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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汝霖
章宗祥
章宗祥在被爱国学生打成重伤后，还令其妻面呈当局保释学生。（图文无关）
陆宗舆
迫于压力，三人被免职
一分为二地看待曾经的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
今年5月4日是光辉的“五四”运动93周年纪念日。
93年前的“五四”运动，是以一批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以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又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1919年5月4日这一天，一批爱国青年和先进的知识分子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己任，高举起反帝、反封建的民主大旗，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以讨伐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着手，向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发起了一场坚决的斗争。
在历史的长河里，在一浪高过一浪的红色革命浪潮的荡涤下，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理所当然地就成了铁定的历史罪人，沦为铁杆汉奸。可是，历史总是有它真实的一面，拂去历史的风尘，不难露出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人真实的另一面。
那也难怪，1915年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这三个“亲日”分子当然难逃干系。他们顶着“卖国贼”这一肮脏的沉重帽子，虽然做过一些有利于民众的好事，可难以被人们所记忆。下面我们就事论事地说说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真实的另一面。
先说说曹汝霖
曹汝霖出生于上海，为家中独子，曹家是书香门第，但家境并不宽裕。年轻时的曹汝霖厌倦八股文，一心想学造铁路，他执意自费去日本留学，家中无钱，双亲为了让这个独生子能如愿以偿，忍痛卖掉了两亩地供他去东京上学。
曹汝霖在日本留学时，曾就读于东京法学院，毕业后在日本各级裁判所实习，回国后在商部任职；同时还进士馆讲授刑事诉讼法。辛亥革命后，政府成立了司法部，新定了律师条例，规定法庭诉讼可以请律师。这时，已辞去公职的曹汝霖遂申请律师证书，居然是“第一号”的资格证，成了民国的“头号”律师。
当时，很多法官都是曹汝霖的同学，为了避嫌，曹汝霖也有意减少了与他们的交往。曹汝霖的律师事务所就开在自己的家中。后来，他接了一个死刑犯的上诉案件，在他的有力辩护下，死刑犯得以无罪释放；从此曹汝霖的名声大振，生意也开始红火起来。据他后来自述：“因此开了风气之先，法政学生挂牌业律师者渐多”。
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于1913年委任曹汝霖为外交次长，曹汝霖生平最受诟病的两件事均出自他在此任期内——1、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2、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五四运动”爆发的当日，“火烧赵家楼”烧的就是曹汝霖的住宅。曹汝霖当时藏进两间卧室夹层的箱子里，然后穿上厨役的衣服溜到东交民巷的法国医院，才躲过此劫，不过家产被烧殆尽，损失不少。据曹汝霖家的仆人后来回忆说，五四那天，北京的警察总监吴炳湘也在曹家，看到学生冲进来气势汹汹地闹，吴炳湘要加派警察镇压。曹汝霖却说：“几个小孩子，就让他们闹一闹吧，没什么了不起的。”他不让吴炳湘派警察镇压学生，因此，当场也没有发生镇压学生的流血事件。如果属实，说明曹汝霖的中国良心还没有丧失殆尽。
