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我进行大饥荒重灾区百县调查中，接触到的各地饥民吃人肉事件档案材料和知情人所述，非常普遍，杀害亲人吃肉案件也有不少。澧县也有饥民饿不过，悄悄搞死人肉吃的。但是，像刘家远这样“杀子食子”案件破案后，在其杀子尚未来得及吃食情况下，公社书记喝令刘家远“当场吃给我看”，以“夯实”罪名，并指示将其和死尸即物证在全公社游乡示众；抓到县城后，县委又将其和死尸即物证游街示众者，组织万人大会宣判，枪毙后死刑布告在全县各地张贴，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的情况，是我发现的唯一特例。也由此在大饥荒历史研究中，具有极典型的意义。
我所接触到的案件中，其它地方案件上报后，县委和公安部门一般马上将案犯抓进监狱，将案件改头换面，以“破坏尸体”罪判决。
如信阳惨案揭露后，在“民主革命补课”的“集训队”里，路宪文因人揭发他亲自将“吃人肉”罪，改为“破坏尸体”罪，以“掩盖罪行”时，他交待说：全地区被抓进监狱的吃人肉者“上千人”，想到“在自己的领导下发生这样的事情，对党抹黑，怕造成恶劣影响”，为“掩盖自己的罪行”，所以才指示该罪名。商城县委书记张念仲，交待将“吃人肉”罪，改为“破坏尸体”罪时说，“在我的领导下，发生这样骇人听闻的案件，怕影响不好，怕上级知道后无法交待，也怕后人评说。”“以掩盖人吃人的事实。”
我问原澧县人委会的一位长辈：“其它地方都在掩盖人吃人，为什么澧县把刘家远案，用这么大规模的形式，搞得惊天动地人人皆知呢？”
这位长者告诉我，恐怕公社书记是要“破大案”，逼着刘家远吃几口，才能造成把罪名搞大点，破大案、立大功，造成落案事实。而县委书记马玉书，南下干部，大老粗，霸道蛮狠。他脑袋里，怕也和毛泽东一样，想不到“人相食，要上书”的！他只想到要拿这个案子，来威懗其他饥饿中的老百姓罢了。想不到几十年以后，你会来写这件事，将它写进历史！
1、刘家远其人
在我小时候的印象中，刘家远惨杀亲子食子案，经常给我们一些小伙伴惊心动魄、夜来恶梦搅魂的恐怖感，和夜间一见迎面过来长得凶神恶煞者，就有被害的恐怖，扭头就跑的心里障碍。
刘家远是澧县如东人。如东靠近洞庭湖区，是个风景如画、富甲澧洲的好地方！
洞庭湖虽早已失去了曾经八百里烟波浩渺的气魄，但一片片淤积平原养育着一代代拓荒的洞庭儿女。澧东土地肥沃，物产丰饶，田里出产粮、棉、油、丝、麻，湖中盛产鱼、藕、莲、芡、菱。偶有田土歉收，则湖中的出产尽可让人们得温饱而有余金。如东人的富足，着实让澧州人为之艳羡。
然而，在苦日子年代中，刘家远杀害亲子食子案，却又着实让惨案频仍、业已见多不怪的澧州人民，也为之震撼和悲哀。
据立案材料和中共澧县县委的上报材料：
刘家远是原如东公社牛张大队人。材料称：他一个老实人。出身贫寒，自小在饥寒交迫、缺衣少食和受人欺凌中长成，养成了软弱自卑、沉默寡言的性格。1948年他被国民党抓壮丁，押上炮火连天的东北战场。不久，他所在的部队全军覆没，刘家远也成为解放军的俘虏。在部队，战友们对他的评价还好，说他话不多说，事不少做，领导上喊往哪里打，他就拼着性命哪里冲，大小也立过几次战功。但人老实到没多少出息，几棍子也打不出个屁来，因此不大讨干部喜欢。1950年，他复员回乡。
刘家远回乡后，分了土地还分了房子，老老实实地干活种田，渐渐生活也有了些起色。
刘家远人很老实。无论是互助组，还是合作化，运动一来，干部一号召，大会、小会一开，一说不加入就是思想落后、不想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拿他是复员军人说事，要他“起带头作用”。刘家远胆小怕事，吓得战战兢兢，回家就要拿土地证。刘家远总是带头入组、入社。
