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必令人扼腕的英才 名利场 杨必

给杨必保管，因此要她检查，给她带来不少苦恼，于是这个大家闺秀对新政权产生了一种抵触情绪。”但是，杨必分到复旦后很快被评为副教授，应该说得到了相当高的重视。据杨绛回忆，杨必刚到复旦、翻译《名利场》期间，生活丰富，交游广阔。当时，杨必和大姐同住霞飞路培恩公寓。大姐杨闰康是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大姐夫何德奎解放前是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抗战胜利后任国民党上海市副市长。但杨必58年《登记表》中写到的何似乎境况不佳：“1947年离国侨居巴西，现在香港，据说神经失常，详细情况不明，最近（58年7月底）有家信，自称在香港某中学做校长，不知是狂人呓语，还是神经病已有好转，学校面貌不详，据他说是朋友出资创办。”薛诗绮回忆，“我到她家去玩过几次，但从来不谈学问。她喜欢议论人，对于学界那些装腔作势、外面有点‘壳子’的人，她看得清清楚楚。她有点清高、高雅，但又不像不食人间烟火，人绝顶聪明，对每个人都看得很准，评论人不是很恶意，但有时也蛮尖锐的。对于社会学界的不良现象，她很看不起。”杨必死于文革“清理阶级队伍”时期，《忆》中提到，“外调人员说她和西方天主教反动教会有勾结，逼她限期写出交代材料，她不堪受辱，在恐怖和绝望中，服大量安眠药自杀了。当时我听见外文系的高音喇叭广播说，她是坚持反动立场，畏罪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带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去了。”但杨绛在《记杨必》中强调，“她是1968年睡梦里去世的”，“革命群众要她交代她在国际劳工局兼职的事。她写过几次交代。有一晚，她一觉睡去，没有再醒过来。……为此她不免蒙上自杀的嫌疑。军医的解剖检查是彻底的，他们的诊断是急性心脏衰竭。”据孙铢回忆，“前一天开大会我还坐她旁边，当天她身体就不太好。她每天睡不着，吃安眠药，心脏也不好。”1979年，复旦大学外语系为杨必开了追悼会。“杨先生特别指出，杨必肯定是平时呕心沥血、后来没扛下来累死的，不是外面说的那样自杀的。”在北京采访时，社科院德语文学专家张佩芬告诉记者，干校期间她曾和杨绛提及杨必，“杨先生说，她母亲把家里都照顾得很好，以她妈妈的家教，杨必不可能自杀，说的时候她都流泪了。”翻译过《名利场》的杨必，早已逃脱世俗缠累。斯人已逝，或许她的散文《光》多少能照亮我们的记念。（杨必曾以笔名“心一”发表过散文，但外界仅留存此篇）当第一条金红的阳光跳上墙的时候，整个世界都变过了，隔夜的黑影，梦境里的幻像，都被驱散无遗……你有没有在暗里听见你所最爱的声音在叫你唤你？这声音出乎意料的温柔亲切……于是你觉得一切都有依靠，可以放心了，你微笑着，满心安慰，满腹希望，让黑夜把你卷进了梦乡。（感谢：张佩芬、翟象俊、傅聪、董衡巽、陆谷孙、薛诗绮、孙铢、程雨民、乌漪云等接受专访；徐龙顺、白冰、周桂发、欧阳宏森等协助联络与查档；实习生王杨卡佳协助录音整理）本刊记者李乃清本刊记者李乃清发自上海、北京是了，这就是我们的名利场。这里虽然是个热闹去处，却是道德沦亡，说不上有什么快活。 ——《名利场》“开幕以前的几句话”英国小说《名利场》（VanityFair），几乎成了杨必的名片。这部“罕见的佳译”诞生于上世纪50年代，至今仍是业界经典译本，著名学者陆谷孙曾撰文高度评价，“英蕤窈窕，元气淋漓，非文字功力出众，小说文学修养精湛者不可为。”而《名利场》背后的杨必，又是怎样一位女性？吴学昭曾和记者聊过杨必：“她和我姐姐常‘合’（沪语Ge）一起上学，当时我们家离学校近，她每天放学到我家来，我母亲总让她先吃点心再做功课，她15岁就没了母亲，能感到一种家庭温暖吧。”因年龄相近、同在上海工部局女中就读，吴家姐妹和杨必关系颇近。“杨必好像和姐姐（杨绛）不太像，她比较年轻，也比较时尚，现在叫帅，从前叫Smart。”吴回忆道，“她长得很漂亮，皮肤雪雪白（沪语）；加上她个子高，穿得又时髦，很讲究上海小姐的派头；她在国际劳工局时，我看到她穿那种黑皮夹克，当时很少女孩这么穿，非常帅气。”当年，翻译家傅雷还曾请杨必指导傅聪英文。 1952年全国“院系大调整”后，杨必调入复旦大学外文系，记者采访了她当年的几位同事和学生。电话那头，陆谷孙向记者回应道：“她一向独来独往，感觉蛮孤独的。”曾受过杨必个别指导的薛诗绮则说：“她非常豪爽，讲话毫无顾忌，风格像男人。”“家里有教养、自己有修养、学问很好、才气很高的一个女同志。”85岁高龄的程雨民概括道。杨必46岁英年早逝，留下两部译作，《名利场》（195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之外，还有一部女作家玛丽亚·埃杰窝斯（M.Edgeworth）的《剥削世家》（CastleRackrent，1953年出版），小说讲述了一个爱尔兰地主家族的衰败。虽然教的是英国小说，杨必对中国古典作品也有研究。据杨绛回忆，早在童年时代，杨必就已经迷上了《红楼梦》。学生则说她“上课讲着讲着就引申到《红楼梦》和《儒林外史》上”，“常赞叹《西游记》的想象力丰富”。大家记得，“她前前后后看了三十多遍《红楼梦》，有时《名利场》翻不下去，她就会看《红楼梦》，说能从中获得一些启发。”杨家的“西碧儿” 杨必1922年5月生，比杨绛小11岁，在家行八，父亲老圃先生爱用古字，“因为‘必’是‘八’的古音：家里就称阿必”。依杨绛回忆，淘气的阿必从小就“善摹仿”，“她能摹仿方言、声调、腔吻、神情。她讲一件事，只需几句叙述，加上摹仿，便有声有色，传神逼真。所以阿必到哪里，总是个欢笑的中心”。关于杨必的课堂，退休教师翟象俊回忆：“57年我才一年级，比较好奇，想看看高年级有哪些名教授在上课。我曾经透过门上的玻璃看到过杨必先生，那时她给大四学生教VanityFair。她上课动作很多，在教室里走来走去，有时候会坐在讲台上，非常活跃，手舞足蹈。”1941年，杨必从工部局女中高中毕业后，考入震旦女子文理学院，读书时恰逢钱锺书在那里教课，也曾教过她。大学末一个学期，父亲杨荫杭去世，毕业后她就留校当助教，兼任该校附中的英语教师。当时主管震旦的是外国修女桑顿嬷嬷（MotherThornton），抗战胜利后她正好要到北平开会，得知杨必有亲戚（钱锺书、杨绛）在清华任职便携其北上，因此杨必1947年夏开始在清华当了一年助教，次年6月回震旦继续教课；1948年下半年，经师长陈麟瑞（时任《上海新闻》总编辑）介绍，进入南京西路的国际劳工局兼职，做了一年翻译，期间收入颇丰；同样经陈推荐，1950年4月间她又获得一份《密勒氏评论报》的翻译差事。钱锺书管杨必叫“西碧儿”（Sibyl，古代女预言家），因为姐姐们遇到什么问题，都会请教这个小阿妹，尽管她是个“家事不能干、也从未操劳过”的“真大小姐”，但是，“她好像比谁都老成，也有主意”。“林同济不错，你们会有共同语言的”1998年8月，贾植芳曾写下《忆林同济先生和杨必女士》（以下简称《忆》）一文，以示“怀念与敬重”，因“我出事以后”，他俩“都没有迎合时势，写文章批判我”，他们“是在极左时代受到迫害、学养深厚、具有独立人格意识的知识分子，给我印象很深”。贾植芳是在震旦认识杨必的，印象中，她是“一位新潮的小姐，人也漂亮”。大家熟了以后，贾老还以开玩笑的口吻想为杨必介绍对象——“你三十多了，年龄也不小了，老话说‘女大当嫁’，我给你找个对象吧？”“杨必眼界很高，要找二姐夫钱锺书那样的大学者。我说，钱锺书只有一个，你们外文系林同济我看不错，原来的夫人回了美国，他是个学者，又在欧洲长期生活过，你们会有共同语言的。”这件事贾跟林也讲过，然而，媒还没保好，老人家就进了监狱。“当初也有发自上海、北京

是了，这就是我们的名利场。这里虽然是个热闹去处，却是道德沦亡，说不上有什么快活。

给杨必保管，因此要她检查，给她带来不少苦恼，于是这个大家闺秀对新政权产生了一种抵触情绪。”但是，杨必分到复旦后很快被评为副教授，应该说得到了相当高的重视。据杨绛回忆，杨必刚到复旦、翻译《名利场》期间，生活丰富，交游广阔。当时，杨必和大姐同住霞飞路培恩公寓。大姐杨闰康是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大姐夫何德奎解放前是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抗战胜利后任国民党上海市副市长。但杨必58年《登记表》中写到的何似乎境况不佳：“1947年离国侨居巴西，现在香港，据说神经失常，详细情况不明，最近（58年7月底）有家信，自称在香港某中学做校长，不知是狂人呓语，还是神经病已有好转，学校面貌不详，据他说是朋友出资创办。”薛诗绮回忆，“我到她家去玩过几次，但从来不谈学问。她喜欢议论人，对于学界那些装腔作势、外面有点‘壳子’的人，她看得清清楚楚。她有点清高、高雅，但又不像不食人间烟火，人绝顶聪明，对每个人都看得很准，评论人不是很恶意，但有时也蛮尖锐的。对于社会学界的不良现象，她很看不起。”杨必死于文革“清理阶级队伍”时期，《忆》中提到，“外调人员说她和西方天主教反动教会有勾结，逼她限期写出交代材料，她不堪受辱，在恐怖和绝望中，服大量安眠药自杀了。当时我听见外文系的高音喇叭广播说，她是坚持反动立场，畏罪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带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去了。”但杨绛在《记杨必》中强调，“她是1968年睡梦里去世的”，“革命群众要她交代她在国际劳工局兼职的事。她写过几次交代。有一晚，她一觉睡去，没有再醒过来。……为此她不免蒙上自杀的嫌疑。军医的解剖检查是彻底的，他们的诊断是急性心脏衰竭。”据孙铢回忆，“前一天开大会我还坐她旁边，当天她身体就不太好。她每天睡不着，吃安眠药，心脏也不好。”1979年，复旦大学外语系为杨必开了追悼会。“杨先生特别指出，杨必肯定是平时呕心沥血、后来没扛下来累死的，不是外面说的那样自杀的。”在北京采访时，社科院德语文学专家张佩芬告诉记者，干校期间她曾和杨绛提及杨必，“杨先生说，她母亲把家里都照顾得很好，以她妈妈的家教，杨必不可能自杀，说的时候她都流泪了。”翻译过《名利场》的杨必，早已逃脱世俗缠累。斯人已逝，或许她的散文《光》多少能照亮我们的记念。（杨必曾以笔名“心一”发表过散文，但外界仅留存此篇）当第一条金红的阳光跳上墙的时候，整个世界都变过了，隔夜的黑影，梦境里的幻像，都被驱散无遗……你有没有在暗里听见你所最爱的声音在叫你唤你？这声音出乎意料的温柔亲切……于是你觉得一切都有依靠，可以放心了，你微笑着，满心安慰，满腹希望，让黑夜把你卷进了梦乡。（感谢：张佩芬、翟象俊、傅聪、董衡巽、陆谷孙、薛诗绮、孙铢、程雨民、乌漪云等接受专访；徐龙顺、白冰、周桂发、欧阳宏森等协助联络与查档；实习生王杨卡佳协助录音整理）——《名利场》“开幕以前的几句话”

英国小说《名利场》（VanityFair），几乎成了杨必的名片。

这部“罕见的佳译”诞生于上世纪50年代，至今仍是业界经典译本，著名学者陆谷孙曾撰文高度评价，“英蕤窈窕，元气淋漓，非文字功力出众，小说文学修养精湛者不可为。”

