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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陵地宫示意图
周六闲来无事，将2010年秋天实地考察昭陵陵寝地面建筑遗迹和史书记载的地宫位置作了一个示意图，曾有人说过陵寝地宫有可能在九嵕山的寝宫遗址后的山腰处。经实地观察栈道孔分布位置，结合史实记载，可完全排除地宫在山腰的可能性。
其中范紫东的《乾州记》里有记载的昭陵神灯传说恰恰证明了地宫口位置，当时应有守灵人定时奉灯到游殿处祭奠，所以在夜晚时能看到山顶处有灯火。现在此处立了一个宫女捧灯的雕像。
实地考察博文《唐宗威仪II》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57da783f0100lyhv.html
昭陵所在地-九嵕山
昭陵神灯-游殿和元宫门遗址
昭陵石室-长孙皇后安厝处
陪葬宫女石窟墓遗址
昭陵栈道孔遗址
北司马院遗址鸟瞰
重大发现：在九嵕山顶处发现未开启的墓道口
再放大看看
走进看看，很明显的人工封堵痕迹
墓道封堵处的堵石，有明显的人工修筑痕迹
该处墓道口在九嵕山顶峰下方
目测距顶峰约三十米左右，墓道口朝东
或为唐太宗李世民被盗掘的墓道，于宋代的回填处
因为原本在墓道内的堵石，外露在墓道外清晰可见
距离顶峰如此之近
也或为重要的陪葬人的墓室
可能是历史记载的徐贤妃的墓室
如果是陪葬墓的话
那说明唐太宗的墓道口应在更高的位置
此墓道口考古人员应早已发现并有了结论
只是秘而不宣罢了
附：唐玄宗李隆基泰陵墓道口
唐玄宗泰陵位于陕西省蒲城县东北十五公里处五龙山余脉金粟山南
据说已被盗掘
金粟山
泰陵墓道口，可留意其开凿形制与昭陵石室截然不同
李隆基作为武则天的孙子，李世民的曾孙
相隔百余年，墓葬形制上应雷同
墓道口内可清晰看到堵石还是严丝合缝
唐高宗与武则天合葬的乾陵墓道口
乾陵寝宫隧道在梁山主峰东南半山腰处，由堑壕和石洞两部分组成。壕堑深17米，葬礼完毕后，全部用石条填塞。隧道呈斜坡形，南宽北窄，全长67.7米，平均宽3.9米。石条由南往北顺坡层叠扣砌，共39层，从平面看，39层共用约4000余块大小不同、重达1吨至2吨的石条，在每块石条上面还凿出燕尾凹槽，用铁质燕尾板镶嵌在其中，缝隙之间，再浇筑铁锡浆液。
由此可见乾陵与泰陵的墓道形制完全一样，也可判断昭陵的形制应也如此。
个人推测：昭陵的墓道口就在昭陵神灯到顶峰的山坡上
（60年代考古部门发掘乾陵羡道的照片，一直发掘到陵寝石门处并留有照片，但没找着）
唐太宗昭陵及唐朝陵寝制度（转）
一、九嵕山风水与昭陵堪舆
在广袤千里的关中平原北部，有一道横亘东西的山脉，山恋起伏，冈峰横截，与关中平原南部的秦岭山脉遥相对峙。这道山脉在醴泉县（今陕西礼泉县）境内，突兀而起一座山峰，刺破青天，海拔高达1188米，它的周围，均匀地分布着九道山梁，把它高高拱举。古代把小的山梁称为嵕，它因而得名九嵕山。
九嵕山岚浮翠涌，奇石参差，百鸟在林间歌唱，苍鹰在峰顶翱翔，流泉飞布，众山环绕，衬托得九嵕主峰孤耸回绕。唐朝初年，唐太宗带兵打仗和狩猎，多次经过九嵕山一带，非常喜欢九嵕山的挺拔奇绝和美丽风光。
唐太宗贞观十年（636年），唐太宗的皇后长孙氏病危，临终之时，对唐太宗叮嘱后事说：“今死，不可厚费。且葬者，藏也，欲人之不见。自古圣贤皆崇俭薄，惟无道之世，大起山陵，劳费天下，为有识者笑。但请因山而葬，不须起坟，无用棺椁，所须器服，皆以木瓦，俭薄送终，则是不忘妾也。”唐太宗遵照长孙皇后的遗言，在皇后崩后，把她临时安厝在九嵕山新凿之石窟，陵名昭陵。并决定把昭陵也作为自己的归宿之地，等他驾崩后与皇后合葬。于是在昭陵穿凿地宫，开始了大规模的营建工程。
从这些记载来看，似乎首先提出“因山而葬”的是长孙皇后，唐太宗只不过是遵照了皇后遗言为其选择了九嵕山而已。其实不然，应当说，在长孙皇后驾崩之前，唐太宗就已选定了九嵕山日后作为自己与皇后的陵墓，只不过是皇后先崩，于先说出了她与太宗商量的归宿之地。因为在埋葬长孙皇后不久，太宗的一段话道出了玄机，他说：“皇后节俭，遗言薄葬，以为‘盗贼之心，止求珍货，既无珍货，复何所求’，朕之本志，亦复如此。王者以天下为家，何必物在陵中，乃为已有。今因九嵕山为陵，凿石之工才百余人，形具而已，庶几奸盗息心，存没无累。当使百世子孙奉以为法。”这里所说的，“朕之本志，亦复如此”，其实指的就是“因山为陵”并选择九嵕山作为他和皇后的陵墓，都是由他决定和选定的。
唐太宗为什么要选择九嵕山作为他和皇后的陵墓呢？照唐太宗的说法，是为了节俭和防盗。其实这两点，只是其选择陵址必备条件之外的附加条件，因为选择陵址的必备条件在当时早已为人们普遍所熟知，所以不必说出。这个必备条件就是，九嵕山的地理环境完全符合古代陵寝堪舆所谓的风水条件。
唐太宗选择九嵕山作为昭陵陵址的必备条件和附加条件，在当时都有着浓郁的文化背景和政治背景。
先谈谈唐太宗选择陵址的文化背景，即必备条件形成的文化背景。中国古代所谓的陵墓堪舆风水之说，在我国时伴着姓氏的不断扩大及五行阴阳之说的流传而逐渐完善，至南北朝，陵墓堪舆家们就有关陵墓风水问题已有百余部作品问世，这些迷信著作体系庞杂，论点不一，但都认为陵墓风水的好坏可以决定后世子孙的祸福，并基本形成了一套评定风水好坏的理论。贞观时，唐太宗通过与太史丞吕才等人的探讨，彻底否定了风水之说，但却没有诏令天下以绝其事，说明在唐太宗的心目中，还是承认风水之说的文化地位，并不敢贸然全盘否定风水之说。在当时，堪舆家认为帝王的陵墓风水最好符合以下条件：
（1）需建在地势高显处。因为这样，既可显示出帝王至高无上的地位，又可防水浸泡陵墓。
（2）陵墓背面要有山势，山势之后又须有水环绕。取意背靠大山，稳妥牢靠，山后有水，取之不竭，而此水又可作为陵墓的一道天然屏障。
（3）陵墓前面和两侧要有较低的山势，为陵墓起烘托作用。再前面应是一马平川，显得豁亮开阔，寓意天下太平。
（4）陵墓最前面亦应有水经过，算是陵墓的前边界，与陵后之水遥相呼应。
当然，不可能每一处风水宝地都具备所有这些条件，但这些条件满足得越多越好。以上述条件衡量九嵕山形势，我们会惊奇地发现，九嵕山满足了所有条件。它地处渭北平原，山底海拔570米左右，其后群山拱卫，山后便是滔滔的泾水；其前与左右众山罗列，再往前便是沃野千里的关中平原，而浩荡的渭水又东西横穿关中平原，还从古长安城下穿过，形成了“渭水贯都”的奇妙景观。所以，自唐以降，封建堪舆家普遍认为昭陵的风水为中国历代帝陵之最佳者。
考虑到中国古代陵墓堪舆文化的深远影响，人们普遍认为，当年唐太宗之所以选择九嵕山作为陵墓，陵墓风水之说一定对他的选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那么，为什么唐以前在咸阳和长安定都的历代王朝，没有选择九嵕山做为帝王的陵墓？这是因为：
