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11年的纪念
■ 罗大耳朵
罗大耳朵最敬爱的王栋生老师
2011年，对我来说是一个悲喜交集的年份。
上半年，除了出差泸州，基本上没有出去。为了选编《古蔺文学选读》，利用周六周日到成都，拜见了著名作家陈之光老人。
暑假，到泸高担任高中远程培训泸州三班班主任，然后到双流棠湖中学培训现场见到了王栋生老师。王老师是当代著名杂文家，笔名吴非。他的教育随笔《不跪着教师》、《前方是什么》、《致青年教师》对我而言是百读不厌的书。每当有老师要我推荐读物，我都会推荐这三本书。我还一篇不落地看完“吴非的博客”，尤其是他到台湾和日本回来后写的文章，给我很多启发。在我看来，王栋生老师是当代最有人文性的语文教育家，他的文章篇篇都可以作范文。尤其是《中国教育报》5月19日发表的《王栋生：做一个有思想的读书人》和9月8日发表的《教育要对民族的未来负责》，是两篇特别值得认真阅读的文章。
到棠湖，还见到了被誉为“语文教育的叛徒”的黄玉峰老师，听了他执教的《蜀道难》。回到古蔺后，我邮购了他主编的“上海著名中学师生推荐书系”的七本书，尤其是《怅望千秋》和《宋词之旅》确实值得每一个高中生阅读。
下半年，刚开校，出版了《古蔺文学选读》。我比较系统、深入地研究中学生课外阅读，已经有六七年了。以前出版的《亲近文学》，被国家级示范中学泸县二中实验班选作教材，可以说是得到了同行认可吧。今年，我写了《文学大师邓均吾》、《古蔺文学之光》、《文采风流王良瑾》等文章在《古蔺文艺》上发表。我在阅读大量作品的基础上选编的《古蔺文学选读》得到胡邦永、明祖宽、罗永怀、陈刚等领导和参与课题研究的相关学校的支持，在此，我表示万分的感谢。《古蔺文学选读》寄出50余册，得到王俊、陈婵、赵艳等友人的好评，我视之为对我的鼓励，我也要对他们说声谢谢。
应该说，四川省教科所的段增勇兄是我的贵人。在他的提携下，我到成都参与《四川省高中语文新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等书的编写，承担了选修课《中外传记文学作品选读》和必修课名著导读的编写任务。在反复改稿的过程中，得到他悉心的指导和不厌其烦的帮助。
我还参加了段兄在双流华阳中学组织的高中语文新课程课堂教学展评活动，让我有机会见到我非常敬佩的孙绍振教授。孙绍振教授是名满天下的大教授，文本分析专家。在此之前，我曾读过孙教授的《直谏中学语文教学》、《对话语文》、《名作细读》等书，回到古蔺后，网上邮购了他的《解读语文》和《演说经典之美》，认真阅读。
泸州市教育局组织全市中小学教师参加“国培”，我担任泸州初中语文三班的班主任。到泸州参加班主任培训会，我在宾馆中不幸摔断左手，尤其是在绑上夹板的阶段，真是特别难受。远程培训的班主任工作是比较繁琐的，但我最终克服一切困难，圆满完成班主任工作。
然后，我又参加“国培”县级培训者远程培训，前后两月参加网络远程学习。每天，办公室的同事下班后，我一般还要坚持看两个小时的视频和完成作业。
泸州市组织第二届中小学骨干教师培训，项目主持人陈邦老师邀请我为初中语文骨干教师讲座，我先后两次为两个班的初中语文骨干教师讲了《教师读书与专业成长》。据说，在市师培科的调查中，得到好评。在此，要感谢陈邦弟，感谢所有的学员朋友们，谢谢你们给我的机会和宽容。
2011年，还为《古蔺教育》策划、组稿四期专题稿件，推荐发表了近20篇教学经验文章。
2011年就要过去了，在此，我还要感谢我的妻子。多年来，她容忍了我的很多坏习惯。也因为她的无私付出，才让我有更多的时间干我喜欢的工作，读文学作品，研究语文教学，编写课外读本。每当我在生活中受到别人欺负，她都会安慰我不要计较。她说：你没有当官，没有钱，不是拔尖人才，不是十佳教师，申报名师失败，连当得好好的政协委员也不要你当了，开个会你都要摔断手杆，这些都无所谓，只要你爱读书，我就把家务事包了，生活上不要你费心，每月发给你五百元私房钱，你喜欢什么书，只要开个书目给我，我就保证把书送到你手中。她开了网银，仅今年秋季学期，就为我买了《原文的原点》、《钱理群读周作人》、《民主的细节》等30多本好书。
