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励之：许良英及告密

许良英先生九秩贺

许良英先生九十岁了。我同许先生相交为友，至今也已三十六年。我在中国生活时，同许先生往来不少。但交往的内容却相当简单，大多围绕两件事：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爱因斯坦的物理及人生。

1974年，文化大革命已是强弩之末。大学已招生上课，我上普通物理，一开始就说到伽利略，牛顿和爱因斯坦的时空观念[1]。然而，当时的文革舆论，对爱因斯坦大批判还没有停。爱因斯坦的政治帽子是“本世纪自然科学领域中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爱因斯坦的“小传”被总结为一句话：“他一生三易国籍，四换主子，有奶便是娘，见钱就下跪”[2]。批判的主力是上海的“理科”（“李柯”）大批判组，它由一位学者兼党棍牵头。“文汇报”上有整版的“李柯”批判文章。幸亏爱因斯坦早得死，不然，按当时的气势，可能会被押到上海，戴上“最大反动权威”纸高帽游街，因为爱因斯坦于1922年到过上海，要消毒。

北京的学者大都不买上海大批判的账。轻视他们，就如爱因斯坦说的“一个人能够洋洋得意地随着军乐队在四列纵队里行进，单凭这一点就足以使我轻视他”[3]。广义相对论的，引力波的研究，在北京已展开。我和我的科技大学同事在合肥，也开展了宇宙学研究，尽管不时有“洋洋得意的军乐队”骚扰。

许良英先生则在系统地编译爱因斯坦的文献，物理学的，哲学的，社会政治思想的，都有。我早知道许先生也是物理同行，也在中国科学院工作。但一直没有机会碰过面，不认识。一则因为许先生长我十六岁，朋友圈子不相交。又因许先生于1957成为右派后，失去科学院工作，回浙江老家务农，离开了学术圈子。

我和许先生的相识是通过一个字。一天，我的科技大学同事解俊民教授问我，binary应当如何译？他说这是在许良英先生的“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上看到的，原译为“双谱线”。我想，如果是爱因斯坦文章中的binary，一定是指“双星”。一查原文，果然不错。用双星光谱的时间变化可以证明，不同颜色的光在宇宙空间中的传播速度一样。它是支持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的一个有名的观测。应当提到，这项观测是前北京天文台台长程茂兰先生（1905-1978）在法国里昂天文台期间做的[4]。二战困难时期，法国人跑光，程先生任该天文台战时（暂时）台长，得以作出这项有名观测，一如许良英先生在困难时期编译有名的“爱因斯坦文集”。

后来，我写信告诉许良英先生“binary”的译法。许先生说他接到信时非常高兴，就写信邀请我去见他。

此后，凡我有机会去北京，就会去看望许先生。他那时还没有恢复科学院的职务，正式的身分仍是一个“回浙江老家务农”者。他一个人住在位于八面槽的商务印书馆。他有一间不太小的办公室，堆满编译爱因斯坦文集用的资料。许先生的编译爱氏文献，始于1962年，即他还在浙江务农种田期间。我在八面槽，看到‘爱因斯坦文集’的出版。三卷收共有爱氏的论文、讲词、谈话及书信等410篇，130万字。许先生如何为中文版的爱氏三卷集工作的，我是一个目击者。直到1978年他才复职，被委托筹组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近现代科学史研究室。

‘爱因斯坦文集’很成功，不仅一扫上海大批判为爱氏戴的纸帽子，而且成为一时之启蒙。它对70年代末的‘平反’‘改正’也有推力[2]。

1978年秋，中发55号文件，即为1957年的‘右派分子’平反文件，尚未正式发表，但已经在知识分子中广为流传。按此文件，因‘右派’和‘右派言论’而被开除中共党籍的人，都将自动恢复党籍，再度成为中共党员。

10月初，在桂林召开‘微观物理学思想史讨论会’。内容是讨论物理学哲学。在桂林的三天会议中，‘微观物理学思想史’并不是中心话题。会议组织的溶洞芦笛岩游，也有许多人不去，因为地洞或山洞只能引起对黑暗的岁月的回忆。讨论会的实质热门话题是55号文件。

