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丁惟汾这个名字，如今已鲜为人知，但作为国民党元老、孙中山的左膀右臂、蒋介石口中的“七哥”，他在辛亥革命、国共合作等历史时期都产生过重要影响，在国民党内部也留下了“惟丁是赖”、“蒋家天下丁家党”的传说。他也曾与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共事，并营救过三十多名优秀的共产党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当之无愧的“革命前辈”，却几乎被世人遗忘……
同盟会成立，丁惟汾一改温文形象，咬破手指书写血书
丁惟汾，字鼎丞，1874年生于山东日照的丁家官庄，其父丁以此是清末秀才，对文字、音韵颇有研究，所著《毛诗正韵》、《韵例》等曾令章太炎、刘师培、黄侃等名家大为激赏。
由于家贫，仅凭父亲教书所得并不足以维持生计，丁惟汾自幼便常跟随父亲参与各类劳作。其兄丁惟淞更是早早就学会了赚钱养家，他既干过手工活，也曾经营过布店、酱园。通过一家人的辛勤劳作，丁惟汾和其侄丁立同方得以上学读书。
父亲丁以此虽为乡间秀才，但同样不乏忧国忧民的情怀，又极为崇尚西方民主进步思想。他在家里的书房写下了这样一副对联：欧风美雨留嘉客，古史今书课幼孙。家里的菜园门上也贴有“闲时铲平专制草”等句。受父亲影响，丁惟汾熟读古书，尤其对《左传》、《史记》等史籍倒背如流，同时也对欧美的民主思想产生了无限向往。
受父亲影响，青年时期，丁惟汾便通过县学考试成为廪生，随后又赴济南考入山东大学堂附设师范馆，再入保定留日预备学校，最终考取山东官费留学，东渡日本，在明治大学学习法律。到了日本以后，丁惟汾深感明治维新为一个岛国所带来的强盛，对满清政权更为不满，仇满复汉的想法也越来越强烈。
在日本，丁惟汾不仅结识了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廖仲恺等人，更重要的是，一个令其毕生视为父兄的人物——孙中山也出现在他的世界之中。1905年8月20日，同盟会成立大会在东京召开，丁惟汾等百余名留日学生团结在孙中山周围，立志于反清革命，确定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会纲。这一天，向来温文尔雅的丁惟汾咬破手指，书写血书以激励众人。也是在这一天，他和徐镜心被推选为山东省主盟人，丁惟汾还被指定负责与山东省革命同志的通信联络。
由于理想远大、意志坚定、身体力行，丁惟汾逐渐成为山东革命人士中的精神领袖，其侄子丁立同、外甥薄子明、郑培南等人都为革命理想付出了年轻的生命。
“惟丁是赖”，与廖仲恺并称孙中山的左膀右臂
同盟会成立以后，丁惟汾与蒋衍升在日本创立了《晨钟》周刊，大力宣扬革命理想。通过两年的强势宣传，同盟会吸纳了四百多名留日学生，其中山东籍学生即达五十余名。《晨钟》创办以后，很快便传至国内，志同道合者相互传阅，如获至宝。
与此同时，丁惟汾还团结各省革命党人勇挫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保皇党。而在国内，丁惟汾则将目光投向了教育，在他的影响下，革命党人掀起了兴办“公学”的热潮，革命力量迅速壮大。基于丁惟汾的突出贡献，孙中山欣慰地发出了“惟丁是赖”的感慨。
1907年，丁惟汾回国，又发展了王乐平等会员。为了壮大革命力量，丁惟汾不仅通过创办染织厂、印书局等赚取经费，还动用武力劫夺清廷官款。
1911年武昌起义后，湖南、陕西等省相继独立，丁惟汾等人做了拟定山东独立大纲细则、成立山东省各界联合总会等工作，还计划迫使山东巡抚孙宝琦宣布山东省独立。
1911年11月13日，孙宝琦亦受邀参加山东省各界联合会，丁惟汾等人按约定封锁会场所有出口，规定任何人不得出入。各界代表纷纷发言，要求宣布独立。孙宝琦却选择了沉默，拒不表态。会议从上午8时一直开到夜晚9时，最后，在各界代表的软硬兼施之下，孙宝琦终于宣布独立。刹那间，现场欢呼雀跃，群情振奋，大家高喊着“中国革命万岁”、“山东独立万岁”等口号，并公推孙宝琦为总督。
然而，孙宝琦虽宣布独立，私底下却认为那不过是一种开店行为，只是“换一招牌而已”。果然，十一天后，孙宝琦即取消独立。再加上袁世凯担心山东独立将危及河北、北京等地，一方面另派亲信取代孙宝琦，另一方面则以武力阻挠革命，大肆捕杀革命党人，山东独立终于失败。但不甘失败的丁惟汾又积极谋划烟台起义，直至南北议和。
随后，袁世凯被选为临时大总统，在北京成立了国会。丁惟汾与宋教仁、徐镜心等人坚决抵制袁世凯操纵国会选举和重金贿赂的行为，最终使国民党在国会参众两院复选中以压倒性的优势获得胜利。
但代价也是惨重的。在袁世凯的淫威之下，宋教仁遇刺于上海，徐镜心受戮于北京，诸多革命党人惨遭迫害。丁惟汾的一位族人见革命风险如此巨大，便“好心”奉劝其委曲求全以免祸。从不妥协的丁惟汾愤怒了，他怒吼道：“我们革命党人有自己的坚守，让老袁把我的头拿了去吧!”
