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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7月的一个傍晚，北京，许先生夫妻、黄先生围坐在杨太太家中，杨太太起身开启了CD播放机，轻音乐缓缓响起。一个女声开始朗诵巴哈伊信仰的创始人巴哈欧拉的圣言。当圣言的朗诵结束时，CD也停止播放，众人皆沉浸在静谧的氛围里。
这是一场巴哈伊信徒的祈祷会。在祈祷开始前，杨太太特意要求在场的每一个人关闭手机，甚至关闭了家中的空调，因为空调运行的声音会有一定干扰。
在场巴哈伊信徒开始轮流朗诵一段祈祷文。直到最后一个人的朗诵已经结束了一段时间，静默仍存留在杨太太家中。
用杨太太的话说，这是一场“与自己、更与上帝沟通”的仪式，在“灵性”上获得进步的方式。所以，需要绝对的安静。
不定期隔上一段时日，这样的聚会就会在杨太太家中举行一次，人数不多．成员有巴哈伊的信徒，也可以是其他任何宗教背景的熟人或朋友。祈祷文也可以是任何宗教信仰的祷文。有时，祈祷文的朗诵会持续上几轮，结束后，成员间也会交流自己的感悟。
巴哈伊教没有制度化的祈祷集会。这样的聚会是巴哈伊信徒自发举行的，被称为“灵性聚会”：以“启发心灵”、“带来灵性的欢乐和幸福”为目的。
这是一个19世纪中期创立于波斯的新兴宗教，诞生在伊斯兰教什叶派和谢赫学派背景之下，自成体系。其基本教义可概括为‘‘上帝唯一”、“宗教同源”和‘‘人类一体”。其具体教义还包括普及义务教育、制定世界通用的语言、服从政府，不参与政党政治、消灭极端的贫困和富有等。
截止到2008年，巴哈伊教信徒数量虽然只有600万名，却分布于全球232个国家和地区，在175个国家有总灵理会，其传播范围仅次于基督教而居于第二位。为此，巴哈伊教也反复宣称并强凋自己是一种“世界性宗教”。而在中国大陆，至少有两万巴哈伊信徒。
巴哈伊教在中国
巴哈伊教与中国渊源颇深。早在1862年，就有巴哈伊信徒来到上海传教，1928年，传教者侯赛因·乌斯库利(HusaynUskuli)将其上海的家变为中国巴哈伊信徒的集会点，同时也成为访问中国的外国巴哈伊教徒的接待站。在这—年，首届上海地方灵理会，当时称“精神议会-成立，成员中既有外国、也有中国凹哈伊信徒，乌斯库利担任第—届秘书．
所谓地方灵理念是巴哈伊的一种教务管理体系。在—个国中，巴哈伊信仰的教务管理体系主要由国家灵理会、地方灵理会以及顾问机构组成。两种灵理会均有9名成员，每年由当地或是所在国家的巴哈伊选出中共建政初期，巴哈伊教在中国大陆一度销声匿迹，直至上世纪90年代，巴哈伊教才重新活跃起来，其活动方式也发生了改变。
目前，巴哈伊教在大陆仍在“五大宗教”建制之外，并未注册为合法的宗教社团法人，因此，大陆不存在巴哈伊的灵理会，但在香港、澳门和台湾，巴哈伊在当地皆有总灵理会。
据巴哈伊教亚洲地区顾问麦泰伦(TarrantMahony)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2010年主办的“新兴宗教发展趋势学术研讨会”上介绍，巴哈伊在大陆的重新出现，主要得益于三个渠道。首先是香港和澳门的巴哈伊社团和机构，他们开始和中国政府机构接触，并且数次到北京访问国家宗教事务局；其次，在跟美国、英国、加拿大以及其他国家巴哈伊社团相处的过程中，很多赴海外的中国人开始皈依巴哈伊教；最后，世界各地巴哈伊纷纷来到中国工作、学习、传导及旅行，有些人还永久定居中国。