有妻如此，夫复何求？
王栋生：做一个有思想的读书人
■ 中国教育报记者张贵勇
有人认为，读书的三重境界，一为读知识，长学问，从而高雅；二为读智慧，把知识变为觉悟、动力、谋略；三为读出人品，就是古人所说的修身养性。
王栋生的读书经历让人感觉，读书不只是长知识、学谋略，更多的是跳出书本，形成一种明辨是非、独立思考的能力。这种与众不同的读书习惯，使他积蓄了巨大的精神力量，使他成为中学教师中为数不多的“荆棘鸟”、中国教育界自由地飞来飞去的“牛虻”。
“我至今难忘虽清苦却有书读的幸福感”
王栋生坦言，是外国文学名著给了他最初的文学启蒙。
18岁下乡插队，26岁返城，在图书稀缺的8年里，王栋生不停地找书读。1967年，在南京城东遇到一收购废品的老汉，他发现老汉的筐里有两本繁体竖排的《静静的顿河》，如获至宝，花3毛钱买了下来。后来，他又花了1毛5分买了《普希金诗文集》。当时根本没有文学作品可读，农村的知青朋友知道他有好书，都过来借阅。也就是从那时起，他养成了快速看书的习惯。
1971年，王栋生弄到一本没头没尾的书，是苏联作家柯切托夫写的《叶尔绍夫兄弟》。龚桐、荣如德翻译得特别好，他看了很多遍，感慨于故事情节的丰富与震撼，也一直想知道主人公的命运，可是这本书后面缺页，结局不得而知。1980年上大学时，他终于找到了书的全本。结果令他很失望——原来只差半页，主人公的命运就定格在几百字里，却令他琢磨多年。那一瞬间，他对人的命运有了一种别样的认识，而类似的感受在茨威格的《象棋的故事》中也有过。
“许多外国文学名作中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对我的人生观价值观产生了重要影响。”王栋生说，他很遗憾28岁才读到雨果的《悲惨世界》，这类书如果更早看到，他对世界和人生的认识会有所不同。“雨果、巴尔扎克等人的作品对人性予以深刻发掘，给人的心灵以强烈的震撼，促使人思考宏大的人生和世界问题。我总是想，20年之后的学生会是什么样。其实，哲学家说得对，一个人就是他吃下去的东西。一个人的未来取决于他读不读书、读什么样的书”。
谈及对自己读书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王栋生首推他的忘年交，写过《岁寒图》、《升官图》等剧本的陈白尘先生。两人因陈白尘先生的女儿陈虹的引荐相识，那一年王栋生23岁，在农村插队已5年。陈白尘家里有十多箱被查封的“禁书”，由于造反派笨，只封了纸箱的上部，忘记可以从下面打开，王栋生遂得以在陈家借书。在白尘先生的帮助下，他看了大量的历史著作。从1973年至1978年，他们一老一少，交流非常频繁。回忆那段历史，王栋生感慨地说：“那是我人生最困难最苦闷的时期，他成了照亮我前行的一盏灯。陈白尘先生给我最大的影响，一是他独立思考的精神，二是他的正直善良。”
1978年恢复高考之后，王栋生考上了南京师大。进入大学校园的他，更加如饥似渴地读书，正如他本人所说：“‘文革’十年，我的青春被打了对折。读书期间，虽然没有白发童生的悲苦，但和一帮比我小10岁的同学在一起，多少有些不习惯。记得那时，大家好像只想着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读起书来近乎痴狂。这也使此后的我无比珍惜讲台，珍惜每一节课，珍惜自由思想的机会。”一年里，他大概看完了150至200本书，以至于上课时也偷看外国小说。为了省下钱买书，他常常连着十几天不吃荤菜，那种虽然清苦却有书读的幸福感至今难以忘记。
读书，最重要的是独立思考
随着读书越来越多，王栋生的阅读兴趣越来越广，开始涉足其他领域，对史学的兴趣更是有增无减。他很喜欢威廉·曼切斯特著的《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社会实录》，该书文笔好，表达也很智慧，对他更清楚地读懂和分析社会现象产生了很大影响。威廉·L.夏伊勒的《第三帝国兴亡》也是一部不朽的著作。他曾花了很长时间阅读陶菊隐著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1895-1928)》，那是一本全方位展示当时历史的书，让他一下子打开了视野。
