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新疆起义前后的马呈祥
（载于《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
编者按：这是家父王孟扬撰写的最重要的一篇文史资料。从该文可以看出，父亲规劝马呈祥弃战，在新疆和平起义中起到了不可抹煞的作用，好歹也算“起义有功人员”。但也恰恰因为父亲与马呈祥的交往，解放不久镇反运动中父亲即被当作“历史反革命”关进监狱近三十年之久。出狱平反后，父亲做为新疆文史馆馆员，撰写了这篇文字。
不料身在海外的马呈祥看到这篇文字后极为不满，限于当时历史环境，父亲不得不在文章中给马呈祥安上“封建顽固的反动部队”“野心和幻想”“封建野蛮和反动强悍”等帽子，这些帽子使马呈祥难以接受，其实我们仔细看这篇文章，就能发现文章中表现出的马呈祥实际上是一位礼贤下士、彬彬有礼、冷静理性、谦和义气的青年将领，看不出什么“反动野蛮”。这支部队既参加过抗战，也在新疆北塔山英勇抗击并战胜过外蒙侵略者，是一位爱国将领。他之所以没有参加起义，的确有他自己的苦衷，现在影视中表现的马呈祥与历史真实差距太大，相貌也差得远。马呈祥在海外不可能理解父亲在国内的处境，竟因这些空头帽子与父亲断交，使父亲晚年遭受沉重打击，极为痛苦，郁郁而终。谨发此文纪念。
(一)入新前的骑五军
一九四五年，新疆省的伊犁、塔城和阿勒泰三个专区，爆发了地区性的民族武装革命(简称三区革命)，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法西斯反动统治三区的民族革命军节节进展，腐败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国民党河西警备司令李铁军，被打成“棉花军”⑴。民族革命军逼近新疆省首府乌鲁木齐市西翼最后一道堡垒──玛纳斯。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新疆国民党军政当局，在无力抗拒的情况下，请准蒋介石，从邻省青海，就近调来一支最封建顽固的反动部队──骑五军，飞檄入疆，以备加强镇压民族起义，挽回溃败局势。
骑五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它是属于地方割据军阀集团的“杂牌”部队，原由驻守河西的地方军阀马步青所率领，在河西一带镇压和鱼肉当地人民。自从马步青的胞弟马步芳投靠了蒋介石，取得青海省主席的职位后，除他原有第八十二军之外，为了扩充地盘，伸张实力，他把魔手伸向了他的阿哥。他得到了蒋介石的支持，调马步青为柴达木屯垦督办。这是一个有计划无经费，有官署无职权的空衔。马步青明知是阿弟的阴谋，但无法抗拒蒋介石的调令，只有悻悻地把军队交给马步芳节制，回到故乡作“寓公”去了。
马步芳得到这支军队后，便委由一个既是他的心腹又是至亲的青年将领──他的外甥、原骑五师师长马呈祥担任军长。从此，这支军队就成为马步芳的第四十集团军直辖的一支部队而壮大了马步芳的声势。