1957年，刘家远取了个“拖油瓶”老婆，是津市段家湾人，带来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当年，女人为他生下个儿子。刘家远很喜欢小孩，平常对几个侄儿子都非常亲。这下终于了结了“延续香火”的心愿，他着实开心了好些日子，乡亲们还记得他为儿子办“百天”，请了几个亲戚吃酒的事。
2、如东公社干部“五风”与刘家远
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澧县的“共产风”在全地区都是有名的厉害。而庐山会议后，全县再一次刮起了十二级“共产台风”。
1961年4月整风整社运动中，县委书记张琢，在中共澧县县委扩大会议上的检查报告中说：
“这股‘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从五八年公社化后起，到这次整风整社运动开始止，才平息下来。据初步统计，公社化以来，全县各级刮的‘共产风’，折合金额达到3812万元，相当于三年农副业总产值（15732万元）的23%；其中光是刮的社员个人的各项物资折合金额达到1246万元，相当于五九、六0年两年分配给社员部分的30%。其中包括集体土地29563亩，社员自留地24307亩，房屋123960间，各种农具3823837件，现金2699000元等，每户平均90.4元,人平24.77元。特别是拆房屋，挖祖坟，叫社员餐风露宿，几代同房，公公和儿媳妇住一起，三五家人家挤一间房，最使社员伤心和恼火。社员形容那种情况是：“公媳同房，帐子做墙，说话为难，洗澡过关。”
如东公社的“共产风”越来越大，“一平二调”刮得树倒屋毁，家破人亡。土地、自留地、房屋、耕牛、牲猪、羊、鸡、鸭、鹅、锅、坛子、桶、刀、铲、火钳、钵、碗、菜盆、鼎锅、撑架、箱子、床、柜、桌椅板凳、犁、锄头、锹、粪桶、扁担、箩筐……
全社“一平二调”社员各项物资折合金额达到172076元，每户平均106.8元。刘家远家中被搜得一干二净，就连桌、椅、板凳、刀、铲、钵、碗也没留下半点。
如东公社各级干部的强迫命令、违法乱纪也非常严重。据张琢在一次整风运动的县委扩大会议上说：如东公社的干部对人民群众采取了法西斯统治，随便打人、骂人、捆人、吊人、扣粮、斗争、“辩论”、罚吹西北风、吃草、吃泥巴、喝尿、吃牛屎、灌大粪、儿打娘、敲牙齿、针缝口等。公社成立劳改队，有的大队还成立了改造队。开辩论会的时候，先把积极分子教好，让他们起带头作用，然后干部吹哨子为号，一起涌上去打，哨子控制节奏，吹得快，打得要快，吹慢就慢打，吹得声音大就打重，吹得轻，就打轻点等等。
1958年9月，干部带头从刘家远家中，抄出他老婆私藏在床下的家中全部现金25元钱不交公。
常言说得好，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欺骑。别人挨打，家族中有人的，或者本人刚强的，下手者还有些手下留情。而刘家远人菘货馕，平时就被人欺负惯了，这回两口子更遭了大罪。那年月，对老实人，不打白不打，打了也白打。他被人打得口吐白沫，他老婆被打得一头栽倒在地。别人老婆挨打，做丈夫的无论如何也会跳起来拼命；他老婆挨打，刘家远缩在墙角不敢吱声。
干部们走后，他老婆又哭又闹，口口声声骂他是个废物，没得本事，连老婆都护不住。家里分文无有，两口子连看这场伤病的钱也没有。还是他嫂子好心，去扯了些治伤的草药来，两口子过了好些天才慢慢恢复。
3、县委调查材料及知情人所说的案情
1959年9月，如东公社各大队搞起“反偷风”运动。大队和生产队一级级开大会，要社员老实坦白交待从1959年春荒以偷盗集体庄稼的罪行，说是“党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自己积极交待、交待退回的，既往不咎。抗拒不交的，罪加三等。”