这样的传说，”曾和杨岂深、杨必一起参与英语综合阅读教学的乌漪云告诉记者，“一开始我们觉得林同济和杨必先生都才华横溢，在学术和个人发展上应该都很好，但是‘反右’以后，林同济遭受到很不公正的对待，他们后来的交往也就比较少了。”徐燕谋的悼诗杨家小妹好才华，劝我头风饮绿茶。终爱祁门浓似血，残阳色里吊虫沙。（编者注：“猿鹤虫沙”指称战死的将卒，“虫沙”比喻战死的兵卒，此处泛指死于动乱者。）采访中，翟象俊向记者提供了一本外界鲜见的《徐燕谋诗草》，以上是其中一首。徐在这首诗的序中写道：“我患风病而嗜红茶，杨必君劝我改饮绿茶少刺激，因买祁门，忆君前言，而君已郁郁死八年矣。”已故外文系教授徐燕谋，大“同学如弟”钱锺书4岁，在钱基博门下亦颇受器重，在后来教学共事中与钱锺书“交契渐厚”，结成终生密友，因姐夫这层关系，杨必当年跟徐交情甚笃。女同事孙铢也有印象，“杨必跟老一辈很谈得来，我们当时属于青年，她属于中年，但她喜欢和老一辈徐燕谋、杨岂深他们在一起，因为她文学功底深。”据程雨民回忆：“杨必当时在教研室基本上属于后辈，当时文学教研组她跟刘德中是最年轻的。”当年，中德混血儿刘德中和一直单身的杨必曾被称作外文系的“金童”、“玉女”。翟象俊告诉记者，徐燕谋晚年抑郁加剧，对于这二人“文革”中的死，常自责抱愧。“刘德中的夫人是三民主义青年团的，解放后在安徽劳改，刑满后留在农场，之后政策调整，徐先生就跟党委提出把刘夫人调回来，但回来没多久‘文革’了，劳教回来的分子剃阴阳头，被整得很惨，后来他们夫妇双双自杀，徐先生觉得如果当时没出这馊主意就不会这样。”翟还透露，杨必去世前一日曾和徐碰过面。“当时学校附近有个很小的来喜饭店，68年‘清队’时，徐先生在那里遇到杨必，她跟徐先生说，你现在不要跟我多讲话，昨天他们来过了。抄了她的家，那天她穿的还是当铺里弄来的衣服。徐先生说，当时没把这个太当回事，大家都受到冲击，就一般地安慰了下，没多开导她，但谁想第二天杨必就走了。”眼见俊才骤逝，徐燕谋欲哭无泪，扼腕之余写下回肠荡气的悼诗。 悼念杨必君，意有未尽，更作四首北宫婴是女儿身，几净窗明不受尘。我到小楼常局促，烟灰一撮恐污人。（编者注：《战国策·齐策四》：“北宫之女婴儿子无恙耶？彻其环瑱，至老不嫁，以养父母，是皆率民而出于孝情者也，胡为至今不朝也。”北宫是古代王后所居之宫，婴儿指齐国孝女婴儿子，因杨必终身未嫁，此处以“北宫婴”代称。）我书未散苦无庐，君屋尤存恨失书。天上银河万斛水，难求升斗活枯鱼。（文化大革命初，君藏书尽失，我房屋紧缩，书皆束阁，两人如鱼失水）估铺狐裘稳称身，心头冷彻总难温，何堪重遇邯郸路，不待霜风已断魂。（一日寒甚，遇君邯郸路上披狐裘，犹瑟缩，云冬衣已尽失，以六十元从估铺中易得敝裘御寒。）批评原不是揶揄，谁料中枢有鬼狐。君病缠绵故应死，沉忧我亦欲捐躯。十年浩劫期间，徐的家中长上和子辈在运动中罹祸蒙冤，徐在公众场合终日缄口；后来又拖着病躯被迫“疏散”下乡，身心遭受折磨，每天非服九颗安眠药不能入睡。耄耋之年，徐又回跌当年噩梦中，难抵抑郁顽疾，于1986年3月26日自沉井底。殁后，钱锺书《致郭晴湖》函中“奉书感怆”，“燕谋去年忽以生平诗稿及英语讲稿相示，心窃以为不详之兆。故拙序结尾云：‘蕴未尽之才，征无疆之寿’以颂祷语祓除’。不意其竟从三闾大夫之后也。”不得公开的死亡档案为搜集杨必资料，记者曾多次前往复旦大学档案馆，经馆长特批，获准查阅杨必死亡档案中的履历表部分，但其生前自传、思想汇报等卷宗却不得公开。在《私立震旦大学教职员工登记表》（1951年11月15日）附件及《高等学校教师调查表》（1952年9月7日）、《复旦大学干部登记表》（1958年7月21日）、《干部简历表》（1960年3月6日）3张正本中，记者发现，杨必填写的健康状况栏字数有所增加，58年登记时，在52年“神经衰弱”外又添“高血压”一项，至60年已是“极度神经衰弱发展为精神分裂症（亦有医生称精神归纳症）”，足见这些年她身体羸弱，每况愈下。杨必的字迹娟秀工整，几乎每栏都认真填写，务求具体翔实。例如52年《调查表》“自我批评”栏中，除了最后“生活严肃有纪律”、“在业务上尽责不苟且”两项“优点”外，她在前面写了满满5项缺点。1.自高自大，目无群众，固执，不虚心接受意见 2.认识模糊，眼光短小，因此只在感情内兜圈子 3.有虚荣心，好卖弄小聪明4.不能吃苦，喜欢享受 5.对新事物认识不够，因此缺乏热情，不够积极贾植芳在《忆》中提到，“思想改造期间，由上海市委派到大学的思想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即‘学习委员会’），说震旦女子文学院加拿大嬷嬷回国时把财产都交而《名利场》背后的杨必，又是怎样一位女性？

吴学昭曾和记者聊过杨必：“她和我姐姐常‘合’（沪语这样的传说，”曾和杨岂深、杨必一起参与英语综合阅读教学的乌漪云告诉记者，“一开始我们觉得林同济和杨必先生都才华横溢，在学术和个人发展上应该都很好，但是‘反右’以后，林同济遭受到很不公正的对待，他们后来的交往也就比较少了。”徐燕谋的悼诗杨家小妹好才华，劝我头风饮绿茶。终爱祁门浓似血，残阳色里吊虫沙。（编者注：“猿鹤虫沙”指称战死的将卒，“虫沙”比喻战死的兵卒，此处泛指死于动乱者。）采访中，翟象俊向记者提供了一本外界鲜见的《徐燕谋诗草》，以上是其中一首。徐在这首诗的序中写道：“我患风病而嗜红茶，杨必君劝我改饮绿茶少刺激，因买祁门，忆君前言，而君已郁郁死八年矣。”已故外文系教授徐燕谋，大“同学如弟”钱锺书4岁，在钱基博门下亦颇受器重，在后来教学共事中与钱锺书“交契渐厚”，结成终生密友，因姐夫这层关系，杨必当年跟徐交情甚笃。女同事孙铢也有印象，“杨必跟老一辈很谈得来，我们当时属于青年，她属于中年，但她喜欢和老一辈徐燕谋、杨岂深他们在一起，因为她文学功底深。”据程雨民回忆：“杨必当时在教研室基本上属于后辈，当时文学教研组她跟刘德中是最年轻的。”当年，中德混血儿刘德中和一直单身的杨必曾被称作外文系的“金童”、“玉女”。翟象俊告诉记者，徐燕谋晚年抑郁加剧，对于这二人“文革”中的死，常自责抱愧。“刘德中的夫人是三民主义青年团的，解放后在安徽劳改，刑满后留在农场，之后政策调整，徐先生就跟党委提出把刘夫人调回来，但回来没多久‘文革’了，劳教回来的分子剃阴阳头，被整得很惨，后来他们夫妇双双自杀，徐先生觉得如果当时没出这馊主意就不会这样。”翟还透露，杨必去世前一日曾和徐碰过面。“当时学校附近有个很小的来喜饭店，68年‘清队’时，徐先生在那里遇到杨必，她跟徐先生说，你现在不要跟我多讲话，昨天他们来过了。抄了她的家，那天她穿的还是当铺里弄来的衣服。徐先生说，当时没把这个太当回事，大家都受到冲击，就一般地安慰了下，没多开导她，但谁想第二天杨必就走了。”眼见俊才骤逝，徐燕谋欲哭无泪，扼腕之余写下回肠荡气的悼诗。 悼念杨必君，意有未尽，更作四首北宫婴是女儿身，几净窗明不受尘。我到小楼常局促，烟灰一撮恐污人。（编者注：《战国策·齐策四》：“北宫之女婴儿子无恙耶？彻其环瑱，至老不嫁，以养父母，是皆率民而出于孝情者也，胡为至今不朝也。”北宫是古代王后所居之宫，婴儿指齐国孝女婴儿子，因杨必终身未嫁，此处以“北宫婴”代称。）我书未散苦无庐，君屋尤存恨失书。天上银河万斛水，难求升斗活枯鱼。（文化大革命初，君藏书尽失，我房屋紧缩，书皆束阁，两人如鱼失水）估铺狐裘稳称身，心头冷彻总难温，何堪重遇邯郸路，不待霜风已断魂。（一日寒甚，遇君邯郸路上披狐裘，犹瑟缩，云冬衣已尽失，以六十元从估铺中易得敝裘御寒。）批评原不是揶揄，谁料中枢有鬼狐。君病缠绵故应死，沉忧我亦欲捐躯。十年浩劫期间，徐的家中长上和子辈在运动中罹祸蒙冤，徐在公众场合终日缄口；后来又拖着病躯被迫“疏散”下乡，身心遭受折磨，每天非服九颗安眠药不能入睡。耄耋之年，徐又回跌当年噩梦中，难抵抑郁顽疾，于1986年3月26日自沉井底。殁后，钱锺书《致郭晴湖》函中“奉书感怆”，“燕谋去年忽以生平诗稿及英语讲稿相示，心窃以为不详之兆。故拙序结尾云：‘蕴未尽之才，征无疆之寿’以颂祷语祓除’。不意其竟从三闾大夫之后也。”不得公开的死亡档案为搜集杨必资料，记者曾多次前往复旦大学档案馆，经馆长特批，获准查阅杨必死亡档案中的履历表部分，但其生前自传、思想汇报等卷宗却不得公开。在《私立震旦大学教职员工登记表》（1951年11月15日）附件及《高等学校教师调查表》（1952年9月7日）、《复旦大学干部登记表》（1958年7月21日）、《干部简历表》（1960年3月6日）3张正本中，记者发现，杨必填写的健康状况栏字数有所增加，58年登记时，在52年“神经衰弱”外又添“高血压”一项，至60年已是“极度神经衰弱发展为精神分裂症（亦有医生称精神归纳症）”，足见这些年她身体羸弱，每况愈下。杨必的字迹娟秀工整，几乎每栏都认真填写，务求具体翔实。例如52年《调查表》“自我批评”栏中，除了最后“生活严肃有纪律”、“在业务上尽责不苟且”两项“优点”外，她在前面写了满满5项缺点。1.自高自大，目无群众，固执，不虚心接受意见 2.认识模糊，眼光短小，因此只在感情内兜圈子 3.有虚荣心，好卖弄小聪明4.不能吃苦，喜欢享受 5.对新事物认识不够，因此缺乏热情，不够积极贾植芳在《忆》中提到，“思想改造期间，由上海市委派到大学的思想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即‘学习委员会’），说震旦女子文学院加拿大嬷嬷回国时把财产都交Ge）一起上学，当时我们家离学校近，她每天放学到我家来，我母亲总让她先吃点心再做功课，她15岁就没了母亲，能感到一种家庭温暖吧。”因年龄相近、同在上海工部局女中就读，吴家姐妹和杨必关系颇近。

“杨必好像和姐姐（杨绛）不太像，她比较年轻，也比较时尚，现在叫帅，从前叫Smart。”吴回忆道，“她长得很漂亮，皮肤雪雪白（沪语）；加上她个子高，穿得又时髦，很讲究上海小姐的派头；她在国际劳工局时，我看到她穿那种黑皮夹克，当时很少女孩这么穿，非常帅气。”

当年，翻译家傅雷还曾请杨必指导傅聪英文。

1952年全国“院系大调整”后，杨必调入复旦大学外文系，记者采访了她当年的几位同事和学生。

电话那头，陆谷孙向记者回应道：“她一向独来独往，感觉蛮孤独的。”

曾受过杨必个别指导的薛诗绮则说：“她非常豪爽，讲话毫无顾忌，风格像男人。”

