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刘安恭是中央派到“红四军”来的“空降兵”。
刘安恭来之前的形势我们简要分析一下：
从南昌起义开始，朱德这一分支（原朱培德的教导团），便成为流寇，一路让国民党兵追着撵着，一度还寄人篱下，在老战友范石生手底下混吃，“勉从虎穴暂栖身”。虽然后来在湘南搞了一阵，搞的还挺火，但是民国党能容你“肘掖变生”？加之以湘敌逞凶好斗——所以，很快又走投无路了。
毛泽东恰好已经等在了井冈山，朱德便顺道来了井冈。但心是很野的，心是很不稳定的……
朱毛第一次会师井冈山，成立了“红四军”，革命形势曾经一派大好，连打了龙源口等几个大胜仗，声威大震。但是，问题也是非常突出明显的：近万人，来到“人口不满二千，产谷不足万石”的山区，吃怎么解决？虽然将混混着一起跟着朱德上山的湘南暴动农军早早解散回家吃饭，留在山上的正规武装还是不少，这些人，特别特别是，朱德带上山的二十八（南昌教导团部队）、二十九团（湘南宜章暴动农军），更是见过世面的，打开过大城市的，“红旗漫卷南天乱，湘南这边红一片”，曾经的十万工农武装啊。他们更神往“天上饿不死鹰、地下饿不死兵”、“走州过府，七荤八素”的“流寇”生活，谁愿意踏踏实实，一门心思在井冈山落草，“打倒资本家（地主富农），天天吃南瓜”，当个清贫的“山大王”呢？况且，你想清贫，可以，想太平，休想。卧榻之下，岂容它人酣睡？国民党会坐等你这只小鸡仔“养精蓄锐、羽翼丰满”？
朱德的手下（南昌部队和湘南宜章、郴州的农军）有走心，跟毛泽东上井冈的秋收部队同样也不安心（秋收起义的部队也以浏阳、平江的农军为主）。而毛泽东高瞻远瞩，一门心思想坚持“罗霄山脉中段根据地（井冈山根据地理论）”，想坚持“叫花子打狗还得有根棍（枪杆子里边出政权理论）”，“叫花子打狗还得靠一面墙（建设井冈山根据地的重要性理论）”，坚持“一切听从党的领导”——心里也许想的是，“我是毛委员，是中央派来的党的正宗领导者，坚持党的领导本质就是坚持我的领导”。说实话，毛泽东的战略眼光是中共高层中最高远的——没有“之一”，他如果称第二，没人敢称第一。个人意志力又非常非常的顽强，这也是他最终为什么成为这个团伙的领袖并最终带领这个团伙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什么这“主义”那“主义”，生存第一才是主义。什么这“道理”那“道理”，活下来才是硬道理。他在这一点上，始终紧紧抓住不放，贯彻在这辈子所有时期的“革命理论实践中”。红军时期是“井冈山根据地建设”，抗日战争时期是“国共合作”、“我们党必须严格遵循的方针是‘一分抗日，二分敷衍，七分发展，十分宣传’。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违背这个总体方针（摘自毛泽东选集1945年版《毛泽东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在陕北洛川会议上的讲话》）”。当时还在卖弄老资格的朱德哪里会听土包子加书生出身的毛泽东这一套？鸡同鸭讲。谁手里有枪，谁手里枪硬，谁就有道理。而此时间，朱德的人枪最精最强，朱能听你这一套？流寇怎么了？流寇比坐吃山空等死强，流寇是“树挪死，人挪活”，大规模游击，这是扩大红军政治影响力，发动群众，开辟新的根据地，解决红军的物资物资给养。于是，朱德的人马拉走了，又杀回湘南吃白米，结果，事与愿违，这一次不巧不慎，损兵折将，碰了一鼻子灰，又重返了井冈。这一折腾，毛泽东的“打狗还要靠面墙”的理论生效了，且更有预见性了，朱德的威信大损，而手下的铁杆拥趸，王尔琢、袁崇全，一个个败亡。二十八团三个营长，只保全了一个林彪，二十九团全部走散，只回来肖克一个连。而林彪，也被毛泽东所争取（王尔琢死后，二十八团团长由朱德兼任，毛泽东提议让林彪当，朱德和陈毅当时反对，在毛的坚持下林还是顺利当上了）。朱德、陈毅成了湘南“八月兵败”最大的输家。
