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于当地时间2008年10月8日11时45分左右(北京时间10月8日17时45分左右)宣布，将2008年度诺贝尔化学奖授予美国科学家下村修、马丁-查尔菲，华裔化学家钱永健，他们是因为发现和发展绿色荧光蛋白(GFP)而获奖的。这三位科学家将分享1000万瑞典克朗奖金。
钱永健是华裔化学家，1952年出生于纽约，中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堂侄。至此，已有八位华裔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
第一位华裔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
李政道（1926年11月24日—），美籍华裔物理学家。著名的物理学贡献有：李模型、高能重离子物理、量子场论的非拓扑性孤立子和孤立子星以及破解粒子物理中的θ-τ之谜。1957年，他31岁时与杨振宁一起，因发现弱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们的这项发现，由吴健雄的实验证实。李政道和杨振宁是最早获诺贝尔奖的中国人。
李政道出生于中国上海，祖籍江苏苏州，父亲李骏康是金陵大学农化系首届毕业生。李政道曾在东吴附中，江西联合中学等校就读。因抗战，中学未毕业。1943年因以同等学历考入迁至贵州的浙江大学物理系，由此走上物理学之路，师从束星北、王淦昌等教授。1944年因日军入侵贵州，时在贵州的浙江大学被迫停学。1945年他转学到时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就读二年级，师从吴大猷、叶企孙等教授。1946年赴美进入芝加哥大学，师从费米教授。1950年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从事流体力学的湍流、统计物理的相变以及凝聚态物理的极化子的研究。1953年，他任哥伦比亚大学助理教授，主要从事粒子物理和场论领域的研究。三年后，29岁的李政道，成为哥伦比亚大学二百多年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他开辟了弱作用中的对称破缺、高能中微子物理以及相对论性重离子对撞物理等科学研究领域。1984年他获得全校级教授（UniversityProfessor）这一最高职称，至今仍是哥伦比亚大学在科学研究上最活跃的教授之一。现在，他的兴趣转向高温超导波色子特性，中微子映射矩阵，以及解薛定谔方程的新途径的研究。如今耄耋之年的他仍奋斗在物理研究的第一线，不断发表科学论文。
自20世纪七十年代初，他和夫人开始回国访问，为祖国的科学和教育事业做了很多贡献。他积极建议重视科技人才的培养，重视基础科学研究，促成中美高能物理的合作，建议和协助建造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议成立自然科学基金，设立CUSPEA，建议建立博士后制度，成立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和北京大学及浙江大学的近代物理中心等学术机构，设立私人教育基金，对艺术和中国的历史文化有着强烈的兴趣，个人亦喜随笔作画并积极倡导科学和艺术结合。
他是美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意大利科学院院士；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兰州大学、苏州大学等十几所大学的名誉教授；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洛克菲勒大学、纽约市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英国诺丁汉大学和中国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十几所大学的名誉博士。
第一位华裔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
