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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文科学类书籍的读书心得体会篇1
《生活体验研究——人文科学视野中的教育学》是北美“现象学教育学”的领袖人物之一——马克斯·范梅南的经典之作。同布列钦卡的《教育科学的基本概念》一样，该书同样是一本介绍研究方法的方法论的著作，然而，却是与布列钦卡的研究思路大相径庭。范梅南介绍的是作人文科学研究的一种崭新的方法——他对阐释型的现象学研究方法提供了详尽的方法论上的解释，并且详细地介绍了如何从事现象学实践和写作。
该书反映了作者在反思传统教育学的基础上对教育学的重新审视。在传统的教育学研究中，当原初形态的“教育智慧”逐渐升华为“教育理论”，并由此构筑起体系结构相对完整的“教育学”时，教育学在对“学”的眷注中却日渐失去了对其根底——教育生活——的思考，这使得教育学的发展之路潜藏着深刻的危机。在危机意识的驱动之下，作者开始思考：如何使教育研究从对教育知识的过度眷泣中走出来;如何克服教育研究中的抽象化倾向; 如何使教育学者的目光重返现实生活世界?这本《生活体验研究——人文科学视野中的教育学》不仅对教育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更重要的是为解决问题提供了独特的研究思路。
在读了布列钦卡的《教育科学的基本概念》之后来读范梅南的这本《生活体验研究》，强烈的对比，让人有种“原来还可以这样研究的”的感慨。布列钦卡的哲学基础是分析哲学，采用的是自然科学的逻辑推理和概念分析的研究方法，对研究者的要求颇高。而范梅南的哲学基础则是现象学的，他从人文科学的角度，吸收解释现象学的许多研究成果，对教育问题进行了几乎是全新的阐释，使教育学的研究更趋多样化，使得我们对教育问题的思考越来越开阔，也越来越深刻，也更加适合普通大众进行教育学研究。
体表象又关注生活体验的本质。”首先是对生活体验的具体表象的关注。书中介绍到现象学的描述，比如萨特关于羞涩脸红的描述，详细、细腻，只有对生活中的各种现象、体验有广泛而深入细致的关注，并且，包含感情了因素，描述才有可能是如此详细、细腻的。如果对生活经验冷漠而不关心，这样的描述是不可能完成的。
其次是对生活体验本质的反思。描述只是第一步，而反思才是解释现象学的重点。“在解释现象学写作中对日常生活现象的意义进行反思是教育学研究的根本目的。”反思什么?反思“本质”。在范梅南看来，本质并不是什么抽象的深不可测的东西，本质是一种生动的实在。因此，反思的是生活经验的意义，反思在某种情境中，我们怎样做对孩子是好的。在范梅南的另外一本著作《教学机智》中，提到“教育意向”一词。他说：鉴别和区分哪些情境具有教育意向和哪些情境没有教育意向非常重要。
因此，个人觉得，我们应该具有教育敏感性。正如范梅南所说的：教育学要求我们对生活体验保持一种现象学的敏
以下是个人在读了该书以后的一些具体的想法和思考：
1，关于理论与实践。范梅南在书中极富批判性地指出，现代教育与理论研究似乎面临三个主要问题：(1)教育理论与日常教育对话的基本形式的混淆;(2)抽象化的倾向及由此引起的与儿童生活世界失去了联系;(3)难以发现生活世界的普遍教育意义。由此他说：“教育的意义与实质并不存在于枯燥的理论中，也不存在于理论的应用中。”他认为实践是第一位的，实践和理论的关系应该是实践在先，然后在实践当中进行反思，理论应该是反思实践而产生的结果。在作者看来，指向教育的人文科学的显著特征是：它的理论概念与研究工作紧密联系生活实践。
事实上，作者在著作中所表达的观点，不仅对于我们从事教育学研究具有启 发意义，而且对我们重新思考教育，重新确定教育的方向也具有重要的价值。正如作者所言，“教育不仅是一种观察行为，更重要的是它必须是一种具有教育意义的行为”。教育是内在于生活的。勿宁说，教育本身就是一种生活。儿童在教育中成长，其实也就是在亲历一种独特的生活。因此，对于任何的教育者和教育研究者而言，既要关注生活的教育意义，同时更不能忽略教育的生活意义。任何的教育活动都不可能不以知识作为自己的中介。但是，根据人文科学的观点，教育是一种生活，“生活在根本意义上是一种体验而不是知识。” “不仅知识不是体验，而且执著于知识会妨碍或延迟我们的体验”。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斯·范梅南教授在《生活体验研究》一书中提醒我们关注生活体验，告诫我们警惕教育理论中的抽象化危机，这对于我们克服教育研究中的流弊确实是一种“不失时机的忠告”。