“家里有教养、自己有修养、学问很好、才气很高的一个女同志。”85岁高龄的程雨民概括道。

杨必46岁英年早逝，留下两部译作，《名利场》（195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之外，还有一部女作家玛丽亚·埃杰窝斯（M.Edgeworth）的《剥削世家》（CastleRackrent，1953年出版），小说讲述了一个爱尔兰地主家族的衰败。

虽然教的是英国小说，杨必对中国古典作品也有研究。据杨绛回忆，早在童年时代，杨必就已经迷上了《红楼梦》。学生则说她“上课讲着讲着就引申到《红楼梦》和《儒林外史》上”，“常赞叹《西游记》的想象力丰富”。大家记得，“她前前后后看了三十多遍《红楼梦》，有时《名利场》翻不下去，她就会看《红楼梦》，说能从中获得一些启发。”

杨家的“西碧儿”

杨必1922年5月生，比杨绛小11岁，在家行八，父亲老圃先生爱用古字，“因为‘必’是‘八’的古音：家里就称阿必”。

依杨绛回忆，淘气的阿必从小就“善摹仿”，“她能摹仿方言、声调、腔吻、神情。她讲一件事，只需几句叙述，加上摹仿，便有声有色，传神逼真。所以阿必到哪里，总是个欢笑的中心”。

关于杨必的课堂，退休教师翟象俊回忆：“57年我才一年级，比较好奇，想看看高年级有哪些名教授在上课。我曾经透过门上的玻璃看到过杨必先生，那时她给大四学生教VanityFair。她上课动作很多，在教室里走来走去，有时候会坐在讲台上，非常活跃，手舞足蹈。”

1941年，杨必从工部局女中高中毕业后，考入震旦女子文理学院，读书时恰逢钱锺书在那里教课，也曾教过她。大学末一个学期，父亲杨荫杭去世，毕业后她就留校当助教，兼任该校附中的英语教师。

当时主管震旦的是外国修女桑顿嬷嬷（MotherThornton），抗战胜利后她正好要到北平开会，得知杨必有亲戚（钱锺书、杨绛）在清华任职便携其北上，因此杨必这样的传说，”曾和杨岂深、杨必一起参与英语综合阅读教学的乌漪云告诉记者，“一开始我们觉得林同济和杨必先生都才华横溢，在学术和个人发展上应该都很好，但是‘反右’以后，林同济遭受到很不公正的对待，他们后来的交往也就比较少了。”徐燕谋的悼诗杨家小妹好才华，劝我头风饮绿茶。终爱祁门浓似血，残阳色里吊虫沙。（编者注：“猿鹤虫沙”指称战死的将卒，“虫沙”比喻战死的兵卒，此处泛指死于动乱者。）采访中，翟象俊向记者提供了一本外界鲜见的《徐燕谋诗草》，以上是其中一首。徐在这首诗的序中写道：“我患风病而嗜红茶，杨必君劝我改饮绿茶少刺激，因买祁门，忆君前言，而君已郁郁死八年矣。”已故外文系教授徐燕谋，大“同学如弟”钱锺书4岁，在钱基博门下亦颇受器重，在后来教学共事中与钱锺书“交契渐厚”，结成终生密友，因姐夫这层关系，杨必当年跟徐交情甚笃。女同事孙铢也有印象，“杨必跟老一辈很谈得来，我们当时属于青年，她属于中年，但她喜欢和老一辈徐燕谋、杨岂深他们在一起，因为她文学功底深。”据程雨民回忆：“杨必当时在教研室基本上属于后辈，当时文学教研组她跟刘德中是最年轻的。”当年，中德混血儿刘德中和一直单身的杨必曾被称作外文系的“金童”、“玉女”。翟象俊告诉记者，徐燕谋晚年抑郁加剧，对于这二人“文革”中的死，常自责抱愧。“刘德中的夫人是三民主义青年团的，解放后在安徽劳改，刑满后留在农场，之后政策调整，徐先生就跟党委提出把刘夫人调回来，但回来没多久‘文革’了，劳教回来的分子剃阴阳头，被整得很惨，后来他们夫妇双双自杀，徐先生觉得如果当时没出这馊主意就不会这样。”翟还透露，杨必去世前一日曾和徐碰过面。“当时学校附近有个很小的来喜饭店，68年‘清队’时，徐先生在那里遇到杨必，她跟徐先生说，你现在不要跟我多讲话，昨天他们来过了。抄了她的家，那天她穿的还是当铺里弄来的衣服。徐先生说，当时没把这个太当回事，大家都受到冲击，就一般地安慰了下，没多开导她，但谁想第二天杨必就走了。”眼见俊才骤逝，徐燕谋欲哭无泪，扼腕之余写下回肠荡气的悼诗。 悼念杨必君，意有未尽，更作四首北宫婴是女儿身，几净窗明不受尘。我到小楼常局促，烟灰一撮恐污人。（编者注：《战国策·齐策四》：“北宫之女婴儿子无恙耶？彻其环瑱，至老不嫁，以养父母，是皆率民而出于孝情者也，胡为至今不朝也。”北宫是古代王后所居之宫，婴儿指齐国孝女婴儿子，因杨必终身未嫁，此处以“北宫婴”代称。）我书未散苦无庐，君屋尤存恨失书。天上银河万斛水，难求升斗活枯鱼。（文化大革命初，君藏书尽失，我房屋紧缩，书皆束阁，两人如鱼失水）估铺狐裘稳称身，心头冷彻总难温，何堪重遇邯郸路，不待霜风已断魂。（一日寒甚，遇君邯郸路上披狐裘，犹瑟缩，云冬衣已尽失，以六十元从估铺中易得敝裘御寒。）批评原不是揶揄，谁料中枢有鬼狐。君病缠绵故应死，沉忧我亦欲捐躯。十年浩劫期间，徐的家中长上和子辈在运动中罹祸蒙冤，徐在公众场合终日缄口；后来又拖着病躯被迫“疏散”下乡，身心遭受折磨，每天非服九颗安眠药不能入睡。耄耋之年，徐又回跌当年噩梦中，难抵抑郁顽疾，于1986年3月26日自沉井底。殁后，钱锺书《致郭晴湖》函中“奉书感怆”，“燕谋去年忽以生平诗稿及英语讲稿相示，心窃以为不详之兆。故拙序结尾云：‘蕴未尽之才，征无疆之寿’以颂祷语祓除’。不意其竟从三闾大夫之后也。”不得公开的死亡档案为搜集杨必资料，记者曾多次前往复旦大学档案馆，经馆长特批，获准查阅杨必死亡档案中的履历表部分，但其生前自传、思想汇报等卷宗却不得公开。在《私立震旦大学教职员工登记表》（1951年11月15日）附件及《高等学校教师调查表》（1952年9月7日）、《复旦大学干部登记表》（1958年7月21日）、《干部简历表》（1960年3月6日）3张正本中，记者发现，杨必填写的健康状况栏字数有所增加，58年登记时，在52年“神经衰弱”外又添“高血压”一项，至60年已是“极度神经衰弱发展为精神分裂症（亦有医生称精神归纳症）”，足见这些年她身体羸弱，每况愈下。杨必的字迹娟秀工整，几乎每栏都认真填写，务求具体翔实。例如52年《调查表》“自我批评”栏中，除了最后“生活严肃有纪律”、“在业务上尽责不苟且”两项“优点”外，她在前面写了满满5项缺点。1.自高自大，目无群众，固执，不虚心接受意见 2.认识模糊，眼光短小，因此只在感情内兜圈子 3.有虚荣心，好卖弄小聪明4.不能吃苦，喜欢享受 5.对新事物认识不够，因此缺乏热情，不够积极贾植芳在《忆》中提到，“思想改造期间，由上海市委派到大学的思想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即‘学习委员会’），说震旦女子文学院加拿大嬷嬷回国时把财产都交1947年夏开始在清华当了一年助教，次年6月回震旦继续教课；1948年下半年，经师长陈麟瑞（时任《上海新闻》总编辑）介绍，进入南京西路的国际劳工局兼职，做了一年翻译，期间收入颇丰；同样经陈推荐，1950年4月间她又获得一份《密勒氏评论报》的翻译差事。

钱锺书管杨必叫“西碧儿”（Sibyl，古代女预言家），因为姐姐们遇到什么问题，都会请教这个小阿妹，尽管她是个“家事不能干、也从未操劳过”的“真大小姐”，但是，“她好像比谁都老成，也有主意”。

这样的传说，”曾和杨岂深、杨必一起参与英语综合阅读教学的乌漪云告诉记者，“一开始我们觉得林同济和杨必先生都才华横溢，在学术和个人发展上应该都很好，但是‘反右’以后，林同济遭受到很不公正的对待，他们后来的交往也就比较少了。”徐燕谋的悼诗杨家小妹好才华，劝我头风饮绿茶。终爱祁门浓似血，残阳色里吊虫沙。（编者注：“猿鹤虫沙”指称战死的将卒，“虫沙”比喻战死的兵卒，此处泛指死于动乱者。）采访中，翟象俊向记者提供了一本外界鲜见的《徐燕谋诗草》，以上是其中一首。徐在这首诗的序中写道：“我患风病而嗜红茶，杨必君劝我改饮绿茶少刺激，因买祁门，忆君前言，而君已郁郁死八年矣。”已故外文系教授徐燕谋，大“同学如弟”钱锺书4岁，在钱基博门下亦颇受器重，在后来教学共事中与钱锺书“交契渐厚”，结成终生密友，因姐夫这层关系，杨必当年跟徐交情甚笃。女同事孙铢也有印象，“杨必跟老一辈很谈得来，我们当时属于青年，她属于中年，但她喜欢和老一辈徐燕谋、杨岂深他们在一起，因为她文学功底深。”据程雨民回忆：“杨必当时在教研室基本上属于后辈，当时文学教研组她跟刘德中是最年轻的。”当年，中德混血儿刘德中和一直单身的杨必曾被称作外文系的“金童”、“玉女”。翟象俊告诉记者，徐燕谋晚年抑郁加剧，对于这二人“文革”中的死，常自责抱愧。“刘德中的夫人是三民主义青年团的，解放后在安徽劳改，刑满后留在农场，之后政策调整，徐先生就跟党委提出把刘夫人调回来，但回来没多久‘文革’了，劳教回来的分子剃阴阳头，被整得很惨，后来他们夫妇双双自杀，徐先生觉得如果当时没出这馊主意就不会这样。”翟还透露，杨必去世前一日曾和徐碰过面。“当时学校附近有个很小的来喜饭店，68年‘清队’时，徐先生在那里遇到杨必，她跟徐先生说，你现在不要跟我多讲话，昨天他们来过了。抄了她的家，那天她穿的还是当铺里弄来的衣服。徐先生说，当时没把这个太当回事，大家都受到冲击，就一般地安慰了下，没多开导她，但谁想第二天杨必就走了。”眼见俊才骤逝，徐燕谋欲哭无泪，扼腕之余写下回肠荡气的悼诗。 悼念杨必君，意有未尽，更作四首北宫婴是女儿身，几净窗明不受尘。我到小楼常局促，烟灰一撮恐污人。（编者注：《战国策·齐策四》：“北宫之女婴儿子无恙耶？彻其环瑱，至老不嫁，以养父母，是皆率民而出于孝情者也，胡为至今不朝也。”北宫是古代王后所居之宫，婴儿指齐国孝女婴儿子，因杨必终身未嫁，此处以“北宫婴”代称。）我书未散苦无庐，君屋尤存恨失书。天上银河万斛水，难求升斗活枯鱼。（文化大革命初，君藏书尽失，我房屋紧缩，书皆束阁，两人如鱼失水）估铺狐裘稳称身，心头冷彻总难温，何堪重遇邯郸路，不待霜风已断魂。（一日寒甚，遇君邯郸路上披狐裘，犹瑟缩，云冬衣已尽失，以六十元从估铺中易得敝裘御寒。）批评原不是揶揄，谁料中枢有鬼狐。君病缠绵故应死，沉忧我亦欲捐躯。十年浩劫期间，徐的家中长上和子辈在运动中罹祸蒙冤，徐在公众场合终日缄口；后来又拖着病躯被迫“疏散”下乡，身心遭受折磨，每天非服九颗安眠药不能入睡。耄耋之年，徐又回跌当年噩梦中，难抵抑郁顽疾，于1986年3月26日自沉井底。殁后，钱锺书《致郭晴湖》函中“奉书感怆”，“燕谋去年忽以生平诗稿及英语讲稿相示，心窃以为不详之兆。故拙序结尾云：‘蕴未尽之才，征无疆之寿’以颂祷语祓除’。不意其竟从三闾大夫之后也。”不得公开的死亡档案为搜集杨必资料，记者曾多次前往复旦大学档案馆，经馆长特批，获准查阅杨必死亡档案中的履历表部分，但其生前自传、思想汇报等卷宗却不得公开。在《私立震旦大学教职员工登记表》（1951年11月15日）附件及《高等学校教师调查表》（1952年9月7日）、《复旦大学干部登记表》（1958年7月21日）、《干部简历表》（1960年3月6日）3张正本中，记者发现，杨必填写的健康状况栏字数有所增加，58年登记时，在52年“神经衰弱”外又添“高血压”一项，至60年已是“极度神经衰弱发展为精神分裂症（亦有医生称精神归纳症）”，足见这些年她身体羸弱，每况愈下。杨必的字迹娟秀工整，几乎每栏都认真填写，务求具体翔实。例如52年《调查表》“自我批评”栏中，除了最后“生活严肃有纪律”、“在业务上尽责不苟且”两项“优点”外，她在前面写了满满5项缺点。1.自高自大，目无群众，固执，不虚心接受意见 2.认识模糊，眼光短小，因此只在感情内兜圈子 3.有虚荣心，好卖弄小聪明4.不能吃苦，喜欢享受 5.对新事物认识不够，因此缺乏热情，不够积极贾植芳在《忆》中提到，“思想改造期间，由上海市委派到大学的思想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即‘学习委员会’），说震旦女子文学院加拿大嬷嬷回国时把财产都交“林同济不错，你们会有共同语言的”