重回井冈山，第二次会师，过去的老问题还是没能解决。吃的问题，穷的问题，安逸不了的问题（你不动敌人动，赣敌打不了你，湘敌来打你），发展不下去的问题（越打周边土豪富户越少，越打山上人员枪弹补给越少）。于是，产生了两种思想的尖锐对立：毛泽东的“保守主义”（朱德骂毛泽东“保守”，死待在井冈山不动），朱德的“逃跑主义”（毛泽东骂朱德吃不得苦，放弃根据地，过不惯“红米饭、南瓜汤、金丝被”的清贫生活，只想跑出去过“走州过府，七荤八素”的流氓生活）”。无论“神仙”们怎么打架，现实问题总得解决：井冈山的数千红军，怎么吃？怎么发展？靠朱德的一根扁担，山下挑得上来几斤？谅你毛泽东是如来佛祖，也得拿出来个办法呀，把你蒸了煮了，又够红军吃几顿？毛泽东和朱德经过协商讨论，双方达成妥协：兵分两部，一部守在井冈山（彭德怀的五军和井冈山本地人），保持泽东创建的根据地；一部分离开井冈山（绝对的主力部队，主要是朱德南昌起义的二十八团和毛泽东秋收起义的三十一团，朱毛随行），下山去赣南（湘南是不敢再去了，湘人好斗，湘敌太强），去找吃的。但是，不能走的太远，要在附近策应井冈山根据地，等人员实力增强后，随时打回来，守住井冈山。
1929年1月14日凌晨，井冈山冬天最清冷的日子，朱毛终于下山了，朱毛这一走，居然再没能重回井冈山。他们一走，湘敌急急来攻，彭德怀人少守不住，井冈山就这样丢掉了，而此时的朱毛因敌一路尾追，屡败屡战（朱德夫人伍若兰丧了性命、毛泽东弟弟毛泽覃伤了腿骨），欲求自保且不足，安能回头救人？敌情我情完全不允许了，不按照他们的“牌路”出牌了，他们就这样“闽赣路千重”，一路打到武夷山、闽赣边，幸亏，“此去路宽广”，打开了一片新天地。但是争论还是存在的，毛泽东的“根据地理论”，“一言堂”，“家长制”，“党管一切”，变得越发明显：打开红军诞生以来最大的城市长汀后，红军果然如愿发展壮大，人员激增，部队扩编，第一次换上了崭新灰军服（仿苏俄红军的新式服装样式就是这时候才定下来的，八角帽红五星）。做为这支部队的实际负责人，毛泽东也踌躇志满，意气风发，何等“指点江山”、“气壮山河”啊。此时间，毛泽东身兼前委书记（最高领导）、（红四军）军党代表、政治部主任，把所有重要职务都捏在手心，是这支军队俨然的“土皇帝”啊。身为这支部队主要领导者之一的朱德、陈毅当然心生厌恶。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这样下去不行了，必定在那个时候，有枪就是草头王，枪杆子最有发言权，跟毛泽东相比，朱德还是有一定武力的，有一定武力就有一定实力的，就有一定实力就有一定野心，有一定的发言权的。恰好，中央派人来了，据说，他身上还带来了中央指示。
此人就是刘安恭，此信就是“二月来信”。
刘安恭我就少说两句：四川人，朱德的老乡加旧友，比朱德年龄略小，曾经跟朱一样在军阀部队里混过，领过兵，打过仗，一样失意过，北伐时期一起来南昌投靠滇系硕果仅存的朱培德（当年“护国运动”时，与朱德一起团结战斗过的战友，时称“模范二朱”。当年风光无限的“滇军”在蒋介时风光的时代仅存活了朱培德一个，时任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喜爱旧将旧友，一纸任命他做了“教导团团长”，而刘安恭同时被任命为“教导团副团长”。
仅这一点，你想想，刘安恭跟朱德是什么关系？
刘安恭来时已经四月份了，还叫“二月来信”，是什么意思？此信是二月份上海中央写的（李立三当权授意，周恩来执笔），当时上海中央得知井冈山受到围剿，主力红军不能立足，已经主动开向赣南进发，所以有此指示。“二月来信”中主要有这样几个要点：红四军分兵，分成小股部队行动，避免受到国民党攻击全军覆灭。另外，朱毛两同志离开部队来中央，因为留在部队目标太大，容易被国民党盯紧。