审到刘家远时，干部硬逼他老实交待。他在惊恐之下，承认说偷过一次苞谷。其实当时苞谷在地里还刚刚结穗，显然是强逼屈招。结果干部们硬说他偷了一次有二次，有二次就有三次。前前后后给他算成偷盗集体粮食20斤，硬是逼他交出来，并带民兵到他家抄家。干部们把他老婆在收割中稻时从收割后的田里捡的5斤多谷子全都抄走，公共食堂又罚他一家三口人停伙两天。
据澧县县委上报材料称：是年冬，因家中断粮断炊，他老婆实在饿得受不住了，于是丢下刘家远和儿子，跟着湖北公安县（毗邻牛张——引者）一个男人跑到外乡了。
材料称：1960年春节前后，他家里粒米不剩，刘家远父子常常连清水煮野菜也吃不上。别人家为了救命，也顾不得人民公社的种种禁令，不少人偷偷私自跑到湖区捕鱼、挖藕，搞点吃的。刘家远胆小怕事，坐在家里干挨饿。大人都受不住，孩子饿得一天到晚哭哭啼啼，围着他要妈妈、要吃的。刘家远心烦意乱但又一筹莫展，常常坐在屋里独自发呆，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大年三十晚上，邻居见他家实在是太可怜了，便给他端过来一小碗野菜粥，父子俩这次总算吃了顿年夜饭。
这时，公共食堂一天开一顿伙，大人一人一碗见不到米星子的野菜粥，小孩子才给一勺子。刘家远的“饭”，常常被孩子吃了还不够，整天围着他哭闹喊饿。这时刘家远自己也饿出了浮肿病。
公共食堂停伙断炊。刘家远父子俩已经几天没吃饭了。这天，孩子哭了一整天，到了晚上家里声息皆无。据刘家远后来自己交代，这些天里，他自己一听到孩子的哭声就烦躁不安，还经常出现幻觉，就连做梦也是梦见白米饭、红烧肉和红烧鲤鱼，还常常把走在路上的人，看成是在动的猪，想吃肉都快要想疯了。
这天，他看到躺在铺上的儿子饿得直呻吟，眼看快要断气了，恶念顿生。心想，与其让儿子受罪，还不如把他杀吃了，吃个饱肚子自己再死也好。于是他找来一把破菜刀，几刀就把儿子杀死了，肢解成几大块，用水洗干净。又跑到地里，偷了一些生产队的胡罗卜，洗干净后，放到破鼎锅里，和儿子的尸体一起煮。
县委调查材料称：刘家远将煮好的孩子，“吃了几块”。知情人告诉我：刘家远把儿子吃了一餐，在审讯时还说，好几年以来，他是那天第一次吃了一餐肉。
我在2011年的再次调查中得知，刘家远把儿子吃了几块，是干部刻意人为的事件。刘家远杀儿子后，还没有来得及吃就被人发现报案。
第二天，邻居没见他家小孩子哭闹，“连人影子也没照过面，感到有些奇怪，就到他家里看看。”这一看可把人吓坏了。只见几块砖头搭起的灶上放个破鼎锅，鼎锅里还煮着小孩的头、胳膊和腿脚！于是赶紧报案。
据澧县公安局的审讯材料：刘家远被捕后，一五一十地交待了他的罪行。说就是不想让他儿子再受罪了。还说他的想法，是吃完了儿子自己也死了算了。
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尹曙生先生在“安徽特殊事件的原始记录”一文中指出：
安徽省在“大跃进”年代，人民群众吃尽了苦头，饿死了400多万人（有案可查，不是推测的），发生人相食（多数是吃尸体）的现象并不奇怪。1961年4月23日，安徽省公安厅向省委写了一个报告，题目是：《关于发生特殊案件情况的报告》。报告称：“自1959年以来，共发生（特殊案件——笔者）1289起，其中阜阳专区9个县发生302起，蚌埠专区15个县发生721起，芜湖专区3个县发生55起，六安专区5个县发生8起，安庆专区2个县发生2起，合肥市3个县发生201起。发生时间，绝大部分在1959年冬和1960年春。宣城县发生的30起特殊案件，有28起是1959年10月至1960年2月发生的；蚌埠专区的凤阳县等10个县1960年共发生此类案件619起，其中发生在第一季度的512起，发生在第二季度的105起，发生在第三季度的2起，第四季度的个别地方虽有发生，但为数极少。今年第一季度只发现肖县、汤山、嘉山、定远、肥西、巢县、泗县等8个县共发生 10起。
他还进一步见证说：