1998年8月，贾植芳曾写下《忆林同济先生和杨必女士》（以下简称《忆》）一文，以示“怀念与敬重”，因“我出事以后”，他俩“都没有迎合时势，写文章批判我”，他们“是在极左时代受到迫害、学养深厚、具有独立人格意识的知识分子，给我印象很深”。

贾植芳是在震旦认识杨必的，印象中，她是“一位新潮的小姐，人也漂亮”。大家熟了以后，贾老还以开玩笑的口吻想为杨必介绍对象——“你三十多了，年龄也不小了，老话说‘女大当嫁’，我给你找个对象吧？”“杨必眼界很高，要找二姐夫钱锺书那样的大学者。我说，钱锺书只有一个，你们外文系林同济我看不错，原来的夫人回了美国，他是个学者，又在欧洲长期生活过，你们会有共同语言的。”这件事贾跟林也讲过，然而，媒还没保好，老人家就进了监狱。

给杨必保管，因此要她检查，给她带来不少苦恼，于是这个大家闺秀对新政权产生了一种抵触情绪。”但是，杨必分到复旦后很快被评为副教授，应该说得到了相当高的重视。据杨绛回忆，杨必刚到复旦、翻译《名利场》期间，生活丰富，交游广阔。当时，杨必和大姐同住霞飞路培恩公寓。大姐杨闰康是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大姐夫何德奎解放前是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抗战胜利后任国民党上海市副市长。但杨必58年《登记表》中写到的何似乎境况不佳：“1947年离国侨居巴西，现在香港，据说神经失常，详细情况不明，最近（58年7月底）有家信，自称在香港某中学做校长，不知是狂人呓语，还是神经病已有好转，学校面貌不详，据他说是朋友出资创办。”薛诗绮回忆，“我到她家去玩过几次，但从来不谈学问。她喜欢议论人，对于学界那些装腔作势、外面有点‘壳子’的人，她看得清清楚楚。她有点清高、高雅，但又不像不食人间烟火，人绝顶聪明，对每个人都看得很准，评论人不是很恶意，但有时也蛮尖锐的。对于社会学界的不良现象，她很看不起。”杨必死于文革“清理阶级队伍”时期，《忆》中提到，“外调人员说她和西方天主教反动教会有勾结，逼她限期写出交代材料，她不堪受辱，在恐怖和绝望中，服大量安眠药自杀了。当时我听见外文系的高音喇叭广播说，她是坚持反动立场，畏罪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带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去了。”但杨绛在《记杨必》中强调，“她是1968年睡梦里去世的”，“革命群众要她交代她在国际劳工局兼职的事。她写过几次交代。有一晚，她一觉睡去，没有再醒过来。……为此她不免蒙上自杀的嫌疑。军医的解剖检查是彻底的，他们的诊断是急性心脏衰竭。”据孙铢回忆，“前一天开大会我还坐她旁边，当天她身体就不太好。她每天睡不着，吃安眠药，心脏也不好。”1979年，复旦大学外语系为杨必开了追悼会。“杨先生特别指出，杨必肯定是平时呕心沥血、后来没扛下来累死的，不是外面说的那样自杀的。”在北京采访时，社科院德语文学专家张佩芬告诉记者，干校期间她曾和杨绛提及杨必，“杨先生说，她母亲把家里都照顾得很好，以她妈妈的家教，杨必不可能自杀，说的时候她都流泪了。”翻译过《名利场》的杨必，早已逃脱世俗缠累。斯人已逝，或许她的散文《光》多少能照亮我们的记念。（杨必曾以笔名“心一”发表过散文，但外界仅留存此篇）当第一条金红的阳光跳上墙的时候，整个世界都变过了，隔夜的黑影，梦境里的幻像，都被驱散无遗……你有没有在暗里听见你所最爱的声音在叫你唤你？这声音出乎意料的温柔亲切……于是你觉得一切都有依靠，可以放心了，你微笑着，满心安慰，满腹希望，让黑夜把你卷进了梦乡。（感谢：张佩芬、翟象俊、傅聪、董衡巽、陆谷孙、薛诗绮、孙铢、程雨民、乌漪云等接受专访；徐龙顺、白冰、周桂发、欧阳宏森等协助联络与查档；实习生王杨卡佳协助录音整理）“当初也有这样的传说，”曾和杨岂深、杨必一起参与英语综合阅读教学的乌漪云告诉记者，“一开始我们觉得林同济和杨必先生都才华横溢，在学术和个人发展上应该都很好，但是‘反右’以后，林同济遭受到很不公正的对待，他们后来的交往也就比较少了。”

这样的传说，”曾和杨岂深、杨必一起参与英语综合阅读教学的乌漪云告诉记者，“一开始我们觉得林同济和杨必先生都才华横溢，在学术和个人发展上应该都很好，但是‘反右’以后，林同济遭受到很不公正的对待，他们后来的交往也就比较少了。”徐燕谋的悼诗杨家小妹好才华，劝我头风饮绿茶。终爱祁门浓似血，残阳色里吊虫沙。（编者注：“猿鹤虫沙”指称战死的将卒，“虫沙”比喻战死的兵卒，此处泛指死于动乱者。）采访中，翟象俊向记者提供了一本外界鲜见的《徐燕谋诗草》，以上是其中一首。徐在这首诗的序中写道：“我患风病而嗜红茶，杨必君劝我改饮绿茶少刺激，因买祁门，忆君前言，而君已郁郁死八年矣。”已故外文系教授徐燕谋，大“同学如弟”钱锺书4岁，在钱基博门下亦颇受器重，在后来教学共事中与钱锺书“交契渐厚”，结成终生密友，因姐夫这层关系，杨必当年跟徐交情甚笃。女同事孙铢也有印象，“杨必跟老一辈很谈得来，我们当时属于青年，她属于中年，但她喜欢和老一辈徐燕谋、杨岂深他们在一起，因为她文学功底深。”据程雨民回忆：“杨必当时在教研室基本上属于后辈，当时文学教研组她跟刘德中是最年轻的。”当年，中德混血儿刘德中和一直单身的杨必曾被称作外文系的“金童”、“玉女”。翟象俊告诉记者，徐燕谋晚年抑郁加剧，对于这二人“文革”中的死，常自责抱愧。“刘德中的夫人是三民主义青年团的，解放后在安徽劳改，刑满后留在农场，之后政策调整，徐先生就跟党委提出把刘夫人调回来，但回来没多久‘文革’了，劳教回来的分子剃阴阳头，被整得很惨，后来他们夫妇双双自杀，徐先生觉得如果当时没出这馊主意就不会这样。”翟还透露，杨必去世前一日曾和徐碰过面。“当时学校附近有个很小的来喜饭店，68年‘清队’时，徐先生在那里遇到杨必，她跟徐先生说，你现在不要跟我多讲话，昨天他们来过了。抄了她的家，那天她穿的还是当铺里弄来的衣服。徐先生说，当时没把这个太当回事，大家都受到冲击，就一般地安慰了下，没多开导她，但谁想第二天杨必就走了。”眼见俊才骤逝，徐燕谋欲哭无泪，扼腕之余写下回肠荡气的悼诗。 悼念杨必君，意有未尽，更作四首北宫婴是女儿身，几净窗明不受尘。我到小楼常局促，烟灰一撮恐污人。（编者注：《战国策·齐策四》：“北宫之女婴儿子无恙耶？彻其环瑱，至老不嫁，以养父母，是皆率民而出于孝情者也，胡为至今不朝也。”北宫是古代王后所居之宫，婴儿指齐国孝女婴儿子，因杨必终身未嫁，此处以“北宫婴”代称。）我书未散苦无庐，君屋尤存恨失书。天上银河万斛水，难求升斗活枯鱼。（文化大革命初，君藏书尽失，我房屋紧缩，书皆束阁，两人如鱼失水）估铺狐裘稳称身，心头冷彻总难温，何堪重遇邯郸路，不待霜风已断魂。（一日寒甚，遇君邯郸路上披狐裘，犹瑟缩，云冬衣已尽失，以六十元从估铺中易得敝裘御寒。）批评原不是揶揄，谁料中枢有鬼狐。君病缠绵故应死，沉忧我亦欲捐躯。十年浩劫期间，徐的家中长上和子辈在运动中罹祸蒙冤，徐在公众场合终日缄口；后来又拖着病躯被迫“疏散”下乡，身心遭受折磨，每天非服九颗安眠药不能入睡。耄耋之年，徐又回跌当年噩梦中，难抵抑郁顽疾，于1986年3月26日自沉井底。殁后，钱锺书《致郭晴湖》函中“奉书感怆”，“燕谋去年忽以生平诗稿及英语讲稿相示，心窃以为不详之兆。故拙序结尾云：‘蕴未尽之才，征无疆之寿’以颂祷语祓除’。不意其竟从三闾大夫之后也。”不得公开的死亡档案为搜集杨必资料，记者曾多次前往复旦大学档案馆，经馆长特批，获准查阅杨必死亡档案中的履历表部分，但其生前自传、思想汇报等卷宗却不得公开。在《私立震旦大学教职员工登记表》（1951年11月15日）附件及《高等学校教师调查表》（1952年9月7日）、《复旦大学干部登记表》（1958年7月21日）、《干部简历表》（1960年3月6日）3张正本中，记者发现，杨必填写的健康状况栏字数有所增加，58年登记时，在52年“神经衰弱”外又添“高血压”一项，至60年已是“极度神经衰弱发展为精神分裂症（亦有医生称精神归纳症）”，足见这些年她身体羸弱，每况愈下。杨必的字迹娟秀工整，几乎每栏都认真填写，务求具体翔实。例如52年《调查表》“自我批评”栏中，除了最后“生活严肃有纪律”、“在业务上尽责不苟且”两项“优点”外，她在前面写了满满5项缺点。1.自高自大，目无群众，固执，不虚心接受意见 2.认识模糊，眼光短小，因此只在感情内兜圈子 3.有虚荣心，好卖弄小聪明4.不能吃苦，喜欢享受 5.对新事物认识不够，因此缺乏热情，不够积极贾植芳在《忆》中提到，“思想改造期间，由上海市委派到大学的思想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即‘学习委员会’），说震旦女子文学院加拿大嬷嬷回国时把财产都交徐燕谋的悼诗

杨家小妹好才华，劝我头风饮绿茶。终爱祁门浓似血，残阳色里吊虫沙。（编者注：“猿鹤虫沙”指称战死的将卒，“虫沙”比喻战死的兵卒，此处泛指死于动乱者。）

采访中，翟象俊向记者提供了一本外界鲜见的《徐燕谋诗草》，以上是其中一首。徐在这首诗的序中写道：“我患风病而嗜红茶，杨必君劝我改饮绿茶少刺激，因买祁门，忆君前言，而君已郁郁死八年矣。”

已故外文系教授徐燕谋，大“同学如弟”钱锺书4岁，在钱基博门下亦颇受器重，在后来教学共事中与钱锺书“交契渐厚”，结成终生密友，因姐夫这层关系，杨必当年跟徐交情甚笃。