“五四运动”后，在全国人民的声讨下，北京政府被迫于6月10日下令罢免了曹、章、陆三人的职务，曹汝霖被免职后避居天津。曹汝霖时年42岁，他受刺激颇深，发誓不再与政治沾边；开始深居简出，不时地还做些慈善事业。每年冬天，曹家都向拉洋车的车夫施舍100套棉衣。施舍的方式也比较特别，每次由家里当差的抱着几套棉衣出门，看见街上有衣不蔽体的车夫，便雇他的车，拉到僻静的小胡同，叫车停下来，施舍给车夫棉衣一套，然后再去物色下一个施舍对象。每年施舍，从不张扬。
曹汝霖向来不否认自己的“亲日”立场，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一直被他视为中国发展的理想范本。不过，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公开表示要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立誓不在日伪政权任职。12月底，日寇占领军筹组华北伪政权，他们认为最理想的领军人物是吴佩孚、靳云鹏、曹汝霖三人，曾一度把曹汝霖看做是总理大臣的理想人选。
吴佩孚坚决不肯干，致使日寇特务机关恼羞成怒，设计将其毒死；靳云鹏也拒绝。日寇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非常气愤地斥责曹汝霖说：“为什么我们‘皇军’来了，你不出头帮忙，你究竟要作什么打算？”曹汝霖怕步吴佩孚的后尘，只好勉强地接受新民印书馆董事长、“中日恳谈会”会长等职，但并无实权。
汉奸王克敏为了拉拢曹汝霖，给他挂上“最高顾问”的虚衔；王揖唐出任伪华北政委会的“委员长”，又追加曹一个“咨询委员”的空衔，不过曹汝霖只是应付差事，从不到职视事。蒋介石当时就表示对曹汝霖的这种做法非常赞许。1945年北平肃奸时，军统局曾将伪华北政权的汉奸名单呈报给蒋介石审核以便严惩，蒋特意将曹汝霖的名字剔除在外。
上个世纪20年代，由曹汝霖发起、20多人出资，在北平阜城门内白塔寺沟沿建了一所医院，取名“中央医院”。医院买进所需医疗器材后，尚余20余万元，存在由曹汝霖代管的新亨银行作为一项固定开支。医院一切经费都由曹汝霖负责筹措，冬季用煤也由曹兼任董事长的井陉正丰煤矿公司无偿供给；穷人来看病，一概不收医疗费。
曹汝霖只工作却不拿薪水，他所得的全部报酬就是：他到医院时，由院方将他汽车的油箱加满汽油。
曹汝霖主持“中央医院”工作达十余年。日军侵占华北后，曾想强占这家医院，曹汝霖去找日军交涉说：“这家医院是私人经营的，而且是慈善性质的”与其周旋，日军方才罢手。日军接管了协和等医院后，一些名医——像钟惠澜、周华康等不愿为日本侵略者效劳，纷纷被曹汝霖和“中央医院”招募过来。医院的妇产科，也在此时创建，由林巧稚大夫主持。
抗战胜利后，曹汝霖辞去了“中央医院”院长的职务，请钟惠澜接任。他对钟说：“我本是个外行，维持了十几年，虽然没有成绩，但幸而没有大过。日本人在这里，我不能不顶着名字应付应付。现在日本人走了，还是你们几位专家出面多负些责任吧。”
抗日战争胜利后，曹汝霖迁居上海，先被短暂囚禁，不久又被释放。1949年去了台湾，后又去日本、美国。他晚年在自己的回忆录《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一书中仍不免为自己辩白。当其忆及“五四运动”时，他倒也大度、感慨地发出肺腑之言：“此事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来，于己于人，亦有好处。虽然在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1966年8月他病死于美国底特律。