马呈祥和马步芳的儿子、他的表兄马继援，是马步芳手下最亲信、最得力的青年军事首领。马继援曾在蒋介石主办的陆军大学毕业，算是个受过正式军事教育的军官。他和蒋介石直接挂上了钩，在青海号称“中央派”，和他的老子坚持地方割据有着微妙的矛盾。不久就得到了蒋介石的支持，从他老子手中接过统治青海的第八十二军，成为实力派。马呈祥则仅仅毕业于昆仑中学初中部，从下级军官一直跻升到师长和军长，只能算是个行伍出身。由于他有些文化，也不能目为大老粗。他和伪中央没有直接的关系，因此，他始终忠于马步芳。无论如何，他和马继援在军事方面算是马步芳的左右手。马步芳自从吞并了骑五军，把实力伸张到河西走廊，实际上已控制了青、甘二省，如果再能控制到新疆，他就有可能成为中国大西北的的统治者──西北王。因此，他的目光早已觊觎着军事委员会西北行营主任、西北行政长官这肥缺(后来他果然如愿以偿，这是他最大的成功，但也是他总垮台的前奏。)因此，当蒋介石派骑五军进驻新疆的调令到来，马步芳立刻喜上眉梢，奉命唯谨，马上让马呈祥率部兼程西上。马呈祥是深深了解阿舅的全盘计划的，他自己有些文化，他知道过去谋求统治新疆的“先驱者”马仲英，这个应该是自己。他并不浮躁，看起来还相当沉着。他将进驻新疆，认识到这是足以导致他的阿舅进一步统治整个西北的契机，也是他自己通向新疆政权的捷径。因此，他进入新疆以后，除了加强军事训练之外，他还在周旋权要，延揽“人才”，甚至在文化教育，舆论宣传以及社会活动，宗教利等用各个方面，展开一系列的活动。但历史是在前进的，对于腐朽的反动派，失败的命运总是在等待着他们。马呈祥的野心和幻想，终于随着全疆不可避免的解放而宣告破灭了。
骑五军是一支以回族和住在青海信仰伊斯兰教的撒拉族为骨干的军队，士兵除回族和撒拉族外，也有一定数量的汉族人。但所有带兵的将领中，除了副军长郭全梁和所谓八大处的僚佐以外，所有排连长以上直至团旅长，则完全由回族或撒拉族所包办，因此骑五军被称为回回军或马家军。⑵
这支军队，名为一军，实际只有骑六旅和骑七旅两个旅，每旅各设三个团，每团各有千余人。正如马呈祥自己说的“兵不满一万，将不满一千”。但是，必须承认，由于马步芳特别注意马术和射击教练，从士兵到营团长，都必须练出一身过硬功夫；因此，这支部队，从士兵直到将佐，确都能做到马术精熟和射击准确的作战本领。又兼具有宗教迷信和深受反动宣传教育的遗毒，就形成一支极为封建野蛮和反动强悍的军队。正是由于这支反动部队到达新疆以后，暂时阻滞三区革命军进展的速度，从而为国民党和三区革命阵营的和谈，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二)入新后的骑五军
新疆和谈达成协议后，由以张治中、刘孟纯和包尔汉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和以阿合买提江和阿巴索夫等人为首的“三区”革命阵营组成新疆省联合政府，新疆省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得到了暂时苏息的局面。
新疆省联合政府组成后，骑五军(已改编为整编师)分驻到北疆各地。设军部于迪化市老满城(原师范学校旧址)，骑六旅驻在头屯河，骑七旅驻在奇台，各团分驻于昌吉、呼图壁、阜康、孚远(吉木萨尔)、木垒河和大石头等地。
这支部队本来隶属于青海马步芳，调到新疆后，又受到新疆警备总司令宋希濂的节制。在调遣上虽属于宋希濂，但骑五军自士兵以至将佐，一直在心目中仍认马步芳是他们的“统帅”。在马步芳任青海主席时，他们言必称主席；在马步芳升任西北长官时，他们言必称长官。他们竭力在士兵的心目中突出地树立马步芳的形象，以保持马家军的传统作风，他们很少谈到国民党，很少谈到“委员长”。因此，可以说，这支军队现在虽已直接隶属于国民党，但在官佐和士兵的思想领域里，仍然树立着牢不可拔的地方割据部队的观念。