女同事孙铢也有印象，“杨必跟老一辈很谈得来，我们当时属于青年，她属于中年，但她喜欢和老一辈徐燕谋、杨岂深他们在一起，因为她文学功底深。”据程雨民回忆：“杨必当时在教研室基本上属于后辈，当时文学教研组她跟刘德中是最年轻的。”

当年，中德混血儿刘德中和一直单身的杨必曾被称作外文系的“金童”、“玉女”。翟象俊告诉记者，徐燕谋晚年抑郁加剧，对于这二人“文革”中的死，常自责抱愧。

这样的传说，”曾和杨岂深、杨必一起参与英语综合阅读教学的乌漪云告诉记者，“一开始我们觉得林同济和杨必先生都才华横溢，在学术和个人发展上应该都很好，但是‘反右’以后，林同济遭受到很不公正的对待，他们后来的交往也就比较少了。”徐燕谋的悼诗杨家小妹好才华，劝我头风饮绿茶。终爱祁门浓似血，残阳色里吊虫沙。（编者注：“猿鹤虫沙”指称战死的将卒，“虫沙”比喻战死的兵卒，此处泛指死于动乱者。）采访中，翟象俊向记者提供了一本外界鲜见的《徐燕谋诗草》，以上是其中一首。徐在这首诗的序中写道：“我患风病而嗜红茶，杨必君劝我改饮绿茶少刺激，因买祁门，忆君前言，而君已郁郁死八年矣。”已故外文系教授徐燕谋，大“同学如弟”钱锺书4岁，在钱基博门下亦颇受器重，在后来教学共事中与钱锺书“交契渐厚”，结成终生密友，因姐夫这层关系，杨必当年跟徐交情甚笃。女同事孙铢也有印象，“杨必跟老一辈很谈得来，我们当时属于青年，她属于中年，但她喜欢和老一辈徐燕谋、杨岂深他们在一起，因为她文学功底深。”据程雨民回忆：“杨必当时在教研室基本上属于后辈，当时文学教研组她跟刘德中是最年轻的。”当年，中德混血儿刘德中和一直单身的杨必曾被称作外文系的“金童”、“玉女”。翟象俊告诉记者，徐燕谋晚年抑郁加剧，对于这二人“文革”中的死，常自责抱愧。“刘德中的夫人是三民主义青年团的，解放后在安徽劳改，刑满后留在农场，之后政策调整，徐先生就跟党委提出把刘夫人调回来，但回来没多久‘文革’了，劳教回来的分子剃阴阳头，被整得很惨，后来他们夫妇双双自杀，徐先生觉得如果当时没出这馊主意就不会这样。”翟还透露，杨必去世前一日曾和徐碰过面。“当时学校附近有个很小的来喜饭店，68年‘清队’时，徐先生在那里遇到杨必，她跟徐先生说，你现在不要跟我多讲话，昨天他们来过了。抄了她的家，那天她穿的还是当铺里弄来的衣服。徐先生说，当时没把这个太当回事，大家都受到冲击，就一般地安慰了下，没多开导她，但谁想第二天杨必就走了。”眼见俊才骤逝，徐燕谋欲哭无泪，扼腕之余写下回肠荡气的悼诗。 悼念杨必君，意有未尽，更作四首北宫婴是女儿身，几净窗明不受尘。我到小楼常局促，烟灰一撮恐污人。（编者注：《战国策·齐策四》：“北宫之女婴儿子无恙耶？彻其环瑱，至老不嫁，以养父母，是皆率民而出于孝情者也，胡为至今不朝也。”北宫是古代王后所居之宫，婴儿指齐国孝女婴儿子，因杨必终身未嫁，此处以“北宫婴”代称。）我书未散苦无庐，君屋尤存恨失书。天上银河万斛水，难求升斗活枯鱼。（文化大革命初，君藏书尽失，我房屋紧缩，书皆束阁，两人如鱼失水）估铺狐裘稳称身，心头冷彻总难温，何堪重遇邯郸路，不待霜风已断魂。（一日寒甚，遇君邯郸路上披狐裘，犹瑟缩，云冬衣已尽失，以六十元从估铺中易得敝裘御寒。）批评原不是揶揄，谁料中枢有鬼狐。君病缠绵故应死，沉忧我亦欲捐躯。十年浩劫期间，徐的家中长上和子辈在运动中罹祸蒙冤，徐在公众场合终日缄口；后来又拖着病躯被迫“疏散”下乡，身心遭受折磨，每天非服九颗安眠药不能入睡。耄耋之年，徐又回跌当年噩梦中，难抵抑郁顽疾，于1986年3月26日自沉井底。殁后，钱锺书《致郭晴湖》函中“奉书感怆”，“燕谋去年忽以生平诗稿及英语讲稿相示，心窃以为不详之兆。故拙序结尾云：‘蕴未尽之才，征无疆之寿’以颂祷语祓除’。不意其竟从三闾大夫之后也。”不得公开的死亡档案为搜集杨必资料，记者曾多次前往复旦大学档案馆，经馆长特批，获准查阅杨必死亡档案中的履历表部分，但其生前自传、思想汇报等卷宗却不得公开。在《私立震旦大学教职员工登记表》（1951年11月15日）附件及《高等学校教师调查表》（1952年9月7日）、《复旦大学干部登记表》（1958年7月21日）、《干部简历表》（1960年3月6日）3张正本中，记者发现，杨必填写的健康状况栏字数有所增加，58年登记时，在52年“神经衰弱”外又添“高血压”一项，至60年已是“极度神经衰弱发展为精神分裂症（亦有医生称精神归纳症）”，足见这些年她身体羸弱，每况愈下。杨必的字迹娟秀工整，几乎每栏都认真填写，务求具体翔实。例如52年《调查表》“自我批评”栏中，除了最后“生活严肃有纪律”、“在业务上尽责不苟且”两项“优点”外，她在前面写了满满5项缺点。1.自高自大，目无群众，固执，不虚心接受意见 2.认识模糊，眼光短小，因此只在感情内兜圈子 3.有虚荣心，好卖弄小聪明4.不能吃苦，喜欢享受 5.对新事物认识不够，因此缺乏热情，不够积极贾植芳在《忆》中提到，“思想改造期间，由上海市委派到大学的思想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即‘学习委员会’），说震旦女子文学院加拿大嬷嬷回国时把财产都交“刘德中的夫人是三民主义青年团的，解放后在安徽劳改，刑满后留在农场，之后政策调整，徐先生就跟党委提出把刘夫人调回来，但回来没多久‘文革’了，劳教回来的分子剃阴阳头，被整得很惨，后来他们夫妇双双自杀，徐先生觉得如果当时没出这馊主意就不会这样。”

翟还透露，杨必去世前一日曾和徐碰过面。“当时学校附近有个很小的来喜饭店，68年‘清队’时，徐先生在那里遇到杨必，她跟徐先生说，你现在不要跟我多讲话，昨天他们来过了。抄了她的家，那天她穿的还是当铺里弄来的衣服。徐先生说，当时没把这个太当回事，大家都受到冲击，就一般地安慰了下，没多开导她，但谁想第二天杨必就走了。”

眼见俊才骤逝，徐燕谋欲哭无泪，扼腕之余写下回肠荡气的悼诗。

悼念杨必君，意有未尽，更作四首

北宫婴是女儿身，几净窗明不受尘。我到小楼常局促，烟灰一撮恐污人。（编者注：《战国策·齐策四》：“北宫之女婴儿子无恙耶？彻其环瑱，至老不嫁，以养父母，是皆率民而出于孝情者也，胡为至今不朝也。”北宫是古代王后所居之宫，婴儿指齐国孝女婴儿子，因杨必终身未嫁，此处以“北宫婴”代称。）

我书未散苦无庐，君屋尤存恨失书。天上银河万斛水，难求升斗活枯鱼。（文化大革命初，君藏书尽失，我房屋紧缩，书皆束阁，两人如鱼失水）

估铺狐裘稳称身，心头冷彻总难温，何堪重遇邯郸路，不待霜风已断魂。（一日寒甚，遇君邯郸路上披狐裘，犹瑟缩，云冬衣已尽失，以六十元从估铺中易得敝裘御寒。）

给杨必保管，因此要她检查，给她带来不少苦恼，于是这个大家闺秀对新政权产生了一种抵触情绪。”但是，杨必分到复旦后很快被评为副教授，应该说得到了相当高的重视。据杨绛回忆，杨必刚到复旦、翻译《名利场》期间，生活丰富，交游广阔。当时，杨必和大姐同住霞飞路培恩公寓。大姐杨闰康是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大姐夫何德奎解放前是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抗战胜利后任国民党上海市副市长。但杨必58年《登记表》中写到的何似乎境况不佳：“1947年离国侨居巴西，现在香港，据说神经失常，详细情况不明，最近（58年7月底）有家信，自称在香港某中学做校长，不知是狂人呓语，还是神经病已有好转，学校面貌不详，据他说是朋友出资创办。”薛诗绮回忆，“我到她家去玩过几次，但从来不谈学问。她喜欢议论人，对于学界那些装腔作势、外面有点‘壳子’的人，她看得清清楚楚。她有点清高、高雅，但又不像不食人间烟火，人绝顶聪明，对每个人都看得很准，评论人不是很恶意，但有时也蛮尖锐的。对于社会学界的不良现象，她很看不起。”杨必死于文革“清理阶级队伍”时期，《忆》中提到，“外调人员说她和西方天主教反动教会有勾结，逼她限期写出交代材料，她不堪受辱，在恐怖和绝望中，服大量安眠药自杀了。当时我听见外文系的高音喇叭广播说，她是坚持反动立场，畏罪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带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去了。”但杨绛在《记杨必》中强调，“她是1968年睡梦里去世的”，“革命群众要她交代她在国际劳工局兼职的事。她写过几次交代。有一晚，她一觉睡去，没有再醒过来。……为此她不免蒙上自杀的嫌疑。军医的解剖检查是彻底的，他们的诊断是急性心脏衰竭。”据孙铢回忆，“前一天开大会我还坐她旁边，当天她身体就不太好。她每天睡不着，吃安眠药，心脏也不好。”1979年，复旦大学外语系为杨必开了追悼会。“杨先生特别指出，杨必肯定是平时呕心沥血、后来没扛下来累死的，不是外面说的那样自杀的。”在北京采访时，社科院德语文学专家张佩芬告诉记者，干校期间她曾和杨绛提及杨必，“杨先生说，她母亲把家里都照顾得很好，以她妈妈的家教，杨必不可能自杀，说的时候她都流泪了。”翻译过《名利场》的杨必，早已逃脱世俗缠累。斯人已逝，或许她的散文《光》多少能照亮我们的记念。（杨必曾以笔名“心一”发表过散文，但外界仅留存此篇）当第一条金红的阳光跳上墙的时候，整个世界都变过了，隔夜的黑影，梦境里的幻像，都被驱散无遗……你有没有在暗里听见你所最爱的声音在叫你唤你？这声音出乎意料的温柔亲切……于是你觉得一切都有依靠，可以放心了，你微笑着，满心安慰，满腹希望，让黑夜把你卷进了梦乡。（感谢：张佩芬、翟象俊、傅聪、董衡巽、陆谷孙、薛诗绮、孙铢、程雨民、乌漪云等接受专访；徐龙顺、白冰、周桂发、欧阳宏森等协助联络与查档；实习生王杨卡佳协助录音整理）批评原不是揶揄，谁料中枢有鬼狐。君病缠绵故应死，沉忧我亦欲捐躯。

十年浩劫期间，徐的家中长上和子辈在运动中罹祸蒙冤，徐在公众场合终日缄口；后来又拖着病躯被迫“疏散”下乡，身心遭受折磨，每天非服九颗安眠药不能入睡。耄耋之年，徐又回跌当年噩梦中，难抵抑郁顽疾，于1986年3月26日自沉井底。

殁后，钱锺书《致郭晴湖》函中“奉书感怆”，“燕谋去年忽以生平诗稿及英语讲稿相示，心窃以为不详之兆。故拙序结尾云：‘蕴未尽之才，征无疆之寿’以颂祷语祓除’。不意其竟从三闾大夫之后也。”

