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思想以道论为核心内容.理解老子道论,是把握老子哲学精神的关键所在.道论,亦即今语所谓本体论.下面小编带给大家的是道字篆体书法,希望你们喜欢。
道字篆体书法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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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的道治思想《老子》一书五千余言主要是谈老子的道和道治思想。王弼在《老子指略》中说:“《老子》一书,其几乎可一言以蔽之。噫,崇本息未而已矣。”老子推崇道,认为道是一切之本,德、仁、义、礼等是末,是道的外显,是人为的规定。
老子提倡的道、德,与儒家提倡的道、德不同。儒家之道、德,是人为规定的道、德,均可独立存在,有固定的内容,可以说什么是道什么是德。而老子所谈的道、德,是本然之道、德,没有固定的内容。他认为道是事物的生成方式,德是道的外在表现。因此道、德都不可独立存在,道与物相依存,德与道相依存。
“道生万物”是说道是万物生成的方式,而不是说道是万物生成的本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41章,本文所引《老子》章句多从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甲乙本,有些字句与通行本章句不同。章节号为通行本《老子》章节,以下引文只注章节号)“道生一”是说“一”的生成方式是“道”,而不是说“一”的生成本原是“道”;同样“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生成方式都是道。道不是万物的本原,而是万物的生成方式。万物都是通过“道”而生成。道不是实有之物体,而是万物的生命轨迹。一粒小麦结出一穗小麦,其生成的本体是小麦,其生成的方式是“道”。“道生万物”是从其生成方式而言,而不是指生成本体而言。道是事物的生命轨迹,无物则无道;德是道的外在表现,只能从道而不能独立存在。
老子提倡从道,他说:“孔德之容,唯道是从。”(21章)王弼释“孔”为“空”,孔德就是老子提倡的德,没有固定内容的德。孔德的表现,是从道而行的本然表现。老子说:“道生之、畜之、长之、遂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弗有也,为而弗寺也,长而弗宰也,此之谓玄德。”(51章)帛书本无“德”字,通行本写为“道生之,德畜之”,加一“德”字,就严重歪曲了老子的思想。从道是自然之行,从德就是有意为之。老子说的贵德,是贵自然之表现。人为认定的德,不是老子提倡的“孔德”而是“玄德”。“生而弗有也,为而弗寺也,长而弗宰也。”这样的行为如果是道的自然表现,就是老子说的“孔德”;如果把这样的行为作为高尚的标准去要求人,这“德”就不是老子所说的德,而是儒家所说的“德”,老子称这样的德是“玄德”——被玷染之德,人认定的德。“玄”是染黑的丝,“素”是本色的丝。因此老子提倡见素抱朴,而反对“玄德”。
儒家之德是规定好的,老子所说的德,只是循道的自然表现,而不是人为的认定。凡认定的道德、提倡的道德,都不是老子说的道德。
帛书本《老子》在开篇说:“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也,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也,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也。上礼为之而莫之应也,则攘臂而乃之,失道矣。故失道矣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也。前识者,道之华也,而愚之首也。”(38章)
老子这段话指出了社会统治的主要手段:知治、礼治、法治、物治和道治。
知治是用规定的德、仁、义进行教化、说教。老子说:“前识者,道之华也,而愚之首也。”汉代严遵《道德真经指归》注“前识者”为“预设然也”,“前识者”就是事先设定德、仁、义,没有做就先有了标准、规定,因此谓“前识”,这“前识”就是“知”,利用前识——事先认定的德、仁、义来治理社会,就是知治。
