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工人日报》以《迟到的稿费高地》为标题，探讨了一下上海宣称提高作家稿费的问题。原文中说：近日，上海成为“稿费高地”的一则报道，引起了文坛的极大关注。据上海媒体报道，上海作协下属的文学杂志《收获》、《上海文学》等稿费标准即将大幅度提高，新标准将是原标准的2~5倍。由上海政府从“文学发展基金”拨出专项资金扶助,每年都会注入新的资金。据悉,这笔专项资金大概会在今年底明年初到位,到时将会确定一些稿费标准的细则。对此，上海作协副主席赵丽宏表示：“这笔钱体现了上海政府对文学的重视。这既是对作家劳动的尊重，也是对纯文学刊物的支持。”
据了解，目前纯文学的稿酬一直沿袭上世纪80年代的标准，像《收获》、《上海文学》、《萌芽》这些上海作协所属老牌文学杂志，普遍的稿费标准是千字80元，名家或者是好的作品，可以增加到千字百多元。而在其他城市，文学杂志的稿费标准可能更低。作家出版文学书籍也是所获微薄，与高级脑力劳动极不相称。
本来，这是一件好事。但偏有傻逼好事者出来放屁，有位邹姓“高人”发表评论《当代笑话，凭什么给纯文学杂志稿费补助》。该人说：
《收获》杂志将提高稿酬二到五倍，全国各地的所谓“纯文学”杂志也开始跟风，各主编大人表示很想涨，但涨不起，需要政府补助。他们叫屈当然有自己的道理，看看列出来的数据就知道，这些杂志的稿费的确是太低了。然而，如果稿费低就能成为必然获得补助的理由，依照这个逻辑，中国有很多人比“纯文学”作家更有资格获得补助，如教师、记者、编辑——并非是实用主义作祟，而是因为，这些人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都比所谓的“纯文学”作家贡献得多。
再创办十本《收获》，举办一百个“xx文学奖”，文学杂志的稿费提升至千字万元，中国当代的文学都没有希望。当代文人的根子已经被隳坏，他们再也不具备知识分子的气场。民国时期的稿费高，是由于知识分子也从事创作，作家们的创作在某种程度上有着“经世致用”的意味，鲁迅的小说就是如此。其他作家的作品，即使不是“经世”，也有着很高的审美价值。张爱玲笔下的旧上海、人生百态，最堪回味；还珠楼主为读者断绝了的古典梦，搭起一座往回走的桥——他们的作品，当得起高昂的稿费，因为到现在还有着它们不易的价值和地位。
当代的文学的畸形，早已经被毒瘤所占据。它一出生就将殖民意识这块芯片植入脑中，于是作家还没有疯，便开始胡言乱语，还不知道工业化是怎么回事就叫嚷后现代。语言更不用说了，别说要追上秦时明月汉时关，连鸳鸯蝴蝶派的“嘤咛一声扑入相公怀里”都学不像样。内容？还有这个名词吗？如果真说有内容，那么除了人的猥琐，以恶为美，便无处可寻。文学的价值，从何谈起？
曹雪芹从来没有抱怨过稿费低，因为没有人给他发稿费。到了今天，文学能挣钱了，成了不折不扣的现实，作家能过上富足的生活，看看盛大的产值就可知道。这是好事，尽管它与“文学艺术”不沾边。但是，“纯文学”不比那些通俗文学高出一筹，为什么作家们就应该得到补助？留心一下历史，就不难发现，文学艺术的繁荣时代，都不需要这种激励制度，好作品自然就会产生。因为优秀的作品从来不是补助所能催生的，一个自由的环境和氛围才最重要。
苏轼在写“大江东去浪淘尽时”、“人生到处知何似”时，心里想的肯定不是大宋王朝给他发稿费，而是上头别再来找他麻烦。如果大宋隔两天来一个“黄台词案”、“青台文案”，那么绝对不会有宋诗和宋词的成就。
博物馆的存在，有着记录历史和命运的意义，它配享政府的补助。现在的“纯文学”杂志连这个功能都不具备，如果也享受这种待遇，这是最大的不公正。“纯文学”杂志和作协一样，成了当代的笑话，究竟有没有存在的理由，还是个问题。现在还要要求稿费补助，是荒天下之大谬。
按照该人的逻辑，中国作家的存在本身就是个错误，作家们不应该在去写纯文学，而都应该去干别的工作谋生，如果你执意要写作，那就应该贫穷下去，饿死活该！
而事实上，不是当代中国的作家所写出的作品没有价值，而是好的作品没有多少人懂得欣赏。在这个房价飞涨物欲横流的时代，没有人以自己精神的富有为荣耀，除了作家、诗人自己，当然也包括那样伟大的艺术家、摇滚乐手。文学不能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而存在，因为它不是快速消费品。正因如此，真正的文学总是看起来脱节市场，并不是人们迫切需要的东西。文学只能是等待市场区适应。但是，当前的中国，其读者还远远达不到消费高贵作品的水平。其对待文学的态度依然停留在与消费快速消费品一样的适应个人欲望需求与满足的层面，对于那样高营养的文学作品，他们暂时还吸收不了。
目前的现状是，垃圾文学普遍畅销，三流作家物质充裕；优秀作品难以卖出，一流作家囊中羞涩。而作家和诗人们除了写作，一般的干不了其它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若不出台相关政策，对作家加以鼓励，当大多数作家（包括诗人）生存困难的时候，我不知道，在未来的某些年，我们一定教育我们的孩子：千万别写作，千万别当作家！
我又看到《南方都市报》上的另外一个新闻：《海稿费喊涨，广东部跟风》——
近日,上海某媒体报道称,由上海作家协会主管的《收获》、《上海文学》等文学刊物将从今年12月开始大幅度提高稿费标准,最低稿费标准将是原标准的2倍,优秀稿件的稿费有望达到原标准5倍以上。稿费标准提高的缘由是,上海政府从“文学发展基金”拨出专项资金进行扶助。上海调整后的稿费标准,是否真的会迫使其他文学刊物也跟着提高稿费标准?对此,记者采访了几家主流文学杂志的负责人,他们各有说法。
