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博客天下》2013年第11期，4月25日出刊
本刊特约撰稿、采访韩戍
张彤禾是谁？
1999年，出身哈佛的张彤禾来到中国，担任《华尔街日报》驻北京记者。她渴望写一本书，讲讲这个国家近些年发生的大事。5年后，她终于找到了题目，那就是城里的打工者。她看到，在这个变革的大时代中，大约1.5亿人离开农村老家，前往城市居住和工作。但是，国外新闻报道更关注的是这些工人所受到的虐待和剥削。张彤禾总觉得这可能并不是真实情况。她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她们在城市工作，确实面临着困难和孤独，但也意味着拥有更多的机会和自由。带着这个判断，她来到东莞，开始观察打工群体。
2004年，张彤禾在东莞，主动结识女工，和她们攀谈。她选择女工，是觉得打工对女性的影响可能比年轻的男性更复杂。在村子里，年轻女性的地位是最低的，在城市的工厂，她们却是最受欢迎的工人，价值经常高于年轻男性。她好奇的是，这些女性如何从传统跨越到现代，从“社会地位较低”变得“有价值”。
女工流动性大，人和人很轻易便会失去联络。为了保持追踪，她甚至为女工配置了手机，这在当时还属于奢侈品。张彤禾虽然是华裔，但长相却不太像中国人，因此没办法装扮成女工，混进工厂和她们同吃同住同工作。但是，她自信获得了女工们的信任和友谊。一个例证是，一位女工甚至曾带她回农村老家去过年。
在东莞并不容易。她被黑车老板欺负过，报之以“FUCKYOU”的北美国骂，一个人在黑夜中跳下车夺路而逃。东莞城市环境恶劣，社会混乱，文化庸俗，并不是适合精英生活的世界，但张彤禾为了写书，不但坚持下来，还断断续续生活了两年。
她的书在大陆出版时，出版方告诉她，必须删除书中写她家族故事的章节。这是属于张彤禾自己的故事，无论多么晦涩和平淡无奇，对她而言都有意义。她本来不想出版，一番权衡之后，觉得在中国出版和工厂有关的著作仍有意义，就删掉三章，占全书百分之二十的篇幅。对她而言，这实在是一个痛苦的决定。
中国读者的冷淡反应
张彤禾的《打工女孩》，2008年在美国出版后，被《纽约时报》提名为优秀读物，荣膺“《华尔街日报》年度十大好书”。她还因此获得了美国笔会非小说研究文学奖、亚裔美国文学散文奖和泰尔扎尼国际文学奖等多项殊荣。其书被翻译成十多种语言，可谓风靡全球。
去年6月，张彤禾受邀参加美国一年一度的TED（集中世界上各领域优秀人物的非营利性会议）大会。
会上，她神色庄严地面对一群金发碧眼白皮肤的世界精英侃侃而谈：“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的工厂就是应该被压榨的。我们当中的很多人已经因为我们对世界造成这样的影响感到内疚。然而，这是不正确的，也是不尊重他人的。中国工人并不是因为我们对IPAD的无限渴求而被迫进入工厂的。他们选择背景离乡，是为了赚钱，为了学习新的技能，以及为了看看这个世界。在对全球化发展趋势的辩论中，我们缺失的，是聆听工人们自己的声音。”
张彤禾讲毕，全场掌声雷动。主持人兴奋地走上讲台，称赞张彤禾“演讲很有见地”，甚至说他们从来都没有这样思考过。
但是，当张彤禾携带这本在美国广受好评的书来到中国，在京沪两地巡回演讲时，获得的却并非都是赞许之声。
2013年4月9日，北京的朝阳大悦城单向街书店。她继续重复着和TED演讲类似的观点：中国女工离开家乡，“自由而快乐地生活”，她们在城市里积累生存智慧，通过种种方式向上流动，改变自己的命运。很多人经过打拼，甚至已经达到中产的行列。中国正在经历着历史上最大的人口迁徙，这些打工者如同当年从欧洲移民到美国的先驱一样，身上充满了扩荒精神和进取精神。
