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陈旭麓先生让我们读懂三个人
深圳湾畔文史杂谈之一
备注：2008年夏天，湘潭大学深圳校友会在深圳湾畔华侨城民俗文化村旁办了一个小型会所，袁铁坚将它取名青瓷茶舍，因为校友胡刚（笔名浮石）前几年出版了一本畅销小说《青瓷》，就用了这个颇有文化内涵的名称。于是在深圳湾畔逐渐形成了一个“青瓷”小圈子，意气相投的校友在搞活动、办讲座、打麻将，聊天、聚餐、品茗时，都免不了谈文化、谈历史，时间长了，我便成了谈史的主角之一，某些观点和心得往往会得到认同，有人就建议将一些重要的东西写成文字，让更多的人对历史产生兴趣。今天就开始采纳这个建议。当然《湘粤人文磨合与中国近代化》一书的写作不会中断，会继续下去。好比吃腻了满汉全席，需要换换口味，来一点农家小炒肉之类。
八十年代中期，著名历史学家陈旭麓先生来湖南讲学时提到一个观点，他说，研究近代史就一定要读懂三个人，一个满人、一个汉人和一个洋人，即慈禧、李鸿章和赫德。陈先生这个观点很有创见也颇具胆识，因为这三人当时仍被主流思想界视为“历史罪人”，是全盘否定的，研究这些反面人物在学术领域还是禁区。
我那时二十多岁，在湖南省政协文史办工作，对历史感悟甚浅，虽然记住了陈先生的话，但并没有深刻的理解和做深入的探究。1988年冬天陈先生在上海溘然长逝，享年70岁，因为他是湖南双峰人，湖南史学界对他的追思就多了些沉重与理性，会对他的学术观点重新思考。大致从这时起，我系统琢磨了慈禧、李鸿章和赫德这三个人，发现他们并不反动，不仅如此他们头上还有不少正面的光环，他们在近代历史的演变过程中起到了某些不可替代的作用，至少根本就没有开历史的倒车。
1993年我离开长沙调到深圳工作，不久翻阅余秋雨散文集《文化苦旅》时看到一段关于陈旭麓先生的文字。文革时余秋雨与陈先生在上海市委写作组呆过，都在《学习与批判》上发过文章，一个在文学组，一个在历史组，彼此熟稔，后来因此受到过政治牵连与舆论困扰，一度都很纠结，当年湖南省社科院副院长、历史学家杨慎之代表湖南省委邀请陈先生回湘工作也因此事搁浅。
余秋雨在《家住龙华》中回忆道：某日他正想把陈旭麓先生关于近代知识分子人格构成和海派特征的文章找来研读，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被告知陈旭麓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下午在龙华殡仪馆举行，并叮嘱“你家住龙华附近一定要去”。读到这里，自然又联想到陈旭麓先生数年前的观点，其实余秋雨所说的陈先生“关于近代海派知识分子特征”的研究文章并不是这位史学大师最重要的学术成果。
陈先生在史学界最杰出的建树是睿智的将“新陈代谢”理论引入近代史研究领域，不仅别有创意，而且硕果累累，他的《近代史思辨录》和《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就具有这方面的标杆意义，后来出版的《近代中国八十年》进一步体现了他这方面的研究智慧，而“研究三个人”的观点也是这一理论的一个具体延伸。
近年我在思考近代历史一些基本问题时有一个心得，觉得站得住脚。那就是，如果近代历史从1840年算起是学者们人为划定的话，那么中国的近代化却是从1872年逐步起航的，当然我会用很多例证来说明这个观点，只是这里不宜赘述。近代史与近代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1840年这个历史坐标无疑是人为设置的，而1872年这个历史节点却是自然形成的。
我的这个想法与陈先生“研究三个人”的观点有着内在联系，或者说是受了他的启发而萌生的一片绿叶。慈禧、李鸿章和赫德这三个人的活动时间大致就在1872年至20世纪最初几年的大约四十年的时段内，也就是说这三个人对中国早期的近代化起到过重要作用。二十多年前陈旭麓先生能够从侧面提醒和引导后学对这三个历史人物进行正面的思考可谓用心良苦。