上海市作协副主席赵丽宏 涨稿费将引起全国连锁反应
我们的稿费标准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几乎没有动过,这不仅与时代与经济的发展不相匹配,而且对作家们非常不公平。我们一直在呼吁提高作家的稿费,像在政协开会时提交相关方面的提案等,现在我们的呼吁有了一个很完美的结果,非常值得高兴。
这次稿费的提高并不是作家们提出来的,很多作家其实基本不问我们稿费的情况,当然这也与《收获》杂志本身有关,他们相信《收获》杂志的品位,他们只是尽力写出好的作品,因为他们觉得那是对自己专业的尊重。而我们这些编辑们,应该给予这些作家们应有的尊严,支持、尊重作家们的劳动。
我们现在稿费涨了3倍多,最少也要达到千字200元,这对作家与文学界来说都是很好的消息。我觉得这是一个大趋势,很快会在全国各地引起连锁反应,像广州等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对政府来说这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财政预算,但对文学界来说却是很大的一个事件。
《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 《人民文学》会在该跟进的时候跟进
我觉得《收获》涨稿费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无论是对作者还是对文学事业的发展。如果有可能的话,《人民文学》可能会采取相关的跟进措施。同时,我不认为这会对我们的约稿造成压力,毕竟一个文学刊物的竞争力以及稿件质量与稿费不是直接挂钩的。但我们也会顺应市场发展的需要,该跟进的时候就跟进。现在我们的稿费一直执行的是上世纪90年代末期的稿费标准,完全有必要涨,但具体实施起来有一定的困难,也是因为文学期刊利润很低,竞争压力大,这还需要政府文化部门的大力支持。
广州《花城》杂志主编田瑛 没有将提升稿费列入考虑范围
国家规定的稿酬不断被突破,这是一个现实,无疑对全国文学刊物是一个震动、影响。现在物价飞涨,我认为,所有劳动所得都应该提高,顺势而为。现在整个稿酬现状都是偏低的,各种期刊、书籍如大刊小刊,单月刊、双月刊,都是根据自己经营状况来定稿酬的。现在文学经营状况不是很好,大幅度调高稿酬,涉及成本问题,无论发行量多好的刊物,谁都不可能不考虑成本,费用增加了,还得根据自身经营情况申请经费。
我们还没有将提升稿费列入考虑范围内,这对我们刊物影响不大,《花城》杂志属于花城出版社的刊物,完全企业化,在经济财政上不独立结算,发放稿酬是按照花城出版社的经济状况来考虑,在现有同类刊物中,我们的稿酬是中上水平。况且,我认为一部分作家不是按着稿酬高低来衡量期刊,而是为作品的质量来选择有质量的刊物,《花城》一直坚持着自己的品质。
广东省作协副主席杨克提高稿酬有助于提升杂志品质
报刊稿费,是由国家新闻出版署来决定稿费管理标准。我印象中,《上海文学》的经济压力很大,经费还不如《作品》杂志(杨克曾任《作品》杂志副主编),现在有基金拨款,是好事。广东自由撰稿人特别多,打工作家也特别多,稿费收入对于他们特别重要,我呼吁广东要建设文化强省,希望能向上海学习。当然,很多人都不是为了金钱进行写作,但提高稿酬还是会提升作家创作的积极性,对于提升文学杂志的品质也会有所帮助。
初看标题，我以为广东真是皮厚，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人家上海涨稿酬，是因为上海一直是中国文学前沿，你广东显然在这一点上无法与他们相比，尽管你们有钱，暴发户多。但细细看来，广东那边发此新闻实际上是标题党，杨克主席实际上也希望广东能提高稿酬。花主编之所以说没有涨稿酬的打算，是因为广东省并没有拨款的打算。广东那么有钱，舍得花上千亿搞个亚运会，为什么不舍得拨个千八万扶持文学创作？
就我自己来说，我一年的稿费收入大约在10万左右，但来源于纯文学杂志的稿费收入不足5000，有的纯文学杂志根本就穷的没有钱给作者发稿酬。我的作品还相对有一定的市场。为了生存，我不得不以两条写作路线来创作。一种是纯文学创作（诗歌、先锋小说等），按正常的逻辑是亏本的“买卖”；一种是流行文学写作，比如所谓的青春小说等。我的垃圾文字卖的钱最多，好的文字则几乎不赚钱。
肯定有人说，你一个作家怎么张口就钱闭口也钱？我懒得反驳你。很简单，你丫要吃饭不？物价在飞涨，你还让不让人活？对于作家、诗人这个精神贵族，我不说物质上也贵族，你起码要让人家平民吧？难道个个都需要一边讨饭一边写作？曹雪芹固然没有稿费，但现在是什么社会?再说人家本身就是“富二代”！说道富二代，我想起了近现代的邵洵美，人家为了文化倾家荡产，因此才有新文学，才有林语堂。现在的富二代，有几个有这种精神？富二代想让后代成为富三代富四代，官二代不也是如此吗。在这个民族自觉性还没有达到人人都主动去需要文学、尊重文学的时候，我们迫切需要政府领导加以引导，并给予财政支持，或者将文学创作纳入到财政计划，像科研经费一样，在各级部门设立创作经费。只有这样，才符合国家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建”的口号。上海就具有这样的前瞻性，祝贺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