反动派的军队，总是如大鱼吃小鱼，互相兼并的，马步芳对马步青如此，宋希濂对马步芳也不例外。当时新疆警备总司令部，为了使这支部队逐渐脱离马步芳的节制而隶属于自己，曾采取了一系列的兼并措施。第一个是骑五军的军费军饷，原来由马步芳向伪军事委员会领取转发。骑五军到新疆后，军费军饷改由新疆警备总司令部直接领取，甚至仅有的六七两个旅的军费，也由警备司令部直接发放，军部只领取本身的军费，而军部只有一个直属连，这样，不但斩断了马步芳和骑五军的经济关系，也斩断了军部和旅团的经济关系。使骑五军不得不听命于新疆警备总司令部，使军部处于无权的地位。第二个是：取消骑五军的军部和军长的职称，改骑五军军部为骑兵指挥部，改军长为骑兵指挥官。狡狯的马呈祥，对这一切的兼并和限制措施，是很清楚的，但必须作到外表镇定，欣然从命，实际上是敢怒而不敢言。这就是一团糟的蒋党军政人事关系的一个例证。为了安慰马呈祥，宋希濂把马呈祥的少将官衔晋升为中将级，实际上，是明升暗降。这些钩心斗角的把戏，马呈祥心里也明白。他曾向我用自我嘲笑实际上是发牢骚地说：“我这个兵不满一万，将不满一千的头头，连军长的称号也没有了，改为骑兵指挥官，这意味着我只能在作战时指挥指挥军队罢了”。又一次对我说：“我虽然也算是一个中将，但顶头上司宋希濂也是中将，因此，我只能配戴少将的领章”。这说明他的心里不是没有芥蒂的。（在马呈祥晋升中将之后，所有处级以上的官佐，都配戴少将章，但不久除副指挥官郭全梁及两个旅长仍配少将衔外，自各处长以致参谋长张五美和马的秘书都配带上校衔）。第三个措施是：骑五军原有一个直属警备团，团长是冶成铭。自入疆后，宋希濂便把这个团调给直属警备总司令部一个姓田的旅部，驻在阜康。于是，这个团在编制上就脱离了骑五军，只给原来的军部配备一个直属连。这样，这个骑兵指挥部实际上是配备一些僚佐机构，只有一个警备连兵力的孤立指挥部了。但不管怎样，骑五军在名义上仍保留着第四十集团军的建制。马步芳仍经常给骑五军发号施令以及颁发福利品等。指挥部照常和旅团保存着隶属关系，下面仍称马呈祥为军长，马呈祥仍以军长的身份面临各旅团。蒋王朝的反动军事集团，就在这样充满着矛盾和敌意的状况中，维持着乌合般的统属关系。
(三)新疆酝酿和平起义时期骑五军的处境
一九四八年，马步芳的第八十二军，由他的儿子继任军长的马继援率领，开赴前线，抗拒革命，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西进。结果，被以彭德怀将军率领的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打得溃不成军。残部一直退到兰州，负隅顽抗。这时，新疆警备总司令已由张治中请准蒋介石另委陶峙岳担任，而把宋希濂调往鄂西一带与解放军作战。马步芳也曾有电报商请宋希濂把骑五军调往鄂西协同作战，但未得陶峙岳的同意。因此，骑五军只有困守新疆。这个时候，马呈祥曾把他进退维谷的心情暴露给我说：“我过去看古书的时候，在书上常提到有的大将手下尚拥有十万之众，但迫于形势，进不能战，退不能守，成为进退维谷，手足无措的情况。这在兵书上叫作‘挂形’。我当时不相信有这样的事。我想，为什么手下有兵，不能作战呢?现在，事实给我证明，我正是陷在这样情况之中”。从这几句话，可以看出马呈祥当时的焦躁和苦闷的心情。但他还是顽固地把希望寄托在马步芳的坐镇西北和马继援转败为胜的奇迹般的妙算上。
自从马继援溃败的消息不断传来，马呈祥坐立不安，每天都要从长途电话上和马步芳联系。有一次，当着我的面和马步芳通电话。马步芳在电话里自我解嘲地说：“我们是战略退却，现在在兰州附近布置了一个口袋阵，等他们──指人民解放军──，进入口袋里，我们就把口袋一收，来一个一网打尽”。马呈祥听了立即喜形于色地把这个消息向全体部下和僚佐传达，意图稳定军心。
