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马克思主义的复辟哲学因自称是“科学”的共产主义 ——即“科学”的大同主义，并且又是对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的全面批判和彻底否定，特别是它对于“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批判，又足以打动人心。因此，这个用十九世纪的科学包装起来的欧洲大同主义思潮，也就带着近代西方科学的色彩与魅力，迷惑了视西方一切均为科学的中国知识界，尤其是迷惑了那些土生土长的中国知识分子，和那些并不曾真正了解西方文化及其发展的“假洋鬼子们”。再加上他们既憎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革命的干涉和破坏，又不了解俄国和俄国共产革命的真情及本相，特别是俄国十月共产革命和俄国二月民主革命的政治关系，因而竟简单地认为，只需抛弃欧风美雨，进而把儒家大同思想和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以及俄国共产革命的成功划上等号，即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于“桃花源梦”的永恒追求，与马克思所构造的西方共产主义天堂，以及它在俄国的“实现”混为一谈，便不仅算是真正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方向，而且其自身亦只要转身一变，也就成为“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了。
然而，这些刚刚脱下了长衫、换上了西装，刚刚剪下了辫子、梳出了洋妆的中国知识分子，由于洋装之下所包裹的仍可能是一颗传统知识分子的灵魂，即虽已“新其貌”，而并未“新其心”，所以，他们才会从对民主与科学的理性追求，转眼之间就能转变成为对于现代西方共产大同思想的本能追求。应该说，这既是当时一些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转身一变就成了共产主义者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共产革命，之所以能够由那些刚刚还在高喊科学和民主的少数先进者们所发起的根本缘由。
必须指出的是，中国现代部分先进知识分子与共产主义思潮的一拍即合，在实际上仅仅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极少数。或曰，在转身即已经成为共产主义追求者的人当中，称得上是学有所成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大知识分子者就更少。其中真正接受过西方教育者几乎没有。周恩来、邓小平等所谓赴法国“勤工俭学”，无非是在短暂的打工糊口之余，去抄了几条巴黎公社造反的口号罢了。相反，一大批在后来为共产主义思潮所诱惑者，绝大多数是小知识分子即知识青年，尤其是小知识分子中的失意者，或农村中没有出路的知识青年。他们不仅与历代农民造反中，专事出谋划策和制定口号纲领的小地主阶级不仕子们一脉相承，而且更为共产革命在中国的发动和扩张，尤其是共产革命与中国传统农民造反的结合和发展，带来了一批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共产党的十三位创始人中，便无一在欧美国家留过学。陈独秀、李大钊虽为一时之俊彦，前者也只在日本留过学；张国焘、陈公博虽为北大毕业，李达乃陈独秀学生，但他们不是后期中国共产革命的迷途知返者，便是它的背叛者和失意倒霉者；其余八位则不是辍学的农村知识青年，如毛泽东；就是由中国的旧学培养出来的乡村秀才，如董必武、何叔衡以及几位中学生。08这样一个结构，无疑使中国共产党在其建党之初，就已经具备了中国传统农民造反力量在“知识结构”上的基本特征。倘使说一九二七年前，中国GCD还是由一两个大知识分子为领袖的小知识分子的党，一九二七年之后，其不仅在思想上，尤其在组织上，则迅速蜕变成了一个由一群失意的农村知识青年所领导的农民造反党了。中共后来的“革命”历史，特别是它在知识和知识分子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反知识和反文化的农民造反特征，不过是把这一场由国际共产革命思潮所诱发起来的中国共产革命，合情合理地转变成了一场传统型现代农民造反而已。毛泽东遵照斯大林的旨意曾一再告诫他党人的，“中国GCD领导的革命就是农民革命，中国GCD领导的革命战争就是农民战争”这样一类“最高指示”，就是它最本质的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