杨振宁是1922年10月1日生于安徽合肥（后来他的出生日期在1945年的出国护照上误写成了1922年9月22日）。他出生不满周岁，父亲杨武之考取公费留美生而出国了。4岁时，母亲开始教他认方块字，1年多的时间教了他3千个字。杨振宁在60岁时回忆说：“现在我所有认得的字加起来，估计不超过那个数目的2倍。”
1928年杨振宁6岁的时候，父亲从美国回来，一见面就问他念过书没有？他说念过了。念过什么书？念过《龙文鞭影》。叫他背，他就都背出来了。杨振宁回忆道：“父亲接着问我书上讲的是什么意思，我完全不能解释。不过，我记得他还是奖了我一支钢笔，那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
杨振宁读小学时，数学和语文成绩都很好。中学还没有毕业，就考入了西南联大，那是在1938年，他才16岁。1942年，20岁的杨振宁大学毕业，旋即进入西南联大的研究院。两年后，他以优异成绩获得了硕士学位，并考上了公费留美生，于1945年赴美进芝加哥大学，1948年获博士学位。
1949年，杨振宁进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博士后，开始同李政道合作进行粒子物理的研究工作，其间遇到许多令人迷惑的现象和不能解决的问题。他们大胆怀疑，小心求证，最终推翻了宇称守恒律，使迷惑消失，问题解决。杨振宁在1957年诺贝尔演讲中这样说道：“那时候，物理学家发现他们所处的情况就好像一个人在一间黑屋子里摸索出路一样。他知道在某个方向上，必定有一个能使他脱离困境的门。然而究竟在哪个方向呢？原来，那个方向就是宇称守恒定律不适用于弱相互作用。”
杨振宁对物理学的贡献范围很广，包括粒子物理学、统计力学和凝聚态物理学等。除了同李政道一起发现宇称不守恒之外，杨振宁还率先与米尔斯（R.L.Mills）提出了“杨-米尔斯规范场”，与巴克斯特（R.Baxter）创立了“杨-巴克斯方程”。美国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赛格瑞（E.Segre）推崇杨振宁是“全世界几十年来可以算为全才的三个理论物理学家之一”。
杨振宁谨记父亲杨武之的遗训：“有生应记国恩隆”。他在1971年夏，是美国科学家中率先访华的。他说：“作为一名中国血统的美国科学家，我有责任帮助这两个与我休戚相关的国家建立起一座了解和友谊的桥梁。我也感觉到，在中国科技发展的道途中，我应该贡献一些力量。”
杨振宁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20多年来，他频繁穿梭往来于中美之间，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学术联系工作。他写过这样两句诗：“云水风雷变幻急，物竞天存争朝夕。”
人们赞扬在理论物理前沿度过了半个世纪的诺贝尔奖得奖人杨振宁是一位坚忍不拔、具数学天才的科学家。他致力于揭示自然的对称性，而这些对称性常常是隐藏在杂乱的实验物理结果的后面。
杨振宁长时期在看来是神秘的物理学和数学的十字路口工作。在这个领域内，一组漂亮的方程式可以是灵感的源泉，甚至可以在还没有实验证据以前就洞察物理世界是怎样运转的。这是一个外行很难懂的世界，其中有充满了希腊字母的方程式的黑板，有寻求用数学去解决问题的“品味”和“风格”，有寻求用正确语言来描述物理世界的出自内心的灵感。
物理学家戴森去年在石溪为杨振宁退休所举行的学术讨论会上说：“杨振宁对数学的美妙的品味照耀着他所有的工作。它使他的不是那么重要的工作成为精致的艺术品，使他的深奥的推测成为杰作。”这使得他“对于自然神秘的结构比别人看得更深远一些”。
杨振宁已有华发，可是看起来比他的实际年龄年轻得多。他仍穿梭于纽约和远东之间。他和香港以及北京的大学有密切的联系，并且是设在南朝鲜汉城的一个理论物理中心的主席。
在关于他的生活和时代的一次广泛的谈话中，杨振宁谈到他的物理学生涯，谈到他没有能从事某些领域的研究而感到的遗憾。杨振宁也谈到他在中国童年和他长时间为沟通美国和自己的祖国在科学和文化方面的差异所作的努力。杨振宁谈到他担心中美关系的裂痕会扩大，以及由于新近对台湾出生的物理学家李文和间谍活动嫌疑的调查，将为亚洲和亚裔美国科学家带来的困难。１９７１年中美关系开始解冻，杨振宁自１９４５年到美国来当研究生以后第一次回到中国大陆。他会见了已故的周恩来和中国的其他领导人，帮助开展了两国之间的科学合作。他担心这些合作将面临危险。
