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无界
——看方方《风景》
《风景》是方方的成名小说,它以亡者看生者的独特视角,描摹了建国后汉口下层平民最真实的生存图景,从某种程度上再次提出了“生存还是死亡”这一亘古不变的人生命题,自然地流露出悲天悯人的情怀。这道呈现在我们面前的“风景”,真实、黑暗而残酷,却是中国当代文坛难得一见的一抹亮色。
一幅众相毕现的生存图景
“我”――小八子,是家里的第八个孩子,生下来半个月就夭折了。小说正是借死了的“我”的眼睛,去看活着的父亲、母亲及他们的七子二女的生存。十一个人,尽管生活在同一个贫穷而缺少温暖的家庭,却演绎出各自不同的生存方式。
这是一个怎样的家庭呢?
首先是贫穷,人口众多。
“……汉口河南棚子一个十三平米的板壁屋子……”
“小屋里有一张大床和一张矮矮的小饭桌,装衣物的木箱和纸盒堆在屋角,父亲为两个女儿搭了个极小的阁楼,其余的七个儿子排一溜的睡在夜晚临时搭的地铺上。”
更重要的是,缺少亲情温暖。
“父亲每天睡觉前点点数,知道儿女们都活着就行了。”
父亲,母亲是作为家庭背景出现的。
父亲解放前是一个码头工人,以善打码头闻名、他粗暴、勇敢、重义气,“认朋友而不认是非”。这样的性格在家庭生活中就表现为蛮横不讲理,打骂老婆孩子对于父亲是家常便饭。而母亲,同样愚昧,又加之天性风骚,好搬弄是非,也不可能给子女多少深沉、温情的母爱。
这样的家,这样的父母造就了怎样的九个子女呢?
大哥承袭着“长兄为父”的传统观念,是个重情义的汉子,这点通过他对枝姐的爱情得到最切实的体现。然而,他身上难以避免地深深打上了家庭和父亲的烙印――粗暴、愚昧。
二哥是全文中最令人不忍卒读的人物。他是家族中的异类,在他身上,家庭的烙印已消失殆尽,他的价值观与其他家庭成员有质的不同。活着有两层含义,一是生存,二是生活。如果说其他人只是在生存,希求最低等的物质满足;那么二哥却是在艰难的生存条件下倔强地要求生活,过一种有尊严的真正的人的生活。故而其生命带有最浓厚的悲剧色彩。
三哥这一人物形象为烘托二哥而生。他强悍,二哥文弱;它简单,二哥深邃。然而,由于从小受到二哥的关爱,他爱二哥超过爱自己。当二哥自杀后,他简单地认为是女人“天生阴毒”害死了二哥,从此痛恨天下所有女人。
四哥又聋又哑,“平和安宁地过自给自足的日子”,也许只因为“嘈杂繁乱的世界之声完全进入不了它的心境”。
五哥、六哥这对孪生兄弟,“打小是坏种”,成年后都很现实地去做了倒插门女婿,改革开放后又都在汉正街干个体成了暴发户,越发奸猾、粗俗。
由于家中女孩少,大香、小香姐妹从小被父母娇惯,养成了恶毒、刁蛮的性格,一贯以欺侮她们的弟弟――“我”的七哥为乐。
至于七哥,作者写了他苦难的童年,童年生活中微稀的温暖,下乡、上大学形成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在此观念指引下不择手段为改变命运所做的努力,直至功成名就。他的命运最富戏剧性。我以为,七哥不单是本文的主人公,作者更是以他为原点,铺陈其他人物的命运线条,凸现各色人等的性格,从而架构出整部完整的作品。
这个家庭是当时众多底层家庭中最平常不过的一个,典型且带有普遍性。小说出版后,许多读者都在其中惊讶地发现了自己家庭、自己父母、自己兄弟姐妹的影子。因此,与其说它深刻生动地写出了一个家庭,毋宁说它本真地再现了底层民众的生存状态。它实质上是将众相毕现的底层生存图景微缩于一家之中。
一场无声无息的生命屠戮
在这部小说中,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打码头负伤而死的祖父,出车祸的枝姐,被火车辗死的够够,文革中投江自尽的杨氏父母,沉船死去的船长以及割腕自杀的二哥……匆匆而过的几十年间,一个又一个生命骤然消逝,无声无息,轻巧地仿佛留不下什么印迹。
这其中,作者着墨最多的是够够和二哥的死亡。
对于主人公七哥,和够够一起捡菜叶的日子,是七哥生命里“最美丽和善良的日子”,“它在无数黑浓黑浓的日子里微弱的闪烁几星绚烂的光点。”够够与七哥同病相怜,在家中经常挨打,从小就给家里捡菜叶。所不同的,七哥压抑、孤僻、冷漠,够够善良、单纯、活泼。他们有着青梅竹马的感情,够够给了七哥他从没获得过的温暖。因此,够够的突然离去给了七哥致命一击――他不但大病一场,而且他性格中仅存的美好一面被彻底埋葬了。
可是,即便在七哥向一个名利高手蜕变的过程中,他难以忘怀的依然是够够。
“他曾尽情地怀念过够够和享受过完全归他所有的孤独。……七哥想够够该有三十了。说不定够够能成为他的妻子,尽管够够比他大两岁。可这又算得了什么呢?只要是够够,就是大十岁大一百岁七哥也不在乎。然而够够永远只能是十四岁。”
二哥的自杀是理想主义者在现实中理想幻灭的写照。
二哥,他从精神上彻底背离了自己的家庭,直接原因是他接触到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家庭,看到了一中全新的活法:
“这个家庭对二哥来说仿佛是外星来客。二哥是在河南棚子长大的。他几乎都认定夫妻打架,父子斗殴,兄妹吵闹是每个家庭中最正常的现象。……而杨家……一家人这般地相亲相爱,这般地民主平等,这般地文质彬彬,这般地温情脉脉。……他觉得只有到了这儿他的心才感觉到它是为一个真正的人在跳动。”
