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史上最大施主陈启宗曾会场怒吼：以做中国人为耻辱！

哈佛史上最大施主陈启宗曾会场怒吼：

以做中国人为耻辱！

School of Public Health)，以纪念恒隆已故创办人、陈氏兄弟的父亲陈曾熙。哈佛大学表示，这是该校首次因慈善捐款为一个学院更名，此前哈佛肯尼迪政治学院是为纪念美国前总统而命名。下为2013年《中国慈善家》杂志根据对陈启宗的专访撰写的文章。

这是一个例外的香港豪门，它不主张财富父子传承，三代如此。从这个豪门中成长为商界领袖的陈启宗，被独特的家族财富观念深深地影响。他能量巨大、见解独特，通过商业、慈善、社会活动辐射其超常影响力。

“我今天第一次以做中国人为耻辱！”此言一出，人声嘈杂的会场顿时安静下来。

发出这番言论的那个男人，站在讲台上，不怒自威。他身材不高，却散发出一股强大的能量。

这是10月13日中午12点左右，北京万达索菲特大酒店，一场论坛正在这里进行。两位重要嘉宾先后发表演讲，但他们的讲话声未能盖过会场的嘈杂人声。

第三位上台的陈启宗，香港恒隆地产董事长，时常名列香港富豪榜前20名内。他现年63岁，身材略有些发福。几步轻快地迈上台后，出人意表地，他开始斥责台下坐着的几百位嘉宾。他们在上两位演讲嘉宾发言时，或交头接耳，或互换名片。陈启宗斥责他们对演讲人极度不尊重，“中国人要学外国人的精神，而不只是知识、技术。我们把我们自己好的东西扔掉了，西方好的东西没学到，变成莫名其妙的一帮人。不要在国际场合，也不要在关起门来的自己的地方丢脸。我觉得非常羞耻。”

会场很快肃静下来，嘉宾们全部收敛了“不尊重”，静心聆听。

午餐之后，在接受慈传媒《中国慈善家》杂志采访时，陈启宗表示：“我们中国是礼仪之邦，现在却无礼失仪。我坐在下面听别人演讲的时候，旁边人跟我聊天，我是非常不自在的。三千年来的礼仪之邦变成了这个样子，而且富人以为自己了不起，有了两个钱就更是如此，羞耻。今天吃午饭时是中国人的羞耻。”

这位性情十足、心直口快的富豪，生于香港、长于香港，在美国读大学，拥有美国国籍，但却对中国表现出相当浓厚的感情。即便是批评中国人，他更多的情结也是“恨铁不成钢”。他还是欧美同学会的鼎力支持者，连续多年成为该组织论坛活动的出席嘉宾。

他认可儒学的现代价值，强调增进现代人的士大夫精神；他捐助并参与美国众多知名的中美研究交流的智库，推动中美两国的友好发展；他捐助并参与香港的多家维护“一国两制”的基金会和智库，支持中央政府；他以一己之力为故宫等古建筑的修复献言献策、出钱出力……

这个典型的香港“富二代”，对他所喜欢的智库、非政府组织、文化和教育基金会，均出手阔绰，而且长期坚持。但对自己的儿子——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富三代”，他却表现吝啬，在儿子工作之后，他就不再提供资助，由其独立发展。

对此，陈启宗解释：“几十年来，我家里有一个传统，就是钱不留给子孙后代，给他们尽可能好的文化和道德教育就可以了。钱更重要的用途乃是为着公益事业，用以回馈社会。因这样的家教背景，当先父陈曾熙先生于1986年离世，由我接管家族生意之后，我也就从此走上了热衷慈善事业的路。”

“二代”创业

1986年，恒隆集团主席、创始人陈曾熙去世，当时他不过63岁，距他创办恒隆集团不过26年。但他的财产已高达40多亿元港币，位列当年香港十大财团第九位，排在李兆基之后，邵逸夫之前。令港人不解的是，他没有把数额庞大的财产分配给妻子，更没有分给陈启宗、陈乐宗等三个儿子。在其遗嘱中，他交代家人将其财产以信托的方式成立陈曾熙基金会，信托委托人也非家里人，而是跟随他多年的部下殷尚贤。