（1）中国古代陵墓风水理论是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不断充实并完善的。如秦汉时对风水的讲究和隋唐时并不完全相同。
（2）唐以前历代定都关中的帝王没有因山为陵的习惯，他们只把目光放在关中平原靠近帝都的地方，在这里寻找风水宝地。
反过来，我们又可以解释唐太宗为什么会选择九嵕山做为陵墓的原因：
（1）九嵕山完全符合当时墓葬风水理论所讲究的所有条件。
（2）长安和咸阳附近风水较好的地方已成为秦汉皇家陵园，再在此处建造陵寝不易突出唐陵。
（3）唐太宗认为自己的文治武功远远高于历代帝王，需要建造一座气势更大且不宜繁费民力的陵墓，因山为陵能满足他这个愿望。
（4）唐人认为尧帝的陵墓属因山为陵，唐太宗认为自己堪比尧舜，仿照尧帝，标榜自己，也是他“因山为陵”的一个原因。
再谈谈唐太宗选择陵址的政治背景，即附加条件形成的政治背景。
武德时期，唐王朝上下都把注意力放在战争中，加之当时高祖李渊还很健康，所以根本没有全盘考虑唐代帝王陵寝制度。贞观初年，唐太宗励精政道，同样没有全盘考虑唐代帝王陵寝制度，这在贞观初期死亡的大臣墓葬位置安排上完全可以看得出。这一时期死亡的大臣，要么埋葬在大臣故乡，要么埋葬在长安附近，例如李纲、杜如晦等，就被埋葬在长安附近的少陵原上。直到贞观九年，唐高祖崩，唐太宗才把唐代帝王陵寝制度的建立提上了议事日程。按照唐太宗最初的想法，安葬高祖，要完全效仿西汉高祖刘邦的长陵，务从丰厚。但是，精通经史的虞世南提出反对意见，虞世南告诉太宗，汉代诸陵从帝王登基就开始营建，花费是天下赋税的三分之一，金银珠宝充盈方中，既劳费了民力，还使盗贼生心，所以汉陵大都被盗，帝王的尸骨也被抛弃荒野，实在是百害而无一利。他还建议太宗，应当向尧帝那样，因山为陵，陵内不藏金玉，并在陵外立碑予以说明。唐太宗让大臣们讨论虞世南的意见，大家普遍认为，因山为陵不普遍，还是应当堆土成陵，但应当简约。唐太宗按照群臣意见，为高祖在三原县北20公里的荆原堆土成陵建造了献陵，其规模远远小于汉高祖长陵。
在埋葬高祖后，唐太宗开始注意研究中国古代帝王陵寝制度，毫无疑问，虞世南所说的“因山为陵”既能节俭民力又能防盗的建议为他最终决定选择九嵕山作为他和皇后的陵墓起到了思想和理论的启迪作用。
另外，今人以为，唐太宗之所以能选择九嵕山作为其陵墓恐怕还有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1）中国自出现奴隶制国家后，就把全国分为九州，九州拱卫天子，天下大同。而九嵕山的九条嵕梁拱卫主峰，唐太宗选择九嵕山，大概也取意九州拱卫之意。
（2）九嵕山从东北望去，如虎雄踞，首尾酷似。帝王乃龙虎之象，太宗恐怕也是取其形状类虎，威镇天下之意。
以上所说，太宗也曾约略言及。在安厝长孙皇后后不久，太宗遂下发《九嵕山卜陵诏》，在下发诏书前，他对侍臣说：“古者因山为陵，此诚便事。我看九嵕山孤耸回绕，因山旁凿，可置山陵处，朕实有终焉之理。”
关于昭陵的陵名，史书上没有专门的解释。古代谥法解释“昭”字说：“圣文周达曰昭，昭德有功曰昭。”古代谥法也有谥曰顺、贞、献等美好的字眼。根据唐代帝王陵墓如献陵、贞陵、泰陵等选取吉利、祥顺、平和等美好字眼的做法来看，昭陵的定名，显然也是选取了一个歌功颂德的美好字眼。
唐太宗画像
二、昭陵的营建工程
昭陵开创了唐代帝王陵寝制度“因山为陵”的先例。所谓的“因山为陵”，就是以自然山峰作为陵墓的封土，将墓主人安置在山峰底部巨型石室里的一种奇特陵墓。“因山为陵”这种营陵方式，古已有之，汉文帝的霸陵、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曲阜九龙山鲁王墓都是“依山为陵，不复起坟”。但是，这在当时却未被定为制度。唐太宗因山为陵而建昭陵，并诏令子孙“永以为法”，却开创了唐代帝王陵寝制度“因山为陵”的先例。
唐代共有21位皇帝，其中昭宗李晔和衣帝李柷，因唐末战乱，分别葬在了山东菏泽（和陵）和河南洛阳（以王礼葬，不称陵），其他19位皇帝都埋葬在关中平原北部，因为女皇武则天（葬时去帝号，称则天皇后）和高宗李治合葬乾陵，因而在关中成陵18座。18座帝陵当中，高祖李渊的献陵早于昭陵，不曾因山为陵，昭陵以后的16座帝陵当中，竟有13座因山为陵，只有3座堆土成陵。兹将关中唐十八陵情况列表于次：
庙号及姓名 陵名 位置 形制
高祖李渊 献陵 三原县北20公里荆原 堆土
太宗李世民 昭陵 礼泉县东北22.5公里九嵕山 因山
高宗李治 乾陵 乾县北2.5公里梁山 因山
中宗李显 定陵 富平县北10公里凤凰山 因山
睿宗李旦 桥陵 蒲城县北15公里丰山 因山
玄宗李隆基 泰陵 蒲城县东北17.5公里金粟山 因山
肃宗李亨 建陵 礼泉县北12.5公里王床山 因山
代宗李豫 元陵 富平县北15公里檀山 因山
德宗李适 崇陵 泾阳县西北20公里嵯峨山 因山
顺宗李诵 丰陵 富平县东北17.5公里金瓮山 因山
宪宗李纯 景陵 蒲城县东北15公里金炽山 因山
穆宗李恒 光陵 蒲城县北10公里尧山 因山
敬宗李湛 庄陵 三原县北柴窑原上 堆土
文宗李昂 章陵 富平县西北10公里乳山 因山
武宗李湹 端陵 三原县北徐木原 堆土
宣宗李忱 贞陵 泾阳县西北30公里仲山 因山
壹恣宗李潅 简陵 富平县西北30公里莽金山 因山
僖宗李儇 靖陵 乾县东北10公里鸡子堆 堆土
昭陵自贞观十年首葬长孙皇后起，便开始了大规模的营建工程。至贞观二十三年埋葬唐太宗，营建工程才基本结束。除主陵墓道地宫以外，还在陵山周围建起了规模宏大的建筑群。但是，陵园的营建却长达120多年。
昭陵还没有发掘，其墓道地宫的情况现在很难全面掌握，史料对它的记载唯新旧《五代史·温韬传》及《唐会要·陵议》较译。据这些史料记载，昭陵依山凿石为元宫（墓室），从墓道至墓室山约75丈，前后安置了5道石门。墓室内富丽堂皇，不异于长安城的九重宫阙。墓道东西两厢列置着许多石函，石函内装着铁匣，匣内装着珍贵的陪葬品，传说王羲之的《兰亭集诗序》真迹和钟繇等古代著名书法家的许多墨宝都在其中。因墓道口周围山势陡峭，故而缘山凿石架有栈道，栈道绕山腰400余米，盘曲而上，直达墓道口。另外，在当年安厝长孙皇后的石洞口及接近山顶的地方，又凿石扩地，修建了房舍、游殿，供墓主人灵魂游乐，用栈道与墓道口连接，使守陵的宫女能够“供养如平常”。唐高宗时，设计昭陵建制的山陵使阎立德奏道：“谨按故事，惟有寝宫安供养奉之法，而无陵上侍卫之仪。望除栈道，固同山岳。”但高宗“呜咽不许”。长孙无忌等大臣又援引《礼经》等有关侍奉亡灵之制，重新上表请除栈道，高宗依奏，才将栈道拆除，“灵寝高悬，始与外界隔绝。”安史之乱时，杜甫逃难经过昭陵，在《重经昭陵》诗中描绘昭陵绝境道：“陵寝盘空曲，熊罴守翠微。再窥松柏路，还见五云飞。”九嵕山属石灰岩质，易被风雨剥蚀，加之经过历代的兵荒马乱，陵山上的建筑今已毁坏无遗，但游殿、最初安厝长孙皇后的石窟以及栈道遗迹仍清晰可辨。昭陵是世界上体量最大的帝王陵墓，也是世界上唯一架有栈道的帝王陵墓，在我国乃至世界帝陵建制上有着独特而崇高的地位。