由于缺乏成员登记程序，在中国大陆究竟有多少巴哈伊信徒很难确切统计。据了解，在2009年，中国宗教事务局请澳门的巴哈伊社团估算了下中国大陆巴哈伊信徒的数量。澳门社团方面依照有多少外国巴哈伊在中国，其有多少朋友等因素，大致估算出2009年中国大陆有两万巴哈伊信徒。五年后的今天，中国巴哈伊信徒的数量恐怕远在此之上。
麦泰伦在一份报告中称，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对“五大宗教”建制外宗教的管理政策也发生了松动。例如在北京，（外籍）巴哈伊可以在指定地点公开举办圣日庆典和祈祷会。这些活动不允许中国国籍的巴哈伊信徒参加，但中国大陆的巴哈伊信徒在家举办十九日灵性聚会也并不受到警方的干预，而这一聚会也逐渐发展成为新兴中国巴哈伊社团的核心活动。
昕谓十九日灵性聚会，是指巴哈伊信仰者组织的每19天进行一次的聚会。聚会于巴哈伊历法每月的第一天进行，每次聚会由祈祷、社区事务讨论和社交三个部分组成。对于巴哈伊信徒来说，十九日灵性聚会有物质和灵性上的双重意义。这既是一次行政会议，也是一次提升灵性的聚会。
在中国大陆的十九日灵性聚会中，尽管缺乏与社区的互动环节，但也会在聚会中拟定一些社区服务或相互服务的活动计划。比如为四川地震中遭到毁坏的学校图书馆募集资金，为教友的患病亲属举办慈善音乐会募集捐款等。
成为巴哈伊
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巴哈伊是一个纯粹的海外宗教，与基督教等外来宗教对中国的强烈兴趣一样，巴哈伊教也高度重视在中国的传播。巴哈欧拉的继任者阿博都巴哈曾对巴哈伊信徒号召说：“中国，中国，到中国去！巴哈欧拉的圣道一定要传导到中国。”
中国的巴哈伊信徒知识水平偏高，与早期接触巴哈伊多以具备与外国人交流的平台和能力有关。
文章开头提到的许先生夫妻，以及许先生的父亲，都是受来华的外国巴哈伊信徒影响，走上了巴哈伊教的信仰之路。今年67岁的许父，1994年还是个高中政治老师，通过一本国外哲学译丛》的哲学杂志，他第一次知道了巴哈伊这个宗教。尽管只有只言片语的介绍，许父已经倾心，并对儿子大力推荐：“这个宗教统—了各个对立面，很好”。
1996年，许先生在大学求学，偶然在英语角听到了外教介绍巴哈伊。曾经听到父亲提起过的这个宗教让许先生产生了兴趣，开始向外教了解。而许父也在这个过程中和儿子一起开始接触巴哈伊教相关书籍并最终皈依。
1999年，已经成为巴哈伊信徒的许先生在外教的介绍下，到兰州为当时对巴哈伊感兴趣的人开办学习小组，并在这个班上，结识了自己现在的妻子。
学习小组是巴哈伊信徒学习教义的一种特殊聚会，目前最常用的学习小组课程是哥伦比亚儒禧研习中心开发的“儒禧课程”(RuhiInstitute)。
从21世纪初，巴哈伊的学习小组概念开始出现在中国。这种小组通常由三至六个人组成，由一名已经完成全部课程学习的巴哈伊来进行主要的组织和引导，被称为协助者。这一系列课程以巴哈伊信仰圣作中的段落为基础，内容涵盖从一个人道德到社区服务等数个方面，分为七册教材，其中还有两册课程是训练参与者如何对儿童和青少年进行道德教育。当参与学习小组的人学满七册教材，可以组织新的学习小组，邀请自己的朋友、同事、邻居参与课程，这也是巴哈伊教的一种传播方式。
如果说巴哈伊教在中国大陆的迅速传播源于外籍巴哈伊的影响，90年代以后巴哈伊的扩散更源于中国人本身，如今不少人是通过互联网自发成为巴哈伊的。