与会者中不少是‘右派分子’或‘漏网右派’。其中不少人同我类似，不再认为中国共产党代表社会的先进力量，也不再认为马克思主义值得作为人生信仰。问题是，要不要接受按55号文件恢复的党籍？这成了桂林会议的会外会的一个中心议题。

有人准备无条件地接受恢复党籍。

有人主张“接受恢复党籍，入党以改造党。”

许良英先生无疑是会外会的一个中心。因为，在‘右派分子’或‘漏网右派’中，他的经历最“完整”。早在40年代，他在浙江大学物理系当助教时，就领导地下党，随后又当过十多年的底层农民。许良英先生的基本态度应是最值得参考的。许先生倾向后一种主张。

我也接受许先生的看法。后来的发展证明，许先生主张的道路，“入党以改造党”，在中国不通，或还未通。但考察二战后共产国际所属各共产党政权的垮台方式，就会有对许的主张的历史应验概率，有一个非零结论。

八十年代的自由化大潮时，许先生的故事就更多了。只讲一个“秘密”。1985年底，我几乎第二次被开除党籍，安徽省委已向我暗示了，只等中央纪委书记王鹤寿来合肥正式公开宣布。最主要的自由化罪行是我在浙江大学的一次演讲。“内幕”如下。

1985年，是爱因斯坦逝世三十周年。是年三月在浙江大学举办学术讨论会，由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近现代科学史研究室主办。许先生是“老浙江”，办会很容易。我也被邀作学术报告，题为“从原子塌缩到宇宙塌缩“[5]。

会外，浙江大学学生邀我讲讲“开放改革”。后来，该演讲被科大研究生印成小册子，散发全国。被中共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合二而一”论发明人）发现，呈报中央。终于事发，中央纪委决定开除方的党籍。由于胡耀邦的作用，推迟了一年。到1987年我终于被开除党籍时，该小册子仍是罪行之一。所以，该演讲可在中共中央1987年一号文件的附件中看到。

“秘密”是，浙大“开放改革”演讲中的许多观点也是许先生的。而且，当时浙大学生和研究生原本是要请他们的老学长许先生讲，并未找我。是许先生要我去讲。原因之一是，许先生的浙江话，哪怕在浙江，也有许多学生听不懂。而我的口语，不亚于播音员标准的普通话，下里巴人。所以，由我讲。

我被开除党籍后，许先生有一点不服气，为什么不同时开除他？中央也不调查，方励之浙大报告的“黑手”，不折不扣的“黑手”，乃许良英也。

许先生的其他故事。留待他95岁，100岁时续写。

本文的目的是祝寿。至此，还没有写一句颂赞语，谨借如下两句为许良英先生九秩贺：

赞天地之无穷兮，颂人生之长勤。

2010年7月，Pescara
[1] 见文革复课后用的物理教材，如“力学概论”（方励之，李淑娴，1986）
[2] 许良英，在美国科学协进会（AAAS）上的书面讲话（1994）
[3] A.Einstein, Ideas and Opinions, p. 10. 1954
[4] Tcheng Mao-Lin，Annales d’Astrophysique , 4, 97, 1941.
[5] 方励之，自然，卷8，页691，1985.

华　　夏　　文　　摘
第一○四○期

刊登在 2011 华夏快递 kd110304.

关于许良英刘宾雁和我联署的那封信

最近一周，好像有什么人死了，突然又有人问起，1986年底许良英，刘宾雁和我联名的一封关于“反右”的信。特别问到那封信后来是如何“被告密”的。有关那封信的历史，十多年前我就详细写了一文。现在再发表，作为回答。不过，该文不包括“被告密”，现在我也不能附加“被告密”，因为，我有承诺。

1987年夏，钱临照教授告我，不要再提“被告密”的事了，因为与他同宗的教授向他表示，恳请大家（学术圈子）不要再提了“那件事了”，似乎已有歉意。我当即答应了钱临照先生，保证不再谈论“那件事了”。