知治是统治者制定德、仁、义进行教化、说教。知治的最初形式是德治,如三皇五帝时期,推崇的是圣人,因此中国古代才会出现典型的统治权交接形式:禅让制。“禅也,上德,授贤之谓也。”(郭店楚墓竹简《唐虞之道》)“上德”就是“尚德”,崇尚德。老子说的“上德”“上仁”“上义”就是“尚德”“尚仁”“尚义”,即崇尚德、崇尚仁、崇尚义。崇尚的德、仁、义都是人为认定的,是“前识者”,是“知”。崇尚之“德”是人为认定的良好表现;“仁”是全德之称,具备所有的道德为仁;“义”字古文写为“義”,从羊从我。“羊”表示“善”义,“我”表示自己。自己认为该做的善举就是“义”。
义是自己认为该做的,而礼是社会认为该做的。可以说义是个人私德,礼是社会公德,因此礼具有强制性。
礼是对人们日常言行的规范。因为礼规定的是如何说话、如何做事,因此需要教化;而礼又是社会认定的公则,是必需遵循的,因此又有强制性。
知治是教化的统治手段,礼治是教化加强制的统治手段,法治则是暴力强制的统治手段。
礼治和法治都是要人必需遵行的,都依靠军队、警察、监狱等国家机器进行强力统治。礼治和法治的根本区别是着眼点不同,礼制定的是人应该怎么做,“禁之于未然”,先进行教育,使人知道怎么做而照做;法制定的是人不能怎么做,“禁之于已然”,是在事情发生后进行惩罚。
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篇》)孔子这段话说的就是法治和礼治的不同。法治“齐之以刑”,是“道之以政”,主要依靠政令、武力为手段;礼治“齐之以礼”,是“道之以德”,主要依靠教化为手段。礼治是“举善而教,不能则劝(强制)”(《论语·为政》)法治则是“举恶而教,行之则惩。”
孔子重仁,孟子重义,荀子重礼,韩非重法。由重内在而重外行,由重礼而重法,由教化而进入强制,这是儒家师承的必由之路,是荀子、韩非师徒的必然之路。
“攘臂”是法治,指用暴力手段强制执行;“乃之”是物治。“乃”字形是人乳房的侧视形,是“奶”的本字,指人所必需的生活物质。“攘臂而乃之”是“棍棒加胡萝卜”的统治方法,棍棒是法治,胡萝卜是物治。
物治是采用经济手段进行社会统治。“食色性也”,对物质的追求是人的本能。物治的手段主要是采取“尚贤(宝)”“贵难得之货”“见可欲”(3章)等,激起人们追求的欲望,通过掌控这些资源而达到统治社会的目的。
王弼说老子“崇本息末”,本是道治,知治、礼治、法治、物治是末。“息”不是停止也不是取消,而是择宜而用。
老子不提倡知治,他说:“故曰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也,以其知也。故以知知邦,邦之贼也;以不知知邦,邦之德也。”(65章)“为道”就是规定德、仁、义,以“知”治民。以知治民,就限制了百姓的思想,因此说“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也,以其知也。”意思是百姓之所以难治,原因就在于用“知”治。“其知”不是说百姓智慧,而是说统治者用“知”治。
老子认为知治是人心复杂、人性变坏的根本原因。只要定出什么是真善美,也就有了假恶丑。因为在教人美的时候,实际也等于教人丑;教他善的时候,也等于在教他恶。老子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有无相生也,难易相成也,长短相形也,高下相盈也,音声相和也,先后相随也。”(2章)美丑、善恶、有无、难易、高下、先后都是比较出来的,并不是本然的状态。人经过教化后,也就无法保持本然的真善美。如果没有美善之分,也就没有丑恶。老子说:“含德之厚,比于赤子。”(55章)人类本性具备了高尚的品德,知治反而扭曲了人性。
老子为什么反对礼治为本?礼是规定的社会准则,是人必需遵守的。不管你心情如何,都要按照礼的规定来做,那么照礼做出来的可能就是虚伪的,这就不是忠信。因此老子说:“夫礼也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也。”(38章)老子认为礼的制定,使人们缺乏忠信,是社会出现乱象的原因。
法治更不足以为统治之本,老子说:“民恒且不畏死,奈何以杀惧之也?”(74章)暴力手段不是治国的根本。“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强于天下。”(30章)“夫兵者,不祥之器也。”(31章)暴力永远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
老子也反对物治为本,他认为:“不上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不乱。”(3章)蒋锡昌《老子校诂》说:“《说文》:‘贤,多财也;从贝从臤。’不尚贤,犹不尚多财;与下文‘不贵难得之货’,‘不见可欲’一律,皆指财物而言。《敦》本‘贤’做‘宝’,盖为后人旁注之字,不尚多财,则民不争。”“可欲”是指富贵、荣誉、权力等。