时过境迁，信内的指示成了明日黄花。果然，这两点，朱毛都不同意。情况早已经发生了变化，局面已经得到扭转，“春花笑吐红，一鼓下汀龙”，冬天过去了，春天来了，傻子才会离开视为命根子的部队，况且自己都是这支部队的缔造者、创始人。分兵了，才更容易被敌人消灭，集中起来才更有战斗力，“大柏地战斗”的胜利和长汀城的解放就是最好的例子。基层指挥员们也没有一个支持“分兵”这个纸上谈兵的馊主意的。信就不谈了，再谈谈人。刘安恭跟上海中央是一伙的，留苏派，懂共产运动的，政治上高屋建瓴，马列主义说出来一套一套的：“红四军的规章制度，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上没有记载，一个字也对不上号，不合规范，土里土气，农民意识太强，要统统废除。而苏联红军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军队，我们要完全彻底学习模仿，用他们的‘一长制’建设中国红军……”他对毛泽东说：“你对马列缺乏信仰。马列著作就是要句句照办！”人才啊，刚刚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留学回来，又见过共产国际的高层，跟共产党的负责人熟悉，还扛着尚方宝剑，再来到乡下，跟土里土气的红四军干战士们比起来，那可不得了，了不得啊，和朱德又是老战友，旧相识，跟陈毅还是老乡，于是，朱刘很快达成一致：要从毛手里夺权（之所以不说“朱刘陈夺权”，是因为陈毅在这中间的作用很微妙，表现为“调和主义”，或者叫“陈毅主义”，其实就是老好人，朱毛两边都不得罪，各打五十大板。其实，根子上，他是四川人，从本质上说，他跟中央的周恩来他们都是流法派啊，也许跟朱刘一起唱了一出双簧罢了，历史只是不能假设猜度罢了）。夺权的“手段”也很直接：单纯否定毛一直强调和依赖的“党管一切”（朱德有意回避“党领导一切”的说法）的主张，这样毛这个“党的最高领导”就无从去直接插手领导军队了。朱刘在“前委”之下，新设立了一个“临时军委”（红四军队伍扩大了，既然连里都设有“支部”，军里当然有必要设立“军委”了），由刘安恭当“临时军委书记”。刘安恭和朱德索性决定，以后红四军的军事行动，不再通知毛泽东，不再让“前委”插手管理，这就真的把毛给甩开了。
把毛泽东当猴子，把毛泽东当猴耍。以毛的“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性格，岂容眼睛里头揉沙子？毛岂是能任人宰割、坐视不理的人？于是断然反击：我宣布辞职。毛泽东的理由是：“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但要争党的兵权。”你既然不让我领导，就是不让党领导，我不干了，党不领导你们了，党领导不了你们了。“我不能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调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毛泽东1930年6月8日于白砂会议上的发言）。”以林彪为代表的基层指挥员们也不乐意了：对毛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不满意，特别是专权，残忍（一介书生，手无缚鸡之力，可一出手就能逼走秋收起义活下来的最高军事长官余洒度、苏先俊，杀掉当时手下留下来的最高军事领导者团长陈浩，从这点上看就不是一般人），但还是能接受他的个人威望特别是能力的，能力就摆在那里，明显比朱德强去百倍。军队里可以忍受失去朱德，但绝对不可以接受失去毛泽东。毛之所以敢闹辞职，底气也在这里。况且，刘安恭是四川人，空降过来的，于这支朱毛一手创建的光荣部队何德何能？就想一步登天、一口吞天。况且，这些土生土长的本地赣兵湘将们（红四军的扩编，红军力量的壮大，成分的复杂，基层指挥员能力的增强，欲望的膨胀，间接分散了朱德那部军事力量的发言权），谁愿意能力一般的朱德、陈毅，再加个刘安恭，三个四川人坐强坐大？莫说火爆脾气的彭德怀，就是一向沉默稳当的林彪也看来风向了，有点不情愿了。林彪当下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你今天提出你个人要离开前委的意见，我非常不赞成，”“党里要有错误的思想发生，你应毅然决心去纠正，不要以不管了事，在中央派人来代表你以前，你不应离开前委。我希望你以后应该有决心来纠正一切同志的错误思想。”但是，带着尙方宝剑、“神明附体”的刘安恭，岂能被几个小小基层指挥员的一封信给挡了去路？虽然成立“军委”的意见，在前委扩大会议上被否决，但挡不住他“神挡杀神、佛挡杀佛”的决心：贯彻中央指示精神，一心“去毛”，不达目的不罢休。