再说说章宗祥
章宗祥早年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对日本情有独钟；认为中国只要向日本学习就足够了，没必要远渡重洋去美国、欧洲取经。他当年去日本时考取的是公费留学生，成为1898年南洋公学（上海交大的前身）的第一批留学生，当时仅有六名佼佼者，其中还有杨绛的父亲杨荫杭。
章宗祥回国后为清政府编过商法，清廷曾赐他进士身份。他还参与了清末新政时期的中国法律改革，对于新刑法和商法的改革颇有贡献。新近有研究者发现了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由章宗祥和董康联合编纂的《刑律草案》（草拟稿本），在时间上，早于由日本人冈田朝太郎主持完成的新刑律草案，应属于中国近代法史上第一部由中国人自己主持起草的刑法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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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草案开始采用了现代刑法的体例，模仿日本，折衷中西，并率先引入了罪刑法定主义、以及惩治教育的立法宗旨，堪称中国近代刑法典的开篇之作。而它不被人所知的原因有可能是，该草案没来得及正式上呈，就被冈田氏刑律草案所替代，从而失去了登上历史舞台的大好机会。章宗祥写过《新刑律颁布之经过》一文，回忆了当初编纂草案时的难忘经历：“房屋已陈腐失修，雨日地面出水，潮气逼人”，但除了开会日，他和董康每天足不出户地编译整理草案，到了盛夏仍不休息，“两人对坐，余口译，董笔述，至今犹能忆及当时情状。”
章宗祥与杨荫杭是同窗兼好友，杨绛在《回忆我的父亲》一文中还提到过，暑假的一天，章宗祥接他们全家到他家去玩：“他是用汽车来接我们一家的。我还是个小土包子，没坐过汽车。我父亲平时从不带孩子出去拜访客人，只偶尔例外带我。我觉得有些人家尽管比我家讲究得多，但都不如这一家的气派。那天回家后，大姐盛称他们家的地毯多厚，沙发多软。父亲意味深长地慨叹一声说：‘生活程度不能太高的。’他只说了这么一句。父亲藏有这位朋友的一张照片，每次看了总点头喟叹说：‘绝顶聪明人……’，言下无限惋惜。”杨绛父亲讲到“二十一条”时，总用“嘴巴”一词代称章宗祥，“据我猜想，大约认为章宗祥不是主脑，只是起了‘嘴巴’的作用（我从没问过，但想来猜得不会错）。”
后来，章宗祥给袁世凯任过总统府秘书、法制局局长、大理院院长、司法总长等职，当时跟日本签订的卖国条约，大都经过他的手，也因此被斥为“卖国贼”。“五四运动”当天，他是三人中最倒霉的一个。学生们涌进曹家时，章宗祥本来藏在地窖中，当听见外面喊叫起火了，他便从地窖里跑了出来，被学生们逮个正着，报以一顿毒打。曹宅管家燕筱亭扶着被打得浑身是血的章宗祥，从东门逃到城隍庙街附近卖烟酒的东祥成杂货铺躲了起来。
愤怒的学生们还是寻了过来，曹家仆人李福在后来的审讯证词中描述当时的情景说：“只瞧见学生们拽着章公使的腿拖了出来”，“在门外用砖头狠打章公使”，“章公使被打得满身是血躺在地上不会动弹了。”最后警察总监吴炳湘率大队巡警赶到，救出了章宗祥。曹家的保安三队队长何文贵的证言，也还原了章宗祥被打后的一些细节。当时何文贵正在曹家东南角外边，他看见了学生毒打章宗祥，于是带了9名保安去搀扶浑身是血的章宗祥。在曹宅门外站岗的保安三队队员乌庆林、关荣斌、耆琛、洪全如的证言，也陈述了章被打时，日本人护着他坐车去医院的一些细节。5月4日当天，北京日华同仁医院外科主治医生平山远出具了章宗祥伤势的证明：头部挫创、全身扑打伤兼脑震荡。
据说，章宗祥很长时间都没有脱离生命危险。尽管如此，当他闻听到肇事的学生被捕时，章宗祥不仅没有乘机提出控告，反而派其妻子出面代替他具呈保释学生。有人评论他说：“自知众怒难犯，亦可见其风度”。不管怎么说，章宗祥在被打得遍体鳞伤且又没脱离生命危险的情况下，令其妻出面保释痛打他的学生不受责罚，就凭这一点，对他的宽容和气度不得不表示赞许。
