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编者按：前些天在西郊宾馆开会。一天晚上，在七号楼门前，突然碰到汪嘉伟。他是来会朋友的。我问起近况，他神密兮兮地，不答。他说，有机会见面好好聊。看来，此公也是闲不住的。他脑子活络，人脉极广。不弄排球了，其他事，也会弄得好好的。这点，我信。
我认识汪嘉伟已有二十多年，深知他的为人，也了解他的性格。
大约十几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疲惫的心》。重新找来一看，也能了解汪嘉伟的心路历程。在那篇文章中，我曾经提到一幅画，那是扬州的一位中年画家送给中国男排的。这幅画，曾经长时间地挂在历任中国男排主教练的卧室里。那是一个振翅欲飞的雄鹰，一付“志在蓝天”的劲头。中国男排曾经是一支公认的世界强队。我记得，1979年，正是中国男排的胜利，令北京大学的学生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然而，后来的中国男排，居然还要重提“冲出亚洲”的口号。这简直就是一种悲哀。
1983年，经历了种种失败和失意的汪嘉伟应召回到国家队，在“烟花三月”的扬州集训，备战1984年奥运会。那个时候，正是汪嘉伟情绪最为低落的一年。特别是所谓的“张瑜事件”，让汪嘉伟若有所失。那个时代，恶作剧的人，还真不少。我记得，去扬州画院接受赠画的时候，汪嘉伟对那幅画表现颇有兴趣。别人的话题，都是关于雄鹰正面的评价。他的问题却是奇怪的。他问画家：“雄鹰老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画家含笑作答：“雄心不泯”。也许，“雄心不泯”正是汪嘉伟性格的重要一面。1986年，当中国男排再次征召他归队的时候，汪嘉伟毫不犹豫地从日本回国，重披战袍，夺得了亚运会桂冠。
1997年的春天，汪嘉伟再次回国执教国家男排。这一次，他辞去了日本东丽公司男排主教练的职务，放弃了一年８０多万人民币的优厚收入，作为唯一的候选人竞选中国男排主教练。记得春节刚过，原上海排球队的领队赵霄扬（阿岩的老爸）打来电话，说有一位老朋友要见我。此时，我已淡出体育圈子，早已不过问体育的事情，躲在评论部的小阁楼里，写一些无关痛痒的文章。“此人非见不可。”赵霄扬说。“汪嘉伟，你不想见吗？”汪嘉伟？他不是去了日本了吗？一种好奇，也是一种叙旧。我们相约在奥林匹克饭店的咖啡厅见面。汪嘉伟还是老样子，风度翩翩，只是眼角多了些皱纹，多了几分成熟。
一见面，汪嘉伟递上一张报纸，这是一张上海有影响的日报，上面刊登了一篇署名文章，是说汪嘉伟的。看了报纸，我才知道，汪嘉伟要从日本回来了，并准备出任中国男排的主教练。这篇文章分析说，汪嘉伟出任中国男排主教练似乎不合适，并列举了一些理由。“我还没有做，怎么就断言我不行呢？”汪嘉伟有点忿忿不平。写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我的一位“老师辈”的体育记者，我对他向来尊敬。“写得有什么不对吗？”汪嘉伟认为，起码有两个地方写错了。其一，他回国的原因并不是在日本混不下去了。“我是爱国的，在我的心中一直有一个‘祖国情结’”。这一点，只有在国外呆过的人才能理解。其二，他过去是、将来也会是一个严格的教练。
汪嘉伟说了两个小故事。他似乎想证明什么。有一年冬天，汪嘉伟回国探亲，他选择做的第一件事是去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他把想法告诉他的一位朋友之后，朋友大吃一惊。“你脑子有什么问题吧？”汪嘉伟严肃地回答：“脑子正常。”那天早晨，天寒地冻，汪嘉伟在寒风中冻了一个多小时，终于看到了盼望已久的升旗仪式。他很激动，也很感慨。他说：“只有在这个时候，你才会感觉到‘中国’两个字的份量。”另一件事，是有关他在日本当教练的事情。有一天晚上，他照例去球员的房间查房。十点半，房门虚掩着，里面没有人；十一点半，他再次去看，还是老样子；十二点半，一点半……这名球员仍然没有回房间。汪嘉伟大为生气。第二天，他把这名球员找来，问他昨晚几点回房，回答是“十二点半”。汪嘉伟连问三遍，回答照旧。汪嘉伟大怒，一脚将其踹出几米远。
不知是出于情面、还是确实受到了某些感染，我在第二天“多管闲事”，在《新民晚报》的体育版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心中的国徵》，还在《新民体育报》登了很大的一张与汪嘉伟合影的照片。汪嘉伟作何感想，我不清楚。我只是知道，第三天，汪嘉伟揣着那张《新民晚报》踏上了去北京的飞机。几天之后，新华社播发了汪嘉伟正式出任中国男排主教练的消息。汪嘉伟上任伊始，便将他的队员带到了天安门广场，也去看了一回升旗仪式。他常对队员说：“我们不能忘了胸前的两个字（中国）！”从此之后，我经常在报上看到中国男排南征北战的消息，汪嘉伟似乎没有忘记他胸前的国徵，在亚洲排坛重新确立了霸主的地位。
但是，世上没有常胜将军，也没有不散的宴席。汪嘉伟最终跌在了新世纪的门槛前。那几天，上海的天气奇冷。中国男排在奥运会的选拨赛中失利。在0比3输给韩国的那天晚上，他一个人在走廊里来回踱步，他没有去理怨球员，因为他们已尽了力，他只是恨自己，怎么会弄成这个地步？！走廊里的那个放消防器械的箱子，被他踢散了架子，成了他发泄的对象。
新年的第二天，我和几位朋友请汪嘉伟吃饭。原因之一，是听说他不想干了。一见面，我发现汪嘉伟又老了不少，一脸的疲惫，一身的懈怠。这种神情，我十几年前也见过。席间，一位朋友戏言，说一个男人，有三样东西则足矣。汪嘉伟忙问是什么？一个家庭、一帮朋友、一个情人。显然，这是一种安慰的说辞。他失望。说似乎还缺点什么。我补充说，应该是四个字。于是，我送了一个对子给他，也是从什么地方看来的。“来来往往，所见名利船两条；戏里戏外，无非男女人一双。”汪嘉伟赞同。他说道：“名利很累，但很多男人都是为名利活着的。我也是。”他还说：“说穿了，名利就是事业，离开事业，一个男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我认识汪嘉伟的妻子邓星。我也听说邓星为了汪嘉伟的排球事业付出了许多。邓星是一位作家，他也有自己喜欢的事业。听说，她曾经在日本为一家中文报纸工作，每周要应付四个版面，从写稿、组稿、拼版，都是一个人包了。汪嘉伟的儿子在日本上小学六年级，邓星在工作之余，还要照料孩子。母子俩，经常由于没有时间做饭，而跑到街上应付一顿。其支撑家庭的辛苦可想而知。汪嘉伟说，他回国执教三年，只回过四五次家，每次都是很短的时间。家庭问题，也是一个成熟男人的责任。
汪嘉伟最终还是作出了选择。他离开了中国男排主教练的位子。他说他想过了，要好好地照顾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