首先说慈禧这个满人。应当承认慈禧首先是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1861年她的丈夫咸丰皇帝驾崩后，由她六岁的儿子继任，是为同治皇帝，从此慈禧开始主导朝政，管理这个行将就木的庞大帝国。19岁的同治皇帝于1875年病死后，慈禧扶持4岁的光绪皇帝登基。1908年光绪病逝，慈禧旋将3岁的宣统抱上帝座，第二天她也告别了近代历史舞台。她操纵的三个儿皇帝，年龄一个比一个小，而她自己却在一天天老去，的确十分工于心计。
从1861年垂帘听政算起到1908年谢幕，慈禧实际掌控国家最高权力47年。这半个世纪是中国近代化艰难递嬗的关键时期，慈禧基本上能顺应历史潮流，像洋务运动、清末新政等重要的近代化改革，慈禧都是赞同支持的；她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保守派，她对洋务运动期间保守派头子倭仁的戏弄与奚落就很有喜剧色彩；对于戊戌变法，慈禧开始也不反对，否则光绪不可能颁布那么多变法诏令，只是后来感到威胁了自己的统治地位，才下令镇压，这一点似乎可以理解，因为符合中国传统的政治逻辑；起用精明能干的汉族政治家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改革派也是慈禧的一大政绩，历史证明这些人都极大的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事业，她在历史大变局的非常时刻是知人善任的；她还促成了后来的废科举、兴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便是慈禧批准创办的。
慈禧是晚清中央政府层面和满族统治者政治全貌最具代表性的脸谱。把慈禧妖魔化不仅是对历史的误读，也是一种政治上的左派幼稚病和一种文化上的精神虚脱症。
再说李鸿章这个汉人。李鸿章大家很熟悉，这里不多谈，他是地方封疆大吏、汉族政治家和改革派的代言人。曾国藩于1871年去世后，实际上就由李鸿章担纲清廷政务，虽坐镇北洋，但遥执朝政，直到他1901年去世，主导清朝政府的实际运作整整四十年，他是中国近代化的主要推手，是洋务运动从头到尾的领袖，著名的轮船招商局就是他在1872年创办的。在对外关系上，每当清政府把这个巨大的古老帝国推到毁灭的边缘时，慈禧唯一必须启用的汉人就是李鸿章，这是当时中外政界的一个共识，他始终被捆绑在中国融入西方世界的历史助推器上。时过境迁，现在史学界和民间对李鸿章的评价基本上是正面的了。但在二十多年前，李鸿章却被看成是镇压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的侩子手和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卖国贼，是十恶不赦的反动人物。当时陈旭麓先生提出要深入解读这个人物，现在想起来也是极具远见的。不研究李鸿章，不肯定他对中国近代化的贡献，我们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就很难走出屈辱近代历史的阴霾，很难真正获得来自近代历史本身具有的强大动力和深刻借鉴。
最后来谈谈洋人赫德。一般人不熟悉赫德，但在中国近代史上却是须臾不能缺席的最重要的主角之一，他是近代中外关系和中国与世界接轨的纽带人物，在政治、经济、文化与外交等诸多方面都深刻影响了晚清政局，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对中国近代化的贡献不亚于李鸿章。这位英国人担任晚清海关总税务司长达半个世纪，是清廷最重要的、也是史上最牛的外籍客卿，恭亲王奕就称他是“总理衙门可以信赖的顾问”。
赫德19岁来华，在慈禧垂帘听政的那一年，也就是1861年开始代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一职（相当于中国海关总署署长兼国家税务总局局长），当时才26岁，1863年正式出任此职，直到1908年离职回国休假，与慈禧在位时间一样长，也是47年。慈禧于1908年冬天去世，赫德也在这一年春天去职。三年后的一个秋天，也就是辛亥革命的前夜，赫德在英国病逝，清政府授予的最后一个“太子太保”头衔就是给赫德的，此前获此殊荣的有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等人，赫德去世不到两个月，清朝也寿终正寝，颇具象征意味。