当然，范梅南并没有完全否定“抽象化”理论的作用，我们所学习的理论知识当然不是一无是处的，而且是相当必要的。作者只是在提醒我们要警惕理论的“抽象化倾向”，强调要时刻关注生活体验。那么，如何对待理论知识，以避免抽象化的危机呢?范梅南说“质疑这些知识，提示其肤浅性、矛盾性和其他掩盖起来的特性。”因此，保持一种对理论的质疑性，对于现象学研究来说，就显得尤为重要。
2，关于关注与反思。“现象学所关注的问题总是具有双重特性：既关注生活体验的具感性。深入细致的关注生活体验，并且敏感的发现现象中隐藏的教育意义，敏感于成人与儿童相处过程发生的种种教育情境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写作、研究。
3，关于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本书的研究关注的是真实的具体的日常生活。范梅南似乎对一些固有的概念不以为然。他说：“只允许使用一种正式的论述方式，去试图用一个平淡抽象的概念和逻辑系统来捕捉人类的经验，这样只会短视而不是加深我们对生活的理解。许多社会科学所提供的知识形式都因为囿于科学理论化的条条框框和术语而变得死板，将人类生活的生动意义反而掩盖起来，最后生活自身都无法辨认出来。”他反对“概括”，甚至说“现象学所允许的唯一概括就是‘永远不要概括’!”“概括化的倾向会阻碍我们发展继续关注人类体验的独特性的理解力。”他还说“教育在终极意义上是深不可测的、不可定义的。”本书的副标题就是人文科学视野中的教育学。可见本书是用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来探讨研究的。
而概括则是自然科学的方法，比如布列钦卡试图概括出“教育”的普遍适用的概念。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两者之争也是由来已久了，并且从未有过定论。实际上，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都是科学，只不过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研究思路。自然科学强调的是数理逻辑，分析判断，而人文科学更关注人的因素，强调对人的情感的研究。两者并不对立，不能说哪种方法就是对的或错的，应该说，解决的问题不一样，适用的方法也不一样。对于普遍性的问题，宏观的理论问题，就需要像布列钦卡的那种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而像范梅南的这种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则适用于研究个别特性问题，适合研究微观现象。两者各有利弊也各有其适用。
在读完这两本关于方法论的著作之后，我想我们应该做的就是学着打开自己的思维，拓宽自己的研究思路。
关于人文科学类书籍的读书心得体会篇2
我是被该书的书名所吸引而买这本书的,因为前段时间我对哲学的思考使我对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之不同处有一定认识。本书写的比较生涩难懂，我这里只把本书最主要的意思写下来：
逻辑一词在这里用的是“心智动作的学问”的传统意义。
理性主义可以用于自然科学，但要充分理解如诗歌、语言、宗教、艺术、历史等人文科学对象，则必须摆脱唯理主义的囿锢。
人文科学有对象与我(主与客)两个端点。自然科学的对象是事物世界，而人文科学所要感知的对象并不是“事物”，而是与作为观察者的人具有同样素质的“其它人”。所以，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乃是由人构成的“人格世界”。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得势的情况下，人文科学学者借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把人文科学的对象“物化”。卡西尔提出，研究人文对象除了要考虑其“物理存在”层次和“对象表现”层次外，还必须涉及其“人格表达”的第三个层次。