据有关史料记载，昭陵陵山有垣墙围绕，墙四隅建有角楼，正中各开一门，南曰“朱雀门”，北曰“玄武门”，东曰“青龙门”，西曰“白虎门”。朱雀门遗址在陵山正南的一道嵕梁上，距陵山主峰约800米，门外有双阙台，门内有献殿遗址。玄武门在陵山正北的一道嵕梁上，距陵山主峰约600米，门外亦有双阙台，门内是北司马院。但东西两门门址、围墙及角阙遗址至今尚未发现。
献殿位于朱雀门内，背依陵山，是举行祭祀活动的场所，当年里边主要供奉太宗的灵位。现存献殿遗址范围约40米见方。殿南有门，殿内砖铺地面，残墙断垣上留有壁画痕迹。上个世界八十年代，在献殿遗址采集到一件当年安放在屋脊上的陶鸱尾，高达150厘米，底长100厘米，宽65厘米，重约150公斤。依此件的尺寸来推算，献殿当高10米左右，应该是重檐九间。由此可以想见当年献殿是多么高大雄伟。
朱雀门外阙台遗址，现存东西两阙址，间距约90米，均为夯筑，现呈圆丘形。
寝宫遗址在陵山垣墙外的西南角，呈长方形，东西约237米，南北约334米。四周尚存墙垣残迹，墙基宽3.5米。南北墙垣中央各辟一门，遥遥相对。墙垣内是一片平垣的夯土层，厚3-5米。寝宫是中国古代帝王陵寝建制中与献殿同等重要的建筑，是供墓主灵魂起居的场所，里边主要供奉墓主生前起居用品，如妆奁、衣服等，另外，可能还绘有或塑有墓主的形像。昭陵寝宫两侧和后边有许多附属建筑，供守陵官员和日常侍奉的宫女居住。昭陵寝宫遗址面积特别之大，估计史料里提及的崇圣寺也建于其内，崇圣寺里住着太宗的一些下层妃嫔，太宗死后，这些妃嫔被安排在崇圣寺里，与宫女们一同侍奉太宗亡灵。唐贞元十四年（798年），昭陵寝宫建筑群被野火焚毁，后建寝宫移至昭陵西南9公里处的瑶台寺附近，故称其为“下宫”。文献记载的昭陵下宫“去陵十八里”，应该是后建的寝宫。现在，人们通常把昭陵陵山附近的寝宫遗址称为“皇城”。
北司马院遗址，位于陵山北玄武门内。2002年8月至2003年11月，该遗址由陕西省考石研究所依法发掘，出土各类文物2000余件组。由于该遗址的发掘报告尚未发表，遵照考古界的惯例，这里不列举其主要数据。该遗址平面呈长方形，由三个台阶地组成。“昭陵六骏”高肉浮雕石屏和“十四国酋长”圆雕石刻像当年就列置在第三台阶地两侧。从唐代中期开始，历代帝王祭祀昭陵，因为去献殿的台阶路崎岖难行，便改在司马院内进行，久而久之，便在这里留下了数十通祭陵碑，人们也习惯把这里称作祭坛。
早在春秋战国之际，中国的陵墓前就习惯以栽植各种树木表示不同的等级，至秦汉，在帝陵前栽植柏树已成惯例，人们总习惯把帝陵称作“柏城”。当年的昭陵广植松柏。晚唐诗人刘沧描写昭陵秋色道：“原分山势入宫塞，地匝松阴出晚寒。”在绿树与青山掩映之中，陵山周围飞檐翘角，雕梁画栋的殿堂栉次鳞比，比屋连甍，当是何等地壮观。由于历史久远，陵谷变迁，昭陵的建筑不复存在，但昭陵独特的自然景观和浓郁的人文气息，仍使它成为文人墨客歌咏的对象。清人张鹏翮的《九嵕山》就将昭陵胜迹描绘得淋漓尽致：
黄叶秋深覆故宫，斜阳雁带落霞红；
烟笼六骏鸾歌歇，云锁九嵕树影重。
泾水波摇千里月，寒门晴卷五更风。
行人欲问昭陵迹，尽在岚浮翠涌中。
三、陵园恢宏冠古今
贞观十年底，唐太宗首葬长孙皇后于昭陵后，即于第二年二月制《九嵕山卜陵诏》，除明确规定把昭陵作为自己和皇后的陵墓外，还号召文武大臣及皇亲国戚死后陪葬昭陵，诏书中说：“又佐命功臣，义深舟楫，或定谋帷幄，或身摧行阵，同济艰危，克成鸿业。追念在昔，何日忘之！便逝者无知，咸归寂寞；若营魂有识，还如畴曩，居止相望，不亦善乎！汉氏使将相陪陵，又给以东园秘器（陪葬器物、棺椁衣服等），笃终之义，恩意深厚，古人之志，岂异我哉！自今以后，功臣密戚及德业尤著者，如有薨亡，宜赐茔地一所，给以秘器，使窀穸（埋入墓穴）时丧事无阙。所司依此营备，称朕意焉。”接着，又下发补充诏书，允许子孙从父祖而葬昭陵，即所谓“其父祖陪葬，子孙欲来从葬者，亦宜听允。”在太宗的号召下，文武大臣和皇亲国戚都以陪葬昭陵为荣，从贞观年间开始，直至开元年间，有数百位显赫人物陪葬昭陵，从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帝王陵园。《唐会要·陪陵名位》载，前后陪葬昭陵者有妃7人，王5人，公主10人，宰相13人，丞郎三品50人，功臣大将军60人，计155人。游师雄《题唐太宗昭陵图》作165人。宋敏求《长安志》作166人。此数尚未含子从父、孙从祖及宫人（下等妃嫔宫女）陪葬者。通过对整个陵园的实地考察，目前已确认昭陵有193座陪葬墓，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属夫妇合葬墓，因而，陪葬人数远远超过200人，或有300多人；陵园面积达2万余公顷，周长60公里，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大的封建帝王陵园。
昭陵陵园的布局，更有其独特之处。太宗陵寝居于陵园最北端的九嵕山主峰，190余座陪葬墓以陵山主峰为轴心，呈扇面分布在陵山两侧和正南面，犹如群星拱卫北辰一样拱卫着昭陵，恰似当年长安城的布局一样，帝王居住的大内居北，朝臣贵戚的府邸在南，象征着封建帝王至高无上的权力。
陪葬墓的排列，也体现着浓郁的封建宗法思想。大致上采用两种方式来表现陪葬者的亲疏与等级，一是用墓葬地理位置来表现，二是用墓葬规格来表现。
用墓葬地理位置表现方面，可分山上靠近陵山的近陵部分和山下平原部分。唐太宗的妃子和嫡出（皇后所生）公主都陪葬在靠近陵山的地方，享受这种礼遇的大臣墓目前发现了3座，它们分别是魏征墓、阿史那思摩（李思摩）墓和阿史那社尔墓（墓主未最终确定）。魏征墓前有一无封土（可能封土被毁）的小型墓葬，疑是附魏征墓而葬者的墓葬。魏征是贞观良相，太宗评价他“贞观以后，魏征之功”。阿史那思摩和阿史那社尔都爵郡王，是北方突厥民族入唐为官者的代表人物。庶出的公主、王子和文武大臣大多陪葬在山下平原。显然，靠近陵山的陪葬者地位尊宠，而陪葬山下者则较次之。
用墓葬规格表现方面，由高至低依次可分为五类。规格最高的自然属“因山为陵”。目前只发现魏征墓和唐太宗贵妃韦氏墓属于此类，但未号墓为陵。其次是覆斗型墓葬。顾名思义，这种墓葬封土就像一只方斗扣在地上，秦汉帝王及大臣墓葬除个别外均为此类。秦汉时，这种封土就被称为山陵，因此，它的规格也很高。目前，只发现唐太宗嫡出的长乐、城阳、新城三公主墓属此类，而它们都处在距离陵山很近的地方。再次是为冢象山型封土，即把坟墓的封土堆成连绵不断的山形或和普通圆锥形一样，却明文规定它为象山形。此型墓葬目前已发现四座，即李靖墓、李绩（徐懋功）墓、阿史那思摩墓和阿史那社尔墓。为冢象山型墓葬是唐王朝仿照西汉王朝为旌表霍去病、卫青对匈奴作战的战功而为他们营墓为冢象祁连山和庐山的故事，为功臣建造的特殊封土墓葬，所以，其规格应当较高。第四种是普通圆锥体型封土墓葬。这类墓葬在昭陵陪葬墓中占绝大多数，如尉迟敬德墓、房玄龄墓、程咬金墓等。第五种是墓而不坟型墓葬，也就是墓葬不起封土。本来这样的墓葬在中国商周时非常普遍，其规格高低在墓内反映，但在昭陵陵园，除初唐功臣高士廉葬仪特别隆重却又墓而不坟外，其他的墓而不坟型墓葬规格极低，通常为等进妃嫔和宫女采用这种坟墓形式。但要说明的是，建在山底平原的墓葬，只能以封土形式表示其规格，而不能以距昭陵主峰的远近为其规格评判标准。位于平原的墓葬，是按照建墓时间迟早排列的，建墓早的，离陵山较近，相反，则距陵山较远。目前已能够确定墓主的昭陵陪葬墓已达70座，已被发掘的昭陵陪葬墓已达40座。