接下来，就召开红四军“七大”了，在“七大”上大家准备摊牌，一揽子解决所有问题。有史料这样记载“七大”会场（在福建龙岩中山公园旁一所中学的总理纪念堂内）：三十岁的刘安恭发言态度偏激，甚至像袍哥骂茶馆一样一条腿蹬在板凳上指着毛泽东批评。给人印象深刻的是，朱德一反平日宽容忍让的态度，作了长篇答辩，别人劝他算了，少讲一些，“我们都知道了！”他还不肯，说许多事都被捅到下面去了，他要在这里讲清楚，“讲得不对你们可以打我五百屁股。”相反，平日里说话尖锐的毛泽东这次很克制，只作了简明扼要的解释，承认自己有时态度不好，但目的是为了周密计划、严格管理，并表示对许多意见保留自己的看法，将来可以由实践来证明。
现在说结局：红四军“七大”以后，逼宫成功，毛泽东彻底离开红四军，辞去了“前委书记”，由陈毅代理。一直到11月26日，毛泽东在中共福建省委巡视员谢汉秋陪同下，又心情舒畅地从苏家坡到达汀州，重新回到红四军，开了红四军九大，即有名的“古田会议”，重新当选前委书记，重新执掌权力为止。1929年7月8日，是毛泽东黯然离职的日子，以“前委特派员”身份去闽西视察和帮助工作，到11月底重新回来这段，是毛泽东人生最失意的一段日子之一，头一回“门庭冷落鞍马稀”，“鬼都不上门”。贺子珍怀孕了，想让普通战士曾志帮个忙，曾志都不愿意：我是参加革命来的，不是伺候月子的。当然，这是戏说。毛泽东应该对这一段刻骨铭心，几十年后都念念不忘。江华（井冈山时期的老同志）回忆：1958年，毛泽东住在杭州汪庄，正要去南宁开会，华东局书记谭震林和浙江省委书记江华前去送行。都是井冈山的老战友，自然就谈起了井冈山，毛泽东盘腿坐在自己的大床上，谈兴很浓，随行的人几次提醒飞机起飞时间到了，毛泽东却不愿结束谈话，说，“反正晚上就到南宁，别急”。他们在屋里谈不够，又到屋外谈。“七大不怪陈毅，那时候就那个气氛。因为已经造成那种形势，他只能那样。”
刘安恭是非常时期来的。对朱德来说，他来的正是时候，对毛泽东来说，他来的不是时候。对扩大了的红四军来说，对弱化了的二十八团来说，对欲望非常强烈的新生军事干部来说，对“反对四川人主政红四军”的土生土长的湘赣主力干部们来说，他来的，不是时候。做为逼宫大戏的始作甬者，或者点燃毛泽东下台导火索的刘安恭，在7月上旬毛泽东下台之时（离开红四军到闽西特委去帮助工作），刘安恭同时被“前委”派到二纵队任司令员（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后以朱德之二十八团改编为一纵队，毛泽东之三十一团改编为三纵队，后以一、三纵队之特务营和独立营改编为二纵队，原纵队长为当年二十九团之团长胡少海），如愿拿到领兵的“虎符”。
关于刘安恭之死有人是这样记载的：10月下旬，红四军向东江开进，21日，在攻打峰市的战斗中，二纵队与武装精良的强敌遭遇，刘安恭亲自率大队自芦下坝涉水，跃过汀江。登岩后发现守敌粤军已于虎市前面的山头设防，控制制高点，红军若不能冲上去，即将被逼至江边激流遭至覆没。刘安恭迅速组织突击队向山头发起冲锋。守军的火力很猛，红军被逼在山坳里。刘安恭见状，夺过战士的一挺机枪亲自扫射掩护。他发挥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获名射手的神威，很准确地把密集的子弹像雨点般倾泻到敌人前沿，打得守军抬不起头来。红军战士从司令员的射击中受到鼓舞，个个奋勇当先，一声呐喊冲上山头，展开了肉搏战。刘安恭即率大队跟进，忽然一颗子弹飞来，击中了他的头部。参谋长郭化若急令人将司令员抬下，在送往永定县的途中因伤重而牺牲，同志们将他安葬在仙师乡务田村”。他的牺牲，是红军自井冈山下山以来首次损失的一员高级将领，使红四军受到了“入闽以来未有之损失”。