到一九四九年夏季，马步芳又指示马呈祥把骑五军开赴河西协助作战。马呈祥接到指示后，通过陶峙岳，第一步措施是运送官佐家属到酒泉。并通知我把我的家眷送到军部，以便东返。但我此时已深深地后悔我走错了路，极想摆脱这个反动关系。就一方面托由一个正在准备返兰州的朋友送走家眷，一方面设法拖延。但在马的胁迫之下，由副军长郭全梁押着车到我家把我的家属带走了(但这批官佐家属到了酒泉，只住了十二天，兰州就解放了)。马呈祥的第二步措施是赶制包有牛皮角的木质弹药箱⑶，接着就下了开拔令，前头部队已进到乌市东郊的九沟十八坡，就得到了消息：马步芳的口袋阵已经被人民解放军打得粉碎破裂，作为西北长官坐镇的古城兰州，西北全区最大的军事据点，光荣地解放了，马步芳逃归青海老巢，国民党反动部队在西北区的全部崩溃的局势，已经形成。马呈祥接到这个消息后，又忽促下令先头部队折回，各返驻地。一场混乱，就此结束。现在，骑五军成为没娘的孩儿，更成为“挂形”了。
一九四九年八月，人民解放军进入青海省，马步芳仓皇乘飞机逃走，青海省光荣解放。人民解放军在彭德怀将军的领导下，以雷霆万钧之势，继续向河西挺进。新疆省必须表态的时刻已经到来了。新疆的人都知道，早在张治中将军主新时，就已有了和平起义的酝酿，并且在他不动声色的处理下，为了新省的和平起义，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创造了起义的便利条件。张治中将军代表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离开新疆以前，也曾和刘孟纯、包尔汉和陶峙岳等有所计议和指示。张先生留居北京后，人民解放军进军河西时，北京和新疆的电路已经他通。这个时候，由刘孟纯、包尔汉、陶峙岳、屈武和外交特派员刘泽荣等军政负责官员，就根据张治中先生过去的决策，具体地进行起义的联系，而此事必须通过张治中先生才能进行，因电报不通，就委由电信局长王章权设法克服任何困难，把电报发出。王章权通过很多条线都打不通，后来终于通过仅能通电的绥远太，才把电报发到北京，和张先生取得联系。⑷
就这样，新疆全省的和平起义运动具体地展开了。但是，在军队方面，唯一的顾虑，就是本不直属于陶峙岳的骑五军。陶峙岳将军也知道这是一支具有浓厚的地方割据传统一向顽固反共的强悍军队，暂不能冒然地直接用命令的方式，强迫他们参加起义，重要的是要打通马呈祥的思想。于是就决定山陶峙岳向马呈祥作说服动员的工作。从八月上旬起，陶峙岳每天一早就用自己的卧车，把马呈祥接到小东门外自己的家里，特为马呈祥准备清真菜饭，便于马在陶公馆作整日的逗留，来向马呈祥作说服工作，动员他参加和平起义。我们知道，这种地方封建军队，一向强调服从，任何一个下级，得不到上级的指示，既不能单独作战，也很难作出任何决定。能够给马呈祥以决定的指示的，不是陶峙岳，而现在马步芳和他已失掉了联系。马步芳向哪里去，是否有可能在蒋介石的指挥下，卷土重来?果真如此，将来怎么办?这对于没有正确认识的反动军阀来说是必须要反反复复地加以考虑的。因此，虽然经过陶峙岳十几天的努力，马呈祥始终作不出任何决定。
解放军战车团进入乌鲁木齐
(四)进退维谷的马呈祥
迫于当前的形势，马呈祥为了必须作出决定，就在自己的家里，请来了副军长郭全梁，参谋张五美、骑六旅旅长韩荣福、骑七旅旅长韩有文、团长马国武和韩得功以及我自己等人，举行午宴。