四、唐太宗与《兰亭序》
唐太宗与长孙皇后合葬昭陵，元宫门虽然封闭，固同山岳，然而，被殉葬于昭陵之内的王羲之《兰亭序》真迹千余年来却为人们津津乐道，很多游客来到昭陵，总希望能多了解一些《兰亭序》真迹的情况，在这篇文章里，我们就说说唐太宗与《兰亭序》的事。
王羲之是东晋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永和九年（353年）三月三日，他和朋友谢安等41人在山阴（今浙江绍兴市）一个叫兰亭的地方，举行了一次传统的修禊（到水边嬉游采兰，以驱除不详）盛会，大家当场作诗，并请王羲之为诗集作一篇序文。王羲之乃用鼠须笔在蚕茧纸上写了一篇序，凡28行，324字，字为行书，即是著名的《兰亭宴集诗序》。这篇文章，辞藻雅瞻，历代传颂。王羲之当初所写的底稿，书法精美，有重文者，字体悉异，即是著名的《兰亭帖》，实为书法史上一件名作。但后世的人，只要不是专门从事书法研究的，总习惯把《兰亭帖》叫作《兰亭序》。这里所说的《兰亭序》，其实就是指《兰亭帖》。
《兰亭序》在陈隋以前，其名尚不甚重。据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宋桑世南《兰亭考》等著作记载，唐初，太宗酷爱二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书法，想方设法得到《兰亭序》，后来太宗崩，高宗将《兰亭序》殉葬昭陵。
千百年来，有关《兰亭序》的流传经过，数家聚讼，难有定案，这里仅参照古籍，罗列如下：
唐太宗获得《兰亭序》之前，《兰亭序》的流传经过，众说纷纭。
（1）唐刘饣束《隋唐嘉话》卷下记载，《兰亭序》原在梁朝御府。隋平陈，归晋王（即隋炀帝），和尚智果从晋王那儿借去临摹，久而不还，最后传给弟子辩才。
（2）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三载唐何延之《兰亭记》云，《兰亭序》一直保存在王家，传至王羲之第七世孙和尚智永，智永传给他的弟子辩才。
（3）宋俞松《兰亭序考》卷一引宋郑价《跋》说，隋末，《兰亭序》为五羊（今广州一带）一和尚所藏。
至于唐太宗得到《兰亭序》的事件，同样也是记载不一。
（1）《隋唐嘉话》卷下说，唐太宗得《兰亭序》在即位之前，“太宗为秦王日……使萧翊就越州求得之”。
（2）《法书要录·兰亭记》载，唐太宗得知《兰亭序》在辩才手里，乃召辩才。辩才已经衰老，推说不知真迹下落，硬是不去。后来，房玄龄想出欺骗的办法，推荐监察御史萧翼去行骗。萧翼按照房玄龄的计谋，带了几本王羲之的字帖至山阴找辩才。萧翼打扮成书生模样，借故结识了辩才，两人谈论，很是投机。一天，谈起王羲之的书法，萧翼把带来的帖子给辩才看，辩才认为法帖是真，但不是最上乘的，得意之下，从屋梁内拿出《兰亭帖》。萧翼一见《兰亭序》，接过手就纳入袖中，并把太宗的诏书给辩才看，辩才目瞪口呆，惊慌失措，宝贝从此归于唐太宗。
（3）宋钱易《南部新书》卷四载：“武德四年，欧阳询就越州访得之，始入秦王府。”
关于《兰亭序》落到唐太宗手里，出现有多少临摹品，记载更是纷纭复杂，难以一一罗列。而现在最流行的说法是，唐太宗分别让欧阳询和褚遂良摹榻临写。欧阳询临得真，遂以上石，算是正宗；褚遂良临的时候，多参己意，算作别派。后来，真迹殉葬昭陵，世间只流传临摹之本。北宋时，在定武发现了一个石刻本，称为“定武本”，摹刻较当时所见的其他刻本为精，甚为当时书家所珍惜，而唐代的摹本，也和定武石刻本并行于世。定武本由于屡经捶拓的缘故，笔锋渐秃，字形也近于板重，而临摹的墨迹本笔锋转折，比定武本更为流畅，后人揣度，便认为定武本为欧阳询所临，其他墨迹本，则统统归于褚遂良名下。
唐太宗安排萧翼赚得《兰亭序》，仿佛在当时就被文人们传为佳话，世传阎立本作《萧翼赚兰亭图卷》（现藏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即以绘画形式反映此事。该图卷绢本，着色，无款。所绘三人，右边一人为萧翼，穿圆领宽袖长袍，戴黑色幞头，坐于几上，左臂衣袖更为宽大，袖内似乎藏着《兰亭序》。左边一人为辩才，秃头，长眉，右手执拂尘，坐在滕床上，延颈而望萧翼。中间一人，是位披着法衣的老僧，但不知为何，要画上此僧。
定此卷图为“萧翼赚兰亭序故事”者是宋人吴说，他在题记中解释说：“书生意气扬扬，有自得之色，老僧张口不口去（合拢），有失意之态……非善写貌驰誉丹青者不能办也。”定此卷图为阎立本所作者是明代文征明，嘉靖十九年（1540年），他为常熟杨仪所藏此卷图在卷后作跋，根据吴题“定为阎笔无疑”。
唐太宗酷爱书法，是唐代颇有建树的书法收藏家、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唐会要·书法》载，唐太宗在位，“购求人间书，凡真行二百九十页，装为七十二卷；草二千纸，装为八十卷。每听政之暇，则临看之”。他又最推崇王羲之的书法，《唐会要·书法》还载：“贞观六年正月八日，命整治御府古今工书钟、王等真迹，得一千五百一十卷。”又载：“尝以金帛购求王羲之书迹，天下争赍古书，诣阙以献。”自得《兰亭序》后，更是喜欢得不得了，他在为《晋书·王羲之传》写《论》时，承认自己对王羲之的书法作品“心慕手追”。他还在《笔意论》中谈其临摹王书心得：“夫学书者，先须知有王右军绝妙得意处：真书《乐毅论》、行书《兰亭》、草书《十七帖》，勿令有死点画，书之道也。”
唐太宗除临古人字帖外，还向当时的书法大家虞世南学习书法。虞世南早年学书于智永，智永是王羲之七世孙，书承家法，虞世南师之，颇得其体。太宗学书于虞世南，与师法王帖成一体统。褚遂良较虞世南年轻得多，深得王氏书法真谛，又是王帖杰出的鉴赏家，虞世南死亡，太宗又虚心向褚遂良求教。
由于唐太宗勤学苦练，加之方法得当，又有名家指点，因此书法水平翘楚当世。《唐会要·书法》说：“太宗自为真草书屏风，以示君臣，笔力遒劲，为一时之绝。”房玄龄甚至认为太宗的书法超过了钟繇和张芝，此论难免有些夸大，但太宗书法水平之高，却是不争的事实。他的代表作行书书石作品《温泉铭》和《晋祠铭》凤翥龙翔，意境高古，一直流传至今，被公认是上乘的书法艺术瑰宝。