但万圣书园老板刘苏里敏锐地指出，张彤禾的观察和结论存在矛盾，其观点和中国人的日常经验有差别。这些打工者的问题，不只是走出来，离开乡土，获得新生，而是给他们出路，让他们看到在城市生活的希望。
4月11日，上海民生美术馆。这次张彤禾的手边多了一叠纸质材料，那是《打工女孩》中主人公之一伍春明的励志日记。
伍春明是一个十多年前来到东莞的打工妹，经过多年拼搏，换了流水线工人、工厂行政和传销等多个职业后，在东莞买了房子，成为新一代市民。
日记是原始材料，拿出来更有说服力。不过有人说，这只是孤例，一个精心包装的故事，近似于童话般不可复制。一位听众后来在豆瓣日志中语气激动地评论道，“这就像一群生活在都市中的大学毕业生，煞有介事分享着两个初中毕业打工女孩的命运，就像一场集体淫乱。”
提问环节里，一位专程从苏州赶来的打工者，说自己组织过打工诗歌节，几乎收集了所有的打工文学。他的话引起了整场听众异样的哄笑。一群人竞相谈论打工女孩，却对眼前真正的打工者不感兴趣，似乎是觉得这位衣着朴素的打工者实在太“土鳖”，不该出现在今天的场合。
她只是个记者
鲁迅曾经过描述过一个非常经典的意象，一群民国作家，在上海滩带热水暖气和抽水马桶的高层酒店里搞描述包身工疾苦的文学创作。他讽刺的是这群作家“不接地气”。
张彤禾显然并非如此。作为哈佛毕业生、美国大报记者，她有着令人吃惊的敬业态度，断断续续用了两年时间采访女工。这也是张彤禾在京沪历次演讲中颇为自豪的一点，她告诉批评者，你们到实地去看看，看看事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她甚至认为，马克思关于工人的判断错了，那只是知识分子待在办公室或图书馆中，脑袋一热想出的见解。
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忽视的是，那些不只是实地考察，还和工人同吃同住一起工作的社会学者，前沿的研究成果，至少已经超出张彤禾的观察和判断十年以上。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系潘毅的《中国女工：新兴打工者主体的形成》，是目前关于打工妹研究的顶尖之作，从中我们看到现代大工业生产之下速度、时间、效率对打工妹螺丝钉一样的精密控制，看到了她们在城市中的迷失、绝望、尖叫和痛苦。吕途最近出版的《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也颇值得一读，从中我们看到了中国新工人正处于在城市待不下、却也回不到农村的两难状态，并看到了前所未有的中国新工人主体意识的觉醒。
于是，张彤禾所谓“自由快乐地生活”、“达到中产行列”的论断，可能真的是她根据亲身经历得出，却颇值得怀疑，似乎总让人觉得结论过于肤浅、表面，是一种幼稚的“美式思维”的典型产物。这对不了解中国国情的美国人来说，尚可一读。对中国人来说，没有提供任何新的见解。在京沪两地的谈话会上，当有读者就上述关键问题向张彤禾提问时，她只能重复这样一句话：“我只是一个记者，我记录我所看到听到的，这就是我的职责。”
对，或许不能过分苛责，因为她只是一个记者，国外的记者。
张彤禾访谈
今年4月，张彤禾接受了《博客天下》特约撰稿人的独家专访，对网上的种种质疑统一做出回应。
博客天下：你深入东莞调查，主要以访谈为主，而没有和她们共同生活。这样是否可能会造成某种程度的失真？
张彤禾：我的确没有成为一名工人。坦率地说，我认为我无法做到这一点而不被发现。我不是在中国出生成长，人们和我见面后通常告诉我，说我不是来自中国。但我认为没必要为获取她们的信任和友谊而成为卧底工人。我用两年时间在东莞，用很长的时间观察她们工作和交友，甚至春节时随一个年轻的女孩回村。我觉得我能够洞察她们的生活、梦想和野心。