本刊记者李乃清发自上海、北京是了，这就是我们的名利场。这里虽然是个热闹去处，却是道德沦亡，说不上有什么快活。 ——《名利场》“开幕以前的几句话”英国小说《名利场》（VanityFair），几乎成了杨必的名片。这部“罕见的佳译”诞生于上世纪50年代，至今仍是业界经典译本，著名学者陆谷孙曾撰文高度评价，“英蕤窈窕，元气淋漓，非文字功力出众，小说文学修养精湛者不可为。”而《名利场》背后的杨必，又是怎样一位女性？吴学昭曾和记者聊过杨必：“她和我姐姐常‘合’（沪语Ge）一起上学，当时我们家离学校近，她每天放学到我家来，我母亲总让她先吃点心再做功课，她15岁就没了母亲，能感到一种家庭温暖吧。”因年龄相近、同在上海工部局女中就读，吴家姐妹和杨必关系颇近。“杨必好像和姐姐（杨绛）不太像，她比较年轻，也比较时尚，现在叫帅，从前叫Smart。”吴回忆道，“她长得很漂亮，皮肤雪雪白（沪语）；加上她个子高，穿得又时髦，很讲究上海小姐的派头；她在国际劳工局时，我看到她穿那种黑皮夹克，当时很少女孩这么穿，非常帅气。”当年，翻译家傅雷还曾请杨必指导傅聪英文。 1952年全国“院系大调整”后，杨必调入复旦大学外文系，记者采访了她当年的几位同事和学生。电话那头，陆谷孙向记者回应道：“她一向独来独往，感觉蛮孤独的。”曾受过杨必个别指导的薛诗绮则说：“她非常豪爽，讲话毫无顾忌，风格像男人。”“家里有教养、自己有修养、学问很好、才气很高的一个女同志。”85岁高龄的程雨民概括道。杨必46岁英年早逝，留下两部译作，《名利场》（195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之外，还有一部女作家玛丽亚·埃杰窝斯（M.Edgeworth）的《剥削世家》（CastleRackrent，1953年出版），小说讲述了一个爱尔兰地主家族的衰败。虽然教的是英国小说，杨必对中国古典作品也有研究。据杨绛回忆，早在童年时代，杨必就已经迷上了《红楼梦》。学生则说她“上课讲着讲着就引申到《红楼梦》和《儒林外史》上”，“常赞叹《西游记》的想象力丰富”。大家记得，“她前前后后看了三十多遍《红楼梦》，有时《名利场》翻不下去，她就会看《红楼梦》，说能从中获得一些启发。”杨家的“西碧儿” 杨必1922年5月生，比杨绛小11岁，在家行八，父亲老圃先生爱用古字，“因为‘必’是‘八’的古音：家里就称阿必”。依杨绛回忆，淘气的阿必从小就“善摹仿”，“她能摹仿方言、声调、腔吻、神情。她讲一件事，只需几句叙述，加上摹仿，便有声有色，传神逼真。所以阿必到哪里，总是个欢笑的中心”。关于杨必的课堂，退休教师翟象俊回忆：“57年我才一年级，比较好奇，想看看高年级有哪些名教授在上课。我曾经透过门上的玻璃看到过杨必先生，那时她给大四学生教VanityFair。她上课动作很多，在教室里走来走去，有时候会坐在讲台上，非常活跃，手舞足蹈。”1941年，杨必从工部局女中高中毕业后，考入震旦女子文理学院，读书时恰逢钱锺书在那里教课，也曾教过她。大学末一个学期，父亲杨荫杭去世，毕业后她就留校当助教，兼任该校附中的英语教师。当时主管震旦的是外国修女桑顿嬷嬷（MotherThornton），抗战胜利后她正好要到北平开会，得知杨必有亲戚（钱锺书、杨绛）在清华任职便携其北上，因此杨必1947年夏开始在清华当了一年助教，次年6月回震旦继续教课；1948年下半年，经师长陈麟瑞（时任《上海新闻》总编辑）介绍，进入南京西路的国际劳工局兼职，做了一年翻译，期间收入颇丰；同样经陈推荐，1950年4月间她又获得一份《密勒氏评论报》的翻译差事。钱锺书管杨必叫“西碧儿”（Sibyl，古代女预言家），因为姐姐们遇到什么问题，都会请教这个小阿妹，尽管她是个“家事不能干、也从未操劳过”的“真大小姐”，但是，“她好像比谁都老成，也有主意”。“林同济不错，你们会有共同语言的”1998年8月，贾植芳曾写下《忆林同济先生和杨必女士》（以下简称《忆》）一文，以示“怀念与敬重”，因“我出事以后”，他俩“都没有迎合时势，写文章批判我”，他们“是在极左时代受到迫害、学养深厚、具有独立人格意识的知识分子，给我印象很深”。贾植芳是在震旦认识杨必的，印象中，她是“一位新潮的小姐，人也漂亮”。大家熟了以后，贾老还以开玩笑的口吻想为杨必介绍对象——“你三十多了，年龄也不小了，老话说‘女大当嫁’，我给你找个对象吧？”“杨必眼界很高，要找二姐夫钱锺书那样的大学者。我说，钱锺书只有一个，你们外文系林同济我看不错，原来的夫人回了美国，他是个学者，又在欧洲长期生活过，你们会有共同语言的。”这件事贾跟林也讲过，然而，媒还没保好，老人家就进了监狱。“当初也有 不得公开的死亡档案

本刊记者李乃清发自上海、北京是了，这就是我们的名利场。这里虽然是个热闹去处，却是道德沦亡，说不上有什么快活。 ——《名利场》“开幕以前的几句话”英国小说《名利场》（VanityFair），几乎成了杨必的名片。这部“罕见的佳译”诞生于上世纪50年代，至今仍是业界经典译本，著名学者陆谷孙曾撰文高度评价，“英蕤窈窕，元气淋漓，非文字功力出众，小说文学修养精湛者不可为。”而《名利场》背后的杨必，又是怎样一位女性？吴学昭曾和记者聊过杨必：“她和我姐姐常‘合’（沪语Ge）一起上学，当时我们家离学校近，她每天放学到我家来，我母亲总让她先吃点心再做功课，她15岁就没了母亲，能感到一种家庭温暖吧。”因年龄相近、同在上海工部局女中就读，吴家姐妹和杨必关系颇近。“杨必好像和姐姐（杨绛）不太像，她比较年轻，也比较时尚，现在叫帅，从前叫Smart。”吴回忆道，“她长得很漂亮，皮肤雪雪白（沪语）；加上她个子高，穿得又时髦，很讲究上海小姐的派头；她在国际劳工局时，我看到她穿那种黑皮夹克，当时很少女孩这么穿，非常帅气。”当年，翻译家傅雷还曾请杨必指导傅聪英文。 1952年全国“院系大调整”后，杨必调入复旦大学外文系，记者采访了她当年的几位同事和学生。电话那头，陆谷孙向记者回应道：“她一向独来独往，感觉蛮孤独的。”曾受过杨必个别指导的薛诗绮则说：“她非常豪爽，讲话毫无顾忌，风格像男人。”“家里有教养、自己有修养、学问很好、才气很高的一个女同志。”85岁高龄的程雨民概括道。杨必46岁英年早逝，留下两部译作，《名利场》（195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之外，还有一部女作家玛丽亚·埃杰窝斯（M.Edgeworth）的《剥削世家》（CastleRackrent，1953年出版），小说讲述了一个爱尔兰地主家族的衰败。虽然教的是英国小说，杨必对中国古典作品也有研究。据杨绛回忆，早在童年时代，杨必就已经迷上了《红楼梦》。学生则说她“上课讲着讲着就引申到《红楼梦》和《儒林外史》上”，“常赞叹《西游记》的想象力丰富”。大家记得，“她前前后后看了三十多遍《红楼梦》，有时《名利场》翻不下去，她就会看《红楼梦》，说能从中获得一些启发。”杨家的“西碧儿” 杨必1922年5月生，比杨绛小11岁，在家行八，父亲老圃先生爱用古字，“因为‘必’是‘八’的古音：家里就称阿必”。依杨绛回忆，淘气的阿必从小就“善摹仿”，“她能摹仿方言、声调、腔吻、神情。她讲一件事，只需几句叙述，加上摹仿，便有声有色，传神逼真。所以阿必到哪里，总是个欢笑的中心”。关于杨必的课堂，退休教师翟象俊回忆：“57年我才一年级，比较好奇，想看看高年级有哪些名教授在上课。我曾经透过门上的玻璃看到过杨必先生，那时她给大四学生教VanityFair。她上课动作很多，在教室里走来走去，有时候会坐在讲台上，非常活跃，手舞足蹈。”1941年，杨必从工部局女中高中毕业后，考入震旦女子文理学院，读书时恰逢钱锺书在那里教课，也曾教过她。大学末一个学期，父亲杨荫杭去世，毕业后她就留校当助教，兼任该校附中的英语教师。当时主管震旦的是外国修女桑顿嬷嬷（MotherThornton），抗战胜利后她正好要到北平开会，得知杨必有亲戚（钱锺书、杨绛）在清华任职便携其北上，因此杨必1947年夏开始在清华当了一年助教，次年6月回震旦继续教课；1948年下半年，经师长陈麟瑞（时任《上海新闻》总编辑）介绍，进入南京西路的国际劳工局兼职，做了一年翻译，期间收入颇丰；同样经陈推荐，1950年4月间她又获得一份《密勒氏评论报》的翻译差事。钱锺书管杨必叫“西碧儿”（Sibyl，古代女预言家），因为姐姐们遇到什么问题，都会请教这个小阿妹，尽管她是个“家事不能干、也从未操劳过”的“真大小姐”，但是，“她好像比谁都老成，也有主意”。“林同济不错，你们会有共同语言的”1998年8月，贾植芳曾写下《忆林同济先生和杨必女士》（以下简称《忆》）一文，以示“怀念与敬重”，因“我出事以后”，他俩“都没有迎合时势，写文章批判我”，他们“是在极左时代受到迫害、学养深厚、具有独立人格意识的知识分子，给我印象很深”。贾植芳是在震旦认识杨必的，印象中，她是“一位新潮的小姐，人也漂亮”。大家熟了以后，贾老还以开玩笑的口吻想为杨必介绍对象——“你三十多了，年龄也不小了，老话说‘女大当嫁’，我给你找个对象吧？”“杨必眼界很高，要找二姐夫钱锺书那样的大学者。我说，钱锺书只有一个，你们外文系林同济我看不错，原来的夫人回了美国，他是个学者，又在欧洲长期生活过，你们会有共同语言的。”这件事贾跟林也讲过，然而，媒还没保好，老人家就进了监狱。“当初也有为搜集杨必资料，记者曾多次前往复旦大学档案馆，经馆长特批，获准查阅杨必死亡档案中的履历表部分，但其生前自传、思想汇报等卷宗却不得公开。

在《私立震旦大学教职员工登记表》（1951年11月15日）附件及《高等学校教师调查表》（1952年9月7日）、《复旦大学干部登记表》（1958年7月21日）、《干部简历表》（1960年3月6日）3张正本中，记者发现，杨必填写的健康状况栏字数有所增加，58年登记时，在52年“神经衰弱”外又添“高血压”一项，至60年已是“极度神经衰弱发展为精神分裂症（亦有医生称精神归纳症）”，足见这些年她身体羸弱，每况愈下。