唐太宗刻苦钻研王羲之的书法艺术，在理论上也有独到的见解，他曾撰写《笔法论》、《指法论》和《笔意论》各一篇，从初学至深造角度均做了精辟的分析。强调“心正气和则契于元妙。心神不正，字则倚斜；志气不和，字则颠仆”。同时又总结出点、划、擎、竖、戈、环、波等笔法要诀。又认为“字以神为精魄”，只有“思与神会同乎自然”，才能求得化境。他还为《晋书·王羲之传》写了论，系统地总结了古代书法艺术，并着重对钟繇、王献之、萧子玄等书法名家的书法艺术进行评判，指出了他们书法作品的不足。而对王羲之，则推崇备至，评价道：“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羲之）乎！观其点曳之功，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
唐太宗对王羲之的褒扬未必公允，但是，由于他大力倡导王派书法，故在初唐产生了一场书法革命，师承王派的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脱颖而出，在书法艺术上达到了崇高的境界。
尽管《兰亭序》被太宗带进昭陵，但其艺术魅力并未归于九泉，欧、褚等名家的刻石和临摹版本，仍能让后人一睹风采。
五、徐贤妃芳魂绕山陵
在昭陵陵山主体内，除了安葬唐太宗与文德皇后外，还安葬着一位才比班姬的绝代佳人，她就是唐太宗充容（妃嫔名号）徐惠。
徐惠（627－650年），湖州长城（今浙江长兴县）人。旧史称她“生五月能言，四岁诵《论语》，八岁好属文”，虽不免夸张，却反映出她是一个聪慧绝伦的女子。她的父亲徐孝德测试她的文才，叫她依照《离骚》作《小山篇》，她援笔斯成，文曰：“仰幽岩而流盼，抚桂枝以凝想。将千龄兮遇比，荃何为兮独往。”徐孝德大惊，知道这个女子的文名难以掩没。果然，她的文章被人们争相传诵，很快盛传天下。太宗闻其才名，纳为才人。根据贞观时期太宗纳妃的惯例，徐惠被纳为才人时，大约十三四岁。
徐惠入宫后，手不释卷，遍涉经史，所作文“挥翰立成，词华绮瞻”，很得太宗欣赏，不久，升为婕妤，再迁充容，成为九嫔之一。
徐惠善作文章，诗也写得很有趣味。一次，太宗召见她，她却迟迟未到，太宗颇为不满。徐惠到后，将其纸墨未干的新诗递给太宗，太宗览罢，龙颜大悦。原来，徐惠作了一首叙述她和太宗君妃感情缱绻的五言诗：“朝来临镜台，妆罢暂徘徊。千年始一笑，一召讵（岂）能来。”这首小诗，基调欢快，表现出徐惠对自己美貌的自信和善于以“闹小别扭”来调节君妃感情的聪慧，使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位体态阿娜，不胜罗绮的艳丽宫妃，在君王面前撒娇的妩媚姿态。徐惠的诗清新活泼，《全唐诗》里收录了她五首诗作。
贞观后期，徐惠风华正茂，和太宗耳鬓厮磨，感情真挚，但是，她并不因太宗的宠爱而卖弄姿色，擅宠专爱，而是像贞观初年长孙皇后那样，在帝王的行为出现偏差时，敢于进谏，矫正时弊。贞观二十二年三月，她向太宗上了一篇疏文，使得徐惠名垂青史，芳流千古，成为人们世代缅怀的英烈奇女。
贞观二十年以后，太宗的行政明显出现偏差，一方面，滥用民力，修建了玉华等宫；另一方面，则举国动员，准备进行第二次征辽战争。尤其是后者，对贞观之治的负面影响最大。在这方面，太宗主要做了二项战略部署：一是派大将从水陆二路不断袭扰高丽，使其疲惫，伺机一举而歼；二是调名将到长江沿线州府任职，督民造船，训练水师。这样做的结果，出现了“民至卖田宅，鬻子女不能供”政治危局，在剑南道，甚至出现了民众造反的混乱局面。当时，著名谏臣魏征、刘泊等都已死去，房玄龄为首席宰相，虽世称“贞观良相”，却素无诤谏之风，好多大臣见太宗一意孤行，也都噤若寒蝉，不言不语。面对这种情况，徐惠以一个后宫弱女子，骨鲠上疏，难能可贵。
《旧唐书·徐惠传》和《全唐文》全文收录了徐惠的这篇疏文，新《唐书·徐惠传》和《资治通鉴》也都给这篇疏文一定的篇幅，可见这篇疏文深为旧史作者所重视。
在劝太宗罢辽东之役时，徐惠写道：“一夫力耕，卒无数十之获；一船致损，则倾数百之粮。是犹运有尽之农功，填无穷之巨浪，图未获之他众，丧已成之我军。”又写道：“黩武穷兵，先哲所戒。昔秦皇并吞六国，反速危亡之墓；晋武奄有三方，翻成覆败之业。岂非矜功恃大，弃德而轻邦；图利忘害，肆情而纵欲。遂使悠悠六合，虽广不救其亡；嗷嗷黎庶，因弊以成其祸。是知地广非长安之术，人劳乃易乱之源。”最后，她请求太宗：“布泽流人，矜弊恤乏。减行役之烦，增湛露之惠。”
在劝太宗罢营建之役时，徐惠首先指出太宗晚年在营建方面给国家和百姓带来的负担，她写道：“为政之本，贵在无为。窃见土木之功，不可兼遂。北阙初建，南营翠微，未曾逾时，玉华创制，虽复因山藉水，非无架筑之劳，损之又损，颇有功之费。”接着，又从理论上对太宗劳费天下予以批评，她写道：“有道之君，以逸逸人；无道之君，以乐乐身。”复写道：“夫珍玩伎巧，乃丧国之斧斤；珠玉锦绣，实迷心之酖毒。”还写道：“作法于俭，犹恐其奢；作法于奢，何以制后。”最后，她辞真意切地奉劝太宗：“伏愿抑志裁心，慎终如始。削轻过以添重德，循今是以替前非。”
徐惠的这篇疏文，充分发挥了骈体文长于辩论说理的特点，论据充分，论证有力，论点鲜明，给日益骄满的唐太宗敲响了警钟，同时也给贞观末年朝廷诤谏乏人的沉闷政治空气注入了一股活力。太宗览罢疏文，虽然未能因之改变既定对外政策，却在营建方面大有收敛。同时，对徐惠的文才大加赞赏，又以其敢于上疏匡弼时政而“优赐甚厚”。
或许是徐惠的骨鲠进谏为房玄龄树立了榜样，素无诤谏之风的房玄龄在贞观二十二年七月临终之时，突然以“东征未已，群臣莫敢谏”之故，上书切谏，请求太宗“焚陵波之船，罢应募之众”。虽然太宗仍未因之改变对外政策，但是，这两次谏诤，无疑是贞观二十二年朝廷里最著名的两次进谏事件。良妃贤相，令人起敬。
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驾崩，痴情的徐惠追思顾遇之恩，哀慕成疾。她拒绝医药，只想去陪伴太宗英灵，临终之时，告诉所亲说：“吾荷顾实深，志在早殁，魂其有灵，待侍园寝，吾之志也。”
永徽元年，徐惠病逝，年仅24岁。噩耗传出，高宗扼腕叹息。为了表彰徐惠对唐王朝的忠心和对太宗的纯贞感情，高宗特追赠徐惠为太宗贤妃（正一品），葬于昭陵主峰之石室，给予了极其隆厚的饰终之典。
六、唐太宗与武媚娘
在昭陵主峰正南面的半山腰，有一排人工凿成的石窟，窟内有壁画遗迹，窟外亦有凿山架石为栈道的遗迹，考古工作者以为这些石窟当年可能是陈列祭品的场所，或有下等妃嫔居住其中。但在当地，对这些石窟却流传着一个荒诞不经的故事，说是每到夜半时分，这些石窟里常传入一些声响，似有男女对话，若是碰得巧，会传出夫妻同房之声，男子在唤“媚娘、媚娘……”而那女子，则淫声呢喃，不能自己。所谓“媚娘”，即是武媚娘，亦即武则天。她原本是太宗的妃子，后来被太宗之子高宗纳为妃，后又晋升为皇后。民间以为，太宗对高宗纳庶母为妃大为光火，每夜召唤武氏魂魄，于窟内同宿。这样的传说，未免粗俗，但却反映了传统汉文化对高宗与庶母的结合深恶痛绝，故意编出这样的故事以发泄胸中愤懑。下面，我们不妨以正史为第一手资料，说说唐太宗与武媚娘的轶闻趣事。