博客天下：你调查的时间距离现在已经至少8年，这些年媒体经常报道工人罢工和工人自杀等问题，在你的书中为何没有出现？
张彤禾：我在东莞的时候，工人抗议活动也很普遍。我认识的许多工人，都曾用某种形式反抗过工厂管理，试图得到更好的待遇和条件。偶尔会发生大罢工发生，比如发生在几年前的抗议本田。但所有的这些行动主要集中在具体的目标,一旦工人的诉求得到满足，罢工结束。我还没有看到大规模的罢工，目的是寻求系统改革或更广泛的正义。所以我不觉得这几年的罢工内容有明显更新。
工人自杀的问题也不是新的。2004年我在见过一些情况。我觉得这些工人自杀事件是悲惨的，但存在着误解。大多数观察家解释为这是在抗议一个暴虐的工厂。但我的感觉是，自杀者通常因为复杂的人际关系和情感问题。这些工人非常年轻，第一次离家，她们要学习如何处理老板、同事和朋友的关系。她们经常感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和压倒性的孤独感。精神疾病也可能一个因素。富士康自杀事件不是工厂系统中的典型表现。
博客天下：你以打工妹为对象，表现了一种平等意识。但书中经常会看到你对东莞社会阴暗面的记录，以及对“粗鄙”打工文化的无法理解，这又是一种精英意识，两者之间是否矛盾？
张彤禾：我非常想从这些年轻女性的角度来看世界，所以我试图尽可能了解他们的世界，不作评判。毕竟，我不知道如果我处在她们的情境中，我会有怎样的表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她们面对巨大挑战时的勇气和欲望，表示极大的尊重和同情。当然，我观察到东莞社会的休闲和腐败的一面，广泛的欺骗和欺诈。我不觉得我写作东莞生活这些方面反映了“精英”的态度，只是试图尽可能准确和全面。这一点读者可以做出自己的判断。
博客天下：你写作此书，一个核心观点就是，打工妹通过自己的努力脱颖而出。那种从一线工人变成文员的女工，是否有普遍性？你采访的一位女工伍春明后来去做了传销，这是否说明着她们脱颖而出的不易？
张彤禾：年轻女性从流水线工人上升为办事员是很普遍的，这是社会流动的一个普遍途径，尽管需要艰苦努力。在工厂区，晚上和周末，你会看见成群的青年男女在商业学校，学习电脑、英语、办公技能。我在东莞遇到的每一个人，几乎都是在流水线起步，最后离开流水线上升。中国社会各个层面都在动，转变有目共睹。我觉得很奇怪，人们拒绝相信打工者可以上升。为什么每个人都可以，她们就不可以？
博客天下：你写作打工者进入城市时，曾提到一百年欧洲到美国的移民。中国农村人进城有户口限制，房价太贵远非打工者可以承受，她们是否真的能成为新一代市民？
张彤禾：美国的先驱，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欧洲移居到纽约和波士顿等地的工厂去上班。和他们一样，这些中国移民面临着歧视和艰苦的工作条件，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中的许多积攒下钱，并上升到中产阶级。他们的孩子是完全彻底的城市居民。
我觉得户口制度因地而异。在东莞，几乎每个人都是农民，每个人都是移民，不存在移民和当地城市居民的对立。购买公寓的人大多是移民，大部分在城市学校读书的孩子都是农民工子女。在北京或上海，本地人和外来人口的鸿沟更大，移民可能会觉得自己被剥夺了许多城市的服务。但我们可以说，户籍制度的影响随着时间推移已经在减轻。美国咨询公司麦肯锡最近的一项研究预测，2005年和2025年之间，中国的城市人口将增加3.5亿人，大约2.4亿人移民到城市并安家。所以许多这些移民正在成为城里人，而且这一趋势将继续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