那时候，当他从国外旅行回来后，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的人员常常去找他。中央情报局的官员第一次去找杨振宁时杨要让他的秘书记录他们的谈话，以免误解。杨振宁继续保持和中国的密切联系，他说：“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近来没有再来找我的麻烦。”
杨振宁最关心的是科学而不是政治。他谈到自己的一些经历：一个从中国偏僻地区一个落后的城市来的年轻学生，怎么会有幸参与２０世纪一个最主要的思想革命。这场革命是试图用一个统一的方法来了解自然的无穷多样性，从混沌的星球爆炸到电子环绕原子核的颤动。
１９５６年杨振宁第一次出名。那一年他和李政道共同发表了一篇文章，推翻了物理学的中心信息之一——宇称守恒基本粒子和它们的镜象的表现是完全相同的。因为这个工作，两人获得了１９５７年的诺贝尔奖。
从长远来看，１９５４年杨振宁和已故的米尔斯的开拓性的工作却更为重要。那一年，两人都在布洛克海文国立实验室工作。他们提出了一个称为非阿贝尔规范场的理论结构。以后证明它是以统一的方式描述作用力和基本粒子的关键。布洛克海文的一位理论物理学家马奇努说：“当它在１９５４年写成时，争论极大。一些人认为它和物理世界无关。”当时，杨和米尔斯没有继续发展下去。可是以后证明，这个从微分几何和纤维丛这样的抽象世界中抽提出来的数学，正是为描述像磁、电、强核力，也许还有重大相互作用中，中界作用力的粒子交换所。戴森讲道：“我要说，在杨振宁的工作中最最重要的是规范常已经证明这比他和李政道关于宇称的工作要重要得多。”
杨振宁和李政道的关系变得愈来愈紧张，两人在１９６２年分手。杨振宁拒绝谈论是什么原因使得他们的关系变得紧张的。他说：“这是我生命中令我非常失望的一件事情。我要说，这是一个悲剧。”他们两人已经有几十年没有讲话了。
杨振宁扎根于数学，但是他指出，自己一生的工作不是脱离现实世界的形而上学的游戏。４０年代后期他刚去芝加哥大学研究院时曾打算成为实验物理学家。可是他很快就了解自己的动手能力很差。实验室的同事们开玩笑道：“哪里出爆，那里就有杨振宁。”
曾任布洛克海文国立实验室主任的实验物理学家萨奥斯说：“杨振宁是一位极具数学头脑的人，然而由于早年的学历，他对实验细节非常有兴趣。他喜欢和实验学家们交谈，对于优美的实验极为欣赏。”
对于物理学家最大的挑战，依然是提出一个统一的理论，它既适用于以重力为主的极大王国，又适用于由量子所主宰的极小王国。物理学家在７０年代已经在这方面获得进展。他们提出一个称为标准模型的理论。可是标准模型并没有将重力考虑在内。
目前，弦线理论可能可以克服这个缺点。这个理论经过修改后要求十或十一维时——空，而不是我们熟悉的四维时空，即时间这一维加上立体几何的三维。弦线理论提出来已经２０多年，它在年轻的理论物理学家中很流行。可是杨振宁在晚年时是不同意这个理论的。杨振宁怀疑弦线理论或其派生的理论是否能将所有客观存在的现实都放进一个简洁的包装中。
杨振宁说：“弦线理论并没有得到实验证明。它太不定形，太模糊。”问题部分地在于，为探索弦线的影响，需要极高的能量，更强的粒子加速器。如何写出一个可以工作的理论，并从事十维计算也是一个问题。
杨振宁提出物理学正经历一个过渡期。不断地寻找更快更小的计算机晶片等的应用研究，将会比基础研究对年轻人更有吸引力。他说：“很清楚，在未来的３０到５０年中，人们将更注意物理学的应用。其理由并不是因为所有的基本问题都已经解决了，而是因为更深入地探索物质的基本结构变得愈来愈贵。”他又说，１９９３年国会决定中止建造超导超级对撞机是一个信号，高能物理有充裕的经费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超导超级对撞机是要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建造的一个基本粒子加速器，它的直径将达５４哩。
杨振宁预言，计算机工业的实际需求将会推动界于微观和宏观之间的物理学的发展，他承认许多分析家们早已预言，２１世纪将是生物学的世纪，就像刚刚过去的２０世纪被称为物理学的世纪一样。是什么环境使杨振宁能在占支配地位的物理学中起重要作用呢听他自己说，在他的成功中，运气和抱负同样重要。