安徽省发生人相食案件是不是个案？不是的。全国不少省都发生过，只是严重程度不同而已。1960年，我是青海省委书记兼省长王昭的秘书。1960年5月13日，青海省公安厅给省委写了份报告，题目是《关于西宁地区当前治安情况的报告》，报告中说到西宁市和煌中县发生人相食案件300多起。
在读了尹曙生文章后，一位1942年参加抗日，1990年离休。但任检察员38年的萧磊先生也在《炎黄春秋》上撰文作证指出：
1960年冬，山东省委主要负责人因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犯有“严重错误”，受到批判。华东局书记处书记、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到山东主持处理。……批判省委负责人会议的最后阶段，曾希圣作了总结报告。报告中列举了山东省委主要负责人“破坏耕作制度”、“大刮五风”、“大批饿死人”等严重错误，还特别提到：“据初步发现，全省人吃人事件七十余起。”曾的《总结报告》书面材料发至全省各县委及省委派出的工作组。省委驻金乡县工作组长刘若克(省检察院副检察长)读了曾的《总结报告》。报告中提到人吃人的问题时，引起了他对金乡县是否发生过人吃人事件的注意，为此派工作组员肖锡宜到金乡县胡集公社胡集大队调查摸底。胡集大队十五个生产队，有两千多人。经座谈会调查与个别访问，1959年冬到1960年冬，全大队发生人吃人事件九起，支部书记四岁男孩饿死煮熟后，全家吃了一天。这九起人吃人事件，直至曾希圣总结报告时未能发现。
三年严重灾害期间，山东各地都曾发生人吃人的事件，虽然缺少全省的统计，但远不是曾希圣报告中所提到的七十余起。1961年春，笔者参与省政法工作组检查莱阳县检察院批捕、起诉质量时，阅卷中，发现二起卖人肉案件。二起作案人均是复员军人。……
据莱阳县检察院介绍：1959、1960这两年，全县盗挖尸体案件时有发生。已破获七、八起，还有五、六起未破。有的盗尸体吃了自己死亡了，还有的死亡在盗尸现场。……
为此，萧磊先生的结论是：“史料记载，各朝各代都有过灾荒，有过饿死人，也有人相食。但如三年灾害期间饿死人之多，其规模波及全国，人相食事件之惊人，都是绝无仅有的。”
最近，另一位亲历者、原国家统计局干部杨德春的文章“太和县饥荒报告的产生”又进一步印证了这一“波及”性。该文披露“安徽省太和县宫集区赵寺大队29个自然村中，有26个（约占89.6%）发生过人吃人的事情。如涧南生产队，7个生产组，组组都有；该队144户，604人，吃过人肉的有37户，144人。严重的韩小寨全村18户，85人，吃过人肉的有13户，55人，占全村人口的65%。又如谢寨生产队，吃过人肉的约占40%。”
四川、江苏等地都是鱼米之乡，在1958-1961年间也根本没有天灾。但是也都发生了规模甚大的“人相食”的惨剧。原中共四川省泸州地委第一书记邓自力1959年反右倾时被撤职。他是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的堂弟，1962年得以复出任宜宾地委副书记。他回忆大饥荒时当地的“人相食”现象说：“……饥荒越来越严重，后来，卖人肉、吃人肉的可怕的事也发生了。宜宾市就发生了将小孩骗到家中，整死煮熟后作为兔肉到街上卖的事。谣传吃人肉能治肿病，于是有肿病的人就从死人身上取下些肉煮食之。”13
宜兴是江苏最富饶的地区，谁也不会想到这里不仅饿死了人，还有人吃人的记录。省委农村部孙海光在1960年12月27日的一份报告中写道：
我和刘耀华同志到和桥公社，听到有些社员谈去冬今春饿死人的事情，令人痛心！这个公社今人口死亡率高达百分之六、七。今年春天因为死人太多，人死后连稻草也不包。高楼大队有一户人家一天死了两个人，就用一副担子把两个死人挑出去了事。个别公社甚到发生过把丈夫、儿子害死后吃人肉解饥的事。