饭后，马呈祥送走各将领，只把我个人留下，随即把我让到他的私人办公室，我虽然是他的秘书，但从未进入过他的私人办公室，而被允许进入他的私人办公室，一定有极为重要的事。而我早已洞悉了他的最近情况和惶惑的心情，我有了思想准备。坐定后，马就开门就山地径直问我道：“最近时局的进展，你是了解的，我愿意听听你对时局的看法”。我深深地知道，他们这些军阀，从来是“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的。为了得到他的保证，我便拘谨地说道：“军长，你今天问我这个问题，是关系到生死存亡地大事。如果我说得合于你的思想，那当然好；万一不合你的思想，我将被你见罪”。马说：“你放心说没有什么。”这样，我算是得到了他的保证。于是，我便首先分析国际特别是国内的形势，又进一步地介绍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主流。并把国民党和共产党双方的实力以及人心向背，作了对比。又根据我最近阅到的地下刊物所初步认识到的党的对投诚起义人员以及对军事俘虏所采取的宽大政策，作了介绍。这样，我就作了一个结论：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革命潮流，是不可抗拒的；祖国的全国解放，是不可阻止，不可避免的。新疆国民党军队已成瓮中之鳖，马长官尚且抵挡不住，你这个兵不满一万，将不满一千的队伍，能干得了什么。蒋介石一定要彻底失败，马长官肯定回不来。我并举出傅作义和程潜、陈明仁起义，得到立功表现的事实，继续说：“你还年轻，来日方长，应该争取自己的前途，不需要再有任何顾虑，应当毅然地作出决定。就是说，你不但必须参加陶先生领导的起义，而且必须支持他的起义”。最后，我又说道：“如果你顾虑陶先生和你谈了半个月，你没有作出决定，一旦你作了大兜转表示参加起义，假如陶先生问你这些天你考虑些什么，你将无言可对。为此，我建议你可向陶先生提出三个要求。即：第一，永保新疆为中国的领土(这是因为这个反动军队从来用如果新疆“赤化”，就等于把新疆送给苏联的谰言，以图利用士兵原有的爱国思想来仇视共产党)；第二，骑五军保存原建制接受改编；第三，要求对凡追随骑五军的工作人员一律不治罪。我想，特别是第一条，陶先生是不会反对的。这样，你的转变态度，就有了借口。最后，我希望你乾纲独断，作出决定”。马呈祥很安祥地听完了我的议论。他说：“你所谈的很有见地，我可以考虑。”就这样，结束我们两个人的谈话。
我离开马的办公室后，心里暗想，第一总觉和马呈祥说得不够透彻，第二在军部里我一个人孤掌难鸣。因此我就想到参谋长张五美，张是兰州籍的回民，具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和我最谈得来，如果能让他和我一同向马呈祥“进谏”，力量就更大了。于是，我便跑到张五美的办公室里，屏去从人。我就把方才我和马呈祥谈话的经过全部告诉他，并请他和我一道说服马呈祥从速作出起义的决定。张的态度从来是很深沉的。他听了我的一席话，只是含着笑，点着头，不表示任何意见，只是连声说“好”。
谁知次日上午，马呈祥用电话把我叫了去，满面怒容地对我斥责道：“昨天我和你的谈话，是军事上的绝密，你为什么和我的下面的人说了。现在下面大家都不满意你，要干掉你，你怎么办?”我知道这些人是杀人不眨眼的。我便向马呈祥解释地说道：“我昨天总觉得和你谈的话没有谈尽，所以我请参谋长向你一同进言，没有考虑到军事秘密。事已如此，我只有请军长庇护。”马呈祥最后说：“你赶快回去，再不要乱走动。”于是我即告辞回去。