杨振宁早年处于一个更像是中世纪的而不是现代的社会。他得益于幸运的家庭环境以及和同事与学者们的联系。这些为他进入更广阔的知识和文化世界的旅程铺平了道路。反过来，他正通过不断努力在亚洲建立一流的研究中心为回报。
杨振宁生长在中国中部一个围有城墙的城市——合肥。当时，这个城市的街道是没有路面的，城门很窄，以致３０年代第一部汽车开来时无法通过。大部分居民是文盲。由于闭塞，杨振宁直到６岁才第一次看见香蕉。
杨振宁的父亲是当地中学的数学教师。他通过了一次奖学金考试，得以出国，去芝加哥大学读书，回国后在厦门大学教书，以后去了北京清华大学。
杨振宁本人追随他父亲走上了学术道路。他说：“我很幸运，上百万和我同龄的人不是饿死就是面对军阀混战。”他住在北平一个学术性的社区内，沉浸在一个重视研究、重视知识的社区中。他的父亲很快就发现儿子有数学天才，可是并没有直接教他数学。杨振宁说：“父亲的哲学是‘不要着急’。”在谈天时他偶尔会向儿子提出数学难题。可是父亲也认识到教育需要均衡。在杨振宁念完中学初一时，父亲请了一位同事来教他中国古文。经过两个夏天的紧张学习，年轻的杨振宁能背诵孔子的门徒孟子的全部著作。
１９３７年日本入侵，杨振宁的父亲被迫离开北平，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杨振宁继续走好运。年轻的杨振宁不久进了这所大学，受教于一些当时中国最杰出的科学家。他们之中有些以后去了美国，其中包括陈省身。陈省身现在已经从伯克莱加州大学退休，许多人都认为他是现在活着的最重要的微分几何学家。
在昆明时，杨振宁开始提高他的英文。他决定不用字典来念英文小说。他选的第一本小说是斯蒂文森的《金银岛》。这部小说里有和大海有关的俚语，因而很难念。他花了一个星期，念完了这本书，接着念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在熟读这两本书以后，杨振宁说：“以后就容易了。”
杨振宁还有去西方世界的另一原因：他对美国初期的科学家兼政治家富兰克林很崇敬，富兰克林的自传激励了杨振宁。去美国后他取名为富兰克，并将第一个孩子的英文名字取为富兰克林。
１９４５年杨振宁得到庚子赔款奖学金去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接受了杨振宁，可是他要拜才华横溢的意大利物理学家费米为师，因此去了芝加哥大学并在以后被称为氢弹之父的泰勒的指导下写了博士论文。论文写好后只有４页。泰勒说服杨振宁，无论如何，一篇博士论文只有４页总是太短了，要他加长。他照办了，加到了２３页。在物理学有了卓越的成就以后，他又转向远东。杨振宁将把他的文稿与信件捐赠给香港中文大学而不是给石溪纽约州立大学。他是中文大学的访问教授。杨振宁也没有排除他搬回中国的可能性，因为回去后他和与他结缡已５０年的妻子杜致礼会得到更好的照顾。新近，致礼在石溪州立大学的医院动了三次肿瘤手术，结果良好。杨振宁在长岛还是感到很自在，也不像是要搬到远离他的三位已经成年的孩子身边。他们三位都已得到科学方面的学位。杨振宁说：“他们是美国人。他们接触的中国文化很少。”长子光诺毕业于密西根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现在是纽约州西彻斯特县的一位财务顾问。次子光宇是一位化学博士，住在纽约城，为Ｊ．Ｐ．Ｍａｒｇ财务公司分析化学工业。女儿又礼是蒙太拿州列文斯登县的一位医生。
杨振宁在１９６４年成为美国公民。他说：“我们在美国过得很不错。在这里我们有许多朋友。我们在两个社会中都很自在。”
在石溪为他的退休举行的学术讨论会结束时，杨振宁谈到他在６０岁时的一个“伟大和意义深远的发现”：“生命是有限的”。他念了９世纪的一位中国诗人李商隐的诗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第三位华裔诺贝尔奖获得者丁肇中