若要了解一门科学之逻辑结构，必先要弄清楚，这门科学是如何地把那特殊的收蓄于普遍之下。每一概念都是“殊多中之统一性”，即都是特殊与普遍的关系。
人文科学要建立自己的概念。建立起来的概念必须具备普遍性，使特殊的事象能被收蓄于普遍概念之下。虽然这些概念并不象自然科学概念具备严格的性质及法则恒常性，但也并非只适用个别事例。人文概念的普遍性并非“存在”意义的普遍性，而是“方向”上和“使命”上的普遍与统一。
本人的理解及发挥：
人文科学对象是活动的对象，自然科学的对象是静止的。观察人文科学对象要注意其背后的缔造者。
对于人及人类社会的对象，各种理论都有一定的合理性，问题是研究者如何去综合。
对于人文、社会知识等人作为主体参与的事物，未来比此在更有价值。对未来的指向创造了真正的价值。基于主体的原因，人文、社会知识领域要引入目的概念。也许还有其它的，如关系，如视角。每一专门领域都有其特定的逻辑方法。
当我们观察人文、社会领域的事物时，除了分析它的构件，在应用时，更要研究如何统一融合这些要素。分析构件的方法可以深入了解细节，但我们是在一个干净的环境(理想状态)下分析的。这些构件却是在复杂环境下共同发挥作用的。经济学家能发现并解释别人看不到的经济现象并因此获得名誉，但预测经济却总是错就是这个原因。所以要明白我们的知识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是正确有效的，限制的因素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跳出来。
物资有价值、文化有价值、幸福有价值、林林总总，但到底谁的权重更大一点难以判断。在人文知识领域，仍需要一些具有确定性的东西来构建大厦，使自己有坚实的基础。我认为这个相对恒定的东西是信仰，价值观。一个有信仰的人，有明确价值观的人是可信赖的，面对不确定的世界时，他们有确定的对应。
高层次的复杂主体，其构建成份的环境稳定性决定了主体的稳定性，基于不稳定主体建立的任何理念、知识、概念及社会事物。都具有环境依赖性，随环境的变化而表现出不同的特性。如同多面的晶体，能反射阳光到你眼里的那一面是最耀眼的那一面。
关于人文科学类书籍的读书心得体会篇3
看到这个题目，大家可能会问，什么是人文科学呢，什么又是人文科学的对象呢?卡西尔并没有直接回答这样的问题，当然不是他想卖关子，他并不想纠缠在名词解释上，而是有更深层的考虑，那就是，人文科学的对象，乃至人类认识的对象，是因何又是何时进入哲学反思之域的呢?
卡西尔同意柏拉图的说法，认为惊异其实乃是一种哲学的激情，一切哲学思维之根本，都可溯源于这种惊异。上古的神话首先透露了人类惊异的对象，它们包括天体的运行、昼夜的交替、四季的折返等物理自然世界的规律现象，也包括风俗习惯等道德人事世界的约束力量。这两种世界的井然有序在混乱的诸现象中显得如此与众不同，令人惊叹，所以在神话中它们经常一起成为创世神的杰作。同样充满神秘的是人类创造的物质工具和智性工具，它们虽然是人类的作品，却显得不仅不能为某一个个体所企及，甚至不能为整个人类所企及，人们只有在文化神话中把它们的发明权赋予一位上帝或神灵(在中国是赋予某位圣王，神农氏、有巢氏、轩辕黄帝之类)。
通过神话和宗教，我们隐约有这种印象：“人类的文化并非是单纯地为被给予和单纯地为不言而自明的，相反地，人类文化乃是一种有待诠释的奇迹。”这种奇迹难道不是让人惊异的吗，哲学的反思要解释这种奇迹，首先要摆脱神话的解释，创立能够回答这些问题的独特的和自足的程序或“方法”。这个过渡性的步骤在希腊哲学中首度展现，象征着精神文明的重要转折点。
通过对神话解释不定多元性的批判，人们认为有所谓的存在的贯彻的统一性，而且又认为有一原因上之彻底统一性和上述的统一性相应。而纯粹的思维能够掌握这种统一性。思维的批判与重建的这项庞大工作，就其出发点和目标考察，大致可以被概括地归纳为一个基本概念——逻各斯。
逻各斯这个概念首见于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中。赫拉克利特认为，一直以来自然哲学的思辩徘徊于其中的知觉，是无法透视“事务的展现”的深向度的，只有思想(Denken)能使我们摆脱个体性的枷锁，使人类不再顺从一己之意见而能理会那普遍的与神性的。个人的见解被普遍的宇宙法则代替，人类得以摆脱神话式的梦幻世界及狭隘的感知世界之樊笼，进入醒觉状态。赫拉克利特这一想法贯穿了各个希腊哲学学派，奠定了西方哲学思维的新方向，一切对于实有之认识从此都在一定程度上要涉及“逻各斯”这一基本概念——也因此必须涉及最广意义的“逻辑”。即使后来哲学的领导地位被褫夺，人们尝试到哲学无法达到的领域去寻找所谓“普遍与神性”时，情况依然如此。