赫德在1864年，即太平天国失败那年，被清廷封为正三品官员，相当于现在的副部级，五年后升为从二品，算是正部级了，1889年，慈禧赏他正一品顶戴，相当于副总理级别，他是清朝中央政府名副其实的在编高官或高级雇员，慈禧的这个用人胆识一百多年来为历届政府所不曾有过。
赫德在近半个世纪的在华职业生涯中有几个重要的亮点至今仍闪烁着光辉，有如近代历史走廊中的长明灯：建立了中国近代海关体系和廉洁高效的运作机制，让我们今天继续受益；成立大清邮政官局，创建了近代中国的邮政系统，兼任过“国家邮政总局局长”；因为大量征收海关关税为清政府提供巨大的财政来源，延续了清廷的政治生命也维持了这个无能政府的基本尊严；李鸿章筹备北洋舰队时，赫德帮忙购买了八艘军舰，为中国近代海军的创建立下了头功；1863年设立的京师同文馆也是赫德赞助基本经费才得以开张的，后来又将这个培养翻译人才的教育机构提升为传播西方先进思想的文化平台；在对外关系方面，赫德积极推动清政府在西方主要国家设立了使领馆，并长期提供经费支持，这是最近三十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与西方国家和谐相融最早的历史基础；同时还尽量维护清朝的利益，在协调中外关系上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例如《辛丑条约》虽然丧权辱国，但如果没有赫德的斡旋和调解，结果会更惨，中国很可能会被瓜分而陷入分裂；赫德在清廷用人方面也施加影响，极力主张重用具有洋务思想和改革精神的汉族大臣，例如对张之洞、盛宣怀等人就极力推崇，他们都得到了清政府的重用，也在中国近代化的功劳薄上留下了自己大写的名字。
总之，并不是所有的洋人都企图侵略和掠夺中国，赫德就为中国的近代化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这三个不同文化背景的历史人物就是近代历史的三条红线，组成了一个三棱镜、一个线索枢纽，一个三维站点，可以透视扫描近代中国中间一段历史的全景和全貌，或者说，他们是一张深度进入晚清历史隧道的组合门票，说得更具体一点，要探求廓清中国近代化的轨迹，寻找那些难以辨认的披荆斩棘的艰难步履就必须读懂这三个人。
如果近代历史从1840年起锚到1949年靠岸，航程为110年的话，那么实际上分为三个航段。
从1840年到1872年的32年为处女航时期，起始32年，中国懵懵懂懂的撞入了近代历史的海域，一时找不着北，这个时期要重点品读的三个人是林则徐、洪秀全和曾国藩；
从1872年开始到1911年是航道探索期，或者称之为试航期，全长39年，开始由被动转向主动地寻求中国近代化的道路和方向，这是第二个时期，要深入解剖的人物就是陈旭麓先生所说的慈禧、李鸿章和赫德；
第三个阶段从清王朝覆灭到创立中华民国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即从1912年到1949年的37年，可以称为航道选择期，中国埋葬了封建主义，拒绝了资本主义而选择了社会主义，这个时期最重要的人物也有三个，即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
现在回想起来，陈旭麓先生是在提示我们用心把握近代历史中间这一段，只有读懂了这段历史才能对此前发生的历史变局和后来的历史走向作出准确的评价和正确的判断。
今天我们在充分享受现代物质文明和改革开放成果时，记住曾经的“历史反面人物”慈禧、李鸿章和赫德在一个多世纪前为中国近代化的艰辛起步填写的业绩表就似乎成了一种责任，历史毕竟是一脉相承的，文明之河也从未断流，历史虚无主义永远不可取！
（2010年12月10日于深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