老子不提倡物治,因为物治使人心混乱。但他并不反对人民过丰富的物质生活,他强调“实其腹”“强其骨”(3章)“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81章)
《易·损》说:“损益盈虚,与时偕行。”知治、礼治、法治、物治各有其弊,只可择宜而用,而不可为社会统治之本。
道治是遵循自然、科学发展,“虚其心”(3章,对心灵没有太多的约束、压力)而存本然。知治、礼治、法治、物治是治末,而道治是治本。始基为本,“夫唯道,善始且善成。”(41章)道治注重始基,注重治本。
用一个词概括老子的道治思想就是“无为”,“圣人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2章)“无为”不是不为,而是为“无”而为。
“无,名万物之始也;有,名万物之母也。”(1章)“无为”就是注重万事万物之“始”而为,打好基础,抓好根本。因为“其安也,易持也;其未兆也,易谋也;其脆也,易判也;其微也,易散也。为之于其未有,治之于其未乱也。”(56章)一切从根子改变很容易,坐大则难改。“为之于其未有”就是“无为”,“治之于其未乱”就是“无为而治”。
老子对道治打了两个比方:“治人事天莫若啬”(59章)和“治大国如烹小鲜”(60章),都是指打好根基,然后任其自然发展。
老子说:“治人事天莫若啬。夫啬,是谓早服。”“啬”通“穑”,指种庄稼。“早服”就是早耕作。土壤及早耕作,深翻晒白,可以增强土壤的肥力。土壤深翻晒白、精耕细耙、重施基肥,就能长出好庄稼。注重打好地肥而让其自然成长,就是无为;而“拔苗助长”就是有为。治人就像种庄稼一样,起好犁沟是关键。
“治大国如烹小鲜”的“烹”古意是指水煮而不是煎炒,指不必翻动而不是不敢翻动。怎样才能不必翻动呢?选用合适的锅、添足适量的水,烹小鲜就不用翻动,小鲜在锅里会自然翻滚。选锅添水是打基础,就是无为,而搅动就是有为。
对社会统治来说,社会统治的根基是文化管理而不是物质管理。
老子说:“三十辐同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牗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11章)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之治也,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12章)”通行本将此段文字分为两章,如果合起来理解,更能体现老子的道治思想。这里说的“无”不是“無”,不是表示空虚。
老子说“三十辐共一毂”指造出轮子。因为有了轮子,这样才有车之用,而不是说轮子有中空,才有车之用。老子说“埏埴以为器”, “为器”而不是“为皿”,“皿”是中空的,可以盛东西。而“器”则不然,也包括了实体之物,如杵,如兵器。老子说“凿户牗”,“室之用”。并不是有了门和窗户之“无”,才有“室之用”。室之用的不是门和窗。古人多穴居,动物也穴居。动物之穴与人居之穴的不同在于人居之穴有门有窗。
车、器、室是看得见、摸得到的,是“有”,因此称“有之以为利。”五色之悦目、五音之陶醉、五味之清爽、田猎之刺激、货物之诱惑,是看不到或摸不到的存在,是“无”。“无”不能带来直接之利,却有间接之用,给人精神的享用,因此说:“无之以为用。”
墨家注重“有”,强调只有获得物质利益才是应该追求的,因此非乐;而儒家强调精神享用,因此提倡乐。老子的态度不存在褒贬,而是从治国之本末来认识。他说:“是以圣人之治也,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彼”指的是造车、造器、造室等物质之有;“此”指的五色、五味、五音、田猎、贵货等精神享用,这是看不见的存在,是“无”,是文化。圣人之治,关键是文化的治理。因为人会自觉地追求物质的丰富,而不会自觉地追求精神的高尚。
文化是社会、国家、单位之根基,无为而治就是治理好文化这一根基。一个国家有良好的文化,才能有健康的社会;一个单位有良好的文化,才能和谐、发展、永续……
道治不重政绩而重政效。政绩往往是指看得见的物质建设;政效是指看不见的文化建设。孔子的弟子问政,孔子回答说:“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论语·子路》)政绩很快就能做出来且看得见,而政效不能很快看出来,但其影响深远,意义重大。
老子崇本息末,认为社会统治应以道治为本,知治、礼治、法治、物治是治末,只可择宜而用。这是社会长治久安、长远发展的根本之举。