这样的传说，”曾和杨岂深、杨必一起参与英语综合阅读教学的乌漪云告诉记者，“一开始我们觉得林同济和杨必先生都才华横溢，在学术和个人发展上应该都很好，但是‘反右’以后，林同济遭受到很不公正的对待，他们后来的交往也就比较少了。”徐燕谋的悼诗杨家小妹好才华，劝我头风饮绿茶。终爱祁门浓似血，残阳色里吊虫沙。（编者注：“猿鹤虫沙”指称战死的将卒，“虫沙”比喻战死的兵卒，此处泛指死于动乱者。）采访中，翟象俊向记者提供了一本外界鲜见的《徐燕谋诗草》，以上是其中一首。徐在这首诗的序中写道：“我患风病而嗜红茶，杨必君劝我改饮绿茶少刺激，因买祁门，忆君前言，而君已郁郁死八年矣。”已故外文系教授徐燕谋，大“同学如弟”钱锺书4岁，在钱基博门下亦颇受器重，在后来教学共事中与钱锺书“交契渐厚”，结成终生密友，因姐夫这层关系，杨必当年跟徐交情甚笃。女同事孙铢也有印象，“杨必跟老一辈很谈得来，我们当时属于青年，她属于中年，但她喜欢和老一辈徐燕谋、杨岂深他们在一起，因为她文学功底深。”据程雨民回忆：“杨必当时在教研室基本上属于后辈，当时文学教研组她跟刘德中是最年轻的。”当年，中德混血儿刘德中和一直单身的杨必曾被称作外文系的“金童”、“玉女”。翟象俊告诉记者，徐燕谋晚年抑郁加剧，对于这二人“文革”中的死，常自责抱愧。“刘德中的夫人是三民主义青年团的，解放后在安徽劳改，刑满后留在农场，之后政策调整，徐先生就跟党委提出把刘夫人调回来，但回来没多久‘文革’了，劳教回来的分子剃阴阳头，被整得很惨，后来他们夫妇双双自杀，徐先生觉得如果当时没出这馊主意就不会这样。”翟还透露，杨必去世前一日曾和徐碰过面。“当时学校附近有个很小的来喜饭店，68年‘清队’时，徐先生在那里遇到杨必，她跟徐先生说，你现在不要跟我多讲话，昨天他们来过了。抄了她的家，那天她穿的还是当铺里弄来的衣服。徐先生说，当时没把这个太当回事，大家都受到冲击，就一般地安慰了下，没多开导她，但谁想第二天杨必就走了。”眼见俊才骤逝，徐燕谋欲哭无泪，扼腕之余写下回肠荡气的悼诗。 悼念杨必君，意有未尽，更作四首北宫婴是女儿身，几净窗明不受尘。我到小楼常局促，烟灰一撮恐污人。（编者注：《战国策·齐策四》：“北宫之女婴儿子无恙耶？彻其环瑱，至老不嫁，以养父母，是皆率民而出于孝情者也，胡为至今不朝也。”北宫是古代王后所居之宫，婴儿指齐国孝女婴儿子，因杨必终身未嫁，此处以“北宫婴”代称。）我书未散苦无庐，君屋尤存恨失书。天上银河万斛水，难求升斗活枯鱼。（文化大革命初，君藏书尽失，我房屋紧缩，书皆束阁，两人如鱼失水）估铺狐裘稳称身，心头冷彻总难温，何堪重遇邯郸路，不待霜风已断魂。（一日寒甚，遇君邯郸路上披狐裘，犹瑟缩，云冬衣已尽失，以六十元从估铺中易得敝裘御寒。）批评原不是揶揄，谁料中枢有鬼狐。君病缠绵故应死，沉忧我亦欲捐躯。十年浩劫期间，徐的家中长上和子辈在运动中罹祸蒙冤，徐在公众场合终日缄口；后来又拖着病躯被迫“疏散”下乡，身心遭受折磨，每天非服九颗安眠药不能入睡。耄耋之年，徐又回跌当年噩梦中，难抵抑郁顽疾，于1986年3月26日自沉井底。殁后，钱锺书《致郭晴湖》函中“奉书感怆”，“燕谋去年忽以生平诗稿及英语讲稿相示，心窃以为不详之兆。故拙序结尾云：‘蕴未尽之才，征无疆之寿’以颂祷语祓除’。不意其竟从三闾大夫之后也。”不得公开的死亡档案为搜集杨必资料，记者曾多次前往复旦大学档案馆，经馆长特批，获准查阅杨必死亡档案中的履历表部分，但其生前自传、思想汇报等卷宗却不得公开。在《私立震旦大学教职员工登记表》（1951年11月15日）附件及《高等学校教师调查表》（1952年9月7日）、《复旦大学干部登记表》（1958年7月21日）、《干部简历表》（1960年3月6日）3张正本中，记者发现，杨必填写的健康状况栏字数有所增加，58年登记时，在52年“神经衰弱”外又添“高血压”一项，至60年已是“极度神经衰弱发展为精神分裂症（亦有医生称精神归纳症）”，足见这些年她身体羸弱，每况愈下。杨必的字迹娟秀工整，几乎每栏都认真填写，务求具体翔实。例如52年《调查表》“自我批评”栏中，除了最后“生活严肃有纪律”、“在业务上尽责不苟且”两项“优点”外，她在前面写了满满5项缺点。1.自高自大，目无群众，固执，不虚心接受意见 2.认识模糊，眼光短小，因此只在感情内兜圈子 3.有虚荣心，好卖弄小聪明4.不能吃苦，喜欢享受 5.对新事物认识不够，因此缺乏热情，不够积极贾植芳在《忆》中提到，“思想改造期间，由上海市委派到大学的思想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即‘学习委员会’），说震旦女子文学院加拿大嬷嬷回国时把财产都交杨必的字迹娟秀工整，几乎每栏都认真填写，务求具体翔实。例如52年《调查表》“自我批评”栏中，除了最后“生活严肃有纪律”、“在业务上尽责不苟且”两项“优点”外，她在前面写了满满5项缺点。

1.自高自大，目无群众，固执，不虚心接受意见

2.认识模糊，眼光短小，因此只在感情内兜圈子

3.有虚荣心，好卖弄小聪明

4.不能吃苦，喜欢享受

5.对新事物认识不够，因此缺乏热情，不够积极

这样的传说，”曾和杨岂深、杨必一起参与英语综合阅读教学的乌漪云告诉记者，“一开始我们觉得林同济和杨必先生都才华横溢，在学术和个人发展上应该都很好，但是‘反右’以后，林同济遭受到很不公正的对待，他们后来的交往也就比较少了。”徐燕谋的悼诗杨家小妹好才华，劝我头风饮绿茶。终爱祁门浓似血，残阳色里吊虫沙。（编者注：“猿鹤虫沙”指称战死的将卒，“虫沙”比喻战死的兵卒，此处泛指死于动乱者。）采访中，翟象俊向记者提供了一本外界鲜见的《徐燕谋诗草》，以上是其中一首。徐在这首诗的序中写道：“我患风病而嗜红茶，杨必君劝我改饮绿茶少刺激，因买祁门，忆君前言，而君已郁郁死八年矣。”已故外文系教授徐燕谋，大“同学如弟”钱锺书4岁，在钱基博门下亦颇受器重，在后来教学共事中与钱锺书“交契渐厚”，结成终生密友，因姐夫这层关系，杨必当年跟徐交情甚笃。女同事孙铢也有印象，“杨必跟老一辈很谈得来，我们当时属于青年，她属于中年，但她喜欢和老一辈徐燕谋、杨岂深他们在一起，因为她文学功底深。”据程雨民回忆：“杨必当时在教研室基本上属于后辈，当时文学教研组她跟刘德中是最年轻的。”当年，中德混血儿刘德中和一直单身的杨必曾被称作外文系的“金童”、“玉女”。翟象俊告诉记者，徐燕谋晚年抑郁加剧，对于这二人“文革”中的死，常自责抱愧。“刘德中的夫人是三民主义青年团的，解放后在安徽劳改，刑满后留在农场，之后政策调整，徐先生就跟党委提出把刘夫人调回来，但回来没多久‘文革’了，劳教回来的分子剃阴阳头，被整得很惨，后来他们夫妇双双自杀，徐先生觉得如果当时没出这馊主意就不会这样。”翟还透露，杨必去世前一日曾和徐碰过面。“当时学校附近有个很小的来喜饭店，68年‘清队’时，徐先生在那里遇到杨必，她跟徐先生说，你现在不要跟我多讲话，昨天他们来过了。抄了她的家，那天她穿的还是当铺里弄来的衣服。徐先生说，当时没把这个太当回事，大家都受到冲击，就一般地安慰了下，没多开导她，但谁想第二天杨必就走了。”眼见俊才骤逝，徐燕谋欲哭无泪，扼腕之余写下回肠荡气的悼诗。 悼念杨必君，意有未尽，更作四首北宫婴是女儿身，几净窗明不受尘。我到小楼常局促，烟灰一撮恐污人。（编者注：《战国策·齐策四》：“北宫之女婴儿子无恙耶？彻其环瑱，至老不嫁，以养父母，是皆率民而出于孝情者也，胡为至今不朝也。”北宫是古代王后所居之宫，婴儿指齐国孝女婴儿子，因杨必终身未嫁，此处以“北宫婴”代称。）我书未散苦无庐，君屋尤存恨失书。天上银河万斛水，难求升斗活枯鱼。（文化大革命初，君藏书尽失，我房屋紧缩，书皆束阁，两人如鱼失水）估铺狐裘稳称身，心头冷彻总难温，何堪重遇邯郸路，不待霜风已断魂。（一日寒甚，遇君邯郸路上披狐裘，犹瑟缩，云冬衣已尽失，以六十元从估铺中易得敝裘御寒。）批评原不是揶揄，谁料中枢有鬼狐。君病缠绵故应死，沉忧我亦欲捐躯。十年浩劫期间，徐的家中长上和子辈在运动中罹祸蒙冤，徐在公众场合终日缄口；后来又拖着病躯被迫“疏散”下乡，身心遭受折磨，每天非服九颗安眠药不能入睡。耄耋之年，徐又回跌当年噩梦中，难抵抑郁顽疾，于1986年3月26日自沉井底。殁后，钱锺书《致郭晴湖》函中“奉书感怆”，“燕谋去年忽以生平诗稿及英语讲稿相示，心窃以为不详之兆。故拙序结尾云：‘蕴未尽之才，征无疆之寿’以颂祷语祓除’。不意其竟从三闾大夫之后也。”不得公开的死亡档案为搜集杨必资料，记者曾多次前往复旦大学档案馆，经馆长特批，获准查阅杨必死亡档案中的履历表部分，但其生前自传、思想汇报等卷宗却不得公开。在《私立震旦大学教职员工登记表》（1951年11月15日）附件及《高等学校教师调查表》（1952年9月7日）、《复旦大学干部登记表》（1958年7月21日）、《干部简历表》（1960年3月6日）3张正本中，记者发现，杨必填写的健康状况栏字数有所增加，58年登记时，在52年“神经衰弱”外又添“高血压”一项，至60年已是“极度神经衰弱发展为精神分裂症（亦有医生称精神归纳症）”，足见这些年她身体羸弱，每况愈下。杨必的字迹娟秀工整，几乎每栏都认真填写，务求具体翔实。例如52年《调查表》“自我批评”栏中，除了最后“生活严肃有纪律”、“在业务上尽责不苟且”两项“优点”外，她在前面写了满满5项缺点。1.自高自大，目无群众，固执，不虚心接受意见 2.认识模糊，眼光短小，因此只在感情内兜圈子 3.有虚荣心，好卖弄小聪明4.不能吃苦，喜欢享受 5.对新事物认识不够，因此缺乏热情，不够积极贾植芳在《忆》中提到，“思想改造期间，由上海市委派到大学的思想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即‘学习委员会’），说震旦女子文学院加拿大嬷嬷回国时把财产都交贾植芳在《忆》中提到，“思想改造期间，由上海市委派到大学的思想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即‘学习委员会’），说震旦女子文学院加拿大嬷嬷回国时把财产都交给杨必保管，因此要她检查，给她带来不少苦恼，于是这个大家闺秀对新政权产生了一种抵触情绪。”