陈家祖籍广东顺德，民国时期在东部沿海做生意，为富商。1960年创建恒隆集团，主营地产开发。此后，他与李嘉诚、李兆基、霍英东等一代新富，共同缔造了战后香港的商业繁荣。

陈曾熙去世后，陈曾焘接任恒隆集团主席，陈启宗任董事。这一年，未能直接接班的陈启宗，与弟弟陈乐宗在美国创办晨兴创投公司，投资初创和成长型科技公司，其中多家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1992年之后，陈启宗开始在中国大陆寻找生意机会。起初他相当谨慎，默默观察政策的长期走势。直到1996年，他才开始跑马圈地，晨兴创投在中国投资的科技公司有搜狐、携程、第九城市等。晨兴创投最近一次的大手笔投资，则是投资了雷军创办的小米科技公司。在投资科技公司之外，晨兴一度获授权创办《福布斯》《哈佛商业评论》和《信息周刊》三大著名财经媒体的中文版，近两年逐步退出。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尚是传统媒体形势良好的时代，陈氏兄弟由此大赚一笔。

相较于作为上市公司的恒隆集团，陈启宗称晨兴创投公司为“家里的”。这个独立于上一代家族之外的私人公司，显示了陈启宗兄弟的商业智慧。他们明显不是富二代中的纨绔子弟。

1991年，陈启宗从叔叔手里接过恒隆集团的权杖，在董事长的位子上一直坐到今天。在陈曾焘执掌的五年时间，恒隆集团被整合收缩，格局保守，致使恒隆集团跌出香港公司实力榜的前十名。陈启宗接棒后，凭借两项战略决策，帮助恒隆集团再次崛起。其一是进入大陆市场，在上海先后开建恒隆广场和港汇广场，恒隆广场建成后成为当时浦西第一高楼，从此闻名于大陆；其二是成功避开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如今，陈启宗已将恒隆集团的重点放在大陆，继进驻上海之后，又陆续在沈阳、济南、无锡、天津、大连、昆明，以及今年刚刚中标的武汉，发展各地恒隆广场。在大陆，陈启宗不做住宅地产，只做高端商业地产，而且只租不卖，现金流源源不断。2013年福布斯富豪榜香港地区排名中，陈启宗家族以31亿美元位列14。

作为少主，陈启宗完成了从富二代到企业家的华丽转身。他用自己的商业才华赢得了广泛的认可，也赢得了财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陈启宗并未持有恒隆集团的股份，只有并不丰裕的工资。他曾讲到，“公司在2003年前没有薪酬委员会，之后委员会成立了，才认为我的待遇不合理，加我薪酬和股份。过去我甚至连期权也没有，工资十年都没有变过，我还记得，2003年的工资是144万港币，公司里有不少员工都比我高。现在公司不少同事的认股权比我还多，而且他们的价格拿得都比我低很多。”

“有钱的儿子不成材，没钱的儿子成材。”这是陈启宗给朋友的箴言。“先父去世时我们三兄弟没有拿到一分钱。我儿子从小我就教育他，他不会从爸爸这里拿到一分钱，将来也是。”外界流传着一个陈启宗和儿子之间的小故事。他的儿子在上海工作，每天早上骑自行车上班。“有一天我打电话给他，他说‘对不起爸爸，我现在快要下自行车了，下了车我再给你通电话。’”陈启宗则以他惯有的幽默回答，“还骑自行车，你好奢侈。”

历史情结

将生意做到大陆之后，陈启宗希望为大陆的文物保护做些事情。“我当时的想法是，尽量不要在北京做，因为在那里做事总是比较复杂。”不过他的一位朋友告诉他，北京故宫内有一块空地，建筑已被大火烧毁。1994年，经朋友介绍，他认识了时任国家文物局外事办副主任王立梅，由她带入故宫建福宫花园。回忆这次参观，陈启宗用“惨不忍睹”来形容，“那个情景让我相当震撼。当时遗址被夷为平地，寸草不生，更是堆满了垃圾，还有一艘破烂的木船。”建福宫花园建于乾隆五年，后被一场神秘的大火焚毁，焚毁的日期是1923年6月27日，陈启宗至今清楚地记得。