我之所以立即答应钱临照先生，因为钱先生有恩于我的第一件事，恰是“告密”之逆――知情不报，蒙混过关。

1960年春夏，我开始向“中国物理学报”(Acta PhysicaSinica)投寄论文。初秋，在北京玉泉路中国科技大学教学大楼西翼一个没有人的楼梯口，钱临照先生叫住我，面色喜忧各半。钱先生当时也在科大任课。北大王竹溪教授和他分别担任“中国物理学报”正副主编。钱先生先是高兴地对我说：

“你的那篇论文审稿已通过，即将付排发表。”

指的是我的“用变形的传播函数计算核子的电核半径” 一文。钱先生接着又说：

“不过，不能用你的真姓名发表，你是不是改个名字？”

有点奇怪？！物理学界的传统是，论文一律需注明作者真名真姓真实工作机构以及真实通讯地址，以便负责。何来笔名？当然，我立刻明白。这其实是钱先生援我的一招。按我当时的政治状况（内控右派），发表论文实属违反政治原则（大小右派，皆失去发表学术论文资格）。钱先生要我用笔名，明显是帮我蒙混过关。我干脆就请钱先生代我随便取一笔名就是了。他答应了。

现在仍可查到,1961年第一期“中国物理学报”，17卷57页刊登的论文的作者名字是“王允然”。那就是我的第一篇物理论文。当时心想，钱临照先生厉害，到底是留英的。笔名暗指，在中国发表物理学论文，除了同行审稿外，还必须有His(her)Majesty“允然”才行啊！不过，在文化大革命清理阶级队伍高潮时（1968-1970），钱先生解释说，“王允然”意为“王竹溪先生说行”，再次蒙混过关。所以，我的学术生涯一启动，就得到过钱，王二先生的保护。

钱临照先生，王竹溪先生都去世多年了。但我不能改变当年对他们的承诺。所以，以下旧文重发，没有附加“被告密”，只增加了一张照片（图1），不属于“被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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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11月14日，星期五。我前一天晚上刚从意大利回到北京，并准备于当天下午离京去上海、宁波，再回合肥上课。在北京暂短逗留的半天里，我和李淑娴去许良英家。开会。只有四个人，许良英、刘宾雁、李淑娴和我。论题是：反右运动快三十年了，我们能做些什么？一致的意见是，在1987年春举办一次“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大家讨论了会议的议题以及有关组织的方法。最后，要我根据这些意见起草一份会议通知。

图1：1986年11月14日，在许良英家吃午饭，讨论发起“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左起：许良英，李淑娴，方励之，刘宾雁。此照片取自许成刚（许良英先生长子，清华大学经济学教授）2008年在美国物理学会上的演讲。该年美国物理学会的沙哈洛夫奖授予许良英先生。许成刚代父领奖，并演讲，介绍许先生的生平。

在南行的旅途上，我草拟了初稿。到合肥后，迅即寄给了许。他们略加修改后，就散发给了可能的参加者。这就是后来，在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被中共中央收集在批判刘宾雁材料中的黑“通知”。全文如下∶

“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通知

______先生：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即将满三十周年了。反右运动是值得　研究的，因为，不了解反右运动，就不能全面地了解的三十年来的 　历史，也就难以认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拨乱反正和推　行改革的历史性意义，也就很难深刻认识目前我们面临的问题和 　我们社会中蕴藏的蓬勃生机。 　反右运动的许多当事人，已年过花甲，应该及时把有关史料收 　集和保存下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使这一段历史变成留给青　年一代的有用知识。为此，我们发起举行学术讨论会，开始这一 　历史研究，其主题应包括∶ 1．史料的收集，当事者的经历或见闻，统计数据； 2． 反右运动的国内和国际背景； 3． 反右与大跃进、反右倾、文化大革命等运动的关系；4． 反右对政治道德的影响； 5． 反右运动的历史、社会根源； 6． 反右之后“左” 派及右派的运动轨迹； 7．反右与今天的开放、改革、现代化。 我们邀请您参加讨论会，欢迎提出自己的报告，请告知您的报　告题目，每个报告限在一小时左右，会后将根据报告，选编成文 　集出版。 会议时间：1987年2月3-5日会议地点：北京（具体地点待定） 费用：全部自理，确有困难者请来信告知，以便为您筹措收到通知后，请您于1986年12月31日以前回信，告知您是 　否能参加，以及您参加会议的报告题目。 联系地址：北京中关村812楼704许良英。