武媚娘是我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皇帝，她初为太宗才人（下等妃嫔），后为高宗皇后，继而临朝称制，玩中宗、睿宗于股掌，最后易唐为周，干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千百年来，成为史家青睐和百姓喜欢的历史伟人。
武媚娘的父亲武士寻彟，是初唐功臣，武德时，曾为利州（今四川广元）都督，贞观中，累迁工部尚书、荆州都督。武媚娘的母亲杨氏，和隋朝皇室同宗，是武士彟的偏房，生武媚娘于利州，取名叫华姑。唐代有名的方伎袁天纲是益州成都人，在剑南道很有名气，他到武士彟家里做客，当时华姑还在襁褓中。袁天纲见到华姑的母亲杨氏，说：“夫人骨法，必生贵子。”乃召华姑的哥哥元庆、元爽观相，观罢，袁天纲认为他们将来都能官至三品。这时，华姑的乳母指着华姑让袁天纲观相，但她却给华姑穿上了男孩子的衣服。袁天纲看了许久，说：“此郎君子，神色爽彻，不可易知，试令行看。”当时华姑还不大会走路，乳母让她扶着床沿挪了几步，袁天纲又遥引她举目观望，大惊道：“此郎君子，龙睛凤颈，贵人之极也！”又转到华姑身侧观望，又惊道：“必若是女，实不可窥测，后当为天下之主矣！”
这个神奇的故事为两《唐书·袁天纲传》所载。两《唐书》是五代及宋人根据唐代《国史》及《实录》所写，恐怕早在唐人，撰写《国史》和《实录》的官员为了给武则天做皇帝造势，有意杜撰。现在说出，以娱读者，大可不必当真。
贞观十一年，武华姑14岁，颇有姿貌。唐太宗有个杨妃，是华姑舅门女子，大概就是杨师道的女儿，初为太宗弟弟齐王元吉妃，太宗杀元吉，纳其为妃。她见太宗自失去长孙皇后后，开始纵情声色，为了在后宫给自己找个帮手，以固恩宠，便向太宗盛赞华姑的容貌与肌肤，太宗“闻其美，召入后宫，为才人”。太宗见华姑果然长得妩媚丰腴，特意赐给她一个雅号，叫做“武媚娘”。
在唐代，才人属下等妃嫔。根据礼制，不管皇帝纳妃的等级高低，都要举行相应的礼仪，如民间的婚礼仪式，当晚，该妃一定要被皇帝“宠幸”。不过，武媚娘被太宗宠幸的程度，史书未着点墨。在野史小说中，武媚娘被渲染得娇艳无比，当是侍寝，把太宗迷得神魂颠倒，从此，专爱于一身。那么，武媚娘真的有宠于太宗吗？
武媚娘入宫时年仅14岁，而这时太宗已届不惑之年。14岁的小姑娘长得再美，毕竟少不更事，太宗恐怕很难和她有多少共同语言。而这时，太宗身边，20岁左右的妃子一大堆，无论是从心理上还是生理上，想必太宗更喜爱20岁左右的妃嫔吧。武媚娘长到20多岁，身上散发出青春的芳香，可太宗已病入膏肓，不可能从生理上照顾到更多的妃嫔。重要的是，太宗似乎从来就不喜欢武媚娘刚烈的性格，据《资治通鉴》等史料记载，太宗有一匹烈马叫狮子骢，问武媚娘怎样才能制服它。武媚娘说只须铁鞭、铁锤和匕首。马不听话，就用铁鞭抽打它的臀部，仍不能驯服，就用铁锤敲它的头，如还不听话，就用匕首割断它的喉咙。太宗只罢，倒惊出一身冷汗。通常情况下，刚烈的男子更喜欢柔弱的女子，而刚烈的女子，却易引得懦弱男子的爱慕。以太宗的英武，多半是不喜欢武媚娘的这种性格。事实也是如此，太宗晚年，非常喜爱柔弱的徐充容（妃嫔名号），二人耳鬓厮磨，建立了坚贞的爱情，以致于太宗驾崩，徐充容哀痛不已，不久病亡。反过来，武媚娘的这种外向性格，却很得软弱的李治喜欢。太宗晚年有病，时为太子的李治入宫侍疾，武媚娘外向的性格使她敢于向李治暗送秋波，李治“见而悦之”，以致于继位后，不顾众人非议，将武媚娘接入宫中，初拜昭仪，复拜宸妃，最后和辅佐大臣长孙无忌、诸遂良闹翻，立其为皇后。后来，徐懋功的孙子徐敬业在扬州举兵讨武，骆宾王在《讨武曌檄》中，更是明确攻击武媚娘勾引李治的行为：“伪临朝武氏者，人非温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陈，尝以更衣入侍。泊乎晚节，秽乱春宫。”对于当年自己和父皇的妃子偷情，李治其实是早就承认的，在立武媚娘为皇后时，他此地无银三百两地下诏为武媚娘当初勾引他辩护：“朕昔在储贰（太子），特荷先慈，常得侍从，弗离朝夕，宫过壸（音昆，指宫廷）之内，恒自饬躬，嫔嫱之间，未曾许目，圣情鉴悉，每垂赏叹，遂以武氏赐朕。”这才奇了，儿子侍奉老子，老子为表彰儿子，竟把小妾赐给儿子。其实，李治和武氏，在太宗晚年就男欢女爱，尽人皆知，高宗欲盖弥彰，倒叫人忍俊不禁。
当然，骆宾王是从政治的角度对武媚娘进行人身攻击，免不了言辞过激。但在唐代，父纳子妻，子纳父妻，弟纳兄嫂，兄纳弟媳，不足为怪。这是因为李唐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有着浓郁的北方鲜皋血统，而鲜皋在魏晋之时，尚为群婚制和收继婚制，这种婚姻制度对李唐宗室的婚姻观有着深远的影响，唐太宗也曾将弟弟元吉的杨妃纳为己妃，还把宗室李瑗的一个妃子整天带在身边，连接见大臣时都舍不得叫她离开须臾。所以，朱熹在《朱子语类》里说：“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
武媚娘为太宗才人十余年，未能升迁，也未为太宗生下一男半女，而和高宗结合后，却接连生育，这也是太宗不常宠幸她的旁证。
贞观二十二年，一次迷信的星象异常和民间传说，差点让武媚娘身首异处。这一年，太白星屡屡昼现，善观天象的史令李淳风由此推算出“女主昌”，即唐王朝将由女主来控制。偏巧这时民间又盛传一本叫《秘记》的书，云：“唐三世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对这一预言大动肝火，准备对官员中武姓之人进行清除，可是，这时期朝廷里并无武姓高官，但太宗为此经常猜测。
这年六月的一天，太宗与诸将在宫中饮宴，行酒令以助兴，并让诸将各言其小名。左武卫将军武连县武安公李君羡，时为玄武门主要将领，自言小名叫“五娘”。太宗很吃惊，但还是笑着说：“何物女子，乃尔勇健！”意思是说，你这么勇健，却取了一个女人的名字。
继而，太宗以疑惑、猜忌的心态对李君羡产生了怀疑。他暗想，李君羡是武连人，被封为武安县公，官任武卫将军，又在玄武门值班，都有一个“武”字。乳名又叫“五娘”，“五”与“武”谐音，“娘”是女称，这不正是“女主武王”吗。又想起当年自己在玄武门发动政变夺取皇权一事，吓得他冷汗直流。
不久，太宗即贬李君羡为华州刺吏。当时有一个叫员道信的人，自称通晓佛法，李君羡信佛，对员道信十分敬信，多次与他交谈。有人告发李君羡私通妖人，图谋不轨，太宗不调查，立即诛杀李君羡，籍没其家。李君羡就这样做了武媚娘的替罪羔羊。现在有个电视连续剧《至尊红颜》，敷衍李君羡是大唐宗室，在高宗时与武媚娘两心相悦，其实都是根据太宗诛杀李君羡这一事件演义而来。