丁肇中祖籍山东日照县；1936年出生於美国密西根州安阿堡（AnnArbor）；父亲是丁观海，母亲是王隽英，他在台北读中学，在密西根大学读大学本科与研究院，於1962年获博士学位；自1967年起执教於麻省理工学院。丁教授在粒子物理学中有许多卓著的贡献，最有名的是1974年J粒子的发现，这项发现导致粒子物理学走入了新的方向，也因此而获得1976年诺具尔物理奖。此外，他对量子电动力学之精确性、轻子的性质、矢量粒子的性质、胶子喷注现象，Z-γ之干涉等问题的研究都是十分重要的贡献。近年来丁教授组成并领导一实验组，积极建造L3探测器，将於1988年起在西欧中心（CERN）的LEP加速器上做实验，这是一项极大的计划，动员了世界各国四百多名实验物理学者，探测器建造费用将超过一亿美元。丁教授是当代最杰出的实验物理学家之一。他的工作特徵是方向明确果断，计划周详严谨。
得奖作品
发现新的重基本粒子：J/Ψ粒子(现称J粒子)
响彻诺贝尔颁奖大厅的中华之声他是第一位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用中文发表演讲的获奖者。作为实验物理学家，他发现了J粒子。这个发现，被国际高能物理学界誉为物理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974年11月10日，是一个不平常的星期天。这一天，美籍华裔物理学家丁肇中教授所领导的小组，在美国纽约州阿普顷国立布鲁海文实验室里，发现了一种新的基本粒子。
虽然人们近些年来不断发现新的基本粒子，然而，丁肇中此次发现的新粒子十分独特，它是不带电的，而且寿命比近些年来相继发现的新粒子长1000倍——尽管在常人看来它也极其“短命”，只能活0.00000000000000000001秒。
这是一种新的重光子，丁肇中把它命名为“J”粒子。
也就在这个星期天的上午9时20分,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帕洛阿尔托的斯坦福直线加速器那里,也传出了“发现新粒子”的消息。那是美国科学家里奇特领导的小组发现的，有趣的是，这个新粒子也是重光子，寿命同样很长。里奇特小组把它命名为ψ粒子。
这两个新发现震惊了美国科学界。经过仔细比较，科学家们发现J粒子和ψ粒子是同一种粒子。为了纪念丁肇中小组和里奇特小组的功绩，这种新粒子被重新命名为J/ψ粒子。
1976年，丁肇中和里奇特由于发现了J/ψ粒子而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八位华裔诺贝尔奖获得者简介[照片] 华裔诺贝尔奖获得者](http://img.aihuau.com/images/02111102/02070544t01f69f31e81302a0a8.jpg)
继李政道、杨振宁之后，丁肇中成为第三位获得诺贝尔奖金的华裔物理学家。丁肇中祖籍山东日照县，他的外祖父王以成追随孙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中牺牲。丁肇中父母亲都是美国密西根大学毕业生，父亲是工程学教授，母亲是心理学教授，他们1936年赴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访问，丁肇中因母亲早产而降生于密西根州，出生两个月后随父母回到中国。
在中国，丁肇中的童年时代是在抗日战争的兵荒马乱中度过的。他曾随着父母过黄河，越长江，从日照到南京投靠亲友，后又用了三个月的时间逆长江而上来到重庆。在缺医少药的重庆，丁肇中差点被病魔夺走生命，但他还是一次次从死神的威胁下解脱出来。病愈后，他进了磁器口小学读书，1948年春又随着父母去了台湾。
1956年9月，20岁的丁肇中远涉重洋到美国密西根大学学习数学和物理学。在这里，“身无半文”的他靠着奖学金读完了大学，并于1962年获得博士学位。1963年，他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1967年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物理系副教授，1969年升任教授。从念大学到取得博士学位到开始做科学研究，一般人要10年的时间，由于他异常勤奋，只用了6年时间。
丁肇中有着强烈的事业心。在著名物理学家乌伦伯克教授的启发下，他选择实验物理学作为自己的终生事业，与高能物理结下了不解之缘。他说，“任何科学研究，最重要的是要看对于自己从事的工作有没有兴趣，换句话说，也就是有没有事业心。”凭着这种事业心，他可以两天两夜，甚至三天三夜呆在实验室里，守在仪器旁，不知疲倦地进行着自己的实验。也就是凭着这种事业心，他和他的助手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终于捕捉住了J粒子。