发起人 许良英 刘宾雁 方励之 1986年11月

在许良英家的筹备会上，没有讨论我们几个发起人应当讲什么。许、刘两位都是出了名的右派，做为当事人，或做为见证人，他们都不乏讲题。按当局的规定的级别，右派分子（非学生）共分六类，一类最大，六类最小。学生右派分子分四类。许和刘都是第二类右派。李淑娴是第六类。我则是类外，没有正式授予的右派名衔，而是“内控”，不及他们三个。所以，我当时并没有想好讲题。反正还有两个月时间可以慢慢去想呢！

事情发展就是快。“通知”发出不到一个星期，1986年11月30日，科技大学学生贴出第一张小字报，质问人民代表候选人是由谁定的。12月5日，学生上街游行。随后触发了全国29个城市中的156所大学学生上街游行。不过，科大的局势很快稳住了，三天之后，学生上课，教师授课，逐渐回归正常。12月9日，管惟炎校长要我就科大局势的稳定与胡启立（当时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之一）通过一次电话，向他澄清一些有关科大的不实报道。胡没有说什么话，至少没有我记得住的重要“指示”。没“指示”，并不是好兆头。

果然，两天后，李淑娴从北京打电话来，许良英告诉她，《人民日报》社领导要求刘宾雁退出“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随后，李淑娴不断打电话来，催我赶快回京。我的课程――近代物理――于12月31日上午一结束。立即赶往北京，正好是1987年元旦。第二天，1月2日，中共中央下达1987年第一号文件，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正式启幕。随后两个星期，报纸上的头版新闻是：
1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改组科大，免去管惟炎科大校长职务， 撤销方励之科大副校长职务；
1月14日，中共上海市委决定，开除王若望党籍；
1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公报，接受胡耀邦辞去总书记职务的请求；
1月19日，中共安徽省纪委决定，开除方励之党籍；
1月25日，中共《人民日报》机关纪委决定，开除刘宾雁党籍。
许良英漏网，据说是邓小平一时说不出许良英的名字。

至此，“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一信也成为标准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文件之一被收入中共中央的文件。

2010，8，7， Tuc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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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我看钱伟长的交信事件

朱长超

在中国，人生真像是变戏法。同样的一个人，一会儿可能是阶下囚， 一会儿可能是座上宾。钱伟长就经历了一场富有中国特色的人生变戏法。

钱伟长的前半生是悲剧，后半生则是喜剧。而且不是一般的喜剧，而 是一幕大喜剧。年轻的时候，钱伟长在美国工作得好好的，据他说，美国给他的年薪8万美元，这点工资，据研究，比当年的美国总统还 高5000美元；他又在著名航空科学家冯卡门手下当工程师。但是，他却还是想回国。回国也不错。想不到的是，因为主张教授治校、主 张通才教育，这点想法与主管清华大学的校长蒋南翔的治校意见不合。意见不合也罢了，这是社会中常有的事。有时候，自己今天的意 见与明天的意见还会不合呢？但是，与中国的领导意见不合，这可是一件严重的事情。钱伟长于是被打成了右派分子。而且当了22年右 派分子。人生真是想不到，似乎特意从美国万里迢迢回国来，就是为了找一个右派分子的大帽子戴戴似的。他还是清华大学最后一个摘帽 或纠错的右派分子。右派分子，按照反右运动领导人邓小平的说法，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钱伟长有幸被小平同志圈入这个 圈子。他从冯卡门推崇的工程师到邓小平圈定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从天堂跌入了地狱。历史与他开了个不小的玩笑。不仅他当 了二十二年贱民，在流行株连之风的中国，还害得他儿子女儿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这22年发生的种种凄厉的故事，每一个知道中国历 史的人，都是应该明白的。