都说读史使人明智。看了一些史料，王栋生知道了许多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同时也培养了他细心观察、比对反思和独立判断的能力。而书读多了，就能站在高点上，不被人愚弄，能发现事情的真相，因为“评价历史人物的客观标准，不是看你说了什么，而是看你做了什么”。从这一点来看，王栋生觉得，许多历史事件并不是看上去那样简单。
“教师，尤其是语文教师，应该知道得越多越好，要能有一定的学术背景，力争做一名学者型教师。”王栋生看重教师的博学，更看重教师的独立思考，因为知识分子应该思考一切，而不应盲从。一名教师能走多远，取决于他能否独立思考。有了思考能力，就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东西。王栋生一直强调，教育要教会学生思考，通过广泛的阅读，培养一种批判意识。
即使过了60岁，他还在思考一些在其他人看来很可笑的问题。例如，学生作业和测验成绩要家长签字，入团入党为什么无须家长签字？中学为什么没有劳动课？学科到底有没有主副之分？
黑塞在《获得教养的途径》中说：没有爱的阅读，没有敬重的知识，没有心的教养，是戕害性灵的最严重的罪过之一。王栋生离开教学一线之后，仍然经常到学校给学生作讲座，以自己多年的读书经验，语重心长地告诉学生如何做学生、如何读书。他劝诫学生多读名著，从名著中汲取力量。他说：“鲁迅的《药》，我10岁就读过，61岁重读时还有新的发现。因为经典是一个历史时期语文与人文的最高成就。年少时一旦读过这些人文名著，这个人就坏不到哪里去。”
王栋生也希望学生多读诗，生命中有诗，精神世界会充满阳光。他很喜欢巴尔蒙特的那句诗：为了看看太阳，我来到世上，即使天光熄灭，我也仍将歌唱。我要歌颂太阳，直到人生的最后时光……每每读出来，总会热泪盈眶。
“书读得越多，越觉得自己可怜”
如今，每天早晨起床，王栋生依然和以前一样看看时事新闻，读读喜欢的书。他参加编写的初高中教材，今天仍然不断地看。虽然目力严重受损，但依然有强烈的学习欲望。因为“如果不读书，我不知道早晨起来该干什么，我不知道怎么活下去”。
王栋生读书，喜欢在书上做记号，自由地画，很多书都做笔记。笔记内容积累下来，便成了他的教学资源和教学反思的依据。他身边的同事发现，王栋生每节课在25分钟至30分钟时，就会“打个岔”，像是无意地和学生说一下天气或引导学生关注另一件事。这是他的教学习惯，也是阅读受到的启发，因为他早年便从教育心理学书上看到，青少年的持续注意力一般保持在30分钟左右，要想保持学生的注意力，有必要“打个岔”，再把学生的注意力转移回来。这既是一种教学艺术常识，也是以人为本的教育原则。
王栋生现在很爱读儿童图画书。2002年，他在广州开会时和浙江师范大学教授方卫平同住一室，方卫平给小学老师作报告，他给高中老师讲话，两人各忙各的。一天晚上，他看到方卫平床边放着一捆台湾出版的儿童图画书，随手拿起一本翻看，这一看让他很惊讶，世上竟有这么好看的绘本！在大卫·威斯纳的那本《疯狂的星期二》中，夜间驾着荷叶悄悄降临城市的青蛙们给了他无尽的想象。后来，方老师为他介绍这些书的编绘与流传，让王栋生知道在阅读世界还有这样一种了不起的杰作。
王栋生告诉记者，看图画书的时候，他常常一边看一边流泪。他感慨，那么美好的东西为何过了50多岁才读到。图画书让他重新回到自己的童年时代，让他能以幸福的眼神看待今天的世界，也让他明白，很多原来非常在意的东西其实并不重要。图画书让他知道，儿童永远是正确的，无论如何不能低估儿童的智慧。因为常怀一颗关爱之心，王栋生看不得伤害儿童的事情发生，他也在著作中呼吁，爱所有的孩子。
1982年1月，已经32岁的王栋生大学毕业。他去南师大附中报到那天，看到办公楼前的两排水杉，最大的一棵直径只有20多厘米。如今，这两排水杉高大伟岸，最大的一棵已经粗得须两人合抱了。时间总是不经意地在指间溜走，在王栋生看来，能让光阴不虚度的，唯有读书。