这次参观，改变了陈启宗不在北京做文物保护的想法。“那时候我就有一个意念：文物的破坏乃是国家衰败的明证，而文物的修复乃是国家兴旺的确据。”他决定修复建福宫花园。而在他之前，还没有私人出钱修复故宫的先例。

于是，陈启宗在香港成立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更重要的是，他需要为可行性研究以及获得审批而奔走，因为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下，支持和反对复建的声音都有。直到1999年，在时任文化部部长孙家正的见证下，陈启宗和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签订了合作协议书。2000年，建福宫花园复建工程启动，2005年完成，该工程获得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的捐助，最终的数额则没有对外透露。陈启宗表示，“我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真正的捐助金额，只有我跟从香港派过来的项目经理两个人知道。”

捐了钱，陈启宗更关心具体操作。为此，他的多年私人助理丘筱铭，从香港搬到北京，出任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的项目总监，与故宫博物院一同监管项目实施。复建初始，施工人员准备把被焚毁的半截石柱子砸掉重建，陈启宗得知后当即表示反对，并亲自飞赴北京，说服了相关人。随后，他从尼泊尔请来一位修复石头的英国专家。故宫博物院方面也高度评价这种做法的意义：它不仅使消逝了近一个世纪的皇家名园重新焕发出生命，而且通过精细严谨的工程，努力追摹传统，培训了一批古建筑技术工匠，使珍贵的古建筑工艺法得以保存和发扬。

建福宫

建福宫花园复建完成后，陈启宗又开始捐助修复位于花园南侧、被同一场大火焚毁的中正殿。中正殿建于康熙年间，为藏传佛教在故宫的中心。除了北京的故宫项目，在香港，陈启宗还修复了一个建于1853年的英军军火库，工程历时13年，如今成为亚洲协会的办公场所。陈启宗透露，他在无锡还有六个文物保护项目正在进行。

建福宫花园复建工程结束时，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郑鑫淼希望为陈启宗立块功德碑，或者标注由陈启宗捐赠复建。陈启宗立即反对，“恢复历史原貌，是对得起炎黄子孙，做了我的牌子放在那里，就破坏了那个地方的整体观感。”

2011年，中央电视台主持人芮成钢爆料，建福宫花园成为私人会所，入会费高达100万元。此后故宫博物院开始整改。不过，也有矛头指向复建人陈启宗。他很不屑地回应说，“我知道有些人说，陈某人就为在里面赚钱，为做这个会所，才修复这个东西。我心里想，那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陈某人现在没有50亿元到100亿元的项目我都不干，我没时间干那个，我最近做的项目每个都是100多亿元的。你让我赚那几十万、一百万，那真是笑话，你把我陈某人当什么了？做大事的人哪会赚这些小钱？”

作为修复的捐赠者，陈启宗也获得了故宫的优待，容许他偶尔进去看一看，并且可以带着朋友。直到今天，他在故宫还有办公楼，虽然不是在建福宫。在他看来，晚上在故宫里走走，是人生一大乐事。

从1994年决定复建建福宫花园，到2012年中正殿修复完工，历时18年。“人生能有几个18年？”陈启宗感慨道。不过，他认为很值得，“谁有机会做这个呀？忽然间碰巧被我遇上了，不做是笨蛋、傻瓜。故宫只有一个，你想想看，唯一有机会在故宫里盖个什么东西的，就是这次了，这次机会如果不抓住就再没有了。”

之所以对文物保护如此用心，陈启宗表示，他感兴趣的不是古建筑本身，而是历史，文物都是历史的见证。

民间外交大使

出席活动时，陈启宗的个人职务，除了注明恒隆地产董事长的身份，现在紧随其后的是亚洲协会联席主席。亚洲协会由美国洛克菲勒家族于1956年创办，总部设在美国纽约，在世界各地都设有海外中心，其宗旨是向世界传播亚洲文化。2011年，陈启宗开始接任联席主席，在此之前，他已担任副主席多年。

亚洲协会并非陈启宗任职的第一个智库。他的个人资料显示，他是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美国百人会、雅加达战略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顾问委员会的成员；他曾任世界经济论坛理事会、美国东西方文化中心、太平洋国际政策协会、艾森豪威尔基金会以及美国莫琳与麦克·曼斯菲尔德基金会的成员。