J粒子的发现，在物理学界掀起了轩然大波，使实验物理学家和理论物理学家都大为惊异。瑞典皇家科学院的艾克斯教授说：这是基本粒子研究方面最伟大的发现，它已经改变了世界各地所有实验室的工作状态。由于这项发现，各实验室现在将寻找这一领域带来的物质新形式。当年出版的《新闻周刊》说：“J粒子的发现，是基本粒子科学的重大突破，对于近半个世纪以来物理学家努力寻找解释的自然4种力的作用，具有重大意义和贡献。”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院长杰米韦森说：“丁肇中教授的研究，为人类开拓了宇宙未知的领域，使基本粒子物理迈进了一个新的境界。”1975年2月14日，美国总统福特还写信给丁肇中，对他的光辉成就表示祝贺。
丁肇中虽然多年来在美国工作、生活，但他仍深深眷恋着哺育他成人的中国。他忘不了他在中国度过的青少年时代，他一直很看重自己是炎黄子孙。所以在去斯德哥尔摩参加诺贝尔奖颁奖典礼前，他向瑞典皇家科学院写信，要求打破惯例，用中文在会上发表自己的演讲，然后再用英语阐述。而根据规定，获奖人应以本国语言在颁奖典礼上演讲，就是说他只能以英语演讲。但大会组织者们经过考虑，还是同意了丁肇中的要求。
于是，自从1901年第一次颁发诺贝尔奖金以来的四分之三个世纪中，在斯德哥尔摩的诺贝尔奖颁奖大厅里，第一次响起了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的主要语言——汉语。这一天，丁肇中怀着激动的心情登上了伦琴、爱因斯坦、居里夫人和许多科学巨匠站立过的讲台，用中文发表了他的演讲。他通过这篇演讲寄语故国的青年们，希望他们重视科学实验工作，在未来的年代里为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贡献。
J粒子的发现，没有使丁肇中停步不前。年复一年，他以锲而不舍的精神从一座高峰迈向另一座高峰。1974年以后，他继续通过探测器寻找和研究光与重光子之间的关系，意外地发现了一个胶子。1979年，他领导的在汉堡的电子同步加速器上工作的马克·杰小组通过实验证明了胶子现象。这一成果，又一次轰动了国际高能物理学界。
1983年，丁肇中选定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日内瓦建造的世界上能量最大的正负电子对撞机“莱普”（LEP）上开展他的新探索。他领导的规模空前的L3实验组有美国、瑞士、中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14个国家共43所大学和研究所的581位物理学家组成。这是迄今世界上最大的高能物理实验组。在丁肇中的领导下，这个实验组取得了一批重要的实验成果。
在主持L3实验组的同时，丁肇中又着手进行了一项大胆的研究计划：要在宇宙空间直接探测反物质。这个由中美等国共同研制的、用来寻找太空中的反物质和暗物质的粒子探测装置叫做阿尔法磁谱仪，其最核心的部件永磁铁是中国大陆研制的，其电子设备则全部由台湾科学家制造。1998年6月2日美国东部时间18时6分，阿尔法磁谱仪搭载“发现号”航天飞机，从肯尼迪航天中心升空，揭开了人类第一次进入太空探寻宇宙之谜的序幕。
丁肇中说：“认识物质世界，发现大自然的奥妙，这种基本的知识是无涯的，超越年龄、时代和国界的限制。”为了科学的进步，
第四位华裔诺贝尔奖获得者李远哲
1936年11月29日，李远哲出生于台湾新竹，他的父亲是一位画家。童年时代的李远哲非常爱玩，棒球、网球、乒乓球都打得很好。"我可以把球打到对方球台上的任一指定点，"李远哲兴致勃勃地回忆说："误差不会超过一英寸。"
李远哲读初中时，在学习上已开始"独树一帜"。一次考试，几何老师出了五道题，李远哲全用与老师所讲的不同的方法去做，结果老师给他的卷子判了零分。李远哲不服气，据理力争："老师，我的方法虽然同您教的不一样，但是没有错?quot;这个老师还行，决定让李远哲给全班同学讲一讲再看。第二天，李远哲在黑板上讲了他的解法，得到全班同学的赞赏。最后老师给了他们100分。