章宗祥伤势好转后，于6月初也告病辞职。在辞职书里，他倒没像曹汝霖和陆宗舆那样为自己辩解，而是老实地以伤痛为由请求辞职，以便“侍奉老父，退居田间”。
抗战爆发后，汪精卫等建立伪国民政府，为日本侵略者效劳。大汉奸们多次拉拢章宗祥入伙，尤其是汪精卫对章宗祥惺惺相惜，因为二十多年前章宗祥曾在他性命攸关之际救过他，事情的来龙去脉还要追溯到1910年那起轰动全国的那起刺杀摄政王的大案。
汪精卫、黄复生在北京刺杀摄政王载沣不成，事情败露，铛锒入狱。当时主审汪精卫一案的是民政部大臣耆善，章宗祥时任民政部右丞，主持一切庭审事务。审汪一案出现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是御史胡思敬等主张处以极刑，一种是肃亲王、章宗祥等人认为现在正推行宪政，革命党人也远远不止汪、黄二人，不如从宽处理，缓解矛盾。耆善非常清楚革命烽火不可遏制，打算宽待汪精卫以市惠，也是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以“误解朝廷政策”为由免除汪精卫一死；当时来操办这一切具体事务的就是章宗祥。当时，章宗祥非常善待狱中的汪精卫，汪精卫犯了这么大的事所以不死，章宗祥可谓功不可没！不过，那时候的汪精卫也还远远不是一个大汉奸，而是一个顶呱呱的大英雄，章宗祥是救英雄出火坑。
1931年3月，章宗祥应汉奸王揖唐之邀到北平出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1942年又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伪电力公司董事长。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迁居上海，以汉奸罪被捕。1962年10月1日病逝于上海。
最后说说陆宗舆
从“五四”运动的前后经历来看，陆宗舆无疑比章宗祥和曹汝霖幸运得多。学生们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后，本来准备前往陆宗舆家找他当面清算卖国账的，但因没能找到陆的住宅而作罢。后来在他向政府递交辞呈、为自己开脱罪责的同时，陆宗舆将事件的原因归总于“党争”，他认为发动“五四”的人并不是青年学生，而是背后的“黑手”，“名为爱国，实为祸国；以此救亡，实为速亡”。
陆宗舆是三人中年纪最长的一位，浙江海宁人，少年时乡人称他为神童。1896年，二十岁的陆宗舆结了婚，新娘子徐金凤和著名的女革命家秋瑾是同学兼好友，还曾结拜为姐妹。婚后三天，陆宗舆就告别妻子前往张之洞创办的湖北自强学堂学习，一年多不回家。又过了一年，陆宗舆向妻子的娘家借了一笔钱，独自去了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这一去又是三年。
1902年秋，陆宗舆学成归国，在殿试中考得法学第一名，获举人身份。1906年冬，陆宗舆以三等参赞的职务陪同五大臣出访欧美，一路行程访问了英、法、美、德、俄、意等国。他们在德国待的时间最长，不仅考察了宪法、国法等现代法律制度，还研究了市政、警政等新政建设。第二年秋天回国，陆宗舆将考察成果写成一本《欧美政治要义》的论著，朝廷据此制定了新官制，废除了延续一千多年的封建科举制度。
1907年，陆宗舆被调任奉天洋务局总办兼管东三省盐务，前往沈阳就职。当时吉林、黑龙江两省用骡马运盐，大车一次只能拉几百斤，从长春到哈尔滨一个来回需要走一两个月，一年中又有七八个月是积雪不能运行；几万吨盐积压着运不出去，而哈尔滨等地的老百姓却买不到盐吃！为什么不用火车运盐？问题就出在当权的慈禧太后身上，她历来对铁路恐慌，害怕修铁路会冲坏了风水；再则，东北的铁路是俄国人和日本人修筑的，手下人不敢用火车运盐。陆宗舆假装不知此情，找到了当时的中长铁路俄方路长谈判，很快地，第一批盐就从铁路起运了。