话虽如此，但为了更为长远的革命理想，声名在外的丁惟汾知道自己并不适宜冲在最前线，于是选择了退居幕后，一度返回日照。在日照乡间，丁惟汾一边务农，一边密谋讨袁大计。1915年，袁世凯称帝，丁惟汾幕后发力，积极支持吴大洲、薄子明等人护国讨袁，并暗中发动山东各地同时起义。
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召集“非常国会”，成立军政府，丁惟汾全力相助，并在上海开展组织建设，通过《建设杂志》、《北方周刊》等刊物，鼓吹思想革新，获得了“独撑上海”的高度评价。黎元洪为了拉拢丁惟汾，欲为之颁发二等嘉禾勋章，不想却换来了其一顿臭骂。
丁惟汾的威望达到顶峰，一度与廖仲恺并称为孙中山的左膀右臂。
与李大钊共事，营救三十多名共产党员
作为国民党元老，丁惟汾大力支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虽与共产党分属不同阵营，但在救国救民、追求科学进步等理念上一脉相通。
丁惟汾的学生王乐平曾到苏俄一游，回来后向其谈起中国革命要成功，就必须联合工农群众，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丁惟汾听罢，致信堂弟丁惟溪，令其关闭所经营的“汇昌银号”。他说：“这种营业是剥削农民的，不符合当今的历史潮流。”
丁惟汾曾与毛泽东、周恩来共事，而他与李大钊的关系，则更为密切。在北方执行部期间，丁惟汾曾与李大钊合作，大力发展北方国民党，两人配合默契，仅1924年便发展了一万四千多名党员，其中山东党员即达两千多名，革命力量不断壮大。那时候，丁惟汾长期身居北京，可各路军阀就是无法将他捕获，为什么呢？原来，丁惟汾形象朴实，一副乡间老农模样，与政界要人的形象完全不符，实在是不惹人注意。
1925年，孙中山逝世，国民党右派活动剧增，张继、邹鲁、谢持等组建“西山会议派”，从事反共活动，并极力拉拢丁惟汾。丁惟汾不为所动，断然拒绝，并与李大钊、毛泽东等人联合发出《致各级党部电》，斥责“西山会议派”。因为此事，丁惟汾与张继等人的关系逐渐淡薄。
1926年3月12日，日本军舰驶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激起全国人民的反帝热情。18日，两万余名爱国人士齐聚天安门前，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的国民大会”，通过了一系列反帝决议。会后，丁惟汾与李大钊共同带领爱国人士游行示威。在铁狮子胡同，丁惟汾等要求面见段祺瑞，不仅遭到了拒绝，还迎来了一顿枪击。面对手无寸铁的群众，丧心病狂的段祺瑞政府抬枪开火，令数十人遇难，数百人受伤。这便是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危急时刻，一名山东籍警察念乡情一把推倒丁惟汾，令其免于灾祸。
惨案发生以后，段祺瑞政府非但不予收手，反而意欲通缉丁惟汾、李大钊、徐谦等人。为保存有生力量，丁惟汾、李大钊只得率国共两党党部机关迁入苏联大使馆内。
但这仍不是最终结局。1927年，张作霖公然违反国际准则，派兵搜查北京苏联大使馆，将李大钊、路友于、张挹兰、郑培明等六十余人逮捕。那一天，丁惟汾正在外边办事，事发后，他的一名随从一直躲在一个巷口等待他的归来，丁惟汾这才幸免于难。而他的战友李大钊则不幸被捕遇害。多年以后，丁惟汾仍常常提及此事，说：“李先生是位正派的政治家，他的死是北方革命事业的极大损失。”
在革命工作中，丁惟汾除了与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建立了情谊之外，也曾营救过丁君羊等三十多名共产党员。