中学时代的李远哲看了大量的书。"我几乎每天看一本书。"他读了《居里夫人传》后，这样说道："我第一次感到当科学家不仅能从事很有意义的科学研究工作，而且可以享有非常美好的人生。"李远哲下定决心要象居里夫人那样，把一生都献给科学。
高中毕业后，李远哲被保送台湾大学化学系；大学毕业后，又到新竹清华大学读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留学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1965年获化学博士学位，然后到哈佛大学化学系随赫希巴哈（D.Herschbach）从事分子反应动力学的研究。1967-1968年间，李远哲几乎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自己设计，自己动手，殚精竭虑地把一台交叉分子束实验装置建立了起来。他的导师赫希巴哈（1957年与李远哲同获诺贝尔奖）看后感叹地说："这么复杂的装置，大概只有中国人才能作出来""他称赞李远哲是"化学中的莫扎特"。他说他把李远哲比作乐圣莫扎特，不仅因为李远哲是一位早熟的天才，而且因为李远哲同莫扎特一样"准确"。
分子反应动力学是采用动力学方法，从分子和原子等微观层次上研究和揭示化学反应过程，回答"化学反应是怎样发生的"这一基本问题。
第五位华裔诺贝尔奖获得者朱棣文
朱棣文 (Steven Chu)１９４８年２月２８日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祖籍中国江苏太仓。父亲朱汝瑾是国际知名的化学工程专家，母亲李静贞曾就读于麻省理工学院。１９７０年毕业于罗切斯特大学，获数学学士和物理学学士学位，１９７６年获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物理学博士学位，后留校做了两年博士后研究，１９７８年到贝尔电话实验室工作，１９８３年任该实验室量子电子学研究部主任。１９８７年任美国斯坦福大学物理学教授，１９９０年任该校物理系主任。１９９３年６月被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２００４年６月被任命为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能源部下属的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主任，８月１日正式上任。
朱棣文研究的领域包括基础原子物理、激光、生物物理等。１９９７年因“发明了用激光冷却和俘获原子的方法”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与他同获该奖项的是美国科学家威廉·菲利普斯和一名法国学者。还曾获费萨尔国王国际科学奖。
朱棣文曾多次访问中国。１９９８年６月５日，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第六位华裔诺贝尔奖获得者崔琦
崔琦(DanielChee Tsui)１９３９年生于中国河南省宝丰县肖旗乡范庄村一个农民家庭，在村里小学毕业后，他于１９５１年在北京读书，次年到香港培正中学就读。１９５７年香港培正中学毕业，１９５８年赴美国深造，就读于伊利诺伊州奥古斯塔纳学院。１９６７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物理学博士学位，此后到著名的贝尔实验室工作。１９８２年起任普林斯顿大学电子工程系教授，主要从事电子材料基本性质等领域的研究。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１３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把１９９８年诺贝尔物理奖授予崔琦与德国科学家霍斯特·施特默和美国科学家罗伯特·劳克林，主要表彰他们发现并解释了电子量子流体这一特殊现象。
２０００年６月，崔琦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２００４年当选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２００５年被聘为中科院荣誉教授。