我回去后，家人和同事们都知道了此事，都建议快跑到南疆去躲避。我向大家安慰道：“不要怕，我既做了就敢当。从今天起，我夜不闭户，如果他们进来把我打死，是我命该如此，如仅把我打伤，将来我还可以有脸见人民。”
我决心继续努力，就较详细地写了一份书面建议，准备给马呈祥送去。正在此时，我的一位朋友当时任新疆省保安司令部少校高参的束毅初⑸来看我，他是来建议和我共同写信给当时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白崇禧劝他起义投诚的。因为我曾在白崇禧领导下的中国回民救国协会工作过三年，束本身是个回民又是白所主持的第七军分校的学生。但我认为自己已多年没有和白保持联系。感觉人微言轻，作为我们的表态是可以，但不会起到什么作用。因此，我便让他看可我给马呈祥的建议书，征求他的意见。他看过之后，很为赞同，立刻要求和我联名上书，我同意了。就由我们二人共同签名盖章，由我到军部亲自投递。谁想到到达他的家里，副官马添海说：“军长正在午睡”。我知道马呈祥不见我，就把信交给马添海请他代交。
在新疆省宣布和平起义的前四天，马呈祥用车子把我和我的家属都接到家中，用一种安慰的口吻对我说：“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新疆省已决定和平起义了。你建议我向陶先生提出的三个要求，陶先生全部接受，马上就要正式公布了。”我高兴地说：“那很好，但是你自己呢?”马说：“我是决定出国，已经获得许可，由韩有文代理军长，参加起义。”我失望地劝他不要出国，参加党所领导的革命军事工作，争取自己的前途。马说：“不行，因为我的父亲、孩子和老婆，已经都出国了。”马并告诉我，省政府已经决定将骑五军创办的启新学校，改为省立第四小学，对我予以留用，仍委我为校长等语。就这样，马呈祥经过近一个月时间的踌躇不决和反复思考，在形势的逼迫下，终于作出如上的决定。于是，新疆省国民党军政当局酝酿已久的全省和平起义运动，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终于把骑五军这颗顽固钉子拔除掉，而实现了全省各族人民的热烈愿望，使得这个多民族的边区重要省份，完整无缺地回到人民的怀抱。
(五)新疆起义后的马呈祥
在新疆正式宣布和平起义的前夕，省政府批准马呈祥可以由一个警卫排护送，经由南疆出国。僚属同行的，有他的参谋长张五美，政工室主任马次伯。此外，和马呈祥一同出国的国民党官员，还有新二军长叶成，迪化市城防司令罗恕人，民政厅长王曾善，迪化市公安局长刘汉东，当时来新的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周昆田，宣传会委员胡恩钧，前阿克苏县长林兴智，卫生处长马恕基，回文会理事长兼位立法委员马国义，国文会常务理事扬春青……等人。这一批死心踏地不肯向人民的反革命分子，终于遭到人民的唾弃，走上流亡国外，老死异乡的毁灭之路。
在马呈祥临行之日，有新疆警备总司令部负责官员陶晋初、梁客浔、文斐章等以及马的友好多人送行，我也是送行的一员。马呈祥在上车前，到客厅向送行的人们打招呼，并对梁客浔说：“这次我作出最后的决定，孟扬的建议对我很有启发的作用，希望我走后你们对他多照顾”等客气话。随即上车南去。