有人说，社会就是大学，当右派也是大学。钱伟长在右派这座大学 里，历炼得非常出色，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他认真地吸取了当年的教训，1986年底，将一封右派朋友们给他的信交给了当年领导全国 反右运动、并坚持他领导的反右运动是正确的、必要的那个人。这一次交信，为党国立了大功，也在中国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一些右派 党员倒了霉，被一个个开除出党，也害得总书记胡耀邦下了台。而给交信的钱伟长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给了他后半生无限的荣光。他 终于从当年的右派分子，一跃而成为国家的领导人，有滋有味地当起了政协副主席。红楼梦上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看 来，这真是有点儿道理。这一封信，改变了当年多少人的命运啊！

我写到这里，似乎先要停顿一下，说明一下。我知道，中国经这许多 年的中宣部的调教，培育出了一大批没有头脑的愤青，他们人多势众，思想简单，出口粗野，情绪激烈。他们看到与报上流行语不一样 的说法，马上会破口大骂。我的这篇文章也许扫了一些人的兴，有些人看了会很不高兴。我是准备挨骂的。我要说的是，我说的话，是真 的；我说的道理，是真的。我相信，我说的事实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我说的道理也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愤青们要骂，也先冷静一下再骂， 这也是一种节约生命能量的办法，符合低碳经济的原则。

好了，言归正传。那么，交信事件是怎么一回事呢？

1987年，是反右运动三十周年。反右运动，是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 重大事件，认真吸取反右运动的历史教训，深入研究这个运动产生的原因和结果，对于推动中国人民思想的解放，对于总结历史教训，开 创未来，是有积极意义的。1986年底的样子，当年的一些曾经当过右派分子的著名的共产党员，许良英，方励之，刘宾雁三人，给全国 三四十个比较有名望的右派分子写了封私人信件，信中说，他们建议召开反右运动三十周年座谈会，征询对参加会议的意愿和意见。

钱伟长收到了这封信。他看了这封信，经过了种种考虑后，他将此信 转辗交到了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手里。并且附了这样的话：“方励之是一个政治野心家，他自称是中国的瓦文萨；我的问题虽然没有完全 解决。”（指尚未恢复清华大学副校长的官职）这封信对方励之是声色俱严，大加批判在，称之为野心家；对自己则羞答答地欲语又止。 意思是说，虽然我的问题没有解决，职务也没有恢复，但是，我是紧跟*的，是效忠小平的，您当年打我右派，也是必要的正确的。

邓小平看到了这封信，龙颜大怒。它虽然不是党的领导人，也不是国 家领导人。但是，他的发怒也可以算是龙颜大怒。他是一个不是领导人的领导人。他无职无名，却有权废止、罢免党和国家领导人。因 此，邓的大怒，完全够得上“龙颜大怒”的资格。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召见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及何东昌等人谈话，他 把写信的许良英误为王若望，对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等人恼怒地说：“我看了方励之的讲话，根本不像一个共产党员讲的，这样的人留在 党内干什么，不是劝退的问题，要开除。”他下令，将王若望、刘宾雁、方励之开除出党。他还批评，这些自由化分子，都是胡耀邦对批 自由化不积极的结果。邓小平还认为，学生上街，从问题的性质来看，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他认为胡耀邦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态度不坚决、 旗帜不鲜明。他声色俱厉地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要搞20年；要严酷对待学生运动。他说，“没有专政手段是不行的。对专政手 段，不但要讲，而且必要时要使用。”“对为首闹事触犯刑律的依法处理。不下这个决心是制止不了这场事件的。如果不采取措施，我们后退 了，以后麻烦会更多。”从那个时刻起，他已经有了不怕流血的概念。果然，过了两年，他将思想变成了行动。