1930年，丁君羊、赵尚志等三十余人因执行“立三路线”、进行抗日宣传而被张学良逮捕，并落到了雷恒成手里。雷恒成是谁呢？正是杀害李大钊的刽子手，他因心狠手辣还获得了“雷锤子”之称。根据内部消息，其中七名共产党员将被枪决。时值张学良到南京开会，丁君羊之妻于培真便到上海找到丁惟汾，请求其出面找张学良进行营救。丁惟汾得知此事后立即起身赶赴南京，当他通过谭延闿、何应钦等人帮忙拜访张学良时，张学良早已知其来意，故意说道：“这些青年人也太不像话了，竟在一个追悼会上，公开喊反对日本的口号。”
一向不愿求人的丁惟汾只能含蓄地说：“我哥哥那个孩子（丁君羊），我当然不愿见他先我而死。”紧接着话锋突转，“再说在东北的青年人，你怎么能让他们不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呢？”张学良毕竟是爱国将军，当即发电报致东北，将枪决改作看守。
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丁惟汾又派秘书带着重金和礼物至东北营救。维持会会长袁金铠抱着临老行善的心理，将关押在一起的三十多名共产党人悉数释放。
丁惟汾原本还可与共产党进行更多的合作，国共第二次合作期间，共产党方面诚邀丁惟汾担任陕甘宁边区自治政府主席，不仅林伯渠、董必武等人写信邀请，周恩来也多次与之会晤洽谈，但由于蒋介石方面的阻挠而最终未能成行。
共产党方面始终没有忘记丁惟汾对共产党的帮助，“国共谈判”期间，毛泽东到重庆不久便以老同事的名义，在周恩来、吴玉章的陪同下看望了丁惟汾。
蒋介石表面称丁惟汾为“七哥”，事实上却处处设防
丁惟汾长期负责国民党党务，在北方革命党人中拥有巨大声望。为了获得右派青年的支持，建立属于自己的政权，蒋介石充分利用丁惟汾作为国民党元老的巨大招牌。另一方面，丁惟汾素与汪精卫、胡汉民不睦，因此，在国民党内部斗争中，他也一度站在了蒋介石一边。两人党军结合，先后挫败西山会议派、胡汉民派和汪精卫派，共同组织了南京国民政府，成就了“蒋家天下丁家党”的格局。
在丁惟汾面前，蒋介石总是毕恭毕敬地称之为“七哥”。但丁惟汾毕竟不是他的嫡系，因此蒋介石在内心里一直对其存有戒心。同样，丁惟汾也逐渐对蒋介石的专制独裁感到不满，便刻意与其保持距离，甚至一度闭门不出，拒绝出席各种会议。在他退隐期间，蒋介石、陈果夫都曾假惺惺地登门劝驾，要求丁惟汾回南京复职，但丁惟汾始终不为所动。
1930年，丁惟汾的高徒王乐平被蒋介石暗杀，这使其更深刻地认识到了蒋介石的本性，逐渐趋于自保。蒋介石充分调动陈果夫、陈立夫的力量，同时借助阎锡山、白崇禧等人的武力严重削弱了丁惟汾的实力，他的学生因此纷纷转投其他派系。尽管蒋介石始终维系着表面的礼遇，但失意的丁惟汾依然仰天长叹：“我现在晓得了‘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意义与滋味！”并写下了“阅历人情知纸厚，看开世事觉山平”的诗句。西安事变后，眼见同样有恩于蒋介石的张学良被扣押，丁惟汾更是心灰意冷，决议退出政坛，告老还乡。
平心而论，作为国民党内举足轻重的人物，丁惟汾的政治手腕未免稚嫩，但这正是其不以个人名利为重的折射。1925年，蒋介石曾邀请其担任山东省政府主席，但他以“鲁人不治鲁，湘人不治湘”的理由拒绝了。后来，蒋介石又要求他担任交通部长，却得到了一番令其哭笑不得的回答：“我不论跟什么人都懒得交通，还当什么交通部长呢。”