在一个没有大规模天灾和任何战乱的和平年代，全国各地的许多地方却都同时发生相当规模的“人相食”的现象。这已经无法用外部的灾难来解释它的成因。这又使人们对“人相食”惨剧的理解，由个别现象发生了质的飞跃到普遍存在的问题，同时对那一时期“人祸”的鞑伐，也有了新的升级。换言之，只有一种解释才是合理的。那就是：这是一种全国性的内政所导致的人为饥荒，又是各级领导层的“人祸”所直接逼迫激化出来的人道大灾难。
二、大跃进-大饥荒期间“人相食” 现象的几种主要形态
在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的生存竞争的漫长历史中，异类和同类之间的残杀吞噬并不令人奇怪。但在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仍然出现“人相食”的现象，这说明人类的人性向兽性的沦丧倒退。由于人类具有高于动物的社会意识，所以“人相食”就比动物相食更显得野蛮和残酷。
中国历史上的“人相食”可大致分为两类情况：一是由于天灾或战乱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饥荒，人们为了生存而被迫以同类为食。这种现象当然是违背人性的，但在那种每个人都面临着饿死威胁的情况下，靠吃人肉来活命还能够使后人理解。二是不是由于生存的挣扎，而是出于某种主观目的的残忍的暴力行为：或是以食人炫示“革命”暴力；或是听信左道邪术以食人来养生；或是以人肉为“美味”，等等。这些同饥荒时期被迫食人相比，都更带有食人魔偏嗜的野蛮性和残酷性。
在大跃进-大饥荒时期出现的“人相食”现象，其动机都比较单纯。大都是中国农民在树皮草根全部啃完的极端绝望的生死线上做出的一种被迫的人性向兽性的沉沦。如果我们把它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出现的中国农村的“人相食”的现象做一对比，便不难发现它们有很大不同。文革中广西在1968年出现过相当规模的吃人狂潮，这一人道灾难有如下几个特点：1）明显的派性和阶级性--吃人者大都是当时的中共领导人韦国清和广西军区支持的“联指派”（保守派）和党团员积极分子，被吃者则是反对派“四二二”（造反派）或所谓的“黑五类”及其子女，即“阶级敌人”；2）吃人事件一般发生在各级中共领导和军队掀起的大规模“镇压阶级敌人”（实质是乱打乱杀）的浪潮后，受到当局的唆使、纵容和默许；3）吃的主要是受害人的心肝，因为据说这可以“壮胆壮身”。第一位揭露这一“万人吃人运动”的作家郑义和当年组织吃人者的凶手谢锦文有过一段如下的访谈，很能说明两者的区别：
他是当时的革委会主任，后又任大队支书。……见我只问吃人细节，顿时轻松起来，主动谈起他光荣的吃人历史。谢参加过中共游击队。一九四八年，一奸细带国民党警察来抓人，他们杀了奸细，剖腹取肝分而食之。（有史料记载：井冈山红军亦杀人吃心，尤其是新战士。原由与谢锦文一般：壮胆壮身）……我突发异想，问道：“过去用瓦片烤的肝好吃还是这次煮的好吃？”答：“好事烤得好吃，香，这次是腥的。”除了心理生理的极端厌恶之外，对这位食人者我还有几分谢意。感谢他点透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吃人是历史的继续。可以吃奸细的的肝自然可吃“二十三种人”的肝，可以吃国民党的肝自然也可以吃对立派和“走资派”的肝。红军、游击队可以吃人肝，“革委会”、“贫下中农”、“革命群众”自然同样可以吃人肝。只要是以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便可！1
4、报案人叙述刘家远“杀子食子”案
2011年4月，我通过同学关系，找到了刘家远的侄儿、该案的报案人之一刘生涛，他接受了我的采访。其所述事实，与官方文件及公社干部和其他知情人所说情况有所出入。
刘生涛说：我叔叔其实最喜欢小伢，对我们这些侄子喜欢得不得了，平常出门都带起走的。