由此,他作为人的意识开始觉醒:
“那一句一句的诗将他的心一层一层缠绕得紧紧。最外一层显赫地裸露着‘不是死,是爱’五个字。……二哥从心底涌出无限无限的忧伤。这忧伤之泉直到他死都不曾停止过喷涌。”
二哥开始发奋学习,渴求知识,成为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
“他的派头和说话的口气同家里人越来越不一样了。他对父亲说他要上大学。他想当一个建筑师,他要让父亲和母亲住进他亲手设计的世界上最美丽的房子里。他说这话时,深奥的眼睛里放射的光芒能照进所有人的心。”
当他的求学梦因“文革”破灭,他的人生导师杨氏父母自杀后,他产发了对人生的痛苦思考:
“生似蛾蚁,死如尘埃,这是包括他在内的多少生灵的写照呢?一个活人和一个死者之间又有多大的差异呢?二哥产生了一中他原先从未产生过的痛苦。这便是对生命的困惑和迷茫而导致的无法解脱的痛苦。”
与此同时,是爱情拯救了他,当然也最终杀死了他。“不是死,是爱”他短暂的生命中一语成谶。他宁愿为爱而死,也不愿无爱而活。没有爱的人生之于他等于死。
“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痛彻肺腑的怜悯”是二哥自觉的活着的动力。他的生命正是在对这三者的失去中一步步走向了尽头。在二哥这里,自杀不能被解读为逃避,而是成就了他对命运的最后抗争和进一步思索。
比起上述活生生的屠戮,生活对活着的人(主要指七哥)的屠戮是作者所要表现的更深层含义。
性格是对童年的回忆。小时受尽折磨,七哥有不健全的人性;够够死去,七哥性情中可能存在的美好一面被埋葬了;七哥下乡上学,继续受人歧视,人性中的丑恶已深深植根、膨胀;受苏北佬启示,七哥心灵中丑恶的种子开花结果,继之建立起一套足以翻身的生存哲学――
“干那些能够改变你的命运的事情,不要选择手段和方式……每天晚上去想你曾有过的一切痛苦,去想人们对你的低微地位而投出的鄙视目光。去想你的子孙后代还将沿着你走过的路在社会的低层艰难跋涉。”
至此,七哥的精神完全沦陷,生活对他的屠戮宣告完成。
七哥一门心思向上爬,五哥六哥费尽心机赚钱。这样的七哥却瞧不起五哥六哥到了极点。其实,归根结底,他们不过是一类人,一类精神被无声无息屠戮殆尽的高等动物。
一种无可奈何的悲悯情怀
小说向我们展示了生的艰难和死的残酷,借二哥之口问出了“一个活人和一个死者之间又有多大的差异呢?”其实是在叩问每一个活着的人:生活的真谛究竟是什么?我们为什么活着?
对于理想主义的二哥,作者当然尊重而同情;对于笃信生存哲学的七哥,作者也不是单纯地指责;对于这个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作者都没有表现出高高在上的道德评判,有的只是怜悯。二元对立、非黑即白不是《风景》的要义。
作为叙述主体的“我”――死了的小八子,下面的这段话正集中了文中流露的无可奈何的悲悯情怀:
“我极其感激父亲给我的这块血肉并让我永远和家人呆在一起.我宁静地看着我的哥哥姐姐们的生活和成长。在困厄中挣扎和在彼此间殴斗。我听着他们每个人都对着窗下说过还是小八子舒服的话。我为我比他们每个人都拥有更多的幸福和安宁而忐忑不安。命运如此厚待了我而薄了他们,这完全不是我的过错。我常常是怀着内疚之情凝视我的父母和兄长。在他们最痛苦的时刻我甚至想挺身而出,让出我的一切幸福去和他们分享痛苦。但我始终没有勇气做到这一步,我对他们那个世界由衷感到不寒而栗。我是一个懦弱的人为此我常在心里请求我所有的亲人原谅我的这种懦弱。原谅我独自享受着本应属于全家人的安宁和温馨,原谅我以十分冷静的目光一滴不漏地看着他们劳碌奔波,看着他们的艰辛和凄惶。”
我想,这种对活着的个体的怜悯,正是作者创作本文的原动力。然而,也应看到,作者的这种怜悯仍旧是对生命的迷茫和困惑的思索,她并没有给出一条解决“活着的痛苦”的洒满阳光的路。启示每位读者进行这种思索,聆听作者发自内心的倾诉,这种双向沟通也许是这篇小说可以达到的目的。
是像二哥一样死去,还是如七哥一般活着?“我”并没有给出答案,“我只是冷静而恒久地看山下那变幻无穷的最美丽的风景。”
生是一种存在,死也是一种存在,也许生死本无界,无论“众相毕现的生存图景”,还是“无声无息的生命屠戮”,都因“无可奈何的悲悯情怀”而成为风景一片――“在浩漫的生存布景后面,在深渊最黑暗的所在,我清楚地看见那些奇异世界”。
高静
2004.2月
(《风景》是方方1987年的作品,而我上大学时才在一个同学那儿读到它,被它深深震撼,果然“在浩漫的生存布景后面,在深渊最黑暗的所在,我清楚地看见那些奇异世界”。所以当时写下了这篇现在看来尚嫌稚嫩的读后感。
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去看看这篇《风景》,尽管是20年前的东西,但相信它不会过时。想起它,我就想起那些课堂上看小说的风清云淡的日子,想起借书给我的天涯远隔的同学,想起阴雨绵绵的峨眉和成都。它和大学生活一起,恒久地留在我的心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