教育要对民族的未来负责
■王栋生
今夏的两件事启人深思，一是全国多个大城市遇雨被淹，形成“奇观”；二是甬温线动车追尾事故，酿成惨祸。虽然城市高楼林立，道路宽阔，气派非凡，但排水系统落后，也许因为工程在地下，显不出“面子”，也就不屑去下功夫；铁路热衷不断提速，要做世界第一，但终因细节粗疏，在这场“人祸”之后慢了下来。在安全没有保障的前提下，“提速”无异于制造灾难。这个教训刻骨铭心，它给中国社会留下的切肤之痛，应当引发对当下的教育作全面深刻的反思。
为何坚守教育常识变得那么难
这些年，不止一次地听到校长和老师们说，虽然明知道一些教学行为违背了教育常识，但面对“教育GDP”的压力，步步退守，防线一再被突破。教育要做的本是践行常识，没想到现在竟然弄到要“坚守”的地步。现今教育界也模仿经济社会和官场，把一切工作都指标化，开口就要数字，公开地宣扬实用主义。有位校长说起，一位市长履新，第一次视察学校，大家有很多期待，可是市长下车握手时第一句话是：“今年考取多少人？”第二句话是：“一本率多少？”第三句是：“你们的升学率还不够高啊！”这样的问话，完全不顾学校的实际情况，心中有的只是数字和结果。在这种来自体制的“教育GDP”重压下，一名校长的智慧究竟能起多大的作用？一群教师的理想又能怎样“坚守”？家长又会有什么样的“明智选择”？
和以往的改革冒进不太一样，这种“升学率GDP”给教育界造成的灾难不是一两代人的努力就能消除的。因为这种非理性的“教育观”造成一代人的思想混乱，形成一系列的困难并恶性循环，越陷越深。最大的隐患是相当一部分教师在被迫违反教育常识的同时，逐渐失去教育理想，忽视专业发展，成为应试教学生产线上的部件，为产出平庸的学生而机械地运行。虽然无法用数据来评说，但基础教育界内部很清楚，在平均学历提高的同时，教师队伍的整体业务素质并没有实质的提升。教育理想的迷失，也带来职业操守的迷失。“教育GDP”，直接对教育形成破坏。
教育有自身的规律，教育教学要依据常识。教育不是产业，学生也不是商品。既追求“教育GDP”，又要标榜“特色”，这只能是摧残学生的教育。比如，规定学生在校园的一切活动都要以跑代走，节省时间来学习，这叫“教会学生珍惜时间”；作业负担过重，学生做到半夜没人管，白天学校在教室“统一午睡”，让领导检查，这叫“充分关心学生健康”……造假成风，作秀上瘾，完全不顾这一切都被学生看在眼中，记在心头，有可能模仿并逐渐形成“素养”。
上之所好，下必甚焉。大家都比“教育GDP”，虚构“特色”，按教育规律办学反而成了异端另类，一些恪尽职守的优秀教师反而陷入了困境：如果他们“顺应潮流”，则意味着不得不背离教育常识，这是他们最不能接受的。而如果坚守常识，那么除了原有的教学困难，他们还不得不去应对那些敢于锯短木桶第一块板的人。学校用高考分数来评价教师，教育行政部门用升学率来评价学校工作，政府用家长的“满意度”来评价教育行政部门的工作。
一些名校也放下身段，变得“务实”起来——务“教育GDP”的实。目前已形成了这样的“逆淘汰”局面：搞假改革的理直气壮，煞有介事；遵守教育规律办教育的则困难重重，危机四起。那些“锯短木桶第一块板”的学校不但没有受到惩罚，还得到了体制的嘉奖，这无疑是一种诱导。一些学校和教师因获得了巨大利益而成为应试教学的坚定拥护者。一些地市的荣誉称号评选和教师职称评定中，公开把升学率作为考核指标，申报人提交的论文也有很多是应试研究，相当一批应试型“特级教师”也在应试大潮中涌现出来。
教育必须对民族的未来负责
令人担忧的是，目前这种功利主义的教育不可能引导青少年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也很难培养他们对文化和科学的热爱。这种教育不但没能使他们享受到幸福，使他们成为身心健康的人，反而给无数青少年的心灵留下了阴影。学校以极端功利的手段让学生疲于奔命，教育给他留下的记忆会是什么呢？“教育GDP”对人的伤害，迟早会显现出来，时间越久远，越难纠正；错误的教育比没有教育更可怕，它会长期潜伏并起作用，一点点地腐蚀人的灵魂，一点点地毒化社会风气。“文革”前和“文革”10年中的教育，对伦理道德体系的破坏，对人的灵魂的扭曲，留下了数不清的麻烦。当今社会各种落后粗野的现象以及种种病症及伤痛，其实是几十年前错误教育的后果。