当时没得吃的，婶子还带了个小女儿，一家四口，一餐两小钵水发饭，没吃的，实在过不去了，婶子天天吵架，过后就带她自己生的9岁的女伢，跑回娘家津市段家湾去了，把女娃丢在家，自己到湖北公安那边去了。
叔叔自己带个一岁多的小伢，没得吃的，没办法，只好带小伢往外跑找吃的、找婶婶。先是跑到湖北那边，那男人看人家屋里来找，婶婶也烦不过，回段家湾去了。父子俩也没捞到吃的，又到段家湾找婶子。到了那里，又多了两张嘴吃饭，婶子也是在娘家吃她姊妹脸色的饭，哪么搞得拢来？不管他怎么讲，反正婶子要离婚。
腊月二十三他回来了，俺姆妈问他怎么回来了？他说她不要我了，离婚了。婶子能干也没得用，都共产归集体了。
那时候吃食堂，没饭吃，饿得都没得办法。俺屋里大哥当兵，剩五姊妹（方言，兄弟姐妹），加父母亲，一家七口人。每天到食堂里打两小钵水发饭回来。俺几姊妹就出去搞点菜、野根子回来，姆妈放在锅里一和，大家再吃。60年我九岁，天天出去挖野菜、寻草根。家里人饿得个个喊头昏，病病痨痨的。
叔叔两个人，一小钵水发饭，给伢儿吃都不够。记得天天吃饭的时候，他就抱着个伢儿，坐在边上看。俺也没得吃，也给他吃不了。天天天一黑，他就把个伢儿抱过来，看我们吃，看一会他父子两才走。都没得法。
他屋里长期没吃的。别人还下湖挖藕、找野菜，搞点吃的。他抱个伢儿，也动不成身。也是饿的得浮肿病，走路都歪搞起。那个伢儿也是饿得皮包骨，只剩一低低（方言，发didia音，点点）。
没吃的不说，他那个屋子也四处见风，也是真可怜。你问怎么回事？
他屋是土墙瓦顶木板壁。干部瞎指挥，喊“一年要插四季稻”，十冬腊月田里就要下谷种。田里结冰，干部就把各家的板壁拆了，竖在田堪四周挡风。刘家远到外头跑了几个月，回来只剩下个屋壳子。一床破被絮，父子两个盖了上身露下身，屋里头冰冷的。看到好伤心。
他回来十天，腊月二十三回来，正月初三就出了这么个事。是我姆妈和我发现报案的。
当时“大干水利”，队里人都上堤修工程去了，湾里只有我姆妈带湾里的十多个小伢。那天俺屋里的鸡不见了一只，俺姆妈怀疑是不是俺小爹（方言，发dia音，叔叔）饿极了偷杀吃了，就带起我到隔壁他屋里找。
他的门是用剩下的大柜一挡，俺就使劲推。推开进去，他就把个伢儿往被窝里一蒙，屋里几块砖垒的灶上，甊锅里在煮东西。俺姆妈怕他煮的是鸡子，上去把被窝一把拉开，滚下个没脑壳的伢儿。脑壳煮在甊锅里。
俺快懗死去，腿肚子都抽筋。俺姆妈也懗得不得了，就往外头退。
刘生涛回忆说：当时俺姆妈看他连自己的小伢都杀了吃，生怕他把屋里带的十几个小伢也弄了吃，赶紧去报案。
那天正好队里陈克建吃食堂死了，队里从堤上派了8个人给他出坟，正在挖坟坑（我丈量过，就在刘家远家二十多米处——引者）。听到姆妈喊“杀伢儿啦！”给出坟的杨祖万一讲，他就带几个人来。
冲进屋里的时候，他还在灶门口烧火。就这么一会儿，刘家远已经把伢儿杀成几大块，放在甊锅里煮起了。
杨祖万问他：刘家远，你在搞么得？！他说：哎呦，我把一个死猪仔弄来吃的。
几个人用绳子把他反捆起，用抬屍的杠子从背后一串，一边抬起到公社，一边就去报告。甊锅是一个剃头匠拿起走的。
我问他：材料上说，他把小伢吃了几口，是怎么回事：
刘生涛非常沉重地摇摇头，答：不是那么回事，是公社领导祸害的。
人捉到公社后，公社领导先审的。当时伢儿还没吃，公社书记张先其问他：你把伢儿杀了准备干什么？他答：饿了，想弄来吃；张先其一拍桌子，喝道：那你吃给我看！刘家远起身扯了小伢吃了几口。讲起来真的过不得！然后在全公社各公社游街示众。
公安局的人带了好多民兵来现场，在现场发现了一个瓦罐坛子里有半升谷头子（不到半斤）。公安局的喝问他：“有谷子吃怎么还要啥伢儿吃？”刘家远答：“两父子，全部家当就是这么点谷头子，哪个都吃不得。”