今年29岁的小肖2005年开始接触巴哈伊，在遭受了创业和情感的挫折之后，他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我为什么这样”、‘‘人为什么会痛苦”、‘‘人真的有灵魂吗”，在一系列的自我追问之后，小肖开始在互联网上搜寻各种宗教知识，巴哈伊的教义解决了他的问题。自此，小肖走上了信仰之路，并在一个巴哈伊相关的书展上找到了同样信仰巴哈伊的中国人，加入巴哈伊的日常聚会。
中国的巴哈伊们
对于一个非信徒来说，这样的场面或许十分感性：杨太太是最后一个祈祷者，她吟诵着祷文，至祷文快结束时，声音已经哽咽，眼泪溢出垂闭着的眼帘。
杨太太吟诵的是巴哈欧拉的继任者阿博都巴哈的《中国书简》，大意是“中国是一个未来的国家”，鼓励人们到中国宣扬巴哈伊教义的意思。
杨太太说，她抑制不住眼泪，是想到了她所看到的，在中国的巴哈伊们“服务”周边社区时所做出的努力。言及于此，坐在一边的许太太，双眼也泛出了泪水。
“服务”，是巴哈伊信徒口中常常被到的词汇，他们强调自我改变和服务社会在生活中的重要性，认为本着为人类眼务的精神工作在神看来如同祷告和崇拜。相较于“佛教”所探讨的“出世”概念，巴哈伊们更积极地强调“今生”以及‘人世”，他们不信仰轮回往生，更在乎如何在活着的时候提升自我修养。
中国的巴哈伊中，知名度最高的当属地产商潘石屹夫妇。2005年，潘、张二人同赴巴哈伊教圣地以色列海法，并在此后皈依。张欣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提到，“巴哈伊教信仰的核心点就是服务。每个巴哈伊，都是一个服务的个体，这个服务的过程中，不拿钱。我们不是神职人员，也不需要荣誉，而每一个人每一天都是服务。”
作为中国较为知名的富人，潘石屹夫妇的“服务”是明显而具体的、比如慈善。现在的SOHO中国基金会正在运行着儿童美德教育介绍、甘肃“天水学校卫生间建设”项目、学子阳光计划等一系列慈善项目。
对于中国大陆的大部分巴哈伊信徒来讲，“服务”也可以非常细小，比如日常好好工作，或是对邻居的一个微笑。上文中所提到的杨太太和许太太，她们的家都是所在社区的“服务站”。她们家中的书架上摆满了巴哈伊方面的书籍。每逢周末，会有几个对巴哈伊感兴趣的朋友们，到她们的家中参加“学习小组”，她们会带着孩子们参与儿童班”、“青少年班”，教孩子们唱歌、跳舞、学美德。不定期，还会组织一些小型的祈祷会。而通过这样的服务，也为她们增加了一个新的生活圈巴哈伊朋友圈。
以旁观者的角度来说，无论是在儒禧课程中，共同回答教材中关于价值观、美德、社区服务的问题，还是祈祷会中通过祈祷互相交流祷文或圣言带来的启示，都为参与者提供了平日少有的、谈论精神生活层面的对话平台。
“巴哈欧拉认为，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对世界的认知更加成熟，已经不再需要寓言故事。”巴哈伊教亚洲地区顾问麦泰伦说，“人类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每隔一段时间，会有一名显圣者，比如基督、比如释迦牟尼，出现在人类世界。像医生看病一样，显圣者会向人类指出当前人类世界的需要，比如博爱、出世、智慧。天堂与地狱，更像是一种寓言式的描述，帮助那段时期的人们更好地理解应该为善的现实意义。但是目前，人类已经开始进入‘成人'的时代，打比喻就不再必要。”
本文摘自《凤凰周刊》2014年第7期，如需订阅，请点击下面链接按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