李君羡被杀后，“女主武王”依然萦绕在唐太宗心头，于是他召来太史令李淳风，问：“《秘记》所云信有之乎？”李淳风回答：“臣仰稽天象，俯察历数，其人已在陛下宫中，为亲属，自今不过三十年，当王天下，杀唐子孙殆尽，其兆既成矣。”太宗说：：“疑似者尽杀之，何如？”李淳风回答：“天之所命，人不能违也。王者不死，徒多杀无辜。且自今以往三十年，其人已老，庶几颇有慈心，为祸或浅。今借使杀之，天或生壮者，肆其怨毒，恐陛下子孙，无遗类矣”。太宗这才打消了清洗的念头。李淳风已将话讲得很明白，说：“其人已在陛下宫中，为亲属”，如果太宗清洗，武媚娘在劫难逃。
同袁天纲给小华姑看相一样，这个故事也明显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今人以为，尽管这个故事为《资治通鉴》、两《唐书·李淳风传》等严肃史料记载，恐怕虚妄的成份很大。很可能是武媚娘以后滥杀唐室子孙，封建史家因之杜撰。
唐太宗与武媚娘夫妻一场，能留下这点轶闻，也算有趣。
七、昭陵祭事点滴录
唐时的昭陵，有宫人供养，官兵守卫，护陵军官的军衔为将军，还专门设立五品陵令管理。每年春二月，朝廷还派重要大臣（显庆五年以前为太常卿、少卿，五年以后，三公为正，太常卿、少卿为副）来昭陵祭祀。遇有太宗诞日、忌日，还安排大臣到昭陵侍奉太宗灵魂“起居”。仪仗蔽路，从不间断。
《唐会要·亲谒陵》载，有唐一代，高宗皇帝和玄宗皇帝曾亲谒昭陵，拜奠先帝。
永徽六年正月一日，唐高宗亲谒昭陵，规模空前，庄严肃穆。首先，“文武百官，宗室子孙”先到献殿，侍立于太宗牌位两侧。然后，高宗下辇易服，“行哭就位”，依照礼仪，捶胸顿足，号哭作拜。礼毕，又改服到位于献殿西边的“寝宫”去拜谒。高宗未到之时，往常在陵山侍奉的太宗妃嫔、以及从京城或各地赶来的太宗姐妹（长大公主）、女儿（长公主）和太宗生前的爱妃越国太妃燕氏（燕德妃）、赵国太妃杨氏（杨贵妃）、纪国太妃韦氏（韦贵妃）等就已经像侍奉太宗生前那样，侍立在寝殿神座左右。高宗进入寝殿，“哭涌绝于地”，然后到东阶，面向西“再拜”，“号哭久之”。为什么要向西“再拜”呢？原来在中国古代的礼仪中，规定有身份的人睡觉时头朝东，所谓“君之之居，寝恒东首”，寝殿是供太宗起居的宫殿，高宗朝西拜，即拜的是太宗首脑。高宗朝西拜罢，向太宗神座供奉祭品。供奉已毕，又引太尉长孙无忌、司空李勩、越王李贞（燕德妃所生）、赵王李福（杨贵妃所生）、曹王李明（杨氏生）及左屯卫大将军程咬金，再次供奉祭品。供奉已毕，高宗又在神座前拜哭献食，接着，又瞻仰太宗、长孙皇后生前衣服。瞻仰结束，又行礼拜辞，哭着走出寝宫，从寝宫建筑群围墙之北门离开。整个拜谒活动才算结束。
本来，按照高宗原来的设计，武皇后要同他一同祭奠先帝，但在来昭陵的途中，武氏生下了皇子李贤，所以没有参加祭奠仪式。高宗这次祭奠活动结束后，诏令免除了醴泉县当年的租赋，并将护陵的将军、郎将进爵一等，对陵令、丞加阶赐物，又诏令在陵侧修建佛寺。
开元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唐玄宗亲谒昭陵，规模可能较高宗亲谒昭陵为小，但即极负神秘色彩。玄宗刚到昭陵下，就隐约看到太宗立于神游殿前。当玄宗进入寝殿，“闻宫中謦颏”（说话之声），玄宗忙在寝殿外设奠，“以祭昭陵功臣将相萧禹、房玄龄等数十人，如闻其扑蹈之声。”唐玄宗这次祭奠昭陵，高力士陪伴，史载高力士见到寝殿里太宗生前所用过的梳子等物，深为太宗的节俭所感动。
高宗时，将军们远征凯旋而归，献俘仪式也常在昭陵举行。依照中国古代传统礼制，献俘通常都在太庙、太社举行，但高宗为了慰藉先帝未灭顽敌的遗憾，将献俘仪式移至昭陵。《唐会要·献俘》载，显庆三年，苏定方俘叛将阿史那贺鲁，于十一月十五日献俘于昭陵；乾封元年，李绩灭高丽擒高丽王，于十月二十一日献俘于昭陵。
在中国古代，也有向逝去的先人哭诉的传统。唐制，臣民有冤者，可到昭陵哭诉。《唐诗纪事》引李洞诗：“公道此时如不得，昭陵恸哭一生休。”后世求进不得的志士、贤才，企慕贞观之风，也常望着昭陵咏诗言志。宋陆游《遗怀》诗中就有“积愤有时歌易水，孤忠无路哭昭陵”的诗句。
唐时，昭陵陵区是严禁随便出入时，至于陵区内的一草一木，就更不得损坏。《资治通鉴》载，仪凤二年，左武卫大将军权善才、右监门中郎将范怀义误斫昭陵柏树，按律当除名。大理寺奏报高宗，高宗大怒，“特命杀之”。大理丞狄仁杰奏道：“二人罪不当死。”高宗说：“善才等斫陵柏，我不杀则为不孝。”多亏狄仁杰依法力谏，又罗列古代先贤事例，并明确表态：“臣不敢奉诏。”高宗怒气稍解，将权、范二人除名，流放岭南。
从唐代开始，历代帝王都委派官员代表朝廷祭祀昭陵。由于昭陵正南方献殿前的空地不多，加之道路崎岖，石料搬运不便，所以，历代的祭陵碑都立于北司马院内，久而久之，人们习惯把北司马院称为“祭坛”。目前，已知历代皇帝祭陵碑30余通。最早的祭陵碑是唐肃宗平定“安史之乱”后所立，碑上尚存“监察御史赐绯鱼袋臣韩云卿述并书”15字。其次是明洪武四年明太祖朱元璋派员所立的“御制祝文”碑。在30余通祭陵碑中，立碑最多的是清代康熙皇帝，至少有7通，其次是清代乾隆皇帝，至少在3通以上。在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当中，唯昭陵在其以后形成了“祭坛”，这说明，唐太宗及其昭陵，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凝聚力和感召力。
八、昭陵被盗钩陈
昭陵是否被盗，多年来一直是广大游客颇感兴趣并常常问及的问题。我们说，昭陵同很多历代帝王陵墓相仿佛，在历史上曾不幸地遭到过盗掘。记载最为清楚的莫过于新旧《五代史·温韬传》
五代后梁时，梁将温韬为耀州（治华原县，今陕西耀县）、裕州（治美原县，今陕西富平县东美原镇）节度使，掌义胜军，对关中唐陵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盗掘。《旧五代史·温韬传》载，温韬在任七年，“唐诸陵在内者悉发之，取所藏前世图书，钟（繇）王（羲之）纸墨，笔迹如新”。《新五代史·温韬传》的记载更为详细，其文云：“在镇七年，唐陵在其境内者悉发之，取其所藏金宝。而昭陵最固，韬从埏道（墓道）下，见宫室制度闳丽不异人间，中为正寝，东西厢列石床，床上石函，中为铁匣，悉藏前世图书，钟王笔迹，纸墨如新，韬悉取之，遂传人间。惟乾陵，风雨不可发。”
从这些记载来看，昭陵的确已被盗掘。不过，盗掘昭陵的温韬，也因之而命染黄泉。新旧《五代史·温韬传》均载，温韬盗掘帝陵，不得人心。他后来投降后唐，尽以所盗宝物贿赂庄宗刘皇后。大臣郭崇韬告诉庄宗：“此劫陵贼尔，罪不可赦。”庄宗碍于皇后情面，留温韬残命。明宗继位，终于将这个唐陵大盗“赐死”于家。