1990年代，陈启宗出任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理事会成员。在历届会员中，他是第一位亚洲人。“究其原因，首先是我的生意比较成功，赚了不少钱。试想，别人会邀请失败的生意人出任此等公职吗？当然，单有钱还是不够的，你必须有学问、有思想、有见地，言之有物，还要懂得按国际惯例处事为人，才能获得一点在世界舞台上的发言权。”

通过各种国际交流平台，陈启宗和众多国家的政治家、政治学家成为了朋友，例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美国前总统老布什、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伯南克、“软实力”理论创建人约瑟夫·奈，以及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和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等。

10月13日欧美同学会北京论坛的晚宴上，陆克文突然现身，就坐在陈启宗的旁边。他的出现，让到场嘉宾颇为惊讶，因为他与欧美同学会全无关系，也没出现在论坛的嘉宾名单中。“今天晚上陆克文为什么要来？他来跟我聊天的。我们本来约了昨晚聊天，但他把时间弄错了。昨天晚上他还在迪拜，在迪拜转机的时候写了一个E-mail给我，说对不起，明天有时间吗？我说明天很忙，一起吃晚饭吧。后来我想想，要是主办方不介意的话，就把他请到晚宴吃饭，结果他真的来了。”陈启宗告诉慈传媒《中国慈善家》。

任职美国智库的同时，陈启宗还在香港多家智库任职，是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执行委员会主席、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会会长和香港发展论坛召集人。他还参与了这三家智库的创建，捐赠了大量款项。成立于1995年的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会，由李嘉诚、郑裕彤、邵逸夫、曾宪梓、陈启宗等香港20名工商界人士发起筹备，每人捐款500万元港币。

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在接受慈传媒《中国慈善家》采访时表示，在香港企业家中，像陈启宗这样具有国际视野的不多，关注智库的不多，活跃于国际舞台的不多，在国际和国内都有影响力的不多。忙碌的企业经营管理之余，陈启宗乐于花时间参与、组织智库发展，推动国际交流。据王辉耀所知，陈启宗最近两次组织中国企业家参访以色列，每次参访人员都有二三十人，受到以色列总统和总理接见，推动了两国在科技、教育等方面的合作。“他是社会活动家，也是民间外交大使。”王辉耀说。

之所以钟情国际关系的智库，“那是个人兴趣。在这个全球一体化的大环境之下，对世界认识不够的话会很吃亏。”陈启宗说。

除了以智库的形式推动中国和世界的联系，他还以一个评论家的身份，向外界分析中国、解说中国、推介中国。在香港《明报》《信报》等报刊，陈启宗时常撰写文章，标题总是很宏大，例如《经济危机后的世界格局》《中国之发展为东西方文明共处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展望未来三十年：中国的发展愿景》等。

一个家族的榜样

香港豪门受到关注，总不外乎财富和女人，争遗产、娶明星太太的剧目，在豪门家族一代代持续上演。唯一的例外，大概就是陈启宗家族。陈启宗曾拿儿子揶揄香港豪门：“人家孩子娶媳妇一个赛一个漂亮，我们家孩子恐怕就不行了。”

他认为，富不过三代的魔咒，不论是欧美还是中国，在不同的文化和制度背景下都普遍存在，财富传承最好的方式就是做慈善。

相对于其他豪门的花边新闻，陈启宗受到关注的点是他的“炮火”。陈启宗不像父亲、叔叔和弟弟那般低调，时常表现出高调的一面。在公开场合，他多次猛烈批评投行，“绝大部分投资银行都是贼”，“20多年来，我从来就看不起投资银行家，亦叫我的儿子不要到投行工作，如果我有女儿，也不要她嫁给投资银行家”。他不忘历史，既批评欧美的自由民主，也批评欧美曾经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还有时常出现的“中国威胁论”。当然，对于中国的一些坏现象，他也丝毫不留情面，例如批评官员为了升官而拿博士学位，他更对中国国民性予以批判，颇有些鲁迅遗风。