根据巴门尼德的比喻，希腊人的存在概念赫真理概念有如一个固定地静处与其自己中心点的“圆满之球体”，两者都是自我圆满和自我封闭的，不但和谐，甚是是存在真实的同一性的。基督教的二元论宣告了这一同一性的终结。基督教哲学从来不敢对天启与理性、信仰与认知、恩典国度与自然国度的对立表示否认，既然不能不能消除两极间的张力，他便倾向于在其自身之范围内运用其自身的思维工具使它们互相协调。理性和哲学既然不能自己照亮自己，于是便乞求较高一层的光源，只要它们注视这一光源，让信仰作向导的话，理性便可臻于那为它安排好的目标。信仰之原力透过恩赐的途径亦即神的“光照”为人类获得，同时决定了人类认知的内容和范围。英国中世纪神学家安塞尔姆的一句话——信仰寻找理解(意思是：基于信心，信仰者会力图运用理解，加强自己对神的认识，从而让信仰进一步巩固)——可以看作中世纪基督教哲学的缩影与箴言。
在托马斯•阿奎那的哲学中，两极的冲突似乎消弭了，文化世界似乎以稳固的宗教性为核心再度统一起来了。但这精巧的建构在数学性的自然科学重新回归时，立刻土崩瓦解了。开普勒和伽利略的研究成功地于智性与感性之间建造勒一条古代科学与古代哲学一直无法建造的桥梁。在数学知识面前，“感观世界”与“理智世界”之间的最后一度阻隔似乎也要崩溃了。事物被几何学的律则性驾奴，渗析着数的和谐，在这一普遍秩序之前，亚里士多德/经院物理学所安立的较高与较低、上面的与下面的世界的对立销声匿迹了，世界只是单单一个，正如世界之知识和宇宙数学只有一种一般。
笛卡儿的“普遍数学”概念为现代科学研究的基本构想觅得了一个彻底的哲学理据。完全自律的普遍数学世界作为秩序与尺度的世界概括并穷尽了一切知识，自此理性才可以以清楚和明晰的理念涵摄进而穿透和制服存在之全体。但存在终有一些特别的根本区别，广延之实体比邻的就是思想中之实体，物质世界服从数学思想的统辖，物质与广延性的同一确保了自然哲学与数学的同一性。广延之实体与思想之实体必须自一共同原始基础，亦即上帝的存在导生出来，笛卡儿在剖析这个原始层面士，不得不遗离其普遍数学概念，而运用中世纪存在论的概念。在这里，笛卡儿的方法一元论不得不就被实体的二元论所结束。
笛卡儿的后继者一直努力摒除这一矛盾，斯宾诺莎、莱布尼茨都抱着为泛逻辑主义和泛数学主义取得证明的信念。古典的理性主义不满足于对自然的征服，它们不承认人类精神建造的“国度中之国度”，而要将其置于与自然同样的律则性之下。数学性思维的圈套要以同样的方式笼罩物体世界和心灵世界、自然的存在和历史的存在。
维柯是第一位尖锐提出这一个问题的人：历史学是否可以如物理学和天文学一般以数学化的方式去表达，历史学是否只不过是“普遍数学”的一个特殊例子呢?维柯认为，历史知识在方法上的特色和特殊价值是在纯粹数学知识之上的，笛卡儿《思想导引规则》提到的“人类智慧”这一理想的真正至极成就应在于这一种历史知识之价值上。
就知识问题而言，维柯信奉如下最高法则：一切存在只对它自己所造出的事物能真确地理解和贯穿。人类的知识范围不能超出其创造的范围之外，自然作为上帝的构作，只能在创造它的神性理智中全相朗现。如此，数学也不能关联于它将要模仿的实在的自然对象之上，而只关联于一些思想自由投射地创造出来的观念性对象之上。
这样，人类知识便面临着一项无可避免的选择，一方面导向“实有”的领域，但这种情况下知识不能完全穿透其对象，另一方面可对对象获得一完全的体会，但它不能逾出自己的概念构作范围之外，对象的性质就是知识为它作随意界定时所赋予的性质。如果要在这两难中谋出路，必须逾越于数学知识和自然的经验知识领域之外。
人类文化之作品乃是唯一能于其自身之中把两种条件统一的，而这两种条件正是圆满的知识的基础。这些人类的文化作品不但具有概念构思性的存在，而且更具有一特定的、个别的和历史性的存在(这一存在的内在结构对于人类的精神是可臻及的和开放的，因为人类的精神正是此一存在的创造者)。神话、语言、宗教、诗歌，都是与人类知识相应的对象，维柯正是从这些对象着手缔造他的“逻辑”，于是逻辑学首度敢于突破数学和自然科学的范围，把自身的世界建构成为一人文科学的逻辑，作为语言的、诗歌的和历史的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