昭陵被盗，《宋会要》里也有记载。北宋建立后，太祖赵匡胤决定修复前代帝王陵墓，诏令州县检查历代帝王陵寝的存废情况。结果得知有28座帝王陵墓在动乱中被盗，其中关中唐十八陵中有12座被盗，它们分别是献陵、昭陵、定陵、建陵、元陵、崇陵、丰陵、章陵、端陵、贞陵、简陵和靖陵。这个结果应该是比较可信的。自从宋太祖大规模修复诸帝陵寝后，保护帝王陵寝的诏令屡见于历代帝王令典，关于再次盗掘唐陵的文字不见于史籍，故而，自五代温韬盗掘昭陵后，恐怕昭陵再也没有受到人为破坏。
但是，近些年来，不断有学者对新旧《五代史·温韬传》所载盗掘昭陵事提出质疑，从正反两方面进行论证，认为昭陵未被温韬盗掘。首先，学者们认为，温韬当时为耀、裕二州节度使，掌义胜军。在唐十八陵地区，温韬的势力范围只涉及三原、泾阳北部及富平西北而已，而乾陵所在的乾县、昭陵所在的礼泉县都是李茂贞的地盘。温韬名义上虽是李茂贞的义子，实质各怀鬼胎，温韬不可能到昭陵来作案。如果温韬真的盗掘唐陵，那也只能是其辖区的唐陵。另外，学者们认为，既然温韬盗掘了昭陵，盗出了“钟王笔迹，且遂传人间”，为什么从那时起至两宋，甚至迄今，都没有发现《兰亭序》之类“钟王笔迹”在人间流传？以钟王在书法史上的崇高地位，其“笔迹”、“纸墨”流传人间后一定会有更多的记载和临摹品，但却泥牛入海，毫无消息。因此，他们反证史书记载有误。但愿这种良好的愿望能是事实。
昭陵地宫之谜
咸阳昭陵博物馆副馆长 胡元超
昭陵还没有发掘，其地宫形制及文物现在很难全面掌握。随着昭陵文物旅游事业的蓬勃发展，人们对昭陵地宫情形进行了种种猜测，一时间，众说竞起，扑朔迷离。无容置疑，昭陵地宫之谜，只有等有朝一日对其进行科学发掘后才能破解。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对有关史料的考核，结合昭陵陪葬墓地宫形制及出土文物，对昭陵地宫形制及陪葬物品做出一些较为科学的推测。
1.墓道深长 地宫宏大
《唐会要·陵议》和新旧《五代史·温韬传》载，昭陵依山凿石为玄宫（墓室），从墓道口至墓室深约七十五丈（约230米），前后安置了5道石门。墓室内富丽堂皇，不异于长安城的九重宫阙。墓道东西两侧有许多大型壁龛，壁龛内列置石床，石床上放置大量石函，石函内装有铁匣，匣内装着无数的奇珍异宝。这样的记载应当是可信的。根据发掘的40余座昭陵陪葬墓来看，当时的墓道都是多天井斜坡土（石）洞式，墓道两侧设置有几组壁龛，壁龛内放置着陪葬器物，墓室皆为弧方形穹隆顶式，穹隆顶高约4－5米，边长4－5米。昭陵墓道地宫形制应与昭陵陪葬墓墓道地宫形制一样，不过规模要更大一些，而且应当有前后两个墓室。
2.设置栈道 独树一帜
《唐会要·陵议》载，昭陵因墓道口山势陡峭，故而沿山体分别架了两条栈道，直达玄宫门。一条起自寝宫建筑群侧后，从山体西南脚下沿山体盘曲而上，直达山体顶部正南面的玄宫门；一条起自北司马院建筑群侧后，从山体北面脚下蜿蜒而上，经山体东面再西绕，直达玄宫门。在接近陵山顶部的地方，又凿石扩地，修建了房舍游殿，供墓主人灵魂游乐，用一条石阶与墓道口连接。这些栈道的修筑，一方面是为了当初施工和安置陵寝方便，另一方面，使守陵的妃嫔宫女能够供养如平常。安史之乱时，杜甫曾两次经过昭陵，在《重经昭.陵》诗中描绘昭陵绝境道：“陵寝盘空曲，熊罴守翠微。再窥松柏路，还见五云飞。”昭陵是世界上体量最大的帝王陵墓，也是世界上惟一架有栈道的帝王陵墓，在我国乃至世界帝陵建制上有着独特而崇高的地位。
3.钟王笔迹 萃处一室
钟繇是三国魏著名的书法家，工正、隶、行、草、八分，尤长于正、隶。王羲之是东晋著名书法家，备精诸体，草、隶、正、行皆能博采众长，自成一家。特别是他于永和九年所书的《兰亭帖》，更是我国古代一件地位崇高的法帖。在我国书法史上，钟繇、王羲之各领风骚，有着难以撼动的崇高地位，东晋以后，人们推崇他们的书法，往往钟王连称。毫无疑问，他们的法帖，件件都是千年难觅的旷世奇珍。但是，这两位大家的经典法帖，却被唐太宗收罗殆尽，又将精品中的精品，带进昭陵，藏于铁匣之内。
唐太宗酷爱书法，是唐代很有建树的书法收藏家、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唐会要·书法》、《述书赋》、《书断》、《法书要录》等书载，早在武德时，唐太宗想方设法从王羲之后人那里得到《兰亭帖》，占为己有，爱不释手。还载，贞观时，太宗“购买天下著名法帖，得到真行书作品二百九十页，装为七十二卷；得到草书作品二千张，装为八十卷。每在听政闲暇之时，就临摹观赏”。他又最推崇王羲之的书法，在贞观六年正月八日，命令整理御藏的钟王真迹，装成一千五百一十卷。他临崩时，安排李治将一部分精品陪葬昭陵，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兰亭帖》。
4.虞褚力作 价值连城
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是初唐书法三大家，他们上承二王（王羲之、王献之），各有发挥，开创奠定了唐代书法风气，成为继钟王之后最有建树的书法巨匠。欧阳询和褚遂良在昭陵地表都留下了书石作品，欧书有《文德皇后碑》、《温彦博碑》，褚书有《房玄龄碑》、《裴艺碑》（存疑）等，这些书石作品，千余年来，成为人们心慕手追的艺术瑰宝。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书法名碑，在历史的长河中屡遭人为破坏，所剩文字寥寥无几。令人激动的是，虞世南和褚遂良却在昭陵地宫里留下了书丹作品，它们分别是虞世南于贞观十年撰书的《文德皇后哀册文》和褚遂良于贞观二十三年撰书的《太宗文皇帝哀册文》。相信终有一天，这两件价值连城的珍宝将会以崭新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放射出她们令人叹为观止的夺目光彩。
5.立本笔迹 有望再现
在墓葬内壁绘制壁画是我国古代丧葬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大型的唐代墓葬内壁无一例外地绘制着反映墓主生前世俗生活及宗教信仰的壁画。
阎立本是唐代最著名的绘画艺术大师，但他的作品，今天只不过留下《步辇图》和《历代帝王图》。随着人们对昭陵唐墓壁画的分析研究，认为在昭陵墓道地宫，极有可能保留有数以百幅阎立本的壁画作品。这个结论是人们对韦贵妃墓部分壁画的研究得出的。韦贵妃是唐太宗一名宠妃，乾封元年（666）陪葬昭陵。1991年，韦贵妃墓被昭陵博物馆考古工作队发掘清理，出土精美壁画数十幅，其中的《给使图》、《韦贵妃图》、《唐太宗图》等作品，笔法、布局和人物造型与阎立本《步辇图》如出一辙。专家普遍认为，这些作品极有可能出自阎立本之手。阎立本在太宗时，经常为太宗和贵臣写真画像，太宗对他的绘画作品青睐有加。专家由此推断，阎立本极有可能在昭陵墓道地宫绘制了大量的壁画。果真如此，昭陵墓道地宫无疑将成为我国最为珍贵的壁画宝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