用铁路运输后，每斤盐的运费由一元钱降到几分钱，而且一年四季可随时出运。运输通畅了，盐却不够卖的了。陆宗舆又从东北最大的盐场——营口田庄台盐场着手，命县令督办将盐工们全找了回来，开矿采石，垒堤筑坝，先筑海塘，后建盐场；不到一年，盐场就变得异常繁荣。他还发明了“补征法”，杜绝了官员舞弊谋利的路子，后被推广到全国。
陆宗舆在东北管理盐务的三年里，第一年就增收盐税九十三万两税银，到了第三年达到一百六十余万两。当陆宗舆卸任离开沈阳时，营口百姓敲锣打鼓送来一顶乡民们你一针我一线、轮流绣成的“万民伞”，表达对陆宗舆的感激和拥戴之情。从此，陆宗舆也被誉为“经商奇才”。
袁世凯上台后，任命陆宗舆为总统府财政顾问。1913年12月，陆宗舆作为驻日公使赴日上任，时年三十八岁。不久，陆宗舆接到袁世凯的来电，说国内正在抓捕革命党人，许多参加二次革命的人纷纷逃到国外避难，孙中山等人就躲在东京，要求驻日公使迅速办理引渡他们回国。
陆宗舆经过再三考虑后，便找到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献出“调停法”。他对大隗重信说：“我们筹措学费供给学生上学，给予生活补贴，保障他们的人身安全。钱由我们大使馆出，你们日本只要取消引渡这一项就可以了，首相以为如何？”日本人对袁世凯一向没有好感，因为他的发迹，恰是在朝鲜与日本人斗智斗勇之时，当时就与袁世凯结了怨。眼下，大隈首相更不愿意充当袁世凯的帮凶来对付其政敌，所以就顺坡下驴地一口答应了陆宗舆提出的方案。
一个多月后，孙中山特意来会见陆宗舆。一见面，孙中山说：“由于你的‘调停’，许多国民党人免遭杀害，我在这儿也很安全，这都是你的功劳，我得好好谢谢你！”孙当即拿出一张自己的照片，在背面题写“润生兄留念——孙文”送给陆宗舆作纪念。因为有了陆宗舆的这个“调停法”，所以在国内战争时期，许多共产党人如周恩来、郭沫若等逃亡日本，继续进行革命活动，没有受到迫害。
北京石景山下有一处建筑，两排房子全部是由青石砌成，通体青白色，人称“白屋”，颇为神秘。
1918年4月，段祺瑞委任财政部次长陆宗舆为督办、瑞典专家安德森为技术顾问，组建公司并着手兴办矿务事宜。1919年春，陆宗舆和美国专家一起在北京周围进行实地考察、选址，最终敲定在石景山的东麓，这就是九十多年前首钢的最初蓝图。
炼钢所需要的铁矿石来自于龙关山和烟筒山，陆宗舆故而为这家炼钢企业取名为“龙烟铁矿公司”，意在寄希望于钢铁厂像龙一样烟气滚滚、升腾壮大。
1921年春天，从美国购买的大型冶炼设备运抵石景山；这座炼铁炉是京津地区的第一座高炉，也被称为首钢一号炉。为了给这个庞然大物打造一个坚实稳定的地基，工人们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炸平了二三十米高的两座山包，开山所采的这些石头，青白纯净，质地坚硬，是优良的建筑材料。于是，陆宗舆就地取材，在厂区建造了前面所述的那排“白屋”，现已成为“首钢厂史博物馆”。
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张作霖和吴佩孚的二十二万人马在长辛店一带激烈交火，石景山炼厂正处在双方战火的夹击之中。7月，陆宗舆为逃避抓捕躲往天津租界，龙烟炼厂出铁之事随之搁浅；“白屋”也成了军阀政府的临时议事厅。
1936年，在日军夺取龙烟铁矿的开发权后，陆宗舆受命于国民政府，重新接管龙烟铁矿。那一年，陆宗舆住进“白屋”，频繁奔波于平津之间，企图重整他的钢铁王国；但最终也没能完成让龙烟铁矿公司炼出钢铁的夙愿。直到1945年，这座命运多舛的钢铁厂才终于从“一号炉”流出了它的第一股铁水。
1940年，汪精卫成立伪国民政府，陆宗舆被聘为行政院顾问，再次附逆沦为汉奸。1941年6月1日病死在日本，他没有葬回家乡浙江海宁，而是葬在了石景山福寿岭的东山坡。
【根据《建党伟业》等有关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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