当马呈祥等人由警卫排护送，分乘几辆卡车，离迪化南行时，这个消息，传到驻守阿克苏的李祖唐部队。据说这支部队中有几个下级军官，知道马呈祥一行必须经过阿克苏，而且知道马呈祥有的是黄金。就计划着打他一次“秋风”，捞些油水。他们探知马要投住的旅舍，就埋伏了一部分人，并在房上架好了机枪。等马呈祥等一行人所乘的第一部汽车进入大门停下，车楼中的叶成刚在下车的时刻，立刻一发冷弹据说射中了叶的肩膀。这位胆小如鼠的家伙立刻吓得几乎晕厥，到底马呈祥还能保持镇静。当时马的警卫排战士立刻找好了隐蔽点，准备还击。马挥手止住，他自己走向前，向着房上的士兵们说：“弟兄们，你们有什么话可以派出代表和我讲，不必动手。”于是，他们的代表过来一本正经地向马抗议说：“国家把守土的责任交给了你们，现在你们放弃了职守，把新疆交给共产党，将来共产党再交给俄国，而你们却溜之大吉，一走了事，把我们丢下不管，这象话吗?”马也看出来他们是在抓题目敲竹杠。就欺哄士兵们说：“我们这次出国，并不是逃亡。而是到内地去找中央，设法调来大兵，以便东山再起。”接着马又说：“你们弟兄们的处境，我也很了解。这么办，你们有什么困难，可以对我说，我们可以尽量帮你们的忙。”就这样，缓和了空气，停止了冲突，转入室内谈话。士兵代表就向马诉说他们已经三个月未发军饷了，弟兄们生活过不去。马当机立断地说：“好，我带的虽然不多，但我决定设法给你们垫发一个月的饷，希望弟兄们回去，我马上办。”就这样，马狡狯地把士兵们打发走，然后找到他们的高级负责将领，用自己的钱，给士兵们垫发了一个月的饷(数目不详)。算是交纳了“买路钱”，把这场灾难度了过去。⑹
次日，马呈祥等继续西行，到了喀什，晤见驻守南疆的警备副总司令赵锡光，向赵说明在阿克苏遇到事变的情况。赵锡光立刻把马所垫付的军饷全部还清，并且顺利地放马等通行。马在没有受到任何损失的情况下，安然地脱了险。
但当马等走到蒲犁县时，该处卡守已经接到指示，当即检查出国护照，凡持有新疆外交特派员公署签发出国护照的，一律放行。对于当时尾随这个逃亡蒙混出国的分子，如维族的阿吉牙合甫、维古尔、回族的马力克(河南籍回族，到处进行招摇撞骗的文化流氓)以及专门替骑五军销售鸦片的商人汪福(回族)……等，都被阻回，不准出国。
就在马呈祥离乌南下的时候，进驻河西的彭德怀总司令，为了执行党的既往不咎政策，特派原青海投诚部队第五师师长马威轩（振武)和解放后任青海省政府委员马矿务(璞)二人，由伪骑五军回族团团长绽福寿作向导，前来迪化市，挽留马呈祥，劝他不要出国，可以带罪立功。但他们到达迪化市时，马呈祥已经到了喀什，当即用长途电话与马呈祥商谈，但马的出国已成定局，根本不能考虑留下来的问题，马威轩和马璞没有完成彭总司令交派的任务，从此，马呈祥也就和自己的祖国永别了。⑺⑻
注释：
⑴这是当时新疆各族人民对李铁军的诨号。
⑵马家军这个诨号，过去包括对盘据在西北各省的回族军阀，老五马指的是马福禄、马福寿和马福祥弟兄三个以及青海的马麟和马麒弟兄二个；小五马则指的是宁夏的马鸿宾和马鸿逵弟兄二个，马步青和马步芳弟兄二个以及曾进入新疆的马仲英而言。
⑶这是在我主持的启新学校后院准备起建楼房的工地连夜赶制的。
⑷这是后来我听到正在劳改队中的王彰权本人说的。
⑸束是陕西汉中回族人，曾毕业于伪中央军分校，解放后畏罪服毒自杀。
⑹这一段情况是我听到从叶城被阻回的汪福和护送马呈祥的警卫排士兵马某(姓名已忘)说的。
⑺关于这一段情况，一方面我曾见到马威轩和马璞，另一方面是听到绽福寿说的。
⑻据说在新疆宣布起义前夕，马曾和叶成、罗恕人、李祖唐等举行秘密会议，制定对迪化市屠城阴谋，但未能实现。因不知其详，故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