陈世培是当时押刘家远游街示众者之一。采访中，老人家的表现很有意思。他小女儿是低我一年级的同学，女婿是我的好朋友。原来他讲好要说的，结果我才北京赶到澧县，怎么动员，他都推脱“年纪大了，记不得那些事了”。女婿揭发他“昨天还讲得蛮清楚的”，逼急了，老人家就喊：“那是毛主席政策搞的事，我哪么讲得的！”他屋里专门有一间房，供毛泽东塑像，常年不断香火。
后来听女婿说。他孙子要考研究生，还要我帮忙，老人家马上改口，把看押刘家远游街示众的事说了出来。还说他四女儿看了那个甊锅里煮的伢儿脑壳、胡萝卜，从此一辈子不吃胡萝卜。
陈世培还说：那时候死人多了，也没人把死人当回事。大搞积肥运动的时候，澧县澧西、如东、澧南几个公社，还把死人挖出来，用大锅炖起来“熬化肥”。城关镇边上就有死人“熬化肥”的锅灶！
刘家远被枪毙前一天晚上，监狱破天荒给他端来了一碗米饭。据同号的犯人说，刘家远竟把米饭放在地上，先祭了一番死去的儿子，嘴巴里不知道念念叨叨些什么，然后几大口就把一碗饭吃了个精光。
刘生涛说：公安局枪毙他，我去了，那天从车上拉下来，上午在牛张小学那个操坪里开的宣判会。会一开完，几个当兵的把他押到坎边，开过万人大会，宣判后就往坡上一拖，打了7抢。后来公社通知俺屋里，把他弄回来，埋在老屋边上了。
他二哥刘生清补充：打了7枪，人打死之后，公社书记张先其从腰里掏出他的小手枪，上去又补了一枪。不知道哪么搞的，人打死了，当兵的上去又在他阴裆的用枪捣了十几下。
刘家远案在澧县影响很大。据老人说：“当时布告一贴出来，家家户户、大人小伢，都讲吃小伢案！”
该案给我和身边的几个小朋友的童年，造成了严重的心理障碍，一到天黑，只要看到个子大的人，我们扭头就往家里跑。
大概直到1964年初，随着人们的兴奋点转移到“四清”运动对干部“四不清”问题上去，刘家远案才逐渐淡化出人们的视野。但是，对我们这些小孩子而言，刘家远案是我们永远的恐惧和心痛！
在我们下面要讨论的、发生在四川省石柱县桥头区十七起“人相食”的个案中，很能说明以上的第一种形态，因为基本上都是因饥馑而被迫吃死者的尸体。值得注意的的是：出现食死者的前提往往是大面积地饿死人。例如，在1961年的秘密档案中，四川省委整风整社工作团涪陵分团，涪陵、石柱、西阳县工作组在向省委书记廖志高报告石柱县桥头区的“人口死亡问题”如下：
桥头区在59年公社化后共有人口28,352人，现在经查对实有人口21,018人，其中男的9,425人，女的11,593人。这里在59年至60年冬遭受旱灾，又加上人祸因而死亡人口竟达7,334人，占原有人口数25.86%。全区有桥头、三永、三益等六个公社，44个管区，集中人口死亡最多的是桥头公社，社内仅兰木管区原有人口855人，现有404人，死亡451人，死亡率达52.74%。其中死亡绝户的51户。由于兰木管区人口死亡太多公社将桥头街上附近农民迁移48户167人在管区内，但也遭到严重的死亡，现有的仅8户16人，死亡率占95.8%。还有洞塘管区第一队原有61户244人，现有41户90人，死亡154人，死亡率63.1%，其中死绝户的20户78人。第二队原有32户153人，现有26户76人，死亡77人，死亡率50%，其中死绝户的5户30人。这批人口中死亡的大多数是男劳动力，其次是儿童，如兰木管区原有孩子82人，现剩公社托儿所20人，家中3人，死亡率竟达73.7%。17
看了以上这些触目惊心非正常死亡的比例，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发生“人相食”的惨剧了：大规模的饥馑，是“人相食”的物理主因。无独有偶，在大跃进-大饥荒年代担任了安徽亳县县委农村生产福利科科长和县人委办公室副主任的梁志远先生，曾经写过一份《关于“特种案件”的汇报－－安徽亳县人吃人见闻录》的内部报告。见证了当时大规模的食死者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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