洒家言：刘安恭，刘安恭，才足以济世不敢，天不永其年坐实。四月来，十月走，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从空降过来到牺牲，红火了仅仅半年时间。他的死，存不存在基层指挥员（拥毛派）有意见，从背后打黑枪的可能？像刘志丹一样？刘安恭如果死的还算是正常，那他就是“死逢其时”。至此以后，朱德的影响力就大不如前了，甚至失去了在四军的绝对军事权威。拿到权力才感觉掌握不了权力，可能因为能力有限，也可能因为部队今非昔比，已经掌控不住了。陈毅跑回上海中央请示工作，中央也发现问题严重，指示陈毅怎么把毛弄出去的，再怎么给弄回来，这即是有名的“九月来信”（依上理，中央九月份写的信，就叫九月来信）。
再请看朱德在文革中的境遇。在中共中央的档案馆里，有一份标号为“19660523”的会议纪录。此份文件记录了1966年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23日的会议，对朱德的严历批判，即发生在那一天：
地点：人民大会堂河北厅
主持人：刘少奇
朱德首先因为对批判彭、罗、陆、杨持消极态度而被责令作检讨：“我过去的错误已经作过两次检查，第一次是在高饶问题发生以后，我在会上作了检讨。第二次是彭德怀问题发生后，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检讨，那次检讨比较长一点。”
朱德接着又讲了他过去的错误，即二十年代井冈山上的问题和红军第四军“七大”的问题。张鼎丞、林彪、陈毅、周恩来先后发言和插话。陈毅批判朱德历史问题的发言很激烈很长。
林彪：去年罗瑞卿问题发生以后，在上海会议上，他（指朱德）还讲，不能讲毛泽东思想是世界马列主义的顶峰，顶峰还会发展吗？大概顶峰不是毛主席，而是你朱德自己，或者是赫鲁晓夫。
陈毅：朱德我要问你：你是不是要搞政变？
朱德：搞政变我没有这个力量，也没有这个胆量。
陈毅：我看你是要黄袍加身，当皇帝。你还大力赞扬赫鲁晓夫。你野心非常大。
乌兰夫：更奇怪的是他（指朱德）还说，人盖棺了是不能定论的。我们讲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是错误的，是修正主义的。他说，咱们同苏联还是要搞好，他也离不开我们。
薄一波：朱老总经常讲兰花。他说，自古以来，政治上不得意的人都要种兰花。
朱德：说到现在我是不是有野心？我八十岁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还说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说黄袍加身。我对于我们这个班子总是爱护的，总是希望它永远支持下去。
周恩来：几十年历史，朱德同志跟张国焘斗争，前一半应归功于刘伯承同志的推动。如果没有刘伯承同志在那里，黄袍加身，你顶得住吗？后一半是贺龙同志、弼时同志、关向应同志的共同推动，才北上了。如果没有这些，你甚至滑到河西去了。解放以后，那多了。毛主席常说，高饶彭黄的事，你都沾过边嘛。你到处发表意见，是一个危险的事，我们不放心。常委中有这样一个定时炸弹，毛主席也担心。你到处乱说话。你要谈话，得写个稿子，跟我们商量。所以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
最后邓小平宣布了中央对彭、罗、陆、杨处理的决定，与会者一致通过。
这一段历史，都是洒家一家之戏言，不上纲不上线，谢绝“跨省”。
2013年11月4日星期一下午1时4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