崔琦的主要学术兴趣是研究金属和半导体中电子的性质。他的这些研究将可应用于研制功能更强大的计算机和更先进的通信设备。
崔琦的妻子是美国人，他们有两个女儿。
第七位华裔诺贝尔奖获得者高行健
高行健（1940—），原籍江苏泰州，出生于江西赣州。目前为法籍华人。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１２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事后报导中称他为剧作家、画家、小说家、翻译家、导演和评论家。不过，高行健早期在国内，是以创作先锋戏剧著称。他与铁路话剧团创作员刘会远（中共元老谷牧的儿子）合作创作了《车站》《绝对信号》等话剧，由北京人艺演出，引起轰动。后来他又写了《野人》，采用更多探索手法，更展现出艺术魄力和深邃的历史感。《绝对信号》一剧，被列入“共和国５０年１０部戏剧”。高行健在大陆发表的作品不多，他在1981年发表《现代小说技巧初探》的小说评论，1984年发表中篇小说集《有只鸽子叫红唇儿》。
他的剧作集《彼岸》（The OtherShore）在一九八六年在大陆“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时遭北京当局禁演，翌年他即离开中国大陆赴法国，隔年再以政治难民的身分定居巴黎市郊的巴纽里，加入法国国籍。因此高行健的主要作品例如长篇小说《灵山》（据说台湾已经有了中文版）、《一个人的圣经》都只能在海外出版。他的画作也已在欧洲和美国展出。在报章中，有人称他为大陆异议作家。
高行健年表：
1962年从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后任中国国际书店翻译。1971——1974到干校劳动，后来在皖南山区农村中学任教。1975年回北京，任《中国建设》杂志社法文组组长。1977年调中国作协对外联络委员会工作。1978年开始文学创作。1979年发表散文《巴金在巴黎》中篇小说《寒夜的星辰》。1981年调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任编剧。创作《绝对信号》（于刘会远合作）《车站》《野人》等剧作，引起很大反响，并因其新的戏剧观念和思想内涵而发生争议。他大量吸收了西方现代派的戏剧手法，突破了话剧传统的时间结构，拓宽了戏剧表现空间，探索新的戏剧观念包括舞台观念。论著《现代小说技巧初探》（花城出版社）提出了新的文学观，强调小说要揭示现代社会矛盾，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表现复杂的人性，尝试新的表现手法等，引起广泛的注意和争论。论文《谈小说观和小说技巧》也在1983年遭到批判。另外还出版过小说集《有只鸽子叫红唇儿》理论著作《现代戏剧手段初探》、《对一种现代戏剧的追求》和戏剧作品集《高行健戏剧集》等，90年代定居法国，继续从事创作和绘画，出版小说《灵山》等。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高行健作品一览
戏剧：《绝对信号》、《野人》、《车站》、《模仿者》、《躲雨》、《行路难》、《喀巴拉山》、《独白》、《冥城》、《彼岸》、《逃亡》、《生死界》、《对话与反诘》、《夜游神》、《山海经传》
小说及评论集
《灵山》、《一个人的圣经》、《给我老爷买鱼竿》、《有只鸽子叫红唇儿》、《没有主义》、《现代小说技巧初探》、《高行健戏剧集》、《对一种现代戏剧的追求》
第八位华裔诺贝尔奖获得者钱永健
钱永健，华裔化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医学院院士，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化学及药理学两系教授，中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堂侄。
英文：Roger Tsien，罗杰钱
性别：男
出生：1952年
生于：纽约
国籍：美国
祖籍：中国浙江杭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