尽管与蒋介石面和心不和，但在三大战役之后、国共之争了无悬念的时候，丁惟汾还是选择了跟随众多的国民党要员飞往台湾。那时候，考虑到丁惟汾对于共产党的帮助，中共领导人纷纷设法挽留他，陈毅、潘汉年等人都曾托人捎话，要求丁惟汾别去台湾。但丁惟汾作为最早参加辛亥革命的国民党员，出于义气，又怎么能在国民党大溃败的关头留在大陆。此外，如丁惟汾留在大陆，他的众多门生便注定在台湾一事无成，于是他还是以七十六岁的老迈之躯，远赴台湾。新中国成立后，陈毅谈到丁惟汾，仍不无感慨：“他老先生实在不该走，还怕没个养老的地方？”而在临行前，丁惟汾也曾说道：“我要不是身体不好，现在不是往南走，而是往北走。”
政坛外的丁惟汾
虽然在政坛上颇有建树，但丁惟汾并不是一个热衷于政治的人物。他常常教导晚辈，最好学医、学工程，万万不可踏入政坛，成为政客。同时，他还认为，自己不过是“中人”之资，之所以能够有所成就，完全在于孙中山的引领。
在丁惟汾内心深处，无疑更希望自己能够继承父辈的研究成果，成为一名有所作为的学者。他对音韵深有研究，善于运用方言解答古籍中的疑惑。留日期间曾与章太炎结识，引为知己。中年以后，两人更是频繁交流。章太炎其人素来狂狷，人称“章疯子”，一般人自难入其法眼，待到晚年，更是谢绝交游。而其偏偏对丁惟汾情真意切，两人不仅同游姑苏，而且相互赠送诗作，传为美谈。
发奋著述的丁惟汾同样不负良友所望，留下了《毛诗解故》、《毛诗韵律》、《尔雅释名》、《尔雅古音表》、《方言译》、《俚语证古》等研究成果，在台湾国学界影响深远。除了国学研究，丁惟汾也曾产生著述辛亥革命历史的愿望，但因为政治上的种种原因，仅完成了《山东革命党史稿》等作，留下些许烈士传记，令其深以为憾。
除了政治与学术，丁惟汾也曾留下颇多趣事。
丁惟汾赴台之前，幼女丁玉隽前来送行，丁惟汾拿出六个一两重的黄金，要求女儿缝在内衣口袋里，左右两边各缝三个，还说：“帮我放好，临急时可以用用。”忆及此事，丁玉隽总是乐不可支，父亲真是个“可怜”的老头，做了一辈子官，掌管着大量的银元，到头来，身上就那么点财物。
而丁玉隽的丈夫黄万里，更是早早领教了丁惟汾的“厉害”。留学在外的黄万里与丁玉隽相识于归国船上，两人一见倾心，相谈甚欢，离别时相互留下了住址。不久，丁惟汾家中便出现一个年轻小伙。丁惟汾大感诧异，立马盘问幼女，得知小伙子是上海人后，便毫不客气地将他赶了出去。原来，丁惟汾对上海人鲜有好感，认为上海人小气、瞧不起外地人。不想小伙子却有着山东人的豪气，仍然苦苦追求，并逐渐得到了丁惟汾的首肯，最终抱得美人归。该小伙即为著名水利专家黄万里——教育家黄炎培之子。后来，黄万里亦常以“半个山东人”自居，对将自己扫地出门的岳父充满敬意。
丁惟汾天性嗜酒，年轻时能一次喝掉五斤山东黄酒，号称千杯不醉，但其无比自律，微醺即止，酒品绝佳。
到达台湾之后，丁惟汾虽位居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总统府”资政之职，却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只能寄栖在朋友家中。然而，生活稍得安顿，他便为赴台的乡亲提供了庇护之所，丁家每顿饭至少安排三五桌，因为太多太多的山东乡亲，在站稳脚跟之前都需要一定的帮助，有些人甚至在丁家一住数月。
丁惟汾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如今，无论大陆还是台湾，人们都几乎忘记这样一位对近代历史产生过深远影响的人物。丁惟汾在台北的故居甚至差点被拆除，台北市“文化局”提出古迹保护申请后才得以幸存。
两岸隔阻，作为赴台后首位逝世的国民党元老，大陆亲人也是通过《大参考》才得知噩耗。丁惟汾好友于右任曾作挽联：开国为元老，传经做大师。这是一个中肯的评价，丁惟汾的功绩与事迹，不应淡忘。
（发表于《名人传记》2012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