但是，杨必分到复旦后很快被评为副教授，应该说得到了相当高的重视。据杨绛回忆，杨必刚到复旦、翻译《名利场》期间，生活丰富，交游广阔。

当时，杨必和大姐同住霞飞路培恩公寓。大姐杨闰康是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大姐夫何德奎解放前是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抗战胜利后任国民党上海市副市长。但杨必58年《登记表》中写到的何似乎境况不佳：“1947年离国侨居巴西，现在香港，据说神经失常，详细情况不明，最近（58这样的传说，”曾和杨岂深、杨必一起参与英语综合阅读教学的乌漪云告诉记者，“一开始我们觉得林同济和杨必先生都才华横溢，在学术和个人发展上应该都很好，但是‘反右’以后，林同济遭受到很不公正的对待，他们后来的交往也就比较少了。”徐燕谋的悼诗杨家小妹好才华，劝我头风饮绿茶。终爱祁门浓似血，残阳色里吊虫沙。（编者注：“猿鹤虫沙”指称战死的将卒，“虫沙”比喻战死的兵卒，此处泛指死于动乱者。）采访中，翟象俊向记者提供了一本外界鲜见的《徐燕谋诗草》，以上是其中一首。徐在这首诗的序中写道：“我患风病而嗜红茶，杨必君劝我改饮绿茶少刺激，因买祁门，忆君前言，而君已郁郁死八年矣。”已故外文系教授徐燕谋，大“同学如弟”钱锺书4岁，在钱基博门下亦颇受器重，在后来教学共事中与钱锺书“交契渐厚”，结成终生密友，因姐夫这层关系，杨必当年跟徐交情甚笃。女同事孙铢也有印象，“杨必跟老一辈很谈得来，我们当时属于青年，她属于中年，但她喜欢和老一辈徐燕谋、杨岂深他们在一起，因为她文学功底深。”据程雨民回忆：“杨必当时在教研室基本上属于后辈，当时文学教研组她跟刘德中是最年轻的。”当年，中德混血儿刘德中和一直单身的杨必曾被称作外文系的“金童”、“玉女”。翟象俊告诉记者，徐燕谋晚年抑郁加剧，对于这二人“文革”中的死，常自责抱愧。“刘德中的夫人是三民主义青年团的，解放后在安徽劳改，刑满后留在农场，之后政策调整，徐先生就跟党委提出把刘夫人调回来，但回来没多久‘文革’了，劳教回来的分子剃阴阳头，被整得很惨，后来他们夫妇双双自杀，徐先生觉得如果当时没出这馊主意就不会这样。”翟还透露，杨必去世前一日曾和徐碰过面。“当时学校附近有个很小的来喜饭店，68年‘清队’时，徐先生在那里遇到杨必，她跟徐先生说，你现在不要跟我多讲话，昨天他们来过了。抄了她的家，那天她穿的还是当铺里弄来的衣服。徐先生说，当时没把这个太当回事，大家都受到冲击，就一般地安慰了下，没多开导她，但谁想第二天杨必就走了。”眼见俊才骤逝，徐燕谋欲哭无泪，扼腕之余写下回肠荡气的悼诗。 悼念杨必君，意有未尽，更作四首北宫婴是女儿身，几净窗明不受尘。我到小楼常局促，烟灰一撮恐污人。（编者注：《战国策·齐策四》：“北宫之女婴儿子无恙耶？彻其环瑱，至老不嫁，以养父母，是皆率民而出于孝情者也，胡为至今不朝也。”北宫是古代王后所居之宫，婴儿指齐国孝女婴儿子，因杨必终身未嫁，此处以“北宫婴”代称。）我书未散苦无庐，君屋尤存恨失书。天上银河万斛水，难求升斗活枯鱼。（文化大革命初，君藏书尽失，我房屋紧缩，书皆束阁，两人如鱼失水）估铺狐裘稳称身，心头冷彻总难温，何堪重遇邯郸路，不待霜风已断魂。（一日寒甚，遇君邯郸路上披狐裘，犹瑟缩，云冬衣已尽失，以六十元从估铺中易得敝裘御寒。）批评原不是揶揄，谁料中枢有鬼狐。君病缠绵故应死，沉忧我亦欲捐躯。十年浩劫期间，徐的家中长上和子辈在运动中罹祸蒙冤，徐在公众场合终日缄口；后来又拖着病躯被迫“疏散”下乡，身心遭受折磨，每天非服九颗安眠药不能入睡。耄耋之年，徐又回跌当年噩梦中，难抵抑郁顽疾，于1986年3月26日自沉井底。殁后，钱锺书《致郭晴湖》函中“奉书感怆”，“燕谋去年忽以生平诗稿及英语讲稿相示，心窃以为不详之兆。故拙序结尾云：‘蕴未尽之才，征无疆之寿’以颂祷语祓除’。不意其竟从三闾大夫之后也。”不得公开的死亡档案为搜集杨必资料，记者曾多次前往复旦大学档案馆，经馆长特批，获准查阅杨必死亡档案中的履历表部分，但其生前自传、思想汇报等卷宗却不得公开。在《私立震旦大学教职员工登记表》（1951年11月15日）附件及《高等学校教师调查表》（1952年9月7日）、《复旦大学干部登记表》（1958年7月21日）、《干部简历表》（1960年3月6日）3张正本中，记者发现，杨必填写的健康状况栏字数有所增加，58年登记时，在52年“神经衰弱”外又添“高血压”一项，至60年已是“极度神经衰弱发展为精神分裂症（亦有医生称精神归纳症）”，足见这些年她身体羸弱，每况愈下。杨必的字迹娟秀工整，几乎每栏都认真填写，务求具体翔实。例如52年《调查表》“自我批评”栏中，除了最后“生活严肃有纪律”、“在业务上尽责不苟且”两项“优点”外，她在前面写了满满5项缺点。1.自高自大，目无群众，固执，不虚心接受意见 2.认识模糊，眼光短小，因此只在感情内兜圈子 3.有虚荣心，好卖弄小聪明4.不能吃苦，喜欢享受 5.对新事物认识不够，因此缺乏热情，不够积极贾植芳在《忆》中提到，“思想改造期间，由上海市委派到大学的思想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即‘学习委员会’），说震旦女子文学院加拿大嬷嬷回国时把财产都交年7月底）有家信，自称在香港某中学做校长，不知是狂人呓语，还是神经病已有好转，学校面貌不详，据他说是朋友出资创办。”

薛诗绮回忆，“我到她家去玩过几次，但从来不谈学问。她喜欢议论人，对于学界那些装腔作势、外面有点‘壳子’的人，她看得清清楚楚。她有点清高、高雅，但又不像不食人间烟火，人绝顶聪明，对每个人都看得很准，评论人不是很恶意，但有时也蛮尖锐的。对于社会学界的不良现象，她很看不起。”

杨必死于文革“清理阶级队伍”时期，《忆》中提到，“外调人员说她和西方天主教反动教会有勾结，逼她限期写出交代材料，她不堪受辱，在恐怖和绝望中，服大量安眠药自杀了。当时我听见外文系的高音喇叭广播说，她是坚持反动立场，畏罪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带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去了。”

但杨绛在《记杨必》中强调，“她是1968年睡梦里去世的”，“革命群众要她交代她在国际劳工局兼职的事。她写过几次交代。有一晚，她一觉睡去，没有再醒过来。……为此她不免蒙上自杀的嫌疑。军医的解剖检查是彻底的，他们的诊断是急性心脏衰竭。”

据孙铢回忆，“前一天开大会我还坐她旁边，当天她身体就不太好。她每天睡不着，吃安眠药，心脏也不好。”1979年，复旦大学外语系为杨必开了追悼会。

“杨先生特别指出，杨必肯定是平时呕心沥血、后来没扛下来累死的，不是外面说的那样自杀的。”在北京采访时，社科院德语文学专家张佩芬告诉记者，干校期间她曾和杨绛提及杨必，“杨先生说，她母亲把家里都照顾得很好，以她妈妈的家教，杨必不可能自杀，说的时候她都流泪了。”

这样的传说，”曾和杨岂深、杨必一起参与英语综合阅读教学的乌漪云告诉记者，“一开始我们觉得林同济和杨必先生都才华横溢，在学术和个人发展上应该都很好，但是‘反右’以后，林同济遭受到很不公正的对待，他们后来的交往也就比较少了。”徐燕谋的悼诗杨家小妹好才华，劝我头风饮绿茶。终爱祁门浓似血，残阳色里吊虫沙。（编者注：“猿鹤虫沙”指称战死的将卒，“虫沙”比喻战死的兵卒，此处泛指死于动乱者。）采访中，翟象俊向记者提供了一本外界鲜见的《徐燕谋诗草》，以上是其中一首。徐在这首诗的序中写道：“我患风病而嗜红茶，杨必君劝我改饮绿茶少刺激，因买祁门，忆君前言，而君已郁郁死八年矣。”已故外文系教授徐燕谋，大“同学如弟”钱锺书4岁，在钱基博门下亦颇受器重，在后来教学共事中与钱锺书“交契渐厚”，结成终生密友，因姐夫这层关系，杨必当年跟徐交情甚笃。女同事孙铢也有印象，“杨必跟老一辈很谈得来，我们当时属于青年，她属于中年，但她喜欢和老一辈徐燕谋、杨岂深他们在一起，因为她文学功底深。”据程雨民回忆：“杨必当时在教研室基本上属于后辈，当时文学教研组她跟刘德中是最年轻的。”当年，中德混血儿刘德中和一直单身的杨必曾被称作外文系的“金童”、“玉女”。翟象俊告诉记者，徐燕谋晚年抑郁加剧，对于这二人“文革”中的死，常自责抱愧。“刘德中的夫人是三民主义青年团的，解放后在安徽劳改，刑满后留在农场，之后政策调整，徐先生就跟党委提出把刘夫人调回来，但回来没多久‘文革’了，劳教回来的分子剃阴阳头，被整得很惨，后来他们夫妇双双自杀，徐先生觉得如果当时没出这馊主意就不会这样。”翟还透露，杨必去世前一日曾和徐碰过面。“当时学校附近有个很小的来喜饭店，68年‘清队’时，徐先生在那里遇到杨必，她跟徐先生说，你现在不要跟我多讲话，昨天他们来过了。抄了她的家，那天她穿的还是当铺里弄来的衣服。徐先生说，当时没把这个太当回事，大家都受到冲击，就一般地安慰了下，没多开导她，但谁想第二天杨必就走了。”眼见俊才骤逝，徐燕谋欲哭无泪，扼腕之余写下回肠荡气的悼诗。 悼念杨必君，意有未尽，更作四首北宫婴是女儿身，几净窗明不受尘。我到小楼常局促，烟灰一撮恐污人。（编者注：《战国策·齐策四》：“北宫之女婴儿子无恙耶？彻其环瑱，至老不嫁，以养父母，是皆率民而出于孝情者也，胡为至今不朝也。”北宫是古代王后所居之宫，婴儿指齐国孝女婴儿子，因杨必终身未嫁，此处以“北宫婴”代称。）我书未散苦无庐，君屋尤存恨失书。天上银河万斛水，难求升斗活枯鱼。（文化大革命初，君藏书尽失，我房屋紧缩，书皆束阁，两人如鱼失水）估铺狐裘稳称身，心头冷彻总难温，何堪重遇邯郸路，不待霜风已断魂。（一日寒甚，遇君邯郸路上披狐裘，犹瑟缩，云冬衣已尽失，以六十元从估铺中易得敝裘御寒。）批评原不是揶揄，谁料中枢有鬼狐。君病缠绵故应死，沉忧我亦欲捐躯。十年浩劫期间，徐的家中长上和子辈在运动中罹祸蒙冤，徐在公众场合终日缄口；后来又拖着病躯被迫“疏散”下乡，身心遭受折磨，每天非服九颗安眠药不能入睡。耄耋之年，徐又回跌当年噩梦中，难抵抑郁顽疾，于1986年3月26日自沉井底。殁后，钱锺书《致郭晴湖》函中“奉书感怆”，“燕谋去年忽以生平诗稿及英语讲稿相示，心窃以为不详之兆。故拙序结尾云：‘蕴未尽之才，征无疆之寿’以颂祷语祓除’。不意其竟从三闾大夫之后也。”不得公开的死亡档案为搜集杨必资料，记者曾多次前往复旦大学档案馆，经馆长特批，获准查阅杨必死亡档案中的履历表部分，但其生前自传、思想汇报等卷宗却不得公开。在《私立震旦大学教职员工登记表》（1951年11月15日）附件及《高等学校教师调查表》（1952年9月7日）、《复旦大学干部登记表》（1958年7月21日）、《干部简历表》（1960年3月6日）3张正本中，记者发现，杨必填写的健康状况栏字数有所增加，58年登记时，在52年“神经衰弱”外又添“高血压”一项，至60年已是“极度神经衰弱发展为精神分裂症（亦有医生称精神归纳症）”，足见这些年她身体羸弱，每况愈下。杨必的字迹娟秀工整，几乎每栏都认真填写，务求具体翔实。例如52年《调查表》“自我批评”栏中，除了最后“生活严肃有纪律”、“在业务上尽责不苟且”两项“优点”外，她在前面写了满满5项缺点。1.自高自大，目无群众，固执，不虚心接受意见 2.认识模糊，眼光短小，因此只在感情内兜圈子 3.有虚荣心，好卖弄小聪明4.不能吃苦，喜欢享受 5.对新事物认识不够，因此缺乏热情，不够积极贾植芳在《忆》中提到，“思想改造期间，由上海市委派到大学的思想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即‘学习委员会’），说震旦女子文学院加拿大嬷嬷回国时把财产都交翻译过《名利场》的杨必，早已逃脱世俗缠累。斯人已逝，或许她的散文《光》多少能照亮我们的记念。（杨必曾以笔名“心一”发表过散文，但外界仅留存此篇）

当第一条金红的阳光跳上墙的时候，整个世界都变过了，隔夜的黑影，梦境里的幻像，都被驱散无遗……你有没有在暗里听见你所最爱的声音在叫你唤你？这声音出乎意料的温柔亲切……于是你觉得一切都有依靠，可以放心了，你微笑着，满心安慰，满腹希望，让黑夜把你卷进了梦乡。

（感谢：张佩芬、翟象俊、傅聪、董衡巽、陆谷孙、薛诗绮、孙铢、程雨民、乌漪云等接受专访；徐龙顺、白冰、周桂发、欧阳宏森等协助联络与查档；实习生王杨卡佳协助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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