同样，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也会在未来的年代显现出来。这是教育必须对民族未来负责的依据。具体而言，如果初三、高三学生整天追求“考高分”，他不可能飞得高、走得远。当他只知道“多考一分就能压倒一千人甚至更多人”的“硬道理”时，他的胸中已没有责任这粒种子的位置，不可能有值得记忆的教育之美。只有竞争，不讲合作；只求成功，不计手段。当极端利己主义的功利教育在全社会蔓延后，一个民族会有什么样的未来呢？教育精神被腐蚀，教育生态被污染，后果比天灾更可怕。
已故教育学家张焕庭先生谈到旧时代的教育时说，当时办教育的人可以分为三种：教育家、教育官和教育商。他的分类，好像至今仍然有意义，只是如今的“教育商”和“教育官”个个都称自己是“教育家”，明明不懂教育、不爱教育，却一心一意地玷污教育。在一个追求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完全可能存在文化教育大倒退的危险，我们不能回避这样的现实。
教育的性质和经济建设不同，教育必须经历漫长的过程，不可能“突飞猛进”；教育的对象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连串的数字或分数，很难“量化”。教育在当今所做的一点一滴，其作用很可能在久远的年代后才看得出来。2000年有记者访问1949届校友袁隆平时，他坦言当年从中大附中毕业时，有些科目成绩并不好，但他一直保持着童年时的好奇心、想象力和求知欲，这些禀赋又在大学以及后来的工作中发展为独立思考的习惯，形成探究的意识和能力，又使自己明白了科学家的社会责任。他的经历曾引发我们对基础教育性质的思考，让我们想到，学生最重要的学习动力在于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热爱”。
教育，正是在为民族的未来播种。
我们还能为教育做些什么
面对愈演愈烈的“教育GDP”，我们需要有危机意识，需要行动，不能把问题全都推给下一代，推给未来。我们这一代要有责任心和使命感，要办对民族未来负责的教育。不能因为办学条件差，就实行非人道的教育；不能因为学校的生源差，就必须用加班加点的办法来“缩小差距”；不能因为教师的专业水平差，就可以用超负荷的作业去折腾学生；更不能因为要那个眼前的“教育GDP”，就可以无视一代人未来的幸福，无视民族的未来……
作为教师，我们缺少控制局面的能力，甚至对一所学校的办学道路也无力干预，这不是教师无能，是体制的制约让教师的思想和智慧变得无足轻重。然而，教师可以影响学生，可以在他们的心里种下理想和信念。虽然坚守教育良知的教师往往陷于困境，但即使这样，他们的课堂仍然遵循教学规律，按常识办事。他们的人格为学生所敬佩，他们的教学深受学生欢迎，他们的教育精神会给学生留下长久的记忆。
为了在困境中站直，教师要有自觉学习的意识，在学习中寻找并充实自我，在实践中发现创新。很多青年教师是从应试教学的环境中长大的，但他们通过不间断的自觉学习，从阅读中了解了基本的教育原理，在实践中有自己的发现，从而树立正确的教育信念。无论环境多么艰难，他们能抛弃个人利益，忠于教育理想。这些人虽然未必得到现行体制的客观评价，但是如果能少受干扰，他们的自我提升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形成积极的改革力量。
我们郑重其事地思考一些问题：用目前这种考试制度选拔出来的学生，能否成为一个合格的人？这样的学生，能否担负民族进步的责任？如何在更大的格局下考察当下追求“教育GDP”的可能后果？
我们的社会可能需要一次教育启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