陈氏家族一直有着良好的财富观，乐于主动做公益，而又行事低调，不为求名。陈氏上一代中，陈曾熙将遗产捐出，成立基金会，走在华人圈前列。陈曾焘与夫人许启明于1997年在香港捐资成立思源基金会，支持国内教育和医疗。陈曾焘还是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的校董，以及香港大学教学科研基金创会董事，为教育捐助良多。

到了陈启宗、陈乐宗这一代，兄弟俩在慈善方面的表现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陈启宗欣赏华人圈大善人余彭年，在他看来，余彭年持续多年捐赠之后，把剩余身家完全捐出，这种行为令人赞赏，能在社会上起鼓励作用。他相信榜样的力量，而企业家能否积极参与慈善，“除了政策的诱导之外，最重要的乃是有够多令人赞赏的榜样，在社会上就自然会形成好的风气。勉强别人捐款是不美的，应该捐得乐意才好。八股的教导只会叫人厌烦，唯有合宜的榜样才能启发别人，叫人从心里孕育出‘捐之乐’，从而培养公益意识、广阔的心胸及关怀社会的情操。有了较多的榜样，社会上慢慢就会形成一个氛围，甚至一道潮流，赚了钱的人都会乐意为社会、为别人多做点事。”

除了在智库和文物保护方面的专注和专业，1997年，陈启宗和陈乐宗又在美国共同发起成立晨兴基金会，作为兄弟俩做慈善的重要平台。该基金会捐助支持了美国多所知名大学，如哈佛大学、南加州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等。在中国，晨兴基金会为中国科学院捐赠晨兴数学楼，建立晨兴数学中心。同时，陈启宗还与著名华人数学家丘成桐教授一起设立“晨兴数学奖”，以奖励45岁以下达到世界级水平的华裔数学家。

晨兴基金会近年的最大手笔，是捐赠香港中文大学晨兴书院，捐赠额为一亿元港币。晨兴书院是香港中文大学的一所新书院，每年仅录取大学生300人左右。书院于2006年筹建，2008年破土开建，2010年开始招生。书院院长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莫里斯。“晨兴书院不仅鼓励学生学习，而且也教他们要服务社会。”陈启宗在书院动土仪式上表示：“他们的努力不但会把世界变得更美好，而且亦会令他们活得更有意义、更丰足。”此前，香港中文大学拥有四所老式学院：新亚书院、崇基学院、联合书院和逸夫书院，而在晨兴书院的示范下，和声书院、敬文书院及伍宜孙书院纷纷成立。

捐助了众多智库、基金会和大学，陈启宗却从不对外宣扬捐赠数额，每次被人问及，他都回说，“钱是最不值钱的，怎么都往钱那里想？”他认为，“没财富不行，但财富绝对不是最重要的。”

“就个人而言，我可能是全香港每年为不同的非牟利机构筹款最多的人之一。要人捐钱，自己当然要带头做榜样，并且要做得得体，才能够持久。”陈启宗说。

小个子，大能量。这是在那次发出“我今天第一次以做中国人为耻辱”的会场怒吼1小时后的陈启宗，与当时身为某刊主编的报哥合影。报哥中等身材更加映衬了这位小个子巨人。……那次怒吼后来引发了有关机构一场不大不小的危机公关。足见此人的真性情，真忧患，真敢言。……如今，哈佛大学豪掷3.5亿美元，也足见其真豪爽和国际化视野。

我绝对不愿意看到我的儿子变成富乞丐

《中国慈善家》：在东西方不同的文化、制度背景下，慈善会有哪些不同？

陈启宗：包括很多方面。西方特别是美国，有慈善的历史，欧洲很少。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美国的钱大部分是新钱，新的钱、新的财富比较会捐钱，原因就是在不太远的过去，企业家曾经是穷人，比较容易感受穷人的情况和穷人的需要。老家族的钱都不大会捐，老家族现在的掌门人或者是其他的家族成员，再没有赚钱的能力，他就靠分，拿钱，要钱。说不好听的话，好多都是讨饭的，不过是向家里讨，不是向外面讨。我非常非常瞧不起。没有这个能力为什么得到这个钱？你自己赚回来的我佩服，不管你是干什么，只要是干干净净的，或多或少我都尊重你。