在严厉批判自由化知识分子和胡耀邦总书记的同时，他大大地表扬了 自己当年的将他圈入右派群体的钱伟长。他说：“这次钱伟长表现很好，应予重用！”林彪曾说毛泽东的话，一句顶一万句，邓小平虽然 不是党的总书记，也不是国家主席，他的话，也够得上一句顶五千句。果不其然，不久，钱伟长就当上了全国政协副主席。也大小算是 个国家领导人了。一封信的功能有多大啊！这是方励之们想不到的，也是钱伟长所想不到的。

这样的信，是不是一定要告密，一定要上交呢？我认为完全可以不 必。

第一，这完全是私人信件，私人领域的事以私人领域的方式处理。你 可以不回复方励之等人，也可以表示你不参加不支持那个会议，也可以直言批评他们准备开会的想法。意见可以不同，但如果坚持这个边 界，我认为是合理的。而将私人信件上交，应该考虑到可能给朋友带来的影响，也应该考虑到这种行为的性质。第二，这封信上的纪念反 右运动三十周年的会，从法律层面上讲是合法的。99%以上的右派分子分子已经纠错，平反，或改正。摆脱了右派分子阴影的人们，从历 史的角度讲，反思一下这场运动，对国家对个人，也是有益的。同学一场会想到同学聚会；邻里一场，会想到彼此走动；右派一场，也希 望能相聚一起，回首往事，吐点苦水。这于国无损。于党无害。就是中国的宪法，也说集会是公民的权利。钱伟长对此信的处理，失当 了；邓小平对此信的看法，过敏了。反右运动，99.99%的人搞错了，虽然中国之大，只邓小平为首的几个人坚持着反右运动的正确性 和必要性，连薄一波、李维汉、周扬等当年反右运动的大将，都一个个表示了忏悔。这样，邓小平会敏感地感到，前右派分子方励之等人 的右派三十周年座谈会，矛头是对准他的。他的脚上的尖眼仿佛被不当心踏上了一脚，马上跳起来破口大骂，马上行动起来要显示自己的 无比的权威。一时间，他指示要开除这几个右派分子的党籍，决心要赶走人们爱戴的胡耀邦。

告密，是斯大林主义式的社会制度大抓阶级斗争的一个常见现象。在 东德解体后，大量挡案解密了。人们猛然发现，自己当年在私下里发的一句牢骚，对党的领导的某些不满，都被放进了自己的档案。告密 的人不是别的，正是自己当年十分亲近、十分投缘、甚至十分相爱的同事、朋友，甚至自己的妻子。有的人忍受不了人心竟是如此丑陋， 自杀了。告密问题还似乎拍了一个电影，还得了奖。告密和告密产生的迫害是一种罪恶，这当然要由专制制度负主要责任的。但是，告密 者本人，也有自己的责任，至少不能说是一种高尚行为吧。告密者总不能称为精神的高贵者吧。

在中国，告密也有深厚的历史传统，类似的告密事件是不少的。清朝 末期，袁世凯在谭嗣同夜访时慷慨陈词，表示支持变法，支持光绪，答应拘留荣禄。但是，谭嗣同一走，他就向荣禄和西太后密告。结果 是，光绪皇帝被软禁瀛州到死，谭嗣同等六君子蝶血菜市口，康梁亡命天涯。一场近代史上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终于失败。

在新中国，告密的事业更是兴旺发达，它还有美名，曰，向*靠拢， 与*保持一致。在告密者来说，是减轻自己压力、改变自己命运的一条捷径。伟大的中国当年不仅以“世界革命的中心”著称，也以告密 者大国着称。如果将来中国的档案解密，我相信中国的告密者之多、告密之奇，将超过东德，将以世界第一告密大国的形象卓立于世。现 在已经有一些告密的故事流传。举例来说，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有个叫舒芜的作家，向领导上交了胡风等一些朋友之间的私人通信，最 后，伟大领袖毛泽东给这些信件一一写了按语。舒芜的告密经过专制制度的酿造发酵，创造了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导致数千人挨整，数百 人流放，数十人坐牢，一些人自杀。胡风坐了二十几年的牢。著名翻译家冯亦代也成功地向领导告了章伯钧的密。他装作是章伯钧的知 音，有事没事地到章伯钧家蹭吃蹭喝聊天（在那个年代，吃饭是要粮票的，吃一顿饱饭、好饭是很不容易的，）他有时候会顺着章的话 荐，有时候则主动挑起话题，让章发表感想，他则默默地记着，好向上头密报。他虽然没有进过告密学校培训，但水平很高，他竟赢得了 章伯钧一家的好感。他每次从章家出来，肚子里和脑子里总是都有所收获。他会通过电话或写信向有关领导一五一十地告密。他得到的好 处是并不太多：一、他早早地摘掉了右派的帽子。但是，为了他前往章家充当告密者角色的方便，冯亦代右派摘帽的事秘而不宣。二、他 有时可以得到一点告密劳务费，报销一些费用。三、还有其它一些好处，例如，有关领导请他在有名的饭店吃一顿钣，送他几张紧张的演 出的票子，他因此而生一种自豪感，等等。

