢、吴晓波、江平、贺卫方、蔡定剑、于建嵘等人与美国福特基金会的关系进行了举证。但从证据中，我认为并不存在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丝所说的邪恶目的，也没有看到这些精英出卖国家利益的事实。因此，我认为这篇文章的论点和论据是孱弱的。基金会办事处在1988年建立时，活动集中于三个领域：经济、法律和国际关系。以后，随着中国自身需要及其发展重点的演变，工作也有了新的内容。环境与发展项目和生殖健康项目是1989－90年新增加的，2001年增加了教育和文化项目。目前福特基金会在中国的工作集中在下述七个主要领域：经济与发展金融教育改革与文化多样性、环境与发展、治理与公共政策、国际合作、法律和权利、公民社会、性与生殖健康。为了在上述领域中使基金会有限的资源产生最大的效应，北京办事处项目工作人员采用下述几项原则：根据所申请项目的目标和实施方法来确定是否给予资助；项目官员在某些主题方面采取合作的方式，如社会性别以及贫困问题；基金会鼓励所有社会部门之间进行合作，如草根组织、非政府组织、研究中心、大学及政府部门，目的是对每一类问题都能有多种角度的考虑；对中国有重要意义的紧迫问题和可能会对国家产生影响的项目给予特别的关注；北京办事处还将与所有资助领域有关的一些前沿问题作为重点。从上述情况来看，福特基金会在中国的情况，与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丝在《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所述相去甚远。
我在微博上对于美国福特基金的表态，有两条，欢迎大家按图索骥去查证：
第一条是去年9月13日针对《美国福特等基金会的背景、活动及资助的中国精英》一文的相关内容，发表的评论【@吴法天：我倒觉得没必要拿基金会的说事儿。福特基金资助的大多是纯学术研究而已。】2011-9-13 14:52 来自新浪微博
在发现网上披露的美国福特基金资助的百名学者名单中有我名字（是以中国政法大学为单位的）时，我也在去年11月25日发过微博澄清：
【@吴法天：这几天有多位网友告知，中华论坛公布的美国福特基金政治献金的100名中国学者里有吴法天名字，我惊愕。我记得于2005-2006年北大做博士后时是承担过合作导师课题的部分任务，那是一个纯学术研究，而且我并没有拿过报酬。这份名单中我的名字是被添加的，最大的漏洞在于，我在法大从未承担过福特基金项目。】2011-11-25 14:02 来自新浪微博
我是在1995年知道美国福特基金的。那年，我在中南政法念大学，福特基金会资助的湖北省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法官培训班就设在该校。记得当时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贺卫方与北京大学副教授朱苏力就在法官培训班上课间隙给大学生们开过讲座。2005年，我在北京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参与了导师主持的一个美国福特基金项目，是研究中国刑事司法改革的。我写了一篇关于刑讯逼供的论文，后来发在2006年的《中外法学》上，大约三万多字。注释里，按要求标注了“美国福特基金项目”的成果，我拿到了《中外法学》编辑部给我的稿费1200元人民币。因为我并不是课题的承担者，所以除了参加过福特基金会资助的在北京大学召开的国际研讨会，并没有从美国福特基金会那里拿过任何报酬。我对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的研究项目，完全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的，是一个刑事诉讼法和证据法的问题，不涉及任何政治或者国际关系方面的性质。而且，我认为，利用福特基金会资助进行研究，只要不出卖国家利益，就没有什么可忌讳的。在高校里，科研项目很多，我承担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项目，也不排除以后会申请或承担美国福特基金项目。
以上只是个人浅见，说的不对的，欢迎拿出证据拍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