当然我也知道有些家族，几十年来甚至一百多年来是有很优良的传统的，一部分分给后人，另外一部分做慈善。做慈善的这部分，我就很佩服他们，确实做得好，包括洛克菲勒、福特等等，做得真是很优秀。我也认识里面的一些人。但是另外一方面，家族后人拿钱的，那是家庭叫花子，拿着钱可能就不肯去捐。当然他们当中也不乏好人，这个不只是他们自己的错，是他们父母亲的错。为什么他们现在是富人叫花子？是因为他们的父母没脑子。将钱给他们就是制造叫花子、讨饭的，真的是讨饭的。

《中国慈善家》：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来中国劝捐，中国富豪的声音不同。

陈启宗：他们来的时候就说要帮助中国的企业家裸捐。他们两个都裸捐了，巴菲特还留了一点钱给孩子，基本上对社会的成长还是好事。他们跑到中国来，真是羞耻，讲明是帮助中国人裸捐，谁想到社会那样的回响，大家都不大欢迎。记不记得？他们退一步自圆其说，我们不是要你们裸捐，是交流交流。那是撒谎，睁着眼睛撒谎，因为他们起初不是这样说的，起初是要帮别人裸捐的。他们没有做市场调研，中国的经济发展只是二十多年来的事而已，已经有那么多人裸捐了，这是世界上少有的。余彭年先生，裸捐了。

《中国慈善家》：牛根生也裸捐了，用信托的方式。

陈启宗：对。所以说我们中国是一个相当优良的民族。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没有做好社会调研，就跑到中国来要教导我们中国人，岂有此理。根本不知道中国的情况。

有一次我在讲演里面提到，我说我花了十八年把故宫的两个项目修复了，没有什么中国人愿意捐钱——我说的是那两个项目，不是就一般来说。我有一个朋友柳传志听了，写了一封信，很长，他是这么讲的，其实我们中国人还是很愿意捐钱的。我也知道，同意他说的，他说的是对的，或者我说的不精准，他的理解跟我说的意思是不一样的，我说的是这个项目。但是他这么说，我也很高兴，这证明我们中国人已经有慈善了，不需要回应。所以我说在这一方面中国人还是很优秀的。

你们要把这个词好好点出来，就是家庭叫花子，凡是把钱给孩子的就是把孩子变成家庭叫花子。你说有例外，当然了，世界上任何事都有例外。但是我观察了，不只是客观地观察，我认识这些海外的富人，我相信不比现在内地的企业家少，我几十年跟他们打交道，有一个好的你就得谢天谢地，凡是有一个好的榜样，我就会给你说出九个不好的。你说你傻不傻？为什么要给钱呢？叫他们做叫花子。

《中国慈善家》：不给钱，应该传承哪些东西？

陈启宗：你给他好的学术教育，好的道德教育，给他温暖的家，够了吧？当然也不能保证他们成材，没人能保证。你给了他这三样东西，他成为社会栋梁的机会会大很多，那你为什么不给儿女这样好的机会？

凡是把钱交给后代的，都是恨自己的下一代，把他们变成叫花子。为什么要恨你的儿子？要让他变成这样？将来是你家族的羞耻，你姓张就是你张家的羞耻，你姓何就是你何家的羞耻。

《中国慈善家》：在香港是不是有很多富家叫花子？像你的家族在香港应该算是另类的，不多见的。

陈启宗：富家叫花子在任何有钱的地方都有，香港也有不少。

中国人说富不过三代，是有道理的，也是历史的必然，老外也有这个说法。第二代从小看着第一代长大，还会勤奋一点，因为在家里看到爸爸几十年来勤奋地工作，不亏本还要赚钱。所以第二代有不少孩子是可以的，只要第一代不蠢，有些第一代比较蠢，用钱贿赂下一代的良心，没时间照顾他们就给钱。到了第三代，基本上不行了，一百个家族里有两个第三代还可以，已经是不错的。没有准确的数字支持，但是一般来说都是这样。

《中国慈善家》：美国的洛克菲勒家族、欧洲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他们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么多代还是做得蛮不错？