受到许多中国人敬仰的科学家钱伟长，也曾经充当过这样一种角色。 他们有一点是相同的，都是告密者。所告的密，对被告没有好处。而对自己则不无好处。至少他们希望会有好处。所不同的是，第一，他 们告密的密度不同，一个密，一个稀。冯亦代一次又一次地告密，可以说是周周有告，月月有告。而钱伟长难得告一次密，告密的密度差 异很大。第二，接受告密的层次不同。冯亦代将密告之于处长科长之类的小角色；而钱伟长所将密告到了老佛爷手里，从告密的层级来 讲，是最高级了。第三，同是告密，后果迥然不同。冯亦代只得到几张演出票，几顿好饭。是告密的小儿科。而钱伟长则大受邓小平表 扬，迅速成为政协副主席，晋身国家领导人之列。一个只是小打小闹，一个则不告则已，一告惊人。不飞则已，一飞飞天。看来，告密 也如做生意，有些告密者就如沿街摆摆地摊、做做小生意的小商人，虽然做成了一笔又一笔生意，但是，其利甚薄；而钱伟长则不同，要 么不做，一做就做成大大的一笔生意，一辈子就够吃够用了。他是一个做大生意的人。如果将来有学者经数年辛勤，写成《告密学》的巨 著，我想钱伟长的案例一定会写入书中，也有可能永载史册。这当然是后话了。

话说回来，盖棺论定，钱伟长作为一个科学家，在科学上是有贡献 的；留学归来，为国效劳，其情怀是爱国的；作为一个教育家，主张通才教育（此理念并非他提出）、教授治校等，是有进步意义的。他 被邓小平打成右派是悲剧，是极权制度的罪恶。然而，他向邓小平密告朋友的信件，却是很萎琐的行为，人格上是很卑下的。

可悲的不仅是当年钱伟长告密的可卑可怜，而是后人的不以为耻，反 以为荣。近来，辽沈晚报著文《高贵绅士钱伟长》，居然称颂备之。此文转辗流传，被南方周末所摘编。文中说，钱伟长不仅在于“学术 上的伟岸”，而且在于“灵魂上的超越”。文章还说，“信仰是最好的营养，信仰使大学无坚不摧。那种大学熏陶出来的一批又一批学 子，也才能够超越红尘。钱老无疑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将朋友的私人信件向当年把自己推入苦海的人告密，又导致了朋友们一个个地 被批判，一个个被清除出党，又导致了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因为理解过或宽容过这几个右派朋友的一些理念，而被邓小平认为是反对自由化 不力，策动一些顾问老人们将他罢免。这样一种行为，这样一种后果，怎么说得上灵魂的超越？怎么说得上是“高贵”？怎么说得上 “超越红尘”？一个民族需要精神上的高贵者，这话并不错。但是，钱伟长向最高领导告密这样的行为，能够称得上是“精神上的高贵 者”吗？他真的能算是一个“高贵的绅士”吗？如果告密者成了精神上的高贵者，那么，中国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中国的国民将 成为一种什么样的国民呢？

我不知道，告密后的钱伟长是怎样想的？临死的时候，对于自己的告密又是怎样想的？他相信，他的灵魂是不安宁的。就如冯亦代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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