陈启宗：你们要搞清楚。洛克菲勒家族的第一代、第二代赚钱，第三代基本上就不赚钱了，第三代就是做好事了，保住老爸的声誉。但是不能否认，他们做了很多慈善的事，而且做得漂亮。到了第三代、第四代，赚钱的能力基本上没有了。第三代比较好的是戴维·洛克菲勒，现在98岁了。他做银行做得相当不错，也受人尊敬。他哥哥约翰·洛克菲勒，就是我们亚洲协会的创办人，他为挽救父亲的声誉而做了好多善事，结果他真的做得很成功。第三代有当副总统的，纳尔逊·洛克菲勒。到了第四代还有人赚钱吗？一般的生活都是比较糜烂的。所以你说洛克菲勒家族，是有他们很成功的一面，但是也有不为人道的一面。

《中国慈善家》：世界上就没有一个完美的财富传承方式？

陈启宗：没有，我说最完美的方式就是把它捐掉。

《中国慈善家》：富不过三代是中国富豪的魔咒，逃不掉吗？

陈启宗：老外也这样说，我们中国也这样说，原因何在？人性所致，人性你是敌不过的。你以为你能敌过人性，你才真是不懂人性，是傻瓜、笨蛋。

《中国慈善家》：财富一代代传承，或许正反面作用都有。

陈启宗：要是钱都不给第二代，就得重新洗牌，每一代人重新洗牌，就不给你累积财富的机会。当然我也要强调一件事，我绝对地尊重私人财产。我们看那些富乞丐，真的看不顺眼，但是也不用担心，早晚社会会淘汰他们，市场会淘汰他们。香港有一些家族是不错的，四代、五代都还比较好，每一代都是正正派派做人的，没有出什么奇形怪状的东西。我举一个利家，利希慎家族，第一代不是那么光彩，但是到了第二代、第三代，我认识那么多人都相当正派。

从对社会的发展来说，富人有另外一个作用，不能抹杀。譬如说历史是从皇帝、贵族、富人的角度来写的。而且科技的发展、思想的发展、文化的发展、艺术的发展，都是跟皇帝、贵族、富人相关。社会上有很多好事都是有钱人才能做的，没钱人是做不出来的。我有一些朋友搞“无止桥”，就是没有停止的桥，好多穷地方的学生不能上学，因为过不了河，他们在全国各地帮助建桥。我还有一个朋友去替中国治黄河，他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博士，生意做得很成功，现在退休了，去帮助国家治黄河。

从个人的角度来看，我是绝对不愿意看到我儿子变成富乞丐的，那是我不爱我儿子的表现。

三千年的文明，十年能够把它改掉吗

《中国慈善家》：你一直关注并参与中国与美国等国家的交流，而且对世界大势有相当研究。中国的崛起很受关注，在你看来，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拿什么给全世界？

陈启宗：美国是把法治、制度拿给全世界。我认为这个问题只能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自身既有的文化底蕴——士大夫精神；第二个就是法治。我们经常讲法治精神、法治意识、制度建设，这个需要学，不学是不行的。现在国家领导人要做什么事？好多很紧迫的事，但是从长远来说，这两件事不做好是不行的。

《中国慈善家》：回归原来传统的士大夫精神？

陈启宗：很简单，要不然的话还有什么东西？几千年来的历史，大家基本上都有点认识，历史都不要了，你一定失败，注定失败。全盘推翻一定是失败的，你就重新变成了野人。

《中国慈善家》：你很重视传统的士大夫精神，但是上世纪自“五四运动”，再到“文化大革命”，儒家被打倒，儒家的历史是中断的。

陈启宗：文化大革命才十年。三千年的文明，十年能够把它改掉吗？儒家是两千三百年的事，反孔，反不掉。

《中国慈善家》：但是我们也看到当下的礼崩乐坏，各类造假层出不穷，大家不讲仁义礼智信了。

陈启宗：这个我都明白，我都看在眼里了，这个是时代的产物，你看十年二十年，当然有这些东西，要看长远。当然你说这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有问题，我也不说什么，绝对是大问题，弄不好社会会动荡。但是以中华文明做本位，那就没有什么大问题，三千年都走过来了。

作者|宋厚亮

来源|《中国慈善家》2013年11月刊

转自|《中国